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2009年春,在北京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裏,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戰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後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誌節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我登臺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於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後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後,爆發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嶽麓山寺廟裏🤽🏽♀️,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裏👨🔬,他興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誌願者步行轉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采訪中,我發現很多有誌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後來的剛性和誌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誌不窮,人窮誌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麽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願當亡國奴。老鄉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誌氣,民族誌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裏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這樣誌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大文⏩、理✊🏿、法學院在雲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於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雲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後感》一文裏🖕🏽,任先生寫道——
“抗戰勝利後,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後🚔,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麽。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裏🧞♀️,歷久彌新🐯。”
淡 泊
看一個人對什麽事情重視、投入,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攝製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是一個艱辛浩繁的工程。我從1998年開始拍攝,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其間三次率攝製組采訪任先生。他從來沒有說過:“為什麽不準備周全了𓀁,一次問完🏃🏻♂️?”其實👰🏻♀️🥦,他是有理由這麽說的🟦。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我訪問的內容,從他參加“步行團”的一段經歷開始,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而最後一次采訪,是央視10頻道《探索發現》欄目已決定播出,在改版時👨🏿🚒,需要添加“師生撤離”的細節,我又來央求先生“臨陣填空”。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他還提供給我一個珍藏本🤲🏼,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那些圖片從來不曾問世。
2002年秋🦸🏼,《西南聯大啟示錄》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討會,名家雲集💗,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我電話催促🛒,任先生說🫱,因夫人馮先生有恙,故不出門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聯大啟示錄》由於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寒風凜冽中,任先生出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他一手拄杖,點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視力,卻不要我上前攙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進會議廳👨🏿🦰,來參加這個應對“播出遇阻”的意昂理事擴大會。
沈克琦先生告訴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參加意昂會開會。
疾風知勁草。會議上🫳🏼,任先生第一個發言。凜然而來,開口卻和順。他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
任先生讓我明白,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講出那種“有骨頭”的話來。
回到昆明🛌,我給任先生打電話。他問🌒💁🏼♀️:“咱們的《啟示錄》怎麽樣了🤠?”他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給了我勇氣和溫暖🔪。
在諸多老意昂們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大啟示錄》最終重獲生機,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後感》,卻又告訴我🤷🏻:“不發表🤘🏽👩🏻💻,是給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表揚這部紀錄片,說它真實,不張揚,是“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之作🧎🏻➡️。任先生還說,我是“用西南聯大的精神製作這片子”的🧎🏻♂️➡️,對我勉勵有加⛹🏿。文中沒有直接批評“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實補充了西南聯大的“文科成就”🌹,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忽視,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
任先生註重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流📞,類於古風。他貌和神謙🌻,內藏鐵骨錚錚,將信念貫穿於學術與人生。
“中華民族發展至今👩🏼⚕️,有兩個追求是獨特的:一是重‘統一’,一是重‘氣節’🤡。凡時局動蕩、朝代變遷🐝,英雄和諸子百家🔲,都是力圖統一天下的。只有‘統一’,才能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統一是正常的,不統一則不正常。在這些動蕩中,‘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與“氣節”的關系中,始終存在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王國維曾說過👩🏻:屈、陶、杜、蘇四人,即使沒有文學天才,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他說☝🏿:“你的筆很野🏚。”我一愣,他卻說:“這很好😡,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對我說:“你到北京,就到家裏來🔻🦼。”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吃飯”👗。他卻搖頭拒絕。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簡人生🥟🤾🏽,采取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智者抉擇,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保持自己寧靜的環境👩🏿🦰。
有一次,我從昆明打電話過去👨👨👧,小保姆說👨🏼🦲,爺爺散步回來🍗,正躺在沙發上休息。
我說,等會兒再打吧。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接過電話🧑🧑🧒,和我談起他新註的《道德經》。一周後🧚🏿,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口口相傳🍄🟫。這就是“詩書喪,猶有舌”。《尚書》🩶🔢,就是這麽來的。他以史為據🧑🏼🏫,點明了知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責任,那就是創造和傳播文化。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是他已經形成的文化格式。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體味先生的深意,我以為🛏:
一🐗、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現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復者🧜🏽♀️。
二👨🏽⚕️、是自信。他認為🌍➿,以自己的語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
三、是區分。他認為,古今有別,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現在”。他認為,活生生的現實正在發展之中,現代人應當使自己處於一種不斷探索與發現的狀況下🙆🏿,而不是抱著守舊的陳調。
任先生的“內養”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
中國古人以“氣”論“道”。任先生正是一個“打通了氣脈”的知識分子。這股“氣”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支撐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靜下來、完成一點事情、抓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
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高 遠
任先生的兒子任重對我說:“你每次來,他都特別高興。他喜歡跟你談話。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與先生在一起,可縱情“高談闊論”🛕。
任先生終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態度及語氣卻是“節節退後”,越到晚年👡,越覺得難解。每出一本新書🤹🏻,都會說自己原來的理解還要商榷🏄🏿♂️💇🏻。這種治學的精神,今世還有幾人🆘👨🏿🏫?
