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於光遠，經濟學家。中科院院士。教授🚵‍♀️。

上海人。1915年生👩‍👦‍👦，上海人。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學轉入意昂体育平台，1936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64年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以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等職🐵😗。於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著有《關於規律客觀性質的幾個問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個應該研究的重要問題》、《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論社會科學研究》、《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論地區發展戰略》🕺🏼、《中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選編》等🚺。

《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後》

於光遠著，中央編譯出版社

鮮為人知的中央工作會議

　　應該說🧛🏿‍♂️，目前記載中國改革的著述，大都濃墨重彩記述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領會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及歷史意義：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而對於三中全會之前的準備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卻著墨很少。

於光遠則在書中向我們披露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與三中全會的關系、背景和始末🙋🏻‍♂️：

在這個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那個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

　　我有一個看法，那就是：雖然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系，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得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委員會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因此我們今天使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說法。但是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改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單也已經準備好了👐🏼，在中央工作會議到會者中取得共識。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會🧑🏽‍🍼，而且在十一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資格出席中央委員會全會的45.4％的人🔼，也參加了這個會📚。加上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有中央軍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中央直屬機關、各中央國家機關、各軍委直屬機關🧗、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許多重要問題在這樣一個範圍內取得共識👩🏼‍🚀，也就意味著整個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把原先沒有通知到會的中委、候補中委通知到會🍞🦸🏼‍♀️，就成了中央全會了🏇。

　　這兩個會議，三中全會開得很短，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長♻️，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為三中全會的7倍💬。但是三中全會是正式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只是起為三中全會作好充分準備的作用。既然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準備好了，我們就一定要充分重視中央工作會議的作用。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

　　召開這個會議的歷史背景我當時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把他們從黨和國家的統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來。除去這一群禍國殃民的邪惡分子𓀛，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生打開了道路，這是舉國上下高興的事。……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線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擊，在討論中遇到了頗為頑固的抵抗🤹。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張，需要開展一次討論🤽🏻‍♂️，讓各種思想、各種主張碰撞較量🏈，才能求得一個解決🧑‍🔧。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高興地得知有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這個會議的通知🍑↗️。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還身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兼黨委書記、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兼黨委書記等職務。然而，對這樣一位當時聲名顯赫的大人物“指名道姓”地批評🙋🏿‍♂️，不啻“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本來是一件該做的事🫁，但還是應該承認他立了大功。沒有他的積極參與🚍🎹，不動用歸他直接指揮的八三四一部隊，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事就辦不成。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製，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出來領導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的確確非常錯誤，態度上非常不好😌。在堅持“兩個凡是”的事情上他起著大後臺的作用——本人出面說了許多不像樣子的話，又是其他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後臺老板🤿。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中央工作會議）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到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在看簡報上的報道時，我們總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賜的👷🏼，只有自己來采取積極行動🌄。而且汪東興就在這個會上🎅🏿，他雖然不到我們的分組會上來，但我們的批評他會從簡報上看得到⚂🧑🏼‍💼。如果他認為我們的批評與事實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處🫶🌬，他可以聲明。如果他認為我們講的道理不對✭，他也可以反駁👰‍♂️，雙方可以進行討論爭論。我們有民主的權利🏋🏼，他是黨中央的副主席，當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權利。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覺得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知道😌，我們想做的事是在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會議上直截了當地批評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這樣的事在黨章上是完全允許的👨🏼‍✈️🤾🏽，一個黨員看到黨內不論什麽人有重大的錯誤和缺點😍🤟🏼，本來就有責任去進行嚴厲的批評。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批評是看準之後才采取的行動👨🏼‍🎤，不是沒有看準就幹的莽撞行為，而且可以收到積極的效果🎹。但是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反復考慮🧐。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開第一炮。江一真是我們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人。江一真在他的發言中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度。江一真發言後，在西北組，我和楊西光做了聯合發言🧶，與江一真的發言相呼應(這個發言由楊西光主講)🤽‍♀️🧑🏿‍🦳。在發言中我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後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以後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誌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

　　總之，整個會議的進程中🧙🏻‍♂️，沒有發生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批評這樣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責的事情🧝🏼‍♀️🧖。這表明這次會議的確做到了充分發揚民主，使我們原先的顧慮成為多余的了🧑🏻‍🦳。

　　與胡耀邦同誌的一段珍貴交往

　　應該說🔇，一部近20萬字的著作，《附記》所占成分比重不大。然而，本書所收入的附記卻頗有含金量。從《一個材料和一個考證》、《一份鄧小平手稿的發現》到《我與胡耀邦的一段交往》💇🏼‍♂️，都會使讀者獲益匪淺。

　　在《我與胡耀邦的一段交往》中😣，於光遠記錄了他與胡耀邦同誌的一段珍貴經歷。

　　我和耀邦認識得很早，在延安時就見過面。但成為朋友是從1975年我們一起在小平同誌領導下反對“四人幫”，後來又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一起挨批受整開始的🎶。

