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道，攝影家🏭🧡，1922年生於湖南瀏陽➜，1945年入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就讀👩🍼，師從潘光旦、費孝通，後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1949年參軍，1952年起任《新觀察》雜誌攝影記者🧜♂️。1985年當選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1987年離休，現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紀事》。
87歲高齡的張祖道走起路來疾步如飛🏃🏻♂️➡️，談起話來能不停地講上幾個小時，如果不是提前查閱資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齡的老人🧪。
張祖道做了60年的攝影師🧖🏿♂️，像他這把年紀出了名的中國攝影人↪️，往往不是專拍領袖的“紅色”攝影師，就是風光攝影師👷🏻♂️，這樣看㊗️🙅🏼♀️，他實在顯得有點“另類”🚣🏼。
張祖道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師從潘光旦、費孝通等中國社會學精英🐲◀️，陪伴潘光旦進行了土家族民族調查，五隨費孝通“重訪江村”。從學生運動到田野調查👨🏿🦰，註定了他社會學角度的紀實攝影風格👨🏼🚒👨🏽🍳。
張祖道年輕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紀實攝影”，他簡單平實的攝影風格還被不少人批評，但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攝影風轉了幾圈，他始終沒有隨大流，堅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時期開始，社會學界和攝影界對張祖道給予重新評價🎛，他的照片，不僅給潘費二人的社會學調查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圖像資料，也在中國攝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獨行的腳印。
學攝影 從西南聯大到清華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聯大的先修班，半年後入了本科👨🏻✈️。我這一生♖，什麽都是趕末班車，那一年，我正好趕上了西南聯大的最後一學期。
我在聯大的時候就產生了買相機的想法🪇🧑🏿💼，我覺得社會學系應該拍照，費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調查時自己拍了幾張照片，並不是很多。對於搞社會學的人來說，相機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決心做攝影了。
當時的相機很貴🅰️🚴🏽♀️，我不敢向家裏要錢，我在昆明時曾讓家裏寄過一次錢👮🏻♂️👉🏿，家裏賣了20多擔谷子，相當於2000斤，寄過來之後，過了一個月，物價又漲了，這些錢只夠買兩碗米線了🧚♂️，我嚇壞了，再也不敢向家裏要錢🧇。我沒有錢，但一心想著到北平一定要弄臺相機🦸。
我當時跟化學系一個姓朱的同學學沖印💿，正值 “一二·一”運動的時候👣，我看見了很多照片，有現場受傷的，治療的🤦🏽♀️，或者犧牲了的🫷🤟🏽，我們當時把宿舍燈一關當暗房沖膠卷，黑暗的房間裏一下子出現個死人的影子，給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開始碰相機是到了清華👯，確切說是“一二·一”周年紀念那天🧑🏼⚖️，我借了相機，從清華拍到北大🧜🏿♂️，又趕回來拍紀念晚會，那才算是我攝影之路的開始👩🦼➡️。
潘光旦 鋸過腿的“百科全書”
我們學生和潘光旦、費孝通先生的關系都非常好。大學二年級以後🫸🏼，我就開始上潘光旦、吳澤霖、費孝通先生的專業課程𓀝🙎🏼，學習了工業、農村、城市等各種有關社會問題的東西。師生關系很好🤽🏽，同學們在課余就常常到老師家裏去聊天。
工作之後𓀕👩🏽🏭，有了工資，我們常常在夏天的禮拜天💂🏽♀️，先到頤和園遊泳🕸，然後買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學院老師那兒“蹭飯”吃🥾，獲益很多🛏。後來費孝通找過我🦻，讓我回去做社會學，但我說不行了🌝，業務跟不上了，他們說搞攝影也行✔️，攝影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攝影搞下去了。
潘先生博學得就像百科全書，費孝通曾說，我有問題不用查書，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
潘先生小學畢業就考上了清華學堂，一路念到出國留學。上學期間潘先生因為跳高受傷🐍，右腿給鋸去一截🟥，中間耽誤了一段時間，但他最終赴美留學👮🏻♂️，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隨和，跟什麽人都處得來🌑👰♀️，我有時也在想，大概一些學者到了一定高度，對社會👩❤️👩、對人有超過一般人的看法🍜，對什麽都很寬容。他一點脾氣都沒有，還經常自嘲，他曾開玩笑說，有時候少一條腿也少一點麻煩🚋👩🏼🦱。原來，昆明時期，潘先生住在一間宿舍裏，二女兒來昆明城裏念附中♢，沒地方住🍤🧈，他看著女兒才11歲個子不太高，就讓她跟自己一人睡一頭，正好睡在他右腿鋸掉處的空當處，他還開玩笑說是綽綽有余，正好合適🦻🏽。這個故事顯示了他可愛的個性，我到現在還很難忘。
這張照片選自張祖道“江村紀事”系列攝影作品，攝於1957年5月🎸。開弦弓的婦女用腳踏龍骨水車將稻田多余的水排到河裏。從圖中可以看到開弦弓的稻田是典型的圩田。也就是在河流、湖泊周邊低窪易澇地區築堤圍出的農田👩🍼。每一圍被水分割包圍的田地稱為一圩。開弦弓村有11個圩，大小從8畝到900余畝不等。
這張照片選自張祖道“江村紀事”系列攝影作品，攝於1957年5月☃️。放學後到田間割羊草的小姑娘徐錫寶。圖中的小屋是開弦弓的“地上葬”⚪️。因為土地珍貴且地下水位特別高🤦🏽，人去世之後裝進棺材放在桑樹叢裏🫔，再在棺材上蓋一個小屋遮蔽風雨。
1949年以後🥤，中國展開了民族識別的龐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調查出一個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這個問題🚮👮🏽。1956年🌚，我作為《新觀察》的記者隨潘先生去四川東南和湖北西南十幾個縣，對土家族進行了識別調查🚴🏿🐎，這次調查後，中央就將土家族列為“單一的少數民族”🚥。我全程陪著潘先生拍照🩹，調查獨家在《新觀察》發表。
那兒的路途全是天無三日晴𓀝，地無三尺平的山區🌪💂🏻♂️，走路時，腳指頭還要勾著鉆進泥裏，手還要攀著樹幹走👩🏻🦱🈴，我們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裏🧑🏻🦲，潘先生腿腳不方便，走路都要拄著拐杖，很不容易。我們一個縣一個縣地調查🕴，尋找縣誌、族譜，組織茶話會，采訪60歲以上的老人。
潘先生主要是搞識別❓，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關，所以🔮，我會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場景，比如汲水、餵豬🖕🏻、趕場、築堤、喊號子👰🏼、抽悶煙、跳擺手舞等等。我不會刻意去拍人，但會拍廚房裏有什麽農具，碰到結婚的場面更是要大照了🚪。
