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傳》，李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42.00元
讀李申先生新著《任繼愈傳》，不由想起幾次拜見任先生的情景。
本世紀初，《中華大典》列入國家出版規劃😮💨，我所服務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承擔其中的《宗教典》☀️。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山人物🗡，擔任《大典》總編纂的任先生責無旁貸🚴🏼♂️，親自擔任本典主編。因了這個機緣🤵♂️，我得以前往拜見先生🏚。和先生約在他居住的南沙溝寓所🧑🏻🎄。初見的印象🔮，先生風度儒雅⛏，接人待物則喜歡簡捷。因為《宗教典》的內容設置，先生主張的儒教是教，當然是必須咨詢的問題⛹️♂️，行前社長也著意叮囑。不過交談一陣，見無人提及此事，作為責任編輯，我只好開口請教。任先生真是快人快語，我的話音未落，他立馬回道：“從你們進門我就等這句話了💅🏻。”聽了這話🤸🏼♂️，心頭不覺一震⛴。任先生強調，《宗教典》內必須有儒教🧒👨🏻🦼，這一點不容置疑🦾。
臨到告別👸🏽👷🏻，我們順便參觀了先生的書房👨🏿🍼⟹，其實除了書房🪪，從進門的中廳👩🦼➡️，到並不寬敞的過道，都放滿了書🧑🏿🌾。先生的書大多放置在老式的書箱中，箱子上寫著“澄盦藏書”字樣。我以為這該是先生的家傳之物📑，先生卻說那是他淘來的➞。
後來就合作的具體事宜，又到先生在國圖的辦公室見面👱♂️。這間辦公室李申先生書中多有提及。辦公室在樓道的一側頂頭#️⃣，對面是先生助手的房間。李先生書中提到😴，他追隨任先生幾十年，基本上沒有和先生聊過天（頁355）🧗🏿。我自己的體會，任先生的風格就是有事即辦。在辦公室說完正事👨🏼🎨，我搭訕幾句，先生也就客氣回應幾句🐵，本來想請先生吃個便飯👩🍳，但他態度堅決地拒絕了，這一點也印證了李先生書中的類似回憶。李先生書中著意提到了任先生提醒他的不要憋尿🧎🏻♀️，並說到任先生辦公室和廁所間的距離（頁444—447）🦘。廁所的位置是任先生告訴我的。由於任先生的辦公室在最裏面，中間還隔著樓梯🏇🏻，真的是很有距離。作為一個珍惜時間的學術中人，完全可以想象他不肯中斷工作的憋尿。李先生書中說👳🏽，館長的辦公室原是帶廁所的，但任先生沒要，而是選了這間。而在任先生去世的10年前，他就已經因為膀胱癌動了手術。
任先生是宗教學大家，其所主張的儒教是教說，曾引起國內學界爭論🧑🔬🧓。這是一個專業的學術命題🙍🏻，我並非專業中人👳🏿🌓，對此無從置喙，只是因為《中華大典·宗教典》，才留意於此🧙🏻♀️。後來和李申先生談起，他曾說👨🏽🏫，無論儒教問題如何爭論，本典將儒教列為分典🏇🏽，就是將此方面的古代材料體現出來。這當然是他原話的大意，而對《儒教分典》的確立，此話頗有深意存焉🧑🏽🦰。不論這個命題的爭論如何，材料總是最基本的呈現。
書中提到任先生的一些主張📸，譬如，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於傳統文化的認知而言，相當有見地。其實，任何歸屬於某個地域的文化乃至文明🧑🧑🧒🧒，只要它的發育是充分的，尤其是具有相對悠長的歷史，其中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佛教作為中國古代影響最為深遠的外來宗教，其實自傳入伊始，便在有意無意間發生了變化🌂🎐，一些局部得以放大，一些局部與本土文化嫁接♋️，終於形成與發生地之佛教互有異同的另外模樣。正如任先生所指出的，“佛學東來🙍🏼，隨時變易以求合於中土固有之傳統，面貌精神與印度相去甚遠💚。其所用方法，所論問題亦與印度關涉極少”（頁403）。一般以為，佛教之落地本土🤽🏼♀️，最大的變異就是禪宗的出現👲🏼，其實遠不止於此，但古代的本土信眾👩👦👦，於此不但沒有違和感📎，而且也絕不懷疑這便是正宗的佛教。這一如外來物種之進入本土，伴隨時間的推移🤑，它就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本土風物9️⃣，並且得到大眾的認同，若非專業人物爬梳👩🎤，大眾甚至不會將其視為舶來的異類。正如任先生所說🚙，“漢時之佛教即漢人所了解之佛教”（頁404）。甚至“從地下發掘資料和文獻記載來看🗓，中國佛教最初來源不在印度，而在中亞（古稱西域）”（頁407）。大約只有玄奘這樣精通佛理的個中人，才會有舍身求法，追索原教旨意義上佛法真諦的執念⛵️。