　　1976年9月🕵🏽‍♀️，“批鄧”正處在緊張階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這個運動暫時中斷🎬。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於防震，我們這些挨整的人卻因此喘了一口氣🌓。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去富強胡同六號耀邦家串門🛄💜，看到他在家中讀書的情況，對他的好學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對他那時讀書的環境做一些描繪。他沒有在自己的院子裏搭防震棚♦︎，但並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很堅實的木頭做了一個像雙層床那樣的東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磚瓦檀柱直接壓在身上。這樣辦公室也就臨時成了臥室。而他就在這樣一間房子臨窗的一張大辦公桌旁邊學習🌈。桌上有摞著的書，同時也總有打開著的正在閱讀的書🕛。

　　我去他家，倆人免不了要發泄一通對“批鄧”的不滿。那時不知道為什麽根本沒有想到在我們的身旁裝有竊聽器的可能性🎊，講話毫無顧忌，幸而也的確沒有產生什麽嚴重的後果📩。不過這樣的話說不幾句也就完了🚸，見面談話後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論問題上去了。

　　記得第一次去他那個房間🚣🏽‍♀️，桌上擺著一本劉瀟然翻譯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第三分冊。耀邦主持起草《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提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這個論點所根據的就是這本書📙。不過起草那個文件的事情早已成為過去🤾💂🏼‍♀️。“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早就把這個《匯報提綱》定性為“一株大毒草”。我問耀邦：“你怎麽還在看這本書?”他說在“批鄧”中科學院有人說他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作為馬克思的一個論點介紹出來，是歪曲了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細看一遍。說罷就問我的看法。這本書我也是研究過的🦸🏼‍♂️。於是我們兩個人把書中直接有關論述找了出來。我記得主要有這樣幾條：

　　——“知識的技巧的積累，社會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產力”；

　　——“生產力裏面當然包括科學在內”🥤；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的社會知識、學問已經在多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

　　——“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

當然還有別的。我們一起研究了這本書之後🤰🧗🏼‍♀️，認為書中馬克思雖然沒有寫“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可是明顯地講了那樣的意思🩺🔇，說我們歪曲了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討論中我看到耀邦對馬克思的這本書看得很細，也理解得很清楚。

1977年2月7日，經華國鋒批準🔁🏕，《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提出批評🦹🏼，開了全黨解放思想的先聲。圖為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信（部分手跡）。

　　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我還是想說，中央工作會議對經濟領域改革討論的深度和廣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領域來說相對地是不那麽充分的。同時我也還想說，它結束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階段——即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生活窮困的局面，進入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階段。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即召開的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我深切地體會到這兩個會議是倡導改革的會議。

　　在倡導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廣最深的還是鄧小平。

　　鄧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話之外，在傳達下來的在常委聽取各召集人的匯報會上🧑🏼‍🔬，在準備大會閉幕會講話稿過程中同我們的談話🦞，以及在其他場合，他還談了不少🤹🏻‍♀️。他口頭講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開。他對我國經濟體製現實中的弊端和如何進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確、尖銳的程度我感到比當時別的同誌高出一大截。

　　他在為閉幕會上的講話做準備時對我們說：“我們的製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講敢做，不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經濟方面🦹🏼‍♀️🙅🏿‍♀️。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要鼓勵人們敢於創新，千方百計……現在是幹得好與幹得不好一樣🤘🏿，甚至不僅一樣🚰，對幹得好的還要打擊🧛🏿‍♂️。幹得不怎麽樣的人而且還得全票，因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覺得可以過得去𓀌。我國的政府製度是這樣🤡，黨內製度也這樣，因而怪現象發生。”

　　鄧小平這一段話是在要我們考慮“思想僵化產生的原因”時說的。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說𓀐，企業實行責任製，通過責任製，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對職工要求應該很嚴格，搞得不好該打屁股💇🎦。接著他說🧝🏻，不應該只打屁股🏈🚺，而且更要註意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要到具體的人——具體的集體和個人，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還舉新加坡、日本為例說💵🐗，那兒“有的工廠給工人獎半年工資，買輛汽車🧝🏻‍♂️，三個月工資可以買輛舊汽車”。還說那兒生產秩序非常好。

　　我們國家工廠裏經常推行這種競賽那種競賽，鄧小平針對這個情況說🧙🏿‍♀️👨🏻‍🦼‍➡️：“競賽”這個詞要推敲。在我們這裏常搞些形式主義。評比🔰、請客吃飯、參觀、弄虛作假👩🏻‍💼。鄧小平的市場觀念強🧆。那時流行的那一套計劃經濟的競賽📡，他表示不滿。他說真的競賽☂️，看結果，看市場。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要同經濟利益聯系起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多次講要用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他主張搞得好的得的多，不僅職工👮🏼‍♀️，領導幹部也這樣🤱🏿，不但有精神鼓勵🛴，還應該多得，先富起來。他認為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不行，不能只講風格，講風格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一定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

　　關於“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這是鄧小平突出提出的一個觀點。他說“先好起來”，也說“先富起來”，在閉幕會的講話稿中寫的是“先富起來”，在我的筆記本上“先富起來”的話在不同場合都說過👨‍🔧，我記得他還說過“要人民生活富💶，盡量拔尖”那樣的話🚵🏼‍♀️。他反對平均主義，說這是個大政策，幹得好的就比左鄰右舍好👨‍🦯。鄧小平還講權力下放是個“大政策”。中央工作會議在理論上原則上講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導改革的精神很濃的🗺。（李輝 編輯）

摘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