殷海光（1919—1969），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考取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師從金嶽霖先生。1947年任《中央日報》編輯、主筆，同時任金陵大學哲學系講師、副教授。1949－1969年在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
現在不知道李敖的人可能不多👩🏽🍼🔎，但知道李敖的老師殷海光先生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其實👨🏿🚒，這也不奇怪，殷海光未及50年的生命旅程👴🚨，前30年在大陸度過，後20年則棲身於海峽對岸👵🏿🚣🏼♂️。當他1949年離開大陸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邊緣人物，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都無甚建樹；殷海光成為風雲人物是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而此時🧑🏼💻，大陸與臺灣已然隔絕🧑🏻🦽，自然沒有機會了解當時這位風雲一時的人物了。直到80年代以後，大陸學界才通過他的學生（不是李敖，而是林毓生、張灝等人）了解到這位老師。這時距殷海光辭世已經差不多20年了。
殷海光被譽為臺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大師🧑🦼➡️，李敖稱之為“五四之後中國最後一個知識分子”🔌。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海光是筆名⛽️。五四運動爆發時，他還在他媽媽的肚子裏，在這年的12月5日，他降生在湖北省黃岡縣（今黃岡市）回龍山鎮殷家樓村。後來，殷海光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五四後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 )，正像許多後期的人物一樣，沒有機會享受五四時代人物的聲華🦆，但卻遭受著寂寞👩🏻🦼➡️、淒涼和橫逆。”作為“五四後期的人物”🏐，他夾在五四一代和下一代之間，思想的光芒被遮蔽在五四一代的陰影之中，與下一代在心靈上的溝通又因代際的關系而遭阻隔✤。“在這一時代🙅♂️，他像斷了線的風箏”，找不到一個立足的地方。但殷海光並未被時代的浪潮所打倒🚘，盡管他也失望📎、彷徨🛀，但他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希望，他掙紮著摸索自己前行的路，並希望自己的摸索能成為下一代前行的資糧。他的掙紮已經成為那個時代永遠的見證🏂🏼🏒，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
翻譯大學教材的中學生
現在我們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義。確實，殷海光已經成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象征🧎🏻➡️🦻🏻。這當然沒錯，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殷海光轉向自由主義是很晚的事情。此前，他的學術興趣完全在邏輯學上🫵🏿，盡管他在邏輯學研究上並沒有做出像他的老師金嶽霖那樣的驚人的成績。
殷海光對邏輯學的興趣源於中學時代🧘🏽♀️。由於受張申府主編的《世界思潮》的影響，殷海光醉心於西方學者的思想🙍🏽，也愛屋及烏地驚羨於邏輯的力量🤽🏽。當時，一位在意昂体育平台念書的同鄉從北平帶給他一本厚厚的邏輯書。書中彎彎曲曲的符號讓這位少年著了迷🤟🏿。這就是由金嶽霖為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學生編寫的講義《邏輯》🚝。
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受一股求知熱望的驅使🧙🏿♂️，受一種對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驅策”🤜🏿，殷海光直接致信金嶽霖，希望有更多收獲👩🏼⚕️。結果遠遠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僅回信答復了他的問題，還表示欣賞其見解，同時告訴他有哪些書可以寄來供他閱讀。這段學術史上的佳話開啟了金、殷二人以後長期的師生關系💇。
金的長者風範極大地鼓勵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他更加著迷於介紹邏輯和哲學的書籍。1935年，16歲的殷海光訂購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邏輯基本》，如獲至寶🏔，仔細讀完這本書後✡️，決心把它翻譯成中文🦵🏽。一個中學生，在幾門功課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譯一本與高中功課毫無關系的大學用書𓀝，這種舉動自是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對🧜🏿♀️。還好，他中學的老師很支持他。於是，在漫天飄雪的日子裏🧑🏿🔬，他開始了平生第一次學術上的嘗試。經過歷時半年的努力，他將這本厚達417頁的書譯成中文，並寫出15000字的“譯者引語”，於1937年由正中書局出版👱♂️。