實在說，這種外來文明介入本土文明的現象⛹🏼♀️，也遠不止佛教一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其吸納外來文明的力度，一如其文明本身的向外傳播，這其實是中華文明自身生命力旺盛的體現🍫🙆🏻。任先生提出文化勢差現象🤛🏿👩🏽🦱：“高度發展的文化往往影響低度發展的文化，而低度發展的文化🙇🏿♂️，處於被影響的地位。只有由高向低產生影響，而不能使低度發展的文化反過來影響高度發展的文化。”（頁410）這個勢差現象，在本土就不乏例證🦃，譬如🧛🏻，出身鮮卑的北魏孝文帝的改製，更著名的則是出身蒙古的元朝尤其是出身滿洲的清朝統治者🍲，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乃至全面接受，早為大眾耳熟能詳。當然👨👨👦👦，一如任先生所說，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我以為此處說更為寬泛的中國傳統文化也許更其恰當）處於大體相同的發展高度，所以它們之間是互相補充🔜，而沒有互相替代🩸。佛教之所以被當時的中國人趨之若鶩地接受☕️🕴，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比儒教更多的利益，使更多的人得到在儒教信仰內得不到的利益🧳。譬如📣🧍🏻♂️，按照儒教或者本土文化的說法，人們死後得到的祭祀🔄，決定於在世時的社會地位和子孫的狀況，這就令底層普羅大眾感到絕望🦎，甚至非底層的人們也會由此而生出對子孫情狀的擔憂✫。這樣的不確定性，在佛教那裏則得到一攬子解決💆🏿。佛教說👩🏽🚀，只要自身努力修行，即使最壞的人，死後也可以上天堂，甚至成佛。這無疑是一個福音🅿️，雖然是虛幻的👩🏻🎓，但總比沒有強。於是連那些富有智慧的儒者，也信奉因果報應🦻🏻，更遑論處於底層的大眾。佛教解決了儒教所沒有解決，或沒有很好解決的人們死後的歸宿問題↙️。（頁411）
作為漢語史專業的學習者，我對任先生所提出的“識繁用簡”的識字原則🆎，十分認同。任先生的意思是🌥，在中小學課本裏，在簡體字旁，註上繁體字。“老師不要講🖕🙅🏻♀️，學生不用學，不要考試，就是讓他們天天見面🤲🏿。”（頁386）這是在不增加學業負擔的前提下，培養學生認識繁體字的能力，而有了這個能力，就可以直接閱讀古文獻👨🏻🎤，從而了解傳統文化。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譬如🧝♀️，所謂簡體旁註繁體，也須有個漸進的節奏🤱，不能一篇之中，字字都註，還是要根據學生的學力，擇其要而註之。實際上，並非所有字都存在繁簡問題，因而繁體字的標註，節奏是可以把握的👘，過於生僻的與其註了徒增負擔😴，還不如忽略不註。識字的能力原是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到了一定程度👏，繁體的識別能力真的會是可觀的。至於教師的不講🐘，我倒以為還有商榷余地🔞，當下學校的學業壓力因應試教育而十分繁重，如果真的一點不講，繁體的識字能力，就會大打折扣👋🏿👩🏽🏭，這就失掉了識繁用簡動議的初衷。而將其作為相關的擴展內容🦹🏿♀️，則是可取的，只要不必考試，或者考試中僅以加分形式出現，學習動力總會有的。如今所謂國學教育儼然熱點，我以為，與其拉開架勢專門辟出課程乃至專業，反倒不如先從識繁用簡這種潤物無聲的細微處做起，只要堅持下去😋，必有日積月累的成效🤵🏿♂️。對今天的學生而言🤱🏼，傳統文化的習得，涓滴的積累遠比程式化的突擊更有意義。
作為任先生的嫡傳弟子👨🏼🎨👨🏿🚒，李申先生為乃師作傳，確乎應然⛳️⛽️。李先生自稱為後人鋪路的石料，頗有初階的自謙。書中對任先生家世以及少年時代，對西南聯大的大學生活，對北大從教以及毛澤東主席的關註和接見，“文革”期間及其之後在宗教所❤️，在國圖等等生活經歷，以及任先生的為人為學👨🏻⚕️，都辟有專章縷述，限於篇幅，就期待讀者直接展讀本書了。
任繼愈，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任繼愈先生是著名的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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