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周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貢獻
周一良先生學問淵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為看重的💘，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這是他起步最早的學術領域🍼，也是他用功最深的學術領域💸。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談到“學貫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分裂時代🎽🥵。這裏，南北朝只是一個傳統稱謂🎨，實際上，魏晉200年，除其間短暫統一過37年外🕺🏽，也都是南北朝🕎🧑🦱。在這個南北朝時代，既有對峙，也有合作；既有戰爭👩🏻💻，也有和平；既有民族大分裂📴，也有民族大融合🚴🏽♂️；既有繼秦漢之往，也有開隋唐之來。也許正因如此，才顯出其獨特魅力，才引起歷史研究者的特別關註。在這個研究領域，名家輩出，大師薈萃，為其他斷代史研究所鮮見。而周一良先生，即為其中重要一員。
趙和平先生主編的《周一良全集》，分為四編🙆🏻♀️👨🏽⚖️，皇皇十巨冊🐺。其中🚆，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約占三分之一強，包括第一冊《魏晉南北朝史論》（上）🧿，第二冊《魏晉南北朝史論》（下）🙏🏿，第三冊《魏晉南北朝史劄記》，第九冊“論學雜著”中《世說新語》《魏書》《北齊書》《南齊書》《梁書》五書批校等。《魏晉南北朝史論》（上）的原本為中華版《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南北朝史論》（下）的原本為北大版《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魏晉南北朝史劄記》的原本為中華版同名著作🥇。其中，除《劄記》基本維持原貌外🧗🏻，前二書都經過分合重編，最顯而易見的，是將其中關於佛教與敦煌的論文，歸並到第六冊《佛教史與“敦煌學”》。也就是說，《全集》十冊👨🏿🎤，有將近四冊屬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可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一良先生學術領域中的份量。
周一良1935年的大學畢業照
一良先生學問淵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為看重的，也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這是他起步最早的學術領域🧗🏻。一良先生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即1934年《燕京學報》第18期刊出的《魏收之史學》🤲🏿，當時他年僅21歲。魏收之《魏書》🧲，向有“穢史”之名，千余年來，貶多褒寡，難有定論。本文從魏收的為人，今本《魏書》的由來，《魏書》的取材、體例、書法、事實♦︎、論斷，進行梳理🏃，為《魏書》翻案，立論嚴謹，甚為可觀，展現了史學工作者的良好素養。其二，這是他用功最深的學術領域。1936年，一良先生燕大研究生畢業❌，到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在歷史組組長陳寅恪先生指導下，專門從事魏晉南北朝民族問題研究🤸♂️。一年後，撰成《論宇文周之種族》《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三文📯🍛，取材宏富，除了中國傳世載籍，還充分利用了西陲新出寫本、中原新出墓誌和造像碑🧑🔧、日本藏宋版書和日本學者研究論著等，很早就奠定了一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中的地位🏃。
關於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貢獻🗡🧎🏻♀️，此前已有不少同仁從不同角度進行過評騭🪷，一良先生自己也做過簡要的歸納和總結（參閱一良先生《我和魏晉南北朝史》，原載《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再刊《魏晉南北朝史十二講》，中華書局，2010年7月）🥝，雖不能說題無剩義😯，但可供發掘者確已不多🦓🪯。作為晚輩後學，我只能高山仰止，實不敢妄贊一詞🚶♂️➡️👞。如果必須品量🌥🤖，我只能說🌭：一良先生的研究成果，屬於“芝蘭入室久彌香”（南宋周必大《次韻秋日禪房》詩）者🍇，不會因時代變遷而失去價值🚵🏼，只會因經得起時間檢驗更加芬芳！這裏試舉三例：
