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午報 2008年11月16日
大型電視專題片《世紀哲人馮友蘭》是目前第一部關於馮友蘭的訪談實錄,本書即是其文字版。書中收入了23位著名學者關於馮友蘭的訪談,他們大多是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的學生,現在都是術業有成的學者👨🏼🦱。他們深情地回憶了與中國哲學大師馮友蘭交往的故事🤵🏻♂️。
口述人:楊振寧(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
化口吃為妙語
記者:您第一次見到馮友蘭先生是在什麽時候𓀌,他給您的印象是什麽?
楊振寧:我第一次見到馮友蘭先生是在1929年🧑🏽🚒。那一年我父親就任意昂体育平台數學系教授🧶,我們一家搬到清華園來,當時我七歲。馮先生是早我們一年到清 華大學當教授的🛁,他是我父親的同事。
他的長子叫馮鐘遼,是我的小學同學,比我低了三個年級👨🦽➡️,當時常在一起玩👩🏼🍼。後來我們都去了美國,有段時間我住在普林斯頓😅,也就經常見面。馮先生的小女兒叫馮鐘璞👨🚀,筆名宗璞🌋,我就更熟了。1944到1945年間,我在昆明西南聯大附中教書💁🏼♀️,宗璞是我一個班裏的學生。所以我跟馮先生一家,都很熟悉🥜👩🏼🍳,有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
馮先生是哲學家,我不是念哲學的,沒有上過馮先生的課。不過🏃🏻♂️😮,馮先生的演講非常有名🙂👩🦯➡️,我曾經慕名去聽過他的演講🏰。他講的具體內容我記不清楚了🌾,不過,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馮先生口吃🧑🎄。口吃的人通常演講不容易成功,可是我聽了馮先生的演講以後,覺得馮先生把他口吃轉化為一個非常有用的演講辦法👰🏼♂️👱🏿。就是在口吃的時候🅿️,他停頓了一下📢,這樣一停頓反倒給聽眾一個思考他接下來講什麽的機會。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後來講出來的這個話🟢,往往是簡要而精辟,影響就很大。
所以我認為,很多人喜歡聽馮先生演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口吃這種缺點轉化為長處🕵🏿♀️。近幾年來〽️,我不止一遍地看馮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這部自傳寫得非常好。我在很多場合講我非常欣賞馮先生在《三松堂自序》裏表達的文化使命感⛲️,他把這種使命概括為“舊邦新命”🫡。我想這四個字非常簡單🫰🏻,卻又非常深刻🕗👷🏼,它把中華民族的老歷史和新發展的長遠意義講出來了。他說的“舊邦”是指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發達,“新命”是中國的現代化🧶👏🏼,“舊邦新命”是指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經過了近代的坎坷和屈辱🫅🏽,現在遇到新的機遇,煥發新的活力👨👧👦,向現代化時代邁進🚘。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賞“舊邦新命”這個說法。
記者:楊先生🧛🏿♀️,還有那封信的事👇,請您給我們講講。
楊振寧🦶:那是抗戰勝利之後的建國前夕,馮先生給他在美國的兒子馮鐘遼寫了封信🏷。在信裏他提到了我。這封信後來不知道怎麽被人拿到舊貨攤上賣🚇,被臺灣一個歷史學家看見了,他就買了。後來他把信的復印件寄給我,我才知道馮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還特別提到了我⚃。他知道他朋友楊武之有一個兒子,當時在美國念書,念得很成功。
口述人👩🏽🔬:李中華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奠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基礎
記者⚠:您上世紀80年代初做馮友蘭先生助手的時候,當時的背景是什麽?當時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華🪤:上世紀80年代初👴🏽,馮先生年紀很大了,工作起來很困難,學校考慮給他派助手來幫助他,解決工作上的一些困難。我是哲學系的年輕教員👩🏻🔬,後來考上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是在職研究生,就是不脫產的,邊工作邊讀書。這樣系裏就安排我給馮先生做助手🙇🏽♂️。
記者🚈:當時您去了之後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華🏊♀️:我主要是幫助馮先生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是馮先生繼上世紀30年代初的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簡史》之後,第三次寫中國哲學史。他力圖能夠結合新的時代👨🏽🚀,對以前的那兩部中國哲學史做一些修訂🕛、補充💚、發展。它從先秦一直寫到清代👰🏽♀️,是一部完整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馮先生用西方近代以來的史學方法,並參照西方的哲學史,寫成的這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奠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基礎,在中國哲學由近代走向現代的發展歷程中,是一座裏程碑。
記者:馮先生當時眼睛已經不行了,您講一下他當時的具體情況好嗎?
