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萬方，1952年生於北京，是著名劇作家曹禺（1928年考入南開大學，1929年轉入意昂体育平台外國文學系）的女兒。“文化大革命”時期萬方到東北插隊🛗，後加入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任創作員，1979年轉業回北京。20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小說，同時創作舞臺劇、電影及電視劇本。主要小說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氣迷人》、《和天使一起飛》、《沒有子彈》等，主要電影作品有《日出》、《黑眼睛》，電視作品有《空鏡子》🧑🏽⚖️、《走過幸福》等。
看戲
兒時記憶最深刻的是，爸爸媽媽經常夜裏很晚才回來。我就知道他們看戲去了🤹🏽。我和妹妹趴在窗戶上，對著院子的大門——那是一個門洞，晚上關著，一片漆黑🙍🏿♀️。“吱呀”一聲門洞亮了，是街上的街燈照了進來🦹🏼♀️，以為是他們回來了🤸🏻♂️，一看不是🚵🏿♀️👩🏿🏭，一看又不是，最後終於到了很晚的時候，是他們回來了。
他們總是很興奮，等我大了才知道👨🏼🚒，如果你看了一出好戲，就會非常興奮🤸🏽♂️、激動——那是從舞臺帶回來的🫶🏻。五六歲的時候，爸爸帶我去人藝看戲，《雷雨》。我完全不明白講什麽，只記得第三幕的時候電閃雷鳴，我就嚇哭了。爸爸趕快把我抱出去✭🍮，怕影響別人。到我再大一點，他就帶我到後臺🪼🚟，去看閃電霹靂怎麽做的，那個大陽鐵板一晃，就是閃電；在芭蕉扇上綴了好多小珠子🧒🏿，搖呀搖👩🏽✈️，那聲音就跟真的雨聲一樣🚴🏻♂️。那時雖然並不懂得戲劇的內容🧑🏼🔬，但是那種舞臺的神奇和美麗，就慢慢滲入心裏了。
那時也看了一些洋戲🪔，如莫裏哀的《太太學堂》❤️🔥，還有傳統戲《蘆花記》，講的是一個後媽虐待孩子，把蘆花當棉花做棉襖，孩子凍得要命🎃。當時我哭得特別傷心，父親也不哄我🧜🏻♂️。大概是他覺得，小姑娘可以受到戲劇的感染，他心裏可能會覺得很好吧☑️。
父親
我爺爺是宣化的鎮守史👆🏼，在吳佩孚手下做官。他留過日，會做古詩🔚。父親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他母親生他的時候死了🏂🏽，繼母雖然對他很好，但他從小就覺得自己
是一個孤兒。我爺爺奶奶抽大煙，父親回家的時候，家裏是死寂的，所以他的童年是黯淡的↕️，容易感覺到哀傷。十歲的時候🧔♀️，有人在城墻上吹號👨🏻💼🤾🏼♂️，他就會流眼淚🏤。他的內心太豐富了，又不能讓外人了解。
父親是一個很和善的人，他骨子裏非常感性，對所有的人都很真誠🍆。他是純粹的藝術家的性格。他不強求孩子做什麽，也不要求孩子苦讀書。他只是去愛孩子🈶。我記得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只有一次☂️，他太生氣了🛖，把我拎起來往床上一扔👩⚕️，也就這樣了。我還小，也就四五歲的光景，就沖著父親嚷：“你打人，你共產黨員你還打人🩻！”我父親還特得意，說我那麽小就懂得反駁了。
雖然很小就知道父親是很優秀的劇作家🎅🏿👨🏽🦱，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和別人有任何不同，這可能和父親的一種灌輸有關。我是和中央戲劇學院宿舍裏的小夥伴一起長大的💠。小學的同學😄，有許多是胡同裏的孩子🤏。我們一起跳皮筋，皮筋一頭拴在海棠樹上，一頭拴在柱子上🛌🥷。父親的書房窗子開著🫳🏿，一扭頭就可以看到他。孩子的喧鬧有時影響到他，但他從來沒有生氣🏄🏿♂️。
父親是一個有福的人👩👧。他結了三次婚，他的夫人都對他很好，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
他第一個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適，就離婚了。然後和我母親結婚。我母親本名叫鄧譯生，後來父親幫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個醫生的女兒，從小身體不好，上學讀書👰🏻♀️👯♀️，畫國畫🧗🏿。吳祖光說過，我母親是最後一個大家閨秀，氣質優雅。我的小學同學說😀，你媽媽說話總是慢慢的🐝💺，輕輕的。她身體不好，總是各處疼，非常瘦，衰弱。母親在1974年“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夠了解我母親，沒有機會在她身邊照顧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現在👨🏽🔬，一直都在做同一個夢，雖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卻都是同一個👩🏼🦳，就是夢到我母親忽然不見了，我到處去找她🗣，我就一直在夢裏去找她👢。我記得我放學回家，我說，媽🥺，你給我倒一杯水🥮，可是她連水都倒不了。我現在想起來，總是很後悔很難過。我爸爸去世那麽多年⚫️，我也夢見他🦃，但是夢見都是好的♈️，因為他走的時候🦐，一直被照顧著，他走得很平靜🏒。
父親是一個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這個痛苦就是寫不出東西來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從他們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體。