調查很艱難🛴，潘先生也做下來了🚴🏻，他去了盡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體其實並不差，清華的教育一直很重視體育鍛煉⛳️，每天必須要鍛煉🦽，這也是我現在87歲了，身體還很好的原因之一，費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歲。
但是潘先生後來終於還是沒有熬過“文革”。他因為“破壞民族關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讓他勞動，一個人在菜園裏除草，他一條腿沒辦法站住，只能搬一個板凳來坐，但板凳也不讓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來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來，後來費先生拿了一個大衣，一個薄的被褥給他，但最後沒有藥可以救，他死在了費先生的懷裏🚟。
費孝通 社會學調查見證農村變化
我跟費先生做的幾次調查🪙，很幸運正好都是碰上當地劇烈轉變的時候🪜。1954年第一次和費先生去做調查是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草原，那正是當地的遊牧民族從農業轉工業🩱，遊牧轉定居的轉折時期✊🏻，在土地質量、疾病傳播上有很多變化🧔♂️。費先生寫了《話說呼倫貝爾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觀察》上獨家發表✊🏽，圖文並茂，讓雜誌的銷量增加了不少，主編很高興，認為這樣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調查很幹脆地答應我去了。
費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隨著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兩次都是重要的轉折期💀，而1957年那次給我震撼最大。
費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蘇吳江📗，兩年後他在倫敦交出了《江村經濟》，這本書成了社會學的經典之作，但他之後再也沒機會再訪這個造就他學術地位的小村💪。
當時，潘光旦等都力勸費先生再回家鄉吳江看看👩🏿🔬，1957年🏖，費先生終於“重訪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剛開始農業合作化的新貌。
在吳江，我們坐的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那種木炭車，然後再坐船來到江村。在江村做調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陽光我就抓緊拍攝，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總結到深夜，工具一個是打算盤🧤，一個是“手搖計算機”❔，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盤珠子💁🏿♂️，搖轉手柄千百次⏬，手都搖酸了。
江村當時合作化裏頭有一些問題已經發生了。本來說可以“三頓大米飯，吃到社會主義”，但是💘，1956年種的水稻還長勢良好，預期畝產700斤😥，結果一場臺風後就不行了👳🏻♂️，產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糧緊張。
費先生當時跟我說，他不提什麽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產和生活✵。因此，我還是用社會學的角度來拍江村的變化，比如合作社裏還是保留了一些優良的種蠶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兒童不上學🦾🏄🏻，背著籮筐到處割草🔠，來餵家裏圈養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邊上的空船很多🥑，沒有完全被利用起來。
這些副業的問題，費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說1936年的開弦弓依靠農副業雙收入🚶🏻♀️，日子還是過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後，農業增長了61%，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他認為問題在於副業的比例下降了，認為應該恢復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五訪江村 堅持拍攝紀實風格照片
“文革”後，我又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費先生，在1982年我們又再訪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橋梁👧🏽、房子、馬路。1957年的時候只有一個二層樓，1982年時🏌🏼，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間，1957年我們都是搖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經開工要修馬路了🛀🏻，水泥橋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橋也幸好沒去掉🔥。養蠶又有了繅絲車間了。我後來1994年再去江村的時候，那兒已經成立了現代化的繅絲工廠，不過，聽說現在那兒的絲綢業又開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時候🐕，我給大隊的幹部們看1957年我給他們拍的開弦弓的全體合影，他們都驚喜地叫了起來，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歲的小孩，現在個個都是大隊、公社的青年骨幹🧕🏻。他們驚訝的表情我也給照下來了。
我有幸隨著潘先生、費先生訪問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後五訪江村，目睹了蘇南農村的巨變，也補上了我農村、民族的兩堂社會學課🐱，我很感激這兩位老師。
我是一名攝影師，中國攝影的流變我都經歷過，先是都像我這麽拍，後來就擺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到處都是風光攝影、沙龍攝影，擺拍成風。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沒有變過，我的習慣就是踏踏實實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實實地拍紀實風格的照片，把拍攝對象真正介紹給人家𓀃，觀眾一看就知道，這是農村🩰。我拍照不是為相機服務🫱🏽，而是為觀眾服務。(金煜 郭延冰)
轉自 新京報 200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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