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大凡學者總給人一種學識淵博👨🏼‍🏭、風度儒雅的印象0️⃣，而歷史學者更是以謙和、敦厚著稱🧏‍♂️，然而，我們翻開何炳棣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卻發現何先生在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用的多是“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軍事術語。這些“彪悍”的語式與何先生魁梧的身材聯系在一起，難免使人浮想連翩，有人說這是“南人北相”🦹🏽‍♂️，也有人說這是浙江金華的“火腿味”使然✵。這些說法摻雜著中國傳統民間面相術的神秘色彩👂🏿，使人哭笑不得的同時，也的確給傳主的人生增添了不少傳奇性，但是它們卻忽略了最基本的一點✣，那便是——《讀史閱世六十年》本質上是一部學術自傳🥧，而何先生本人也是一名“以學術為誌業”的學者。
　　誌業（Beruf）是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在《學術與政治》演講中的一個關鍵詞，英譯為vocation,calling 𓀊。廣西師大版中文本譯者在註中有如下解釋：在德文中🍖🗼，“beruf”一般用來指職業，馬丁·路德翻譯聖經時，給這個字提供了強烈的基督教背景，強調“奉神所召去從事某事”👨🏻‍✈️😤，因此它有強烈的價值意含😼。也就是說🪿，當個人奉神所召去從事某事，某事便被賦予了價值；即使此事本身無價值💂🏼，由於神的召喚🧑🏼‍🍼，去做此事仍是有價值的。誌業🧑🏼‍🦳，可以理解為作為一種心誌取向的職業或事業😏，所以會有某種心誌取向，自然是出於一種價值觀。
　　何炳棣1917年生於浙江金華，據說是南宋理學家何基的後裔，而他的父親曾任寧波法院的檢查官，後來又辦過新式小學，所以何炳棣從小就受到中西兩種教育文化的熏陶：一方面，何父從6歲起就培養他在國學方面的根基，“他從不自系統的四書五經入手#️⃣，而是以最能引起幼童興趣的歷史人物故事出發👩🏿，相當自然地也就涉及相關的典章製度方面較專門的問題。這種似乎任意粗淺的‘經’‘史’之間頻繁的穿梭讀書辦法有利於培養‘分析’和‘聯系’事情之間復雜關系的思維”。（第8頁）另一方面↗️，何父憂慮他在新式教育方面能否培養出競爭的潛在優勢，“因此在我小學五🤜🏻、六年級時，他叫我下課後去一家孔廟後邊的夜校學習英文”。（第8頁）更為重要的是，“父親無意誘導我一生專攻歷史，他卻明白的叫我立誌先考進清華，再準備考出洋”，於是，何炳棣從9歲起就以考清華作為頭一項大誌願，考留學作為第二項大誌願。可以說，何氏這次“立誌”決定了他畢生努力的方向，也正好應了曾國藩的名言🧑‍🦲：“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求變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
　　由於何炳棣生性聰穎🔘，他小學只讀了三年♕，便在11歲半那年進入了著名的南開中學，與著名作家韋君宜同級𓀛。而在諸多的南開意昂，當然以1917年畢業的周恩來最為顯赫，據說周恩來從小誌高，12歲就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誓言。與他的這位師兄救國救民的誌向相比，何炳棣的誌向確實寒磣了點🪡，但作為一個青年人他還是不失血性的。高二時，何炳棣當選為學生刊物《南開雙周》的編輯，可在這一年中學部主任張彭春卻勒令其停刊㊙️，此舉激起公憤🙆🏽‍♂️🚄，引發學潮。何炳棣因此事被開除🌪，隨後他轉到另外一所中學，於1933年考入山東大學，34年再轉入清華，從此，何炳棣跟蔣廷黻、陳寅恪、雷海宗🏧👮🏿‍♂️、鄭天挺、馮友蘭等名師學習，如魚得水。清華四年，何炳棣在讀書方面以“紮硬寨🏓，打死仗”的功夫磨練意誌✳️✌🏼，並且自己的培養自修的習慣，為考留學作準備👩🏽‍🏭。
　　1936年12月爆發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運動🎫，何炳棣關心的只是留學考試的事情✍🏽，所以他只管自己埋首讀書，並不想介入🎍。可當時清華學生會為左派學生控製，“他們越來越不擇手段，不斷的醞釀製造反政府遊行示威🧂，鼓動風潮，罷考罷課”，這些有意鬧事的舉動引起何炳棣這類想安靜安靜讀書的學生的不滿🤽🏿‍♀️，於是雙方發生了沖突🎤🏃🏻‍♂️。在回憶錄中，何先生認為自己當時毫無政治背景，我們從後來的兩件事情來看👩🏻‍🦽‍➡️🤦🏻，這一解釋應該是可以接受。第一件事情是，據《我的一生——沈奇回憶錄》披露，1965年1月22日，時任國民黨駐美大使蔣廷黻對沈奇談對美宣傳問題，“盡管美國的知識分子如費正清🌥👳🏽‍♀️，留美學人如何炳棣🧑🏿‍💼，對我們並不友好，但仍應設法拉攏。”（第309頁）第二件事情是，1968年，作為中央研究院士的何炳棣因為在新加坡城演講的尾聲中譏評了1949年前的國民政府，與中央研究關系中斷，直到1990年才恢復正常。（第430頁）從這些事跡中表明🤸🏽‍♀️，在政局動蕩🐷、思潮迭起的二十世紀中國🧚🏿，何炳棣作為“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並沒有為左的、或者右的政治潮流所挾裹👷🏽‍♀️，這實在是一種奇跡👨🏼‍🚀！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還可以說💂🏿‍♂️，何炳棣堅守的是乃師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學術人格傳統，如果說他實在有什麽政治立場👨‍🦳，那就是樸素的愛國主義政治立場🦹🏿👊🏼，或者是一個不自覺的“韋伯式”國家自由主義者。