“文革”之前🥇👨🏻🏭，父親代表中國作家參加了亞非作家會議👨🏼🦱。回來後“文革”就開始了🤴，他被當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裏，送到北京郊區的一個農場去勞動。他睡在大通鋪上。每個禮拜六我看著他頭上戴著白毛巾👩🏽🎨，推著自行車走進家門🥤。他曾經在首都劇場傳達室看門👮🏼，有日本外賓來了，他們因為看過父親的劇，很驚訝，居然一個著名的劇作家在看大門。後來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藝宿舍，那就沒有人可以看見了。那時父親對街上那些掃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羨慕👩🏿🔬。他覺得要是自己不識字，就可以每天安穩地回家，過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審查🪹，關起來批鬥🍎，不知道自己隨時會被抓到哪裏去。
我是一個“黑五類”的孩子💃🏼👨🏽⚕️，上學的時候連教室都不能進，不能說話，就只能坐在門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時心裏很痛苦，很不甘心，我為什麽就是一個壞蛋😶🌫️，就是比誰都不如呢👗？
北京人藝在燈市口有一個樓，大門寫著大字報，什麽“打倒曹禺反動學術權威”啦，我最怕那個紅色的大叉，真是觸目驚心🍇。從來不想路過那裏🖲，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學在一起的時候✋。
雖然“文革”後他也恢復了名譽，但生命力和創造性被摧殘了🤵🏼♀️。到了很大的歲數👨👧👧🏌️♀️，他還有一個小本🧑🎨，他時刻在記錄一些他聽到的有意思的話🦍。他還教我用活頁本來記，這樣可以分類。
他非常想寫，但是寫不出來。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比如巴金🤵🏽♂️，比如沈從文，錢鐘書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殺了🧑🧑🧒🧒。痛苦就像針一樣，紮進他們的身體🧓。
父親的弱點是，他是一個很軟弱的人。他去參加一些會，回來心情不好，很懊悔🉑，可是下一次👨💼，他還是要去🧑🏼✈️💫。在很多場合，他不能說真心話🛶，可能要說違心的話💒👭，這都加劇他的痛苦。
晚年的時候他一直看托爾斯泰書信，他說🚵🏻♂️，托爾斯泰那麽老了還出走🧏🏼🍆，我也要走的。他一直有神經官能症，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吃了安眠藥，放松了之後，他躺下來❇️，放松了，想得更多，他的腦子像一個陀螺🧑🧒。他就說，小方子，你來呀👱。他就不停地跟我講🐦，他因為寫不出東西來，心裏有多麽難受。他加倍地體味人生，反復地咀嚼痛苦，這對創作是好的，但對一個活著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寫作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就說過🛡，他的這些女兒裏面♥️，我最像他。大概我是家裏惟一寫作的人。我長得很像父親。現在年齡越來越大，就發現自己有些地方和父親越來越像，但我知道我和他是永遠都不能比的，因為他23歲就寫出了《雷雨》。渾然天成的結構，精巧的匠心，他琢磨了五年才寫出來🎾🔸，讓我真正感到了戲劇的魅力👊🏿。
我之所以後來選擇了寫東西，是因為沒有機會學別的🪧。“文革”沒有學上，下鄉，後來去當兵，如果上高中、大學，也許就會選擇別的專業。我的父親並不願意他四個女兒去搞創作，我想他認為做這一行很苦👨🏿🔬。我大姐原來是醫生，現在在美國的一個醫學實驗室👩🏿🎤；我二姐搞音樂，後來做了音樂研究；我妹妹搞的是公用衛生。我正好卡在中間，沒有趕上上大學。最後就慢慢選擇了小時候最受影響的一種職業，就是拿起筆來🧗♀️，開始寫東西。
我18歲在沈陽軍區當兵，一共當了八年。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的政委很佩服我父親👶🏻👩❤️👨，一聽我是曹禺的女兒，就收了我，做所謂的創作員。當時的所謂創作，只能寫工農兵，完全是政治行為🏋️♀️，骨子裏跟創作並不沾邊。等“文革”結束後，每個人才能夠寫自己想寫的小說。一開始就寫自己熟悉的，甚至就寫自己的情感經歷👩🏿🍼，我也是這樣，小說裏會有自己的影子。我起步比較晚🕊，等真正開始創作，已經差不多30歲了。
好像是1986年吧，我得了金雞編劇獎🤷♂️。我和父親一起改《日出》。我們一起討論，陳白露應該是什麽一種境遇或者狀況。一些搞研究理論的人🔢📂，總是要問他🍙，當時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是怎麽想的。我父親說，我現在說不清💂🏽♀️，即使回到當年的時候，我也說不清楚🙆🏻。
父親從來不講什麽理論，他把每一個人物、活生生的人，都分析得清清楚楚，他對陳白露👨🏻🦽➡️、翠喜啊，對這些女性註入無限的同情👨🏭。對所謂人性的一種探討和關註😣🏄🏻♂️，就這樣點滴積累起來🪿。他對下層的人有著一種關懷🎂，或者是悲天憫人。
在創作上，我曾經很不自信，我寫東西從來不給他看😩🚣🏿♀️，也不跟他講，都是發表了才給他看🦯。父親對我總是以鼓勵為主。1990年代初🚾，我寫《殺人》的時候，父親因為腎功能衰弱住院，已經十分虛弱。我很欣慰的是他看了這個小說，說🤏🏻：“小方子📄，你的小說我看了，你行，你還真的行👒。”就那麽幾句，我就知道🐃，他覺得我可以吃作家這碗飯。
摘自 吳虹飛著《這個世界好些了嗎》，世紀文景200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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