老子說,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個意思包含了世界的變化👨🏽🎓,順勢而成的規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諸如虧盈之道、禍福相隨、事緩則圓、否極泰來等⛸。在西方的哲學裏,是找不到“應對”語匯的。
南沙溝玉蘭開了,清茶相對,坐在客廳裏⚄,周圍是“國圖”的那些大書櫃。
我信口說:“道”就是智慧🫵🏿。“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統領的。所以📫,孔子求教於老子,“諸子百家”不與老子辯論。無論從個體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歸屬💚,無不與“道”有關。曹操、韓愈的文章大氣磅礴🪀,皆與“道家”相通。陶潛的詩受人喜愛,因他有“縱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禪🧡,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經世致用💔🍞。他說:如果沒有道家⏲,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會更加殘酷🫶🏽。是道家的理念📔,給了社會、人民與文化休養生息的空間。
我對任先生說,我是離不開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雲: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𓀑,舉著手機,讓任先生在京城聽見海鷗的鳴叫7️⃣。
夏雨飄落𓀑,我在信中寄上緬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訴我🐇✹:“花還沒幹,還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對我說:“我們有緣。”
我問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嗎?”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學與宗教,門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馮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電話吊唁。任先生平靜地說🎿:“年紀大了🪚。”一句話,表明了他對生死的“平常心”。
後來聞知,任先生在休息兩天後,依然每日編書不已。
最近,任遠、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體上披露了任先生的當年筆錄:“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看到先生的遺筆,墨淡紙輕⏸,而骨子裏的清香卻悠悠透出🤦🏻😝。
對於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風捉影🧛🏽。而在任先生看來🧑🏽⚕️🕉,這不過是“工作”。多少年來,他不願意向同人及學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註明裏寫道✒️:“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裏,未記錄在其中。”這簡單的一句話,省略掉了當年毛主席對他的好評。這是何等純凈的心靈境界✌🏻。當時他43歲🗞,一位中年的哲學教師。
任遠與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話🐵,令人掩卷沉吟♾:
“人漸行漸遠,凡事早該塵埃落定,時間,改變著一切。但是有時候正相反,過去不註意,沒有深入考慮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回憶過程中,倒是覺得線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錄最近被發現,讓我們聯想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還在給這個世界註入清新雋永的啟示🤽🏿♂️。這就是魂魄不滅吧👃🏽。
2017年2月雨水於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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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枚校徽

校徽(資料圖片)

校徽(資料圖片)
2007年秋🕥,我至南沙溝。坐定捧茶🌮,取出新編的光盤合訂本《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面呈任先生👁。他約略一翻,說“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廳🫱🏻。
任先生再來,手心中捧著東西。到桌上一展開,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兩枚校徽。顏色有別♍️🖌,分別為學生和教師所佩戴🧝♀️。
隨我同去的記者們都上前去拍攝👈。我也拍了幾張🧖🏻。
眾人拍攝畢,任先生將兩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我的手,打開我手心,將校徽放到我手中說✊🏿:“昨晚接到你的電話,我把它們找出來了🔴。就等著今天你來🥫,送給你𓀌。”
見我愕然,任先生說:“這兩件東西🧘🏽,送給你是最合適的。因為你有這個感情。一枚是我當學生的⛹🏿♀️,一枚畢業後我留校任教的。背後的號碼就是我當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身份號碼👲🏽。這都記載入檔的,在聯大檔案中能查到。”
任先生還說:“西南聯大只有八年,像我這樣上完了學,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這兩枚校徽也很難得了。”事後,他對女兒任遠說:“那兩個校徽我給張曼菱了,我覺得給她最合適🙅🏿♂️。”
簡潔的三角形帶著一種純正的力量⚈。任先生說🫨,那後面的小鐵杠🙎🏻♂️,可以紐在當年人們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別針。
次日,在“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會上,有人交給我一只信封,打開是一小劄——
西南聯大七十年世稱辦學的奇跡。這奇跡無非是“五四”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繼續。這種精神是永遠前進的方向。
任繼愈 二〇〇七年
任遠告訴我,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講的一個字就是“寂寞”🧑🦽🐛。我明白🙂↕️,這是“同道者稀”。
作者:張曼菱🧔🏽♂️,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1998年返回雲南🧑🏻🚀,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製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