（一）前揭《魏收之史學》為《魏書》翻案，可以得到新材料的驗證⌛️。我曾撰《〈魏書〉中關於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就史稱魏收撰《魏書》🈳，記李庶先世郡望為梁國蒙縣，雲其家貧賤🌛🙍🏿♀️，遭到李庶投訴一事，進行考證，特別根據新出《北齊李雲墓誌》，對李庶先世郡望按時間做了梳理，證明《魏書》記李庶先世郡望為梁國蒙縣，雲其家貧賤🫲，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二）前揭《論宇文周之種族》主要認為“自來謂北周宇文氏出於鮮卑，其說實不可信✭🚢；宇文周實匈奴南單於遠屬，載籍斑斑可考，謂出於鮮卑者誣也”。後來🔩，姚薇元先生撰《北朝胡姓考》，也認為“宇文氏出自匈奴……為匈奴種”。現在，新出《西魏宇文測墓銘》也說：“其先建邦遼海🦶🏻，號大單於國。”我們知道，單於為匈奴稱號，鮮卑則稱可汗。宇文氏先世曾在遼海建大單於國♢，故稱其出自匈奴南單於遠屬，為匈奴種，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三）一良先生《魏晉兵製上的一個問題》有一個觀點❤️👩🍳，即認為東晉渡江，“有些製度並未沿襲洛都之舊👬🏻，卻采用東吳的辦法”。我與宋少華🚵🏻♣︎、羅新合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根據新出吳簡多見“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記載📣，指出《晉書·劉超傳》記超於東晉初出補句容令，雲🎭：“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這種由民自書家貲訖，又自送函還縣的製度🙎🏿👩❤️👨，應屬東吳舊製✉️。證明一良先生關於東晉渡江曾沿用東吳舊製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此外，還有部分研究成果🧑🏿🍼🧛🏻♀️，一經發表🧤，即成定論。譬如著名的《乞活考——西晉東晉間流民史之一頁》𓀎。該文最早在1949年《燕京學報》第37期發表，此後大約半個世紀，再也沒有類似專題論文面世。直至近十余年，才出現幾篇關於乞活的專題論文👨🏻🏭，但均屬為評職稱撰寫的“急就章”❣️🌂，內容沒有超出《乞活考》的範圍，自然也沒有任何價值。當然，並不是說《乞活考》就窮盡了材料。例如該文談到“乞活堡”和“乞活城”，僅註意到《晉書·慕容德載記》《宋書·垣護之傳》《太平寰宇記》（卷六六河北道瀛州河間縣條）三條記載👠🙎🏼，謂“其地或嘗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並未認為該城應為乞活始居之地🧑🏻🦽➡️🕵️。而據《通鑒》卷一一一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月條胡註🗒：“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惠帝在位最後一年為光熙元年（306）🦹，是年正是東嬴公騰遣並州將士“就谷冀州，號為乞活”之年，亦即學界公認的“乞活”始見之年。可見胡三省是認為乞活堡為乞活始居之地的。清繆公恩《夢鶴軒楳澥詩鈔》卷一有《乞活城》詩，序曰😿：“苻登敗，弟廣以所部二千人降慕容德，德處之乞活堡，俗名乞活城。”其中“乞活堡”以上原出《晉書·慕容德載記》，可知“乞活堡”在苻廣投降慕容德之前就已存在🧏🏿♀️🌬。詩雲🔸：“鐵甲琱戈委戰塵，將軍一敗棄君親。孤城乞活今安在，何似田橫五百人。”說明“乞活城”至清中期仍有遺址供人憑吊👮🏻♂️。這兩條材料✋🏼，雖然《乞活考》沒有留意🧛🏽♀️，但僅屬枝節問題，對該文的整體結論🤫，並無絲毫影響👩🏼✈️。
繆鉞題詩
一良先生非常看重自己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同時也非常看重學界對自己研究成果的評價和學術地位的界定。但與今天充斥學界的“諛評”不同🆔，特別講究“分寸”和“貼切”🤵🏿，不接受“溢美”之詞，這應該是民國學人的共同品性🤹🏼♂️。《全集》第九冊有“讀書題記”專欄🤢，輯錄一良先生收獲書後在書上題記若幹條，按年編排👩🏽🍼，並附有編者按語🥭，可以管窺一良先生的學術追求🧃，十分珍貴！前揭一良先生的三部魏晉南北朝史專著都有題記。
第一部《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12月出版🧣。一良先生題記雲：“1964年2月收到🧑🏼⚖️。”按一良先生題記通例，一般都要記到日📓，此僅記到月👵🏻，可能為後來追記🤸🏼♀️。編者按雲：“封面蓋有‘重版修訂用書’圖章。”剛出版就考慮“重版修訂”，可見一良先生對學術精益求精的態度🧟♂️。
