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何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自1962年出版至今雖已半個世紀，但無論論題的開創👩‍👧‍👦🐉，運用史料與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到☆，獲致結論的堅實，都是其他相關著作不可倫比的。《明清社會史論》可說是一本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譽為之劃時代經典巨著。尤其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

何炳棣院士於2012年6月7日清晨7點11分在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壽95歲，從此史學界失去一位跨世紀的大師🚞。何炳棣先生原來念的是英國史🕶🧘🏽‍♀️，後來轉治中國史；他的研究領域很廣，包括揚州鹽商與商業資本🤱🏽、明清至民國的人口、明清會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美洲新大陸作物輸入中國🕺🏿、北魏洛陽城的規劃、明代土地數據、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黃土與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他近年研究的先秦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運用史料之精妙，方法與史識之獨創🧛🏿‍♂️，轟動史林，驚動萬教(教育界)，當今華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滿於中國文史研究被洋人歸類為“漢學”(Sinology)，因為“漢學”是西方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產物，他們卑視漢學，不置之於西方為主流的學術殿堂正殿。因此，他治中國史都選重要的大問題📓，成果都由重量級的西方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出版😄，要和西方史家進行對話🧛🏿‍♂️。何先生的學術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1965年芝加哥大學聘為地位崇高的湯普遜(James Westfall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並於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亞裔會長。

何先生擅長於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何先生的巨著《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以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與文獻訓詁互證，論證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亞的一源說；連撰寫《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以強力主張這種說法著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為之折服🔝。向來不服人的李敖讀完這本書後，也大為贊嘆說：深覺其體大思精，乃真正“大歷史”♓️，其他同類中外名著，在這本巨著面前，“亦灰頭土臉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何先生為人率真✊，不假顏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長於對日抗戰之中，有濃厚的民族意識，雖因工作關系入美國籍👨🏼，但熱愛中國之心過於常人🦇，曾質問一些華人學者☪️：你是中國人怎麽可以不愛國？何先生1979年底🤾🏽‍♂️，在麻省理工學院(MIT) 為中美建交舉辦的討論中美關系的會上發言🏆，面對滿場洋人學者，他獨排眾議🛋，揭發研究中國的洋人學者的反華情結💥。何先生敢言直言的態度在西方學界的華人學者中極為少見，一般華人學者在洋人屋檐下總是低頭，何先生決不示弱。十多年前面對“新清史”學者的代表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發表《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否定漢人與漢文化對清朝國祚之作用，何先生像巨砲一樣地雄辯反擊🌯。何先生說🫄🏼：羅友枝曲解他的論點➡️。他認為👨🏿‍🦲，滿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就在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文化和製度😅。

何炳棣教授治明清史，專攻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是對準要害🤴🏿，掌握重心。他於1962年出版《明清社會史論》，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註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根據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統計，分析社會流動；在資料的數量與涵蓋面🧍🏻‍♀️，均遠遠超越前人，統計分析的樣本，進士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製度🤷🏽‍♀️，富與貴緊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何先生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而且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闡明促進社會流動的各種製度化與非製度化管道的存在。何先生認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製度化的機製，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竈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何先生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