在此之前，他還將“譯者引語”的主要內容改寫成《邏輯和邏輯學究竟是什麽》🤳🏿，由金嶽霖推薦發表於張東蓀主編的《文哲月刊》。難能可貴的是，面對各位前輩，17歲的殷海光毫無懼色，對金嶽霖、吳士棟、沈有鼎🧑🏻🦼、張東蓀等人的著述逐一進行了點評🥂。
1936年秋，高中畢業的殷海光在金嶽霖的鼓勵下北上求學。由於沒能趕上當年的入學考試，他只能住下來待來年再考🙏🏽。他所帶旅資極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嶽霖維持。但他在北平這一年的經歷對他人格的塑造有著重要意義。他每周和金嶽霖見面一次，一起吃飯💇🏿，談學問。不知不覺中，大師的風範已經深深地感染了這位剛從小縣城走出來的少年。與金嶽霖相知甚深的馮友蘭曾這樣評價金嶽霖🦶🏿：“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邏輯性強；欣賞藝術🧔🏼♂️⚒，審美感高。我認為🥋，這幾句話可以概括嵇康的風度。這幾句話對於金先生的風度也完全可以適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映。”
殷海光一生都記得他第一次和金嶽霖見面時的情景🧜🏻♀️。但是🔅，他以年少者的輕狂✌🏼🩸，談起話來滿口都是“我認為一定怎樣……”“我敢說如何……”，但金嶽霖在陳述自己的看法時總是說：“如果怎樣，那麽怎樣”，“或者……”，“可能……”*️⃣。大學者的謙遜令年少的殷海光大為感動。
在一次聚會時，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爾👨🏽🦳，“金嶽霖說要買他一本書看看，他的學生沈有鼎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 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邊聽到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大為吃驚，師生之間竟可以這樣相處！今天，當我們展讀殷海光和他的學生林毓生的書信集時，我們常常會感嘆他們師生之間率真的情感流露和亦師亦友的平等關系🌵🧝🏽♀️。殊不知🏋️♀️，這種子早在他還是一個少年時即已種下。
主筆《中央日報》
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準備報考清華哲學系的時候🐶，中日戰爭爆發了👨🏿🎤。在隆隆的炮聲中👌🏻，他的大學夢化為了泡影。金嶽霖給了他50元錢，作為返鄉的路費👾。就這樣，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後，殷海光回到了故鄉📽。次年春天♈️⚉，當獲悉意昂体育平台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昆明，合組西南聯大時，殷海光又決定前往昆明求學，繼續追隨金先生。
殷海光在西南聯大度過了7年漫長的歲月。這期間，他接觸最多的人當然還是金嶽霖👆🏿。但值得註意的是，在此後的歲月♉️❤️🔥，殷海光提及金嶽霖時更多的是老師對自己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學業上的幫助🛌🏽。其實👳♀️，這其中包含著他說不出的無奈🤵🏽♂️。殷海光終生引以為憾的便是，在這段寶貴的青年時代，他沒有能靜下心來苦做學問，守護學術理想，相反，卻因為政治上的浮動，卷入校園內種種政治活動。他曾經感慨道👩🏼🍼𓀊：“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校園內🍒𓀗，真是‘各黨各派’，‘異說爭鳴’。我當時幾乎事事反應，簡直靜不下心來苦攻學問。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是一個浮動分子。”
據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當1944年底蔣介石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時🧨，當時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為什麽會毅然投筆從戎🚵🏿♀️。不過，殷海光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結束了。抗戰勝利後，他沒有回到校園，而是來到了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重慶。1946年，都城回遷南京後，他又來到了南京🤸🏿♀️。很明顯🍼，這段時間殷海光的政治熱情壓倒了他對學術的興趣。
因為同鄉陶希聖的關系，殷海光被延攬進《中央日報》任主筆。《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殷海光能進入國民黨中央的喉舌，並任極重要的主筆一職，顯然與他當時極端的反共色彩有關🧏。但是，他在《中央日報》的工作經歷卻讓他逐漸由對國民黨的赤誠謳歌，轉換為諍友的角色。據殷海光自己的回憶，1948年底徐蚌會戰時👩🏫，他以《中央日報》主筆的身份親臨前線。由燈紅酒綠、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戰場，面對的是“赤野千裏，廬舍為墟”🪺，心動神傷之余，他開始“體認到中國的問題滿不是派系口號所喊得那麽簡單”✋，並且“開始了解黨派偏見如何有害於中國問題之適切的解決”🤘🏻📁。這時的他“對國事的態度，大為改變”。曾與他同學的傅樂成回憶道🧑🏼🦲🧑🏻🏭：“他寫的文章，對政府時做尖銳的批評，甚至對他從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辭🈹。”