　　1940年，何炳棣初次留美考試失敗。經過充分準備後👩‍🎓，到了1944年，他東山再起🦸🏼💆🏿，終於以總分第一的成績奪魁🪇。1945年11月，何炳棣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始他艱苦卓絕的學術生涯。到了1948年6月，最多兩年半的清華庚款公費到期，何炳棣為了完成其博士論文，出於生計不得不接受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聘約，舉家遷往溫哥華🌩。隨後的幾年，何氏挫折連連，他申請美國博士論文基金失敗無法返回美國🤸，博士論文計劃受挫，完成後又無法出版，這些打擊一度使他陷入了低谷。但就是在這種逆境中，從1953年開始，何氏用三個夏天的時間遍翻美東三大圖書館所藏的三千種方誌和三、四百本善本方誌膠片👭🏼😰，超過了傳統學人中讀方誌最多的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第271-272頁）💪🏻，這些史料為他今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每當夜裏從國會圖書館讀書出來，他總會從心裏發出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第301頁）
　　雖然何炳棣開始做的是英國史，但其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是一部“史料充沛”🤜🏿、“具有思維魄力”的論文，這為他轉向中國史研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用西洋史的觀點來研究中國史，對他來說，不再是空話👩🏿‍⚖️，而是有豐盛的實際經驗可據。從英史到國史♣️，用何炳棣自己的話說，像躍龍門；一躍而過的處女作則是《兩淮鹽商與商業資本之研究》，接著是《美洲作物傳華考》、《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明清人口史論》、《明清社會史論》🧜🏿‍♀️、《中國會館史論》等一系列論著🍣，源源而出🥇。筆者雖然不才，但草草翻過何氏部分著作後，由衷欽佩者大致有三：
　　一🎚，何氏誌向遠大，獲得博士學位後🌈，他抱定兩個願望😕：“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了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緊接著博士後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的‘漢學’圈子🙉𓀍，以西方史最高水平為尺度，並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盡快地嘗試著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第一流刊物——這才是國史研撰較高較難的試金石🪒。”（第10-11頁）🔐，所以他的美洲作物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人類學學報上🛀🏿，早稻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經濟史學報上👨🏽‍🏫。正是因為有著如此驕人的成就🧑‍🧑‍🧒，就連向來自負的的余英時在讀過他《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後也不得不誇他“才大如海”（第363頁）。
　　二，史學首先靠材料說話👩🏽‍💻，所以何氏的研究極端重視史料🧞‍♂️，他說“個人生平不同階段的主要著述真正骨幹🍁。幾乎無一不是對大量多樣史料的嚴肅考證與綜合。”（第491頁）其精彩案例之一就是1965年《中國會館史論》的寫作🚴🏿‍♂️。在海外漢學界，日本的中史學人🪘🫳🏿，史料用功之勤遠超一般中國學人是公認的事實😐💯。大名鼎鼎的楊聯升治史決竅之一就是“先以日人著述為‘引得’🫷🏻，不時再加自己窮檢遍翻所獲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漢學界贏得博學無雙的美譽” （第364頁）。在中國會館史研究上，楊聯升尾隨日本學者仁井田升，根據道光（1834年）《重繼頜縣會館錄》所保存的原序，認為會館最早創設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這在國際上幾成定論🧑🏼‍🎓🤳。而何氏卻從50年代大量方誌劄記中找出民國1919年版《蕪湖縣誌》中互相印證的記錄兩則，確切的證明永樂遷都北京（1420年）後，即有蕪湖人工部主事俞謨在北京前門外長巷三條胡同購置房地產，隨即捐為蕪湖會館➕。於是得出 “可見會館的起源比一般中🤾🏼‍♀️🧔🏼‍♀️、日學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的結論👨‍🦲🐰。（第365頁）