近年來，何先生的論點遭到部分學者質疑🦸🏽。較著名的有美國的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韓明士(Robert P. Hymes)與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中國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貝的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員傳記資料，發現宋朝政府被幾個或幾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並不大。韓明士在1986年發表《政治家與士大夫》(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 Chiang-Hsi, in Northernand Southern Sung，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曹國慶與鄧虹編譯其中的“Examinations, office, andsocial mobility.”以《社會變動與科舉考試》為題發表在《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第6期)一書，則認為研究科舉所促成之社會流動，不能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為據🍐，應該擴大“精英”定義的範圍，將寺廟捐獻者與從事地方公益事務者及其親戚族人、學生等均列為分析的對象，於是大大縮減平民範圍，把平民在科舉上的成功率大為低估；他進而懷疑科舉製對統治階層與平民之間的“血液循環”有促進作用。稍後，艾爾曼發表《科舉製下帝製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Social and Cultural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Feb.1991，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與《帝製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Late Imperial China)，也認為何先生估計出身平民進士之比例過高🙎🏻‍♂️，過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對向上流動力的作用，進而論定﹕“近千年來，科舉製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而已。”[艾爾曼及韓明士等人貶低科舉製度對社會流動的作用🍾，李弘祺對他們的論點展開討論，參見李弘祺：《中國科舉製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爾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製度的研究談起》📍，《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12），頁237-267]沈登苗則於2006年發表《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對何炳棣研究結論的思考》[《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6 年第9 期🤾🏻‍♀️，頁81-93]🎑👍，批評何著對“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閣獨家收藏的31 種明代進士題名錄為憾，並指出“明代前期科舉流動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結論在科舉史上並不具備典型的意義”。但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版社，2004)使用的21種（其中5 種為天一閣獨家收藏前人未使用過的） 明代前期題名碑錄🙍🏻💅，分析的結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結論。對於韓🤲🏿、艾二氏的批評，何先生並未撰專文反駁🌊，僅於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簡單回應稱：自己的統計“完全是根據八十幾種中試者的祖上三代履歷，最能反映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而艾氏所用的資料卻“沒有最能反映社會血液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而且根據艾氏的統計，明清出身平民的舉人，占總數的54.27%，出身平民的進士，占總數的61.78%，反而坐實了何先生的結論。至於韓氏的評論🎏，何先生則認為是對“精英”的定義混亂而誤導的👨🏽‍🎓。（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附錄“家族與社會流動論要”，頁23-29）

現存的進士登科資料（包含登科錄、會試錄🧜🏽‍♂️、進士同年錄、進士履歷便覽）未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達五十九科，共一百四十種🙀👩🏼‍⚕️，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數是何炳棣教授使用過的將近三倍，而且分布均勻，明代每一皇帝統治時期都有🙋🏻，大有利於進一步研究明代舉人的社會流動。泓於是執行“國科會”贊助《明代向上社會流動新探》研究計劃(101-2410-H-031-038-)，運用現存的進士登科史料，擷取57科15528件有效樣本，重作統計分析。發現從明代初期到後期，平民家庭出身各科次進士比較進士總人數的比率，平均從75%跌至45%，而官員家庭出身的進士人數的比例，反而從24%提高到53%（徐泓：《〈明清社會史論〉譯註及其後續研究：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7卷上冊，2016.10，頁1-19）；平民家庭出身與官員家庭出身比例的變動，約略從明中期成化🧜🏽‍♂️、弘治年間開始出現黃金交叉🙋🏼，尤其是廣義的官僚群體比率大幅上升，又似乎與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發展脈絡相暗合🧻。坐實了何炳棣教授所言“意指寒微人士要爬升社會-官僚體系的階梯，遭遇到的困難與挫折更大”的論點。這個重新估算明代社會的向上流動率的研究，進一步修正了何炳棣先生利用22科6332件樣本所統計出的結果🧭😥。何先生的結論是🍅：“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約總數50%；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也約略50% 。”而泓用57科15528件樣本所統計出的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6%💇🏼‍♀️，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是44%🧑‍🦲；這就更加確認何炳棣教授的論點：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占了整體官員的一半以上✈️，也證實萬歷年間禮部的報告💆🏻‍♂️👩🏽‍🍼：“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是有根據的。（《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本👩‍👩‍👧‍👦，1966，卷535，頁8🎅🏽😼，萬歷四十三年八月丙申條）因此🙍🏽‍♂️，明朝“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及“科舉為寒門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門’的階梯”的傳統說法🧘‍♂️，仍為現今大部分學者所接受🧑🏻‍🍳。（鄭若玲：《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系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66👓。吳建華：《科舉製下進士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頁99-103、98）

