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人物介紹

余冠英🥤，中國古典文學專家。1906年5月16日生於江蘇揚州🤵🏻‍♀️，1995年9月2日卒於北京😳。1931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後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等校任教。1952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文學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1926年，余冠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後轉入中國文學系🙎🏼‍♀️👩‍🦽。他主修中國古典詩歌👩🏻‍🦼‍➡️，同時喜歡創作新詩🧑‍⚕️。四年級時，冠英在同學中組織了“唧唧詩社”，每作一詩，社友們都要評頭品足，在相互切磋之中體味詩之歡樂。

　　除詩之外👲🏽，冠英的小品、散文、小說也很出色。他用漢朝大將“灌嬰”之諧音為筆名，大多發表在《清華周刊》及《中國文學會刊》上。這些文章有的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的《當代散文精華》收入🤦🏿‍♂️，有的被朱自清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收入。同時代的吳組湘教授在1931年寫的《清華的文風》一文中🌦，曾高度評價了余冠英當時的作品，稱余冠英是清華的代表作家，代表了清華的文風……在抗戰的艱苦歲月中🚵‍♀️，冠英編輯影響很大的《國文月刊》到40期。

1938年5月，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改名西南聯合大學🧘🏻‍♀️，暑假後🖼，又從蒙自遷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後，帶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鐵路趕往昆明🧚🏻🦸🏽，出任聯大師範學院講師，後又擢升副教授、教授。1945年後，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李公樸、聞一多教授被害案相繼發生🫱🏽，法西斯的獨裁行徑使冠英思想受到很大震動🧑🏻‍🦼‍➡️。清華等校廣大師生多次開展反內戰、反獨裁😮‍💨、反饑餓鬥爭👨🏻‍💼，在激烈的歷史命運的抉擇中🧘‍♂️，余冠英堅決地站在了人民一邊。1948年6月18日，他與朱自清⏲👮🏽、金嶽霖👳🏿‍♂️、吳晗、陳夢家、錢偉長🥅🎭、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師長嚴正聲明，即《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簽了名。

1952年院系調整後，余冠英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兼古代文學研究組的組長🏕。1955年文研所劃歸中國科學院，余冠英成為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委員、國際筆會會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余冠英改任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兼《文學遺產》雜誌主編👩🏼‍🚒🧜🏽‍♂️。

連聲說：“改！改！改！”

1975年春天，毛澤東主席的視力有所下降，看書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書🦻🏽🏌🏼‍♀️，就是專為毛澤東印製出來的；毛澤東愛讀書，但視力不行，讀起來是很吃力的，於是想到聽，這才有了錄音錄像的工作。毛澤東喜歡看傳統戲🐃🪟，就在這年春天，各地方的傳統劇目，便陸續調到北京來，經過幾天彩排，然後進行錄像，印唱詞及加註釋，連同錄像帶一起送給中央辦公廳😡，這就是錄像組的任務。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點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黨校）二號樓🦁。過道裏傳來一陣腳步聲，打破了平日大樓的寂靜。我出門一看𓀅，是文研所的人來了🤳🏼，其中一位長者，高高的個頭，花白的頭發，白皙的臉上帶著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復旦同學沙予見到我🤵，忙過來打招呼🛒，回頭向我介紹這位長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我們文研所副所長🦝。”我向前同他握手致意，以前曾讀過他的《詩經選》、《樂府詩選》等著作🚪，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起來的除了沙予，還有曹道衡、範之麟和沈斯亨🏗，連同4月10日先期來的劉世德、王水照和陸永品🪓，共從文研所借調來八人，加入國務院文化組下屬錄音組中註釋組行列🚧。

註釋組的任務，顧名思義🉐，是為所唱詩詞作註🫏，註釋稿打印後隨錄音帶一起上送；還有一個任務是👮‍♂️，為作曲者和演唱者講解詩詞的大意和疑難詞語及典故。1975年春📠，文化組創作辦公室的陳祖美和我這個從人文社借調來的客卿，奉命遴選千首詩詞曲賦，搞出一個初選目♎️🤲🏻，並著手註釋部分樣稿🌮，4月9日停下“千首”的選註工作🙆🏻，由崇內旅館遷到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參加錄音組的註釋工作✡︎💁🏽‍♂️。連同文研所借來的八人，這個註釋組共有十人。一般情況下，先分工搞初稿，然後集體討論1️⃣，共同定稿📠。

余冠英先生是註釋組中的元老，實際上也是註釋組的顧問，不擔當初稿工作🤵🏽‍♂️，有時參加集體討論🧜🏿‍♂️🤛🏿，更多的是為大家解答平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因此，我有機會向這位我所敬重的學界尊長求教，並從此結下一段翰墨因緣👳🏼‍♂️。我在註釋中碰到難題🛍👩‍❤️‍💋‍👨，和文研所的同事一樣⏰，也向余先生請教，他總是耐心地幫助解決。他自己一時說不上來的👆🏽，便提供線索，讓我進一步查檢，從而使問題得到解答🏋️‍♀️。我不但學到了知識⁉️，也學到了治學的方法😯🏭，可以說得益匪淺。