反共的立場雖並未改變，但國民黨這尊政治偶像卻已破滅。尤有甚者☃️，殷海光對“第三條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在思想的煎熬中寫下《趕快收拾人心》一文，作為社論刊登在《中央日報》👨🏽🔧。文章痛陳：國家的風雨飄搖和老百姓的痛苦萬狀，國民黨特權階級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呼籲“趕快收拾人心，只有這一個機會了”！據說，此文經《大公報》轉載後，士林傳誦一時。其實，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國民黨來拷問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時並沒有完全放棄對國民黨的期望，因為就在解放軍渡江前🧑🏻🔬，殷海光隨著《中央日報》一起去了臺灣。
“臺大校園裏的一塊精神磁石”
到臺灣後，殷海光開始還滿以為國民黨經過痛定思痛💺，應該有一番新氣象、新格局，沒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陳腔爛調、遇事敷衍🪈。他自覺不能扭轉風氣🧑🏽✈️，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謂“流俗”，就是通過溜須拍馬🧕🏿，混個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良知和個性讓殷海光做不來這種下三爛的舉動👩🏻💻。於是🦠👮🏻，他決定放棄《中央日報》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
他看中了臺灣大學💆🏻♀️♟。臺灣大學的前身是1928年日據時代創辦的“臺北帝國大學”🍕，1945年臺灣光復後，改為“國立臺灣大學”。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在短短的時間裏就讓臺大氣象一新。這年8月，殷海光只身來到臺灣大學，徑直到校長室找到傅斯年⚀，欲謀求一份教職。正好學校需要一個教邏輯的教師，當下一拍即合。
剛到臺大，殷海光就一鳴驚人🙅♂️。一個學期下來🎁，他給了105個學生不及格🎈。這不僅在學生和家長中引起不小的震動，連傅斯年也給驚動了🈺🎫，當傅校長問他為什麽打分這麽嚴苛時🏌🏻♂️，殷海光振振有詞📹：“我不過分，這是照卷子給的分數”🥷🏼↪️，而且是“根據北大🏃、清華的標準”。
盡管殷海光給分數這麽嚴，但並不影響他成為臺大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殷海光的學生劉福增曾表示：“一講到三十多年來的臺大，第一個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從學術思想的內涵👐🏼、學術批評精神和風範的樹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輝，以及感動和影響青年學子思想精神和學術情趣等方面來看😽，殷海光，無疑的🏋🏿♂️，是臺大三十多年來的第一人🧏♀️。”張灝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殷先生的理想主義精神使他成為當時“臺大校園裏的一塊精神磁石”。
殷海光為什麽有這樣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銳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學子的共鳴🏈，從金嶽霖老師那裏繼承而來的為師之道對學生有親和力外🙆♂️🐡，殷海光還有一個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講。他的學生陳鼓應甚至認為，殷海光的講課，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講🧏🏼♂️。在臺大校園，殷海光是公開演講次數最多的人，每次演講都可用“轟動”♦︎，甚至“瘋狂”來形容。
據劉福增回憶，有一次♥︎，臺大的大學論壇社請他講“戀愛的分析”🧛🏿♀️。一時間🫷🏽，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連主講人都無法走進去。後來，同學只好把殷海光高抬“pass”到講臺，玻璃都擠破了幾塊。演講一開始，殷海光指著“戀愛”兩字說🦤：“這是吃葷的🔪。”又指著“分析”兩字說🆕：“這是吃素的。”接著說💁♂️：“‘戀愛’是各位所喜歡的，‘分析’是我所感興趣的。”在這個演講最後，他引了杜秋娘的詩句說：“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在演講前後，學生們像迎神一樣在教室外大放鞭炮，歡笑不已❔♻️。
加盟《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雜誌於1949年春在上海籌辦，是年11月在臺北正式創刊👆。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被舉為發行人，雷震任社長👰♀️。《自由中國》雜誌雖標榜“自由”，但其“官方”色彩極為濃厚，有人甚至將它看做國民黨在困境中試圖以新形象來爭取內外支持的宣傳刊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自由中國》和徐復觀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評論》共同構成了海外知識分子兩個最主要的發言平臺。
《自由中國》創刊號
