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水清
來源: 發布時間: 2008-07-07 光明日報
編者的話
2008年,中國科協已走過半個世紀歷程。50年來,我國一大批著名科學家為科協組織建設、為我國科技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此,本刊特刊發紀念文章,以此紀念他們的貢獻,同時也紀念中國科協成立50周年。
在中國科學界,一說起“三錢”,很少有人不知道的。榮幸的是,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我與“三錢”都有來往。現在講起來,一幕幕往事就像發生在昨天似的,令我終生難忘。
我與錢三強
那是1978年。從三線桂林調回北京後,我被分配在前國家科委八七工程指揮部工作。一天,領導通知我去昌平基地聽報告,作報告的正是我兒時就敬仰的錢三強。會散了,錢三強親切地來到我們中間。我有點羞澀,遠遠地站在後面。忽然,錢三強隔著人群,向我伸出手來,主動向我問好。我懵住了,只是雙手緊緊握住他的手……
1990年,我調到《現代物理知識》編輯部工作。1992年春,我們請何澤慧院士轉告錢先生,看能不能在雜誌上簽名,以示對我們工作的支持。不幾天,那本簽有先生名字的雜誌放在我的案頭,隨同簽字的還有周光召、王淦昌、李政道、鄧昌黎。我凝望著它,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想不到,這年6月28日,錢先生突然逝世了。我含淚在當夜編輯了悼念文章,第二天一早趕到印刷廠補印了“沉痛哀悼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教授逝世”的文字。
回到編輯部,我奮筆疾書:“悠悠報國情,您登高一呼,分兵布陣,籌建中國原子彈科研基地,組建中國科學院,為中國的兩彈一星運籌帷幄,功不可沒!拳拳君子心,您只講奉獻,不談索取,無私忘我地培養、選拔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才,讓中華崛起的夢想變成東方巨龍的騰飛……歷史不會忘記您,我們敬愛的恩師——錢三強先生!”
這是我對於他的悼詞,也是永遠的思念!
我與錢學森
我曾在國內雜誌上首次發起為何中國境內科學家與諾貝爾物理學獎無緣的大討論,包括盧鶴紱、楊福家、閻康年在內的許多著名學者紛紛參加。討論需要一個結論性意見,好向廣大讀者有一個交代。找誰合適呢?我想起了從未謀面但十分了解的錢學森院士。
1993年12月24日夜,我提筆疾書:“長期以來,我們大陸境內的中國人,沒有一人能夠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樣的殊榮,其原因何在,我想聽聽先生的意見,並且能夠在本刊給予發表。”四天後,我意外地收到錢學森的親筆信。他首先指出“中國人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大有人在”(我想他是指李政道和楊振寧,那時他們持中國護照去斯得哥爾摩領獎),並認為“中國人決不是沒有做物理基礎研究的能力,如吳有訓、趙忠堯、錢三強、何澤慧在國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基礎物理研究”。
錢學森高屋建瓴地講了兩點重要意見,值得我們深思。其一,“中國人得不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關鍵在於國家建設的整體方針政策。在我們這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國家決定要做的事是一定能做到的,因為有全國人民的支持,11億人民的支持!”其二,“當我們的生產技術尚未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還不需要去開拓未知新領域時,我們可以利用別人的基礎研究成果。當然,要會利用別人的基礎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礎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細。所以我國今日基礎研究的國家目的即在於此,而不是去搶諾貝爾物理學獎。”
1996年夏,我受命主編《中國當代著名科學家故事》。由我撰寫的《激動三次的人生——記錢學森院士》初稿直接寄給他本人。先生病了,不能夠復信,委托秘書向我表示感謝,並表示反對“中國火箭之父”的提法。通過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一些人為了利益千方百計地安上什麽“之父”的冠銜,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有歷史地位;而錢老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那些爭名利的人在他的面前應該感到羞愧。
我與錢偉長
錢偉長是我在“三錢”中最後認識的先生。
1997年2月13日,我的忘年交盧鶴紱院士逝世了。幾個月後,我始終揮不去心頭的那份沉重與悲痛,於是含著淚水,夜以繼日地編輯著《盧鶴紱年表》,同時給眾多中國科學院院士寫信,希望他們支持我的工作。在25位同意擔任《盧鶴紱年表》顧問的院士中,最先給我回信的是錢偉長院士。
接到他的親筆信,我很是感激。此時的錢偉長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了,可以用“日理萬機”這四個字來形容他的忙,何況還兼任上海大學校長。不知道是誰提醒我,要找一位名人題寫書名,我又想到了他。
幾天後,我收到了錢偉長的信和題詞。看到蒼勁、敦厚、有力的“盧鶴紱年表”五個大字,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錢偉長的題詞極大鼓舞了《盧鶴紱年表》的編委們,加快了這本書的出版工作。
後來,我與錢偉長有過通信。在主編《中國當代著名科學家故事》時,我將撰寫的文章寄給了錢偉長。他對於寫自己的文章很慎重,也很嚴格,不希望倉促發表。或許覺得這樣回絕我不好,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他沒有親自回信,而是讓秘書代筆。我尊重他的意見,將自己寫的文章撤下來。此事雖然遺憾,但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