第二部《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3月出版✌🏿。一良先生題記雲：“1985年11月9日收到樣書，距交稿計四年兩個月。”同在北京，何以3月出版🫷🏼，11月9日才收到樣書，原因不明👁🗨👫🏼。從特別說明“距交稿計四年兩個月”才收到樣書看（《劄記》原有“自序”🧑🦼➡️🤵🏿，末署時間為1981年9月9日💇♂️，至收到樣書之日，正好四年兩個月），顯然不太滿意😐↔️。這反映“文革”過後👴🏻，撥亂反正♟，一良先生希望重回熟悉的魏晉南北朝史學界，心情十分迫切。
第三部《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一良先生題記雲：“1992年2月17日收到樣書，一年即成（《續編》原有‘後記’，末署時間為1991年3月🤷🏽♀️，至收到樣書之日🔵，正好一年），北大此事對得起我矣。”當時的出版業7️⃣，尚處手工作坊階段，交稿之後一年能夠見書🧑🦲，自屬相當快速。而學人之間，是靠研究成果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及早出版，奉獻給學界，自是學人最為愉悅之事🧔🏿。一良先生表揚北大🔨，情見乎辭，蓋因於此🕵🏿。
最重要的題記見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此書是1995年9月在湖北襄樊召開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良先生雲🕵🏽：“1996年12月收到，會長排名頗見膽識，我居老三，自信頗為允當也。”這裏，“會長”指繆鉞先生的高弟朱大渭先生，“排名”指朱先生為本書所撰《前言》中關於20世紀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第二階段的學人排名👮🏿。朱先生的《前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將20世紀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先指出：第一階段以陳寅恪、湯用彤、呂思勉三先生為代表👩🏻🦼。然後說：“在第二階段，以唐長孺💨、業師繆彥威（鉞）及周一良😤、何茲全🦓♧、王仲犖、韓國磐等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著名學者，先後崛起於學界🐉。他們或論考雙精🟤，或文史兼善，或學貫中西🏷🚣🏽，或變通今古……”需要指出的是💁🏿♂️，一良先生稱朱先生“排名頗見膽識”，自己“自信頗為允當也”🤘🏿，並不僅僅因為第一句中的“我居老三”，而是因為第二句中的“論考雙精”緊扣唐長孺師，“文史兼善”緊扣繆鉞先生💴⁉️，“學貫中西”緊扣自己，“變通今古”緊扣何茲全✥、王仲犖、韓國磐三先生🚆，均“貼切”而有“分寸”。唐長孺師“論考雙精”排名第一👩🦯，久為學界共識📑，可以不論。繆鉞先生排名第二，需要稍作解釋🙉。
繆鉞先生排名第二🏊🏼，一良先生沒有異議，或以為是因尊長之故🚯。繆鉞先生1904年出生，較一良先生年長9歲，似乎有理。其實卻不然𓀉⚙️。民國學人雖然都能“文史不分家”，但“文史兼通”者多🥂，“文史兼善”者少🎠，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惟繆鉞先生能獨樹一幟，無人可與頡頏🐮。其《六朝五言詩之流變》一文，從五言詩之流變，談及融合玄釋和調劑聲律；《〈文選〉與〈玉臺新詠〉》一文👍🏿，從二書遴選詩文標準不同🪡🕯，談及宋齊以來社會變化和詩文風氣遞嬗⏳，均為純粹史家所不能言👨🏼🍳。此外，與繆鉞先生工詩相較，一良先生還完全不能詩🧑🧑🧒🧒。一良先生曾在不少文章中談到自己不懂音韻🤴🏼。其《兩般秋雨庵隨筆》題記更雲：“幼年讀本，不忍棄之，實則當時理解甚少👳♂️，不能作詩，尤為痛也👩🏽🏭。”按《隨筆》凡八卷，晚清梁紹壬著🛌🏻，內容豐富而以談詩為多👨🏼🚒，文筆佳絕而又不難索解👨🏽🔧，故清末民國以來🫳🏼，家塾黨庠均列為童蒙學詩必讀之書（我少時學詩，亦曾通讀過兩遍）。一良先生幼讀《隨筆》，卻因理解問題不能詩🫵🏻，故引以為痛🗑。因而，一良先生對繆鉞先生排名在自己之前👨❤️💋👨，應該是心悅誠服的。