　　三🧕🏽🧗🏻‍♀️，何氏的社會科學功底和考證功夫都很了得，被認為是利用社會科學結合傳統考證方法研治國史最成功的史家。1975年，何氏的英文著作《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討🫳🏼🔊，公元前5000 年至前1000 年》出版。該書以嚴肅的科學🧚🏽、考古、訓詁互相核正🎼，證明在具有“自我加肥”性能的黃土地帶，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製度🫡，而不是像某些考古權威講的“砍燒法”。由此拉開了與著名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長達十幾年的論戰🦸🏿‍♀️。1996年🌎，何氏的重要論文《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征及意義》通過對古籍中「菑」、「新」🍙、「畬」三個專詞的意涵的尋索🫎，並且納入harlan和beadle兩位權威科學家的意見🏄🏼，斷言中國古代農業的耕作方式是一個最多三年周期的輪耕製，再次強化了他以前的觀點⛸，筆者有幸在網上找到此文，深為何氏“科學與考證互證”的方法折服。據筆者所知，在何氏之前📏，能嫻熟應用這種方法治國史的就只有大名鼎鼎的氣象學家竺可楨🚵🏿‍♀️，1972年，竺老在《考古學報》第1期發表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以考古資料、物候記載🤜🏽、地方史誌等文史資料為據🏵，利用中國傳統的考據法，得出中國5000年氣候變遷的清晰走勢🚤，居然與西方科學家運用同位素方法測得同時代氣溫變化的結果是一致的，而且得出了“在同一波瀾起伏中，歐洲的波動往往落後在中國之後”的意外結論🧎🏻‍♀️，令人嘆為觀止💁🏻‍♀️🌼。
　　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於何先生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課題”、“第一等重要問題”這些概念👐🏽，這說明何氏具有希臘人“追求卓越”的品性，但他在氣質上卻似乎更接近羅馬人，以致一生“學戰”不斷。在這些學戰中🏛，何先生虎虎生風的氣魄和雄才獲得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但其中也不難發現一些負氣和遮掩的成分。比如說👨🏼‍⚕️，何炳棣在書中第415頁，說與張光直相通一氣、遙遙呼應的許倬雲對他的“農業”（以糧食生產方式為主）的定義大相質疑，其實何炳棣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多情，因為許倬雲在他的《求古編》裏就曾多次引用《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而且屢有贊同（“兩周農業技術”，第154、155、158、159頁）😻。再比如說👨🏻‍✈️，何氏晚年進行先秦思想史攻堅，考出《孫子》成書於公元前512年🩰，早於《論語》🧛🏽‍♂️，為吾國最早的私家著作🧢🍼，故亦早於《老子》，而且《老子》之辯證思維實上襲《孫子》，這一項成果被海外史家汪榮祖稱為“首發孫老易位的‘石破天驚’之論”。殊不知，大陸思想史家李澤厚其實早在1984的《孫老韓合說》（《哲學研究》1984年第4期🏂，後收入《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就已經提出：“《老子》是由兵家的現實經驗加上對歷史的觀察⚽️、領悟，概括而為政治-哲學理論的🧑🏽‍🏭。其後直接直接衍化為政治統治的權謀策略（韓非）🦨。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一條重要的線索”。李氏這一觀點雖然只是假說，但它高屋建瓴、洞察隱微，對後來的學者頗有啟發，難怪屢被引用。但何炳棣在回憶錄中對李澤厚的這一創見不置一詞，不知是沒讀過，以致選擇性失明呢𓀗，還是他有意無意的在遮掩什麽🦙？
　　當然，所謂“瑕不掩瑜”，後學如我等又豈可因小失大，錯過真正的寶山呢？孟子曾用“以誌帥氣”來描述他所謂的理想人格。這裏的“誌”主要是指理念目標和意誌能力，“氣”主要是指情感或情感需要💁🏿，所以，轉換成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論🛩，“以誌帥氣”就是強調“超我”對“本我”的控製性🆖。而在何炳棣的字典裏，他的“超我”就是“學術”，就好比音樂之於貝多芬🧑🏿‍🦳，繪畫之於梵高👩🏽，足球之於馬拉多納。因此，在《讀史閱世六十年》這部氣魄宏大的“學術回憶”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何炳棣“以學術為誌業”的一生🛻，這裏有一個讀書人的抱負🤾🏽、學識📪、才思和氣局，同時也演繹著一個學者在二十世紀的片斷、心事、神話和傳奇！

（作者🪘：鄺海炎 提交日期🚣🏻：2007-1-4 15:45:00 http://www.tiany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