殷海光在前往臺大教書的同時就介入了《自由中國》的籌備工作🚴🏻♂️，隨著刊物的成立，他列為編輯部成員之一。盡管在加盟《自由中國》的初期殷海光並未超越原有的黨派偏見☯️🤹♀️，仍將自己的命運和國民黨聯系在一起，所寫文章的主題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軸，但這一時期他確實開始註意自由的問題了🏇🏼。按照章清的看法💪🏻，殷海光思想立場的真正轉變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間，他通過標舉西方那些為真理而獻身的道德英雄來拷問自己，重新尋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個重要的觸媒就是他對哈耶克的“發現”🧗🏼♂️。
1953年，經早年曾從學於哈耶克的周德偉建議，殷海光讀到了哈耶克出版於1944年的《到奴役之路》。在回憶當年接觸此書的感受時，殷海光說：“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時📫，突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沖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從此👯♂️，他就和哈耶克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他讀完該書後即萌發了重操舊業翻譯該書的念頭✊🏻，希望這部著作也使臺灣大眾受到教益。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雷震的支持，於是，從該年9月起在《自由中國》上連載🙎🏿♂️。但他的翻譯“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他還寫下許多譯註，其情形與當初嚴復翻譯《天演論》頗為類似。盡管當時殷海光對哈耶克的理解相當有限，他通過評註的方式將哈耶克的思想“實證化”在某種程度上曲解了哈耶克👎🏻，但是🫃🏿，這一工作的意義是很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它有助於殷海光本人自由主義思想的養成，而且有助於為一度處於困惑中的知識分子“解蔽”，使他們能據此找到批判現實的立足點🫨。當時胡適就看到了這一點🎳：“這些議論都可以表示自由中國有一班政治的👨🏻🦼🧝🏿♀️、經濟的思想家們👳，大家都在那裏從基本上，從理論上，從哲學上，對現在國家經濟政策作一個根本的批評，以便對症下藥。”
《自由中國》同仁歡迎胡適自美國返回臺灣，在雷震住宅前合影，前排左1為殷海光
殷海光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征不僅僅是因為他介紹哈耶克，輸入了自由主義的學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體力行。盡管早在《自由中國》創刊初期殷海光就對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表示不滿，認為他們“多少是癱瘓了，是潰散了，是被洪水沖垮了”，“只剩下幾許萎縮的幽人，在那裏過度著不冷不熱、不痛不癢、不喜不憂的灰色生活”，已經無力“啟導大家🫴，扭轉乾坤🏃➡️，再造一個新時代”。
1954年底，在蔣介石的直接幹預下，雷震的國民黨黨籍被註銷🤹🏻♂️。當殷海光聽到這一消息後，曾以後學名義致信雷震：“欣聞老前輩斷尾，誠新春之一喜訊也，可祝可賀🧑🏭。從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場👨🏻🦱，為民主事業奮進不休也。”“斷尾”一詞用得絕妙，它表明殷海光已經相當自覺地要與國民黨斷絕關系⛄️，要從以前的克製忍讓轉向批判。
從1957年8月開始，《自由中國》推出了總標題為“今日的問題”的一系列社論，全面檢討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這一舉措極大地提升了雜誌的批判色彩。而在此過程中擔當大任的殷海光，也一改幾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國》的最前臺。《是什麽，就說什麽》是殷海光為這組文字所寫的“代緒論”👨🏿🚒。文章劈頭就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偏偏不能說真話。國民黨以官方為“真理的標準”，正是這一政策遮蔽了社會機體裏業已潛埋的種種危機⬇️。在文章的最後❕，他特別強調了知識分子的責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著剛健的精神積極奮鬥才開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勢💇🏿♀️，不做自由人，就得為奴隸。除了這二者以外🪿，真是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了。”
真的勇士
從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國》共計提出15個問題作為“今日的問題”。殷海光執筆的文字除了“代緒論”之外還有多篇。《我們的教育》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導致臺灣的教育“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臺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的社會’之途邁進”。