至於一良先生對自己排名第三🔳，“自信頗為允當也”，也是有根據的。晚清開展“洋務運動”🤦♀️，推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公私教育均以培養“中西兼通”人才是務。迨至民國，相承不改🪨，學人雖然都能“中西兼通”，但“中西兼通”與“學貫中西”仍是兩個程度不同的概念。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談到“學貫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一良先生的“中學”功底源出家學。前揭“讀書題記”第一條為《孝經》，有乃父叔弢老人題記：“壬戌（1922年）十月給一良。”是年一良先生年僅9歲。編者按雲👩🏻🎤🧝🏽♂️：“雖無周一良題識👨🌾，但為其私塾發蒙所讀《孝經》😫，特存此紀念。”可見一良先生的“中學”是有深厚童子功的。前揭《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一良先生題記又雲：“邵心恒兄挽陳援庵先生有聯雲：‘校讎捐故技🍴，不為乾嘉作殿軍✒️。’當時傳誦。余之此著則‘愧為乾嘉作殿軍’矣。可嘆也。”邵心恒即邵循正🆖🪻，也是北大歷史系教授，蒙古史和近代史研究專家🫅🏿。一良先生所引為下聯🤹🏽♀️🙆🏼，還有上聯：“稽古到高年👨🏼🎤，終隨革命崇今用。”陳垣先生治學原宗乾嘉，與革命沒有關系，1971年去世，尚在“文革”中，挽聯不得不給他貼上革命標簽，並與乾嘉劃清界線💨。《劄記》的撰成和出版都在改革開放初期🤲，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故一良先生敢於如此借用，明以愧嘆自嘲🚇，實則表示自己的史學仍宗乾嘉💆。這一點對於了解一良先生的學術淵源十分重要。
楊聯陞贈老友周一良筆墨
一良先生的“西學”系由西儒啟蒙🛂，人所熟知，無須贅述🦈。一良先生能夠成為世界史研究大家🏃➡️，蓋源於此。需要強調的是，朱大渭先生作為當時的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以“學貫中西”緊扣一良先生🆒，其中之“西學”，不應指一良先生的世界史研究，而應指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從早年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時，就極為重視外國學術史，不僅在論著中引述外國學術成果👳🏽，還專門寫過關於美國魏楷英譯《魏書•釋老誌》和日本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的書評👨🏽🚀。在此之後🙇🏻♀️2️⃣，也一直堅持重視外國學術史。一良先生的論著，經常引述外國學術成果9️⃣，其例甚多，可以不論。1984年撰寫《評介三部魏晉南北朝史著作》，除了萬繩楠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外👱♀️，還有越智重明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之貴族製》和川勝義雄先生的《六朝貴族製社會之研究》，豐富了我們對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認識✯。1982年發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對美國伊佩霞（PatriciaBuckley Ebrey）的英文名著《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進行評介🫴，有肯定，也有批評。1990年與王伊同合作完成《馬譯〈世說新語〉商兌》🪒，1992年獨自完成《馬譯〈世說新語〉商兌之余》📭，總計六萬余字，對美國馬瑞誌（Richard B. Mather）英譯《世說》的漏譯、誤譯進行補正。也使我們對美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動態有了新的了解🔷。一良先生對外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引述和評介🤷🏻♀️，他山之石的重要性，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尚不顯現🪭☆，但在信息完全閉塞的50至70年代和信息不太暢通的80至90年代，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因而稱之為是對中國魏晉南北朝研究的重要貢獻，恐怕毫不為過🧗🏼♂️！
我與一良先生的交往雖然不多◼️，但對民國大師的崇敬卻是老而彌篤💑👨🏻🦽➡️。一良先生故去已有15年，摩挲他的《全集》，咀嚼他的文字，遙想他的人生經歷⭐️，回憶他的音容笑貌，常常百感交集👛！“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嶽南《南渡北歸》封面語），謹以這篇小文👨🏼🦱，表達我對一良先生深深的懷念！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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