李中華:當時他的視力很差👦🏻🧸,已經不能自己親自查閱資料𓀂。他有兩個助手。一個長期住在他家,主要是給他做記錄🪪🏄🏿♂️。馮先生完全不用看資料,因為他對文獻非常熟悉👐🏻,一邊口述😜👨❤️💋👨,助手一邊記;記錄完以後,助手念一遍,他再修改,這樣就成文了。我呢👩🏼🌾,就是看成文的東西,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或潤飾;對引用的資料覺得有問題了,再進行核對❓,並提些意見。馮先生是學術大家🪩,卻能謙虛地聽取不同意見,確實有大家風範。那時我研究生還沒有畢業🏄🏿,常常在馮先生面前班門弄斧,自不量力,但卻屢屢得到先生的肯定🤱🏼。
記者:您在馮先生那裏工作了幾年🏇🏼?
李中華:應該有三年多時間。
記者:有沒有您比較難忘的事件?
李中華🍋:我曾對馮先生說,“新編”前兩卷的修訂💿,用的時間太多了🦸🏼🛠,修訂一下就行了💎,能不能前兩卷就用“文革”前的稿子,直接開始寫第三卷👨🎓?因為“新編”計劃要寫七卷,而他這個時候已經85歲了,能不能把《中國哲學史新編》最終寫完呢?可馮先生就是不聽我的意見,非要把《中國哲學史新編》寫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不可。為此他還給我講了孔子的精神,即“吾道一以貫之”👰🏼♂️,我們學孔子📛,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也要一以貫之🧼🦗。
“中國文化要像女排那樣,沖出亞洲,走向世界”
記者🥎👨🏻💼:為什麽要成立中國文化書院,馮先生在這過程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所謂的“文化熱”🧑🏽👜。因為我們打開國門🚪,剛剛開始了解更多的國際上的情況,回顧我們自己民族在近百年來,一直到“文革”後期🤵🏽♂️,一直處於這樣一種封閉的狀態,覺得中國必須要開放。實際上🦽,在關心文化的背後,關心的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前途。
當時我們哲學系一些年輕的教師想成立一個專門研究民族文化的民間學術團體,大家讓我向馮先生請教☝🏽,馮先生很支持,其他像梁漱溟、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湯一介*️⃣、周一良、朱伯崑等先生🧠,對我們的設想都很支持。馮先生就以個人的名義😅,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是寫給胡耀邦同誌的,後來胡耀邦把這封信轉批給了當時主管教育的彭雲同誌。因此我們就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
接著我們就請馮先生做文化書院的第一屆名譽院長,並推舉湯一介先生為院長🧑🏿🚀。馮先生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我們做了很多中外學術交流方面的工作,請外國的學者和港臺的專家到書院來講學🤜🏻。馮先生對中國文化書院的成立以及以後各項工作的開展⇨,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記者🏌🏼♂️:當時你們還提出了一個什麽口號?
李中華𓀔:當時我們舉辦了一系列座談會🧖🏽♂️、研討會,馮先生多次參加了這些座談會😐。他說🆑,我們成立文化書院的目的就是能使我們的中國文化重新得到國人的重視🐨,能夠走向世界,參與和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並發生作用。當時他就有感於我們的女排精神⚒,說中國文化要像女排那樣👨🚀,“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它後來就成為中國文化書院的一個口號。
記者😾:中國傳統文化跟現在的現代化有沒有關系,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的意義在哪裏?
李中華: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從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爭論和討論的問題⛹🏻♀️👮🏻♂️。我曾經就當時的“文化熱”中出現的“全盤西化”的主張請教過馮先生👨🏻🟧,馮先生說,我們中國的文化有幾千年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過🌑,因此“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黑頭發不能變成黃頭發,黃皮膚不能變成白皮膚,我們的民族文化就是民族自身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積累起來的思想的結晶🤜🏽、智慧的結晶🔝。我們只是說在新的時代裏💁🏿👨💼,應該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發揚我們自己文化的長處👨🏻🎨👬🏻,進一步去發展我們的文化🕺🏼,實現我們文化的現代轉型🫃🏿。
“生😑,吾順事;歿👱🏼♀️🙋🏽,吾寧也1️⃣。”
記者:您見過馮先生“文革”時候挨批鬥的情況嗎🪻?哪些場面最難忘?