殷海光提出的這些問題都很尖銳，曾引起不小波瀾。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銳的問題則是所謂“反攻大陸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切問題的關鍵提了出來。這在當時的臺灣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因為國民黨官方言必稱“反攻大陸”，蔣介石甚至將“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常掛嘴邊。所謂“反攻”其實是國民黨合法性基礎的“護身符”，這個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發表後，在臺灣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但國民黨不幹了，官方給《自由中國》戴上提倡“反攻無望論”的大帽子👄，認為這樣的言論，影響民心士氣🧚♂️，要對《自由中國》予以停刊處分🌶🙆🏻♂️，必要時還可抓人🌀；進而說，這篇文章符合國際陰謀🧤，“是朱毛共匪所熱烈歡迎的”。其他報紙的反應也幾乎是一邊倒🛸，《聯合報》、《自立晚報》等報紙分別撰文圍攻殷海光。針對國民黨官方的詆毀，殷海光又另著一文🧑🏿⚕️❕，予以辯駁🔢🏌🏽。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漸行漸遠以致針尖對麥芒自然不能見容於國民黨。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發🕵🏿♂️，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對殷海光個人而言他不僅喪失了一個公開評論時政、正面推進自由主義思想的平臺，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案發當天，他和《自由中國》編輯部的其他成員一樣🤦🏽♀️，各自被完全隔離在家中，如同困在一個個小小的孤島🍱，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隨時被捕的準備。他沒有一起被捕✂️，多少也算“僥幸”。聶華苓聽說雷震被捕，第一反應就是問殷海光是否也給抓走✭，她在回憶當時的恐怖情景時說：“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事實上，據後來解密的“國防部”檔案，當時“雨田專案小組”（即雷震專案小組，“雨田”即“雷”）曾設計了兩種方案，在《雨田專案起訴書假作業構想之說明》（甲）中，即指明雷震與殷海光同為打擊對象。聶華苓的擔心並非多余。
“雷震案”後不久，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還設計了一個陰毒的陷阱，預先編製了一個“除三害”（即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計劃🧍♀️，買通一個人接近殷海光，利用他對當局的痛恨，引誘其下水👷🏻，待取得證據後，再以“共同謀害國家元首罪”逮捕殷海光🏝。幸虧胡學古識破其中的陰謀，殷海光才得以解脫🧔🏻♀️🫚。胡學古卻成了“替罪羊”，被判監7年。
面對專製統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險置之度外。從10月1日到16日👊🏿🤩，他接連在《民主潮》等雜誌發表了《我看雷震和新黨》🐥、《法律不會說話——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並沒有倒——給李萬居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等文，對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進行抗爭🧙🏿，肯定雷震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精神價值🍰。他這樣寫道：“雖然，我置身於這小書屋中🥺，我正神馳於古今的興亡歷史，可是我畢竟與這樣一群人處在同一時代和同一個島上。我的身體，正像一些講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之身體一樣👃🏼，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這樣地失去身體自由了🐾。想到這裏，我不禁要借《聖經》上的一句話贈給雷震先生：‘為義而受難的人🗂，有福了’”。
在整個雷震案前後，殷海光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欽佩的，章清稱“殷海光最終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謂一語中的🧖🏼♀️。追蹤殷海光一生奮鬥的歷程，不論是求學🧓🏽、從軍⚒，還是供職、教書期間📌💌，這種人格動力始終顯現🟪。那麽，是什麽使殷海光具備了這種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學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恒意義》中的回憶似乎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解答🛸：“是由於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純真的道德熱情(moral passion)。與西南聯大的五四遺風相互之融合而導致的殷先生純真的道德熱情……🧑🏭，使他不能不為自由民主而呼籲🧘🏽。”殷海光對此也甚為稱許，並認為道出其“心靈深處多年來‘緊張’之源”。林毓生認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貴人格，給了自由主義一個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為自由的維護和奮鬥終於為自由主義賦予了道德尊嚴”。