1975年8月底✌🏻，上面下達毛主席關於《水滸》的批示，指令整理和出版《水滸》。完成《水滸》的出版以後，圖書出版有所放松⬆️，“書荒”年代已近尾聲😾，人文社可以自主地確定一些重要選題，向上面打報告🙍。選題中有《唐詩選》🤦🏻✔️，這是“文革”前擬定的，而且已有文研所選註的初稿。經報批，同意出版，於是工作重新啟動💤♠️。

《唐詩選》仍由文研所集體編寫，由余冠英先生主編🦸🏻‍♂️🧒🏼，出版社則指定我為責任編輯，這樣，我便再一次和余先生結下翰墨因緣。

那時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正年富力強🧑🏽‍🔬，跑腿的事自然該由我來幹，可是余先生有時非要親自把書稿送到我辦公室不可。我實在不忍心看他爬上四層樓👊，更令人擔心的是還要橫穿車如流水的朝內大街🍾。所以每次送他下樓🎡，我總要吩咐年輕的宋紅護他過馬路。我審讀完《唐詩選》初稿👴🏽，貼了好多浮簽，提了不少意見。我把書稿送到余先生家，笑著對先生說：“我是新到出版社的🍗，聽老同誌說，你們文研所同人文社有過協議，凡文研所的書稿👩🏼‍🔬🧚🏿，人文社不得改一個字🧑🏿‍🍳，連標點符號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規矩，提了這麽些意見✋，以為這是我的職責，至於改不改，你們看著辦🚏。如果對讀者負責，有些地方還是改一改為好🐤♑️。”余先生抽翻了我貼的浮簽，臉上露出微笑，連聲說：“改🥣🏣，改📷，改🫃🏽！”我又補充一句：“註典引文出處和古今地名，可把我弄苦了，核實這個，比我自己註⛹️，花的時間還要多。我沒看出的問題肯定還有🛑，最好讓執筆者仔細檢查一下。”他又忙說：“好，好🤘🏿，好🤦🏼‍♂️！”因為我知道余先生為人謙遜厚道🫄🏻，不會對我橫加指責🪣，所以敢於實話實說，他果然接受了，破了原來的舊規。為此👨🏽‍✈️，他還專門在文研所召集一次註釋人員會議🤵‍♀️，請何其芳🌋、張白山等老領導、老專家參加👳🏽‍♀️，研究稿子的修改問題🕵🏻。

為人準則與人為善

修改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很快就完成任務。經過排版校對📀，不久便出書了。全書共選詩人一百三十多家🦶，詩作六百三十多首🙈🧝🏿。《前言》對唐詩繁榮的原因以及唐詩的發展階段，都作了概括性的論述和評介。詩人小傳還著重分析了作者的創作傾向和藝術特點。這些都體現了選註者長年研究之所得。書一出版🧑‍🧑‍🧒，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爭先購買，在新華書店排起長龍😽，一印再印𓀀❕，印數竟然突破百萬大關。作為本書主編的余冠英先生🤏🏼🤞，其功不可磨滅。

然而，作為學者👨🏻‍🚒，余先生並沒有因主編了《唐詩選》而沾沾自喜🍁，躺在功勞簿上𓀗，而是繼續埋頭苦幹，重新修訂他的《漢魏六朝詩選》和《詩經選》，又和陳友琴、喬象鐘以及周振甫諸先生合作整理《樂府詩集》。繼《唐詩選》之後，我又當了《漢魏六朝詩選》的責任編輯，我們之間的合作更加默契了。在註釋中遇到難解的問題👩🏿‍💻，他不恥下問，要我幫他推敲推敲。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也深感其海納百川的雍容風度。這本書出版後，他在精裝本上用毛筆簽名贈送給我，還特地送到我辦公室。在一般作者看來，責任編輯自然有工作樣書🙇🏽‍♀️，無須贈送⛔，這當然也合乎情理；而余先生的簽名贈書🖐🏿，卻別有用意👞，以此表達對我的感激之情。我當編輯幾十年，責編過不少書，作者簽名贈書者很少，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余先生為人的準則就是與人為善，助人為樂。1948年元旦👅，清華中文系老師們聚集在余先生家開新年晚會🤾🏻‍♀️，朱自清先生帶頭在他家門口扭秧歌。可以看出，早年他就很有人緣，在同事中，表現出極強的親和力🦹🏻。後來在文研所也是如此🖇，人際關系很不錯🪯。余先生不只是對外人和善🙋，對家人也很和藹🧆。他夫人陳竹因女士🌍，晚年成天抱著一只小貓😹，坐在一邊💁🏿‍♀️，無所事事。我每次到他家，和她打招呼，她幾乎沒有什麽反應。余先生看到她那樣子，便對我微微一笑，我也會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卻能感知，他們夫妻間有著很深的感情🆕🧚🏻‍♂️。