李中華🚞🕵🏻:馮先生在“文革”當中,遭受了許多難以想象的打擊和迫害👊🏼。他同當時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樣,不僅受到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更多的是受到人身攻擊🥎,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受到了折磨。
他在“勞改大院”的時候,我曾經去那兒找同學玩🧛🏼♀️。當時工宣隊已經進校🧮,他們把外文樓和幾排平房圈起來👱🏼♂️,形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稱做“牛棚式勞改大院”,當時把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走資派👰🏿♂️,都集中到那個所謂的“勞改大院”裏去,在那兒吃住,不準回家🍍。馮先生在那個勞改大院被關了很長時間,每天要拔草、掃馬路,寫交代材料🏌️,學毛主席語錄📼✈️,匯報思想,適當的時候還要組織一些批判會來批判他們。
有一次我去那兒,在走廊裏正好碰上馮先生👨🏿🦲👩🎤,和他說了幾句話,他很謹慎,沒和我說什麽。馮先生應該說還是很樂觀的,就是他的夫人任載坤女士不放心🧐,怕他自殺,所以每天到學校的辦公樓前面,隔著很遠👁🗨,去看這些所謂的“黑幫”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出來排隊去吃飯,每次看到馮先生出來排隊了,她就放心地走了。馮先生自己說,他不會死的🚶🏻➡️,因為他的心目裏研究中國哲學的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
“文革”一結束🫖🪣,馮先生立刻投入到《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工作裏面去👩🏿🎨,排除一切幹擾堅持寫👨🏿🏫。就在逝世前幾個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寫完,他也就去世了。
記者:在馮先生有病的時候您還多次看望他🧑🧒🧒,當時你們都談些什麽?
李中華🧑🏽🦱:我最後去看他的時候他的身體情況已經很不好了,但頭腦還很清醒。我陪著張岱年先生去看他。他住在友誼醫院,還能輕微地說一些話,但我聽不清楚了。由馮鐘璞女士給我們做一些傳遞、做一些翻譯⏸。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我握著他的手,鐘璞女士跟我們說,他在前幾天就一直念叨著🧑🏼🎄,宋代張載在《西銘》中的一句話😁🤭,就是:“生👨🏼🍼,吾順事👭🏼;歿,吾寧也🙅🏽♀️。”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中國文化的“大化流行”裏
記者🧔🏻♂️:您認為馮先生一生對哲學的貢獻在哪裏?
李中華:一個就是他的哲學史的研究☛,奠定了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的基礎🏢。他把古代經學的研究方式和學案敘述方式,發展為一種近代的、科學的、邏輯的研究方式,建立了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
第二就是他的哲學創作🧔🏽♀️,他在抗戰時期寫的《貞元六書》🈹,即《新理學》🦈、《新世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六本書構成了馮先生完整的哲學體系。他是借助於中國哲學的發展——用他的話講🥊,是接著“程朱理學”講的,不是“照著講”的🗯。所謂“接著講”🙆🏿,就是說他的哲學是西方的新實在論和我們“程朱理學”的一個融合,是中西哲學和文化的一個融合。
第三個貢獻是他的文化理論,具體體現在處理上個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西文化關系上。馮先生多次講到🪫,未來的人類的文明👩🏿🍼,一定是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不同文化的交流、對話🦸🏼♂️💃🏿、融合,形成新的人類文明,所以既不能是西方中心,也不會是東方中心🙅,應該是東西方優秀文明的一個共同體💪、一個融合體🚮👴🏻。
另外馮先生的做人,他的人格理想,他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期許和熱愛🕷,都是後世的楷模。特別是他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裏面講到,未來人類哲學的發展方向🤵🏼♀️,未來人類所要走的道路,應該是張載的那幾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他說人類要走一個和諧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鬥爭、排斥⛷、以暴抑暴這樣的道路,所以他深信中國文化的精髓就在於這個“和”。
記者🏭:您最佩服馮先生的哪些精神?
李中華🤌🏼:他對學術的這種堅忍的、義無反顧的精神。一位八九十歲的老人,生活自理都有一定困難🫶🏿📂,但還每天都堅持工作🧚🏻,在世界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奇跡🤙🏻。
記者:您認為是什麽信念在支撐著馮先生?
李中華:我想💗,是馮先生把自己融入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生命裏去了🧑🏻🎄。他向來認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像一個生命的大流🕵️♂️,是一個大化🔸💂🏻。《周易》裏講的“大化流行”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連續的過程,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這樣一個中國文化的“大化流行”裏面去了👳🏼♀️,我想這是他對不朽的一種追求。如何使用自己不朽?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宇宙大化當中,融入到民族大業當中👩🏽✈️,這就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