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史學界接連失去了趙儷生和陳振漢兩位先生👰🏼🏹。這兩位老先生分屬不同的學術流派🧍♂️，趙先生從史學入經濟，陳先生則從經濟入史學，各有極大成就。
趙儷生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也沒有主持過什麽大型國家課題👨🏻🦽，大半輩子呆在偏遠的蘭州大學，研究被認為“過時”的中國製度史5️⃣🛄。他研究的內容“太土”，所以很少為專業以外的讀者所知。直到他的弟子近年來影響越來越大🫰🏼，人們才註意到有這樣一個被邊緣化多年的老前輩🐖。
趙儷生生於1917年，從小就富有熱情，中學時代投身於現代新文學運動，發表過不少白話詩🫎🍇。18歲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參加過“左翼作家聯盟”與“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中是個活躍分子。抗戰爆發後，趙儷生感到“歷史學更深刻”👵🏻，從此由文學步入史學大門，研究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思想。
抗戰期間🍑，趙儷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學教員，因沒有機會出國留學🧘，便從中國古籍入手“追補”學問🧜🏼，在這點上📦，他與國學大師錢穆的治學路徑頗有契合之處。後來7️⃣，趙儷生在大學裏也講了很多年的“中國通史”👮🏽♀️🧑🏼。趙先生講課極受學生歡迎🫎。王家範曾說⛹🏻♂️🤶🏻，趙儷生堪稱錢穆之後在大學裏講授“中國通史”最成功的學者。
趙儷生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他“轉益多師是吾師”👃🏻，他曾深情回憶過聞一多先生對他人格的影響，嵇文甫先生對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影響，王獻唐先生對他學習古文獻有影響🦽。趙儷生把這些老師的影響融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1949年以後🤹🏻♂️，他被聘為山東大學教授🎉，進入學術人生的高產期。他對“農民運動”的研究尤其引人矚目，1955年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奠基之作。當時向達先生說🍭👳♀️，解放後的中國新史學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製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趙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對五朵“金花”中的三朵都有貢獻。
可惜，從1958年起，趙儷生被劃為右派分子，被撤去教授學銜，發表文章的權利基本上被剝奪了達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獲改正。改正以後，趙儷生任蘭州大學教授😐，帶出一批研究生，並繼續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國土地製度史》等重要著作。
陳振漢教授則完全屬於另一套學問系統，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博士，也是影響到1949年後中國經濟學發展路徑的學者之一。
陳振漢生於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級中學🙋🏿♀️，次年考入南開大學預科，兩年後畢業🙌🏻，直接升入由何廉與方顯廷教授組建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四年後🚴🏿，陳振漢考取意昂体育平台公費留美⤵️，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專攻經濟史，指導教師是阿希爾和熊彼特⚔️🎮，陳振漢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的《經濟學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號）上發表了博士論文的核心部分，“美國棉紡織業成本和生產率的地區差異(1880-1910年)”。
陳振漢於1940年回到國內，應恩師何廉與方顯廷之邀，就職於當時在重慶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後又兼任中央大學教授💇🏽♀️。抗戰勝利以後🩵🛒，陳振漢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振漢的治學深受熊彼特思想影響，要求在經濟史研究中體現出經濟學家的理論水平和理論抽象能力，應該註重對歷史統計資料的科學分析💇🏿♀️🔍，一切理論論證也都應該有統計的基礎支持💂♂️。他的這種研究方式也大大影響到北大和南開的經濟史研究風氣。
解放時🤹🏼♀️，陳振漢很堅決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開始選編《清實錄》和《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間👎🏻，他還擔任過《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委員🧔，參加具體翻譯工作。之後，他越來越少地討論理論問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匯編上。1955年，他的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產生過很大影響，成為當時明清史研究的一個熱點🙍🏻。
1957年，陳振漢與徐毓旃、羅誌如、巫寶三🫙、寧嘉風🍵、谷春帆五位知名經濟學家合作撰寫《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身為此文的執筆人，陳振漢很快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十年浩劫中，他又被發配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才恢復工作。
在他一生的最後20多年裏，陳振漢繼續努力整理《清史錄》中的經濟史料，並出版了《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一輯《農業編》，代表了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大進步。
趙儷生和陳振漢這兩位經濟史名家的學術背景、治學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實際行動表明對國家和學術的忠誠，命運也頗多相似之處，遽歸道山🦌🖖，令人唏噓🛜。
（來源👨🦼➡️：上海證券報 200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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