器重後進

“你等一等，我給你看一樣東西。”1977年8月5日，我送稿到余先生家，他這樣和我打招呼🧜🏽。從話裏聽得出來🧥，心情有些沉重。說著，他走進裏屋👎🏿，拿出一張毛筆謄錄的詩稿遞給我👾，是《哭其芳》的一篇長詩🏋️🧑🏻‍🦯‍➡️。何其芳先生因患癌症於7月24日逝世🏊‍♀️，昨天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余先生似乎還懷著八寶山帶回的余悲。我拜讀余先生的長篇詩稿，被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詩中充滿從心底裏發出的敬愛之情。余先生是文研所副所長，是所長何其芳先生的副手，深知失去這位領導人意味著什麽👩‍🎓，所以把一切感想和感慨都傾瀉在這篇長詩裏𓀑🚅。在長期的接觸中，我發現余先生特別愛惜和看重人才，對於前輩人才是敬重🍒，對於平輩人才是推重，而對於晚輩人才則是器重🙅🏻‍♀️。每當他談起清華的師長，總是十分尊敬，佩服他們的人品和學問🤵🏻‍♀️；談起清華的同學則敘說他們的優點🥭；說到蕭滌非先生，便得意地誇耀他們的足球隊，他自己是隊員，蕭先生是前鋒👩🏻‍🎤🙇‍♂️；說到錢鐘書先生，則誇獎他讀書的用功，錢先生個頭不如他高，經常爬上梯子💁🏽‍♀️，把滿書架的書都翻遍了，而且喜歡記筆記，記了一本又一本🐆。我從未聽到他指摘別人的短處，更是從未見到他鄙薄過任何人👴🏻。

這一天余先生心情的沉重，還因為文研所將要失去一員幹將👈🏼。他說👩🏽‍🦱：“水照要走🥶。他愛人不肯從上海到北京，不能長期兩地分居👩🏻‍🦱，所以決定調到上海復旦大學。這是文研所的一個損失。文研所唐宋這一段本來就較弱，尤其是宋代，水照一走，人才就更缺了。”

余先生沉默一會兒，突然問我♕🤹🏼：“人文社能挖人嗎🚣？你到文研所來怎麽樣？”我知道余先生這話是很認真的，不是隨便說說，這倒使我為難起來🙅🏼‍♂️📽，一時答不上來，無從表態。余先生看到我有些猶豫，便接著說：“到研究所有更多的時間，要是有意從事研究工作，不妨問問你們出版社，如能過來，可以加強唐宋這一段的力量👩‍🦰。”余先生對我的器重，我從心底裏湧出了無限感激之情👎🏻，凝成兩個字：“謝謝！”

先生笑語如響鞭

此後，余先生總是把這件事掛在心上，不止一次跟我說：“要是出版社能放人，告我一聲🦗，我好叫人事部門安排。”每聽到先生這語重心長的話語⛑，我在感激之余🤚🏻，總是夾著幾分感慨。余先生之愛才🤵🏿‍♂️，尤註重於年輕一代。在同他的交談中，我經常可以感受得到他對年輕人才的器重。譬如說到韋鳳娟考研究生的成績🎫🧑🏼‍🏫，他很贊賞🧘🏿‍♀️，以為自學也可以成材🧣；又如說到王學泰背誦杜詩👳🏽‍♀️，他也很欣賞，說讀書那麽認真不容易💂🏼🛫。凡是同余先生接觸過的人，想必都會感受得到他那惜才之心。與那忌才、棄才者相較，真不可同日而語🌹，尤顯得難能可貴👡。在他看來🤳🏻，我大概也是屬於孺子可教之列，所以幾次三番動員我到文研所。然而👩🏽‍🦰，我終於沒有走成💽。

1978年，學界因毛澤東主席在給陳毅信中提到比興問題🧲，而就此展開熱烈討論。我也湊熱鬧寫了一篇《說興象——兼談賦🥹、比🍇、興》，因為余先生是《詩經》專家🧳，便將拙稿送給他審讀指點。他很認真地讀了🏃‍♀️，當我再到他家時，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就知道你能寫⛰，好啊。我本來也想寫一篇談比興的文章，看了你的文章🤸🏻🦔，我就不想寫了💸。”這話像是一記響鞭，催我奮進🤷🏼。他告訴我，已將拙稿轉交文研所刊物《文學評論》🤷‍♀️，並叮囑早點發表，後來刊登在《文學評論叢刊》創刊號上。上海文藝出版社《文藝論叢》王一綱兄到北京來，要我帶他到余先生家，向他約稿🚱，希望他寫一篇有關《詩經》的文章🗿。余先生對王說：“我要說的，東海的文章已經說了，不必寫了🙍。你找東海約稿呀。”余先生的話絕無故作謙虛的意思，也無故作姿態地誇獎後輩，在他看來🙅‍♂️，我是能寫文章的🥾，當然是高估了我，但確實是心裏話。

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正談話間，傳來某人逝世的消息🧑‍🦲，余先生臉色突然變得煞白，好長時間才鎮定下來👮🏽‍♂️，很親切地對我說：“東海啊，你要寫的東西得趕快寫，年紀大了寫不動🦓🥷🏽，老了可悲啊🤝！”而今，我也老啦🍊，耳邊經常響起余先生的這句話♡：“老了可悲🤕！”

摘自林東海著《師友風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