何炳棣教授的《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大量樣本所作的計量分析✪，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巨著😀，影響中國社會史與明清史及東亞史研究甚巨🆖🫷🏿。[許倬雲：《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大陸雜誌》☢️，第26卷9期，1963.05，收入許倬雲《心路歷程》(臺北：文星書店⛓️‍💥，1964)。劉高葆👩‍👩‍👧‍👧：《社會流動與明清社會史研究：讀〈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社會流動方面🧎‍♂️👩🏿‍🔧，1368-1911年〉》，《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68-74]如許師倬雲教授的《先秦社會史論》（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中文本鄒水傑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毛漢光的《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吳建華《科舉製下進士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及研究韓國科舉與社會流動之崔永浩(Yong-ho Choe)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Korea, 1392—1600（《朝鮮李朝初期的科舉製度與社會結構》，Seoul: Korean Research Center, 1987 ）等等⛓🤶🏻，均以此書為典範👨🏽。

總之，何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自1962年出版至今雖已半個世紀，但無論論題的開創，運用史料與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到🌉，獲致結論的堅實⟹，都是其他相關著作不可倫比的🙋🏻‍♂️。《明清社會史論》可說是一本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譽為之劃時代經典巨著。尤其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詳見徐泓，《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的地位：〈明清社會史論〉譯序》，《東吳歷史學報》第21 期(2009.06)，頁191-201。徐泓承蒙何先生惠允🩰🧖🏽‍♂️，又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已完成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書稿完成，經何先生審閱，並賜序言（全文刊載於本期）。今書已出版⚰️，即《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譯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泓譯註何先生《明清社會史論》是以1967年的修訂本為底本🤽🏼。泓翻譯時🥷🏽，一一查對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獻🤽🏼‍♂️，還原於譯文之中✊🏻，若有出入則以“譯者註”形式說明🧑‍🏭，其特色是力求詳盡，征引許多何先生未引用的史料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何先生認為這“足以教導入門者如何收集與運用史料”。由於這本書出版已五十多年，此期間有不少相關文獻與研究論著出版，與何教授對話📫，對於不同的意見及補強或修正的文獻資料🚵🏼‍♂️，也以“譯者註”形式說明👩🏻‍✈️。長達萬言的“譯者註”😚，何先生說：“對我這個原作者以及廣大讀者都極有參考價值。”編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與方式，將全書每一腳註都與同頁正文密切聯系，何先生說：“讀來令人重生親切之感🥵。”這個《明清社會史論》譯註本👨🏿‍🦱，得到何先生的贊許🌿，應該是比英文原版更為理想的版本。

何先生過世之前一直關心這本書的出版，他在《〈明清社會史論〉中譯本自序》上說道：

徐序與崔評對我早年學術著作價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二十余年來😢，孜孜不倦考證先秦思想與製度的精神支柱👶🏼。

這本《明清社會史論》在我所有的著作裏，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較多，也最為謹慎，曾引起不少學者仿效。但此書問世若幹年後，驀然回首🧚🏿🌓，我對某些社科觀點🩼、方法與理論逐漸感到失望與懷疑，最主要是由於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滿足歷史學家所堅持的必要數量和種型的堅實史料，以致理論華而不實，容易趨於空誕🪭。因此我自退休以來二十余年間🫷，“僅”求諸己，致力於考證學的更上層樓👳🏼‍♂️，欣然頗有所獲。此日回想👆🏼，這本舊著可稱我個人學術路程上的一個分水嶺🧜，而今舊著以“譯註”的新顏出現🤍，於我個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對廣大的中文讀者有所幫助。

無奈由於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中文譯本版權授權問題的拖延，非常遺憾，何先生生前只看到稿本，沒看到聯經平裝版的《明清社會史論》出版，更不可能看到中華《何炳棣著作集》精裝本《明清社會史論》的出版🥄。尤其，礙於兩岸稱謂的原則問題，北京中華書局無法從我們“科技部”得到簡體字版授權。比臺灣人口多出六七十倍的大陸同胞只能從網絡流通的電子版閱讀何先生的大著7️⃣，相信不是何先生、聯經公司和我們學術界願意見到的。這真是一大無奈和遺憾。

（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