這實是對殷海光人格和行為意義的最扼要公正的評價。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雷震案以後🤟，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對殷海光的控製，我們可以以一事為例。據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教授回憶🤘🏿：大約在1964年，他回到臺大，“有一次，中國文化大學邀請我去作兩次講演，講美國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第一次講演中，殷先生來了。我講完之後，殷第一個發言👳🏽，問題好像是講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其真正的立國精神何在。他說先說說他自己的觀感🕵🏽♂️，他說完之後我也再說了一些。此後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說我的第二次演講因某種原因被取消了。後來才知道👩🏿🦱，殷已無公開發言的機會💇🏽，即當局對他的壓力已經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開露面，有接觸群眾的可能性的時候🍱，就馬上予以阻止”。
事實上，在雷震案之後🚯，剛過四十的殷海光真的似乎是“不惑”了💪，歷盡滄桑的他對於現實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後，他重新回到了學術。在研究之余，他將希望寄之於青年，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個好的啟蒙人物🍯：介紹好的讀物，引導大家打定基礎𓀎，做將來高深研究的準備”，他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學說：‘我沒有學問🛠，但能使你們有學問。’”
殷海光曾說過一段很“狂”的話🫳🏼🎨：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牟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平心而論🐞，他的這番話其實是他60年代生活的真實寫照🏄🏿。
殷海光努力精進的結果就是1966年1月《中國文化的展望》的出版🎭。關於這部書的主題和內在基本結構原則🪗，殷海光有清楚的表述🥨：“這本書的主題是論列中國近百余年來的社會文化對西方文化沖擊的反應。以這一論列做基礎🧙🏿♂️，我試行導出中國社會文化今後可走的途徑👷🏽♀️。”《中國文化的展望》乃是他自己對他50年代就橫亙於胸的🧛♂️、他認為有著根本重要性問題的回答💍。
但就是這樣潛心著述🫲🏽、“形同隱居”的生活也不能見容於國民黨當局。作為《自由中國》“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經失去了在校園公開演講的自由👳🏿♂️，外出活動也常常有“尾巴”緊隨。1966年7月，甫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也被列入禁書之列。這還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臺大的教職也保不住了。在隨後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貧病交加、孤立無援的苦難之中。按韋政通的說法🎗，殷停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幾年，“面臨了與斯賓諾莎被教會除名相似的處境”🦊，多年的老友不敢來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對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認👩🏿🚀。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壯心不已的鬥誌。在給徐傳禮的信中📬，他就談到🌭🙎🏽：“自由之實現是要付出代價的。在這太陽被烏雲遮蔽的時代🧝，我之身受，正是為自由所付出的代價。也許還得再付出哩!”
在萬般無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國教書謀生。幾經周折，哈佛大學終於在1967年5月決定聘請殷海光到哈佛大學，與史華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國民黨當局豈能讓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當局也沒有讓他走🧜🏿♂️🕺🏼。不過，哈佛方面寄來的在殷海光滯臺期間的研究經費倒是幫他緩解了生活上的困難。
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兩年有余的殷海光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這天離他50歲生日還有整整3個月。臨終前👨🏼💼，殷海光的遺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代。”（談火生）
轉自 《人物》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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