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余冠英（1906—1995），中國古典文學專家⚜️。1926年，余冠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後轉入中國文學系✩，1931年畢業後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等校任教。1952 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文學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遺產》雜誌主編😔。由他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本）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成果，經他主持編選的《唐詩選》，為公認的唐詩最佳選本之一。

余冠英先生（1906年5月16日－1995年9月2日）

余冠英先生（1906～1995）是著名的文學史家，也是當代成就最高的人文學者之一⚒。余先生學生時代喜歡創作，常用“灌嬰”等筆名發表散文🍩、小品和新詩，已引起文壇的註意🙍。吳組緗認為他是最能代表清華園文風的作家，說他的委宛沖淡處近於朱自清，輕快趣味處像周作人、俞平伯🕒，而纖巧綺麗處則是他自己的。（《談談清華的文風》）1931年余先生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留校任教🫗，此後一直專門從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1945年起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調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即現在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之前身）為研究員🤵🏿，一度任副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余先生的著作有《漢魏六朝詩論叢》《古代文學雜論》兩本論文集🫶🏽，上世紀六十年代主持編撰了文學研究所三卷本的《中國文學史》🛀🏼，是全書的總負責人和上古至隋這一部分的主編🧑🏼‍🎓。新時期以來，又擔任十四卷本《中國文學通史》的主編（後因年高多病改任首席顧問）。這兩套文學史乃是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具裏程碑式意義的重大成果。由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撰的《唐詩選》也是在他主持下進行的。

更為一般讀者所知的是出版比較早✧、由余冠英先生個人署名的幾本古代詩歌的選本🗒：《詩經選》（後將曾經單行的《詩經選譯》一書並入）《樂府詩選》《三曹詩選》和《漢魏六朝詩選》。這些書原先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陸續出版的；現有中華書局2012年的新印本🙋🏼‍♀️🧿，均以余先生生前的最後修訂本為底本，印刷和裝訂都相當樸素而考究👩‍🦽‍➡️☎。

在這幾部書中《樂府詩選》是解放後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學作品選讀本，書中出於余先生研究心得的新意很多，行文深入淺出🫅🏼，是公認的經典性選註本。該書前言中又有從中國文學史全局著眼的大議論道🔢：

《詩經》本是漢以前的“樂府”，“樂府”就是周以後的《詩經》。《詩經》以“變風”、“變雅”為菁華。“樂府”以“相和”、“雜曲”為菁華。主要的部分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裏巷歌謠🦮。都是有現實性的文學珠玉。詩經時代和樂府時代隔著四百年，這四百年間的歌聲卻顯得很寂寞🤔。並非是人民都啞了，裏巷之間“饑者歌其事✋，勞者歌其事”還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記錄👍。屈原曾采取民間形式寫出《九歌》、《離騷》等偉大詩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間形式寫了《成相辭》，而屈🆗👳🏼、荀時代的民歌卻湮滅不見，這是多麽可惜的事!因此我們更覺得漢代樂府民歌能夠保存下來是大可慶幸的。（中華本🚣‍♀️，第10～11頁）

傳世之漢樂府民歌的價值由此得到了深刻的說明和估計👨🏼‍🌾。余先生又寫道📝：

中國詩史上有兩個突出的時代，一是建安到黃初，二是天寶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時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時代📝。董卓之亂和安史之亂使這兩個時代的人飽經憂患🪒。在文學上這兩個時代有名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個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精神➡️。“為時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號🧹。他把自己為時為事而作的詩題做“新樂府”🎭，而將作詩的標準推源於《詩經》🗿。現在我們應該指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雖然早就表現在《詩經》，但是發展成為一個延續不斷的👹、更豐富、更有力的現實主義傳統，卻不能不歸功於漢樂府。（中華本，第12～13頁）

這樣就把中國古代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也一並講得很清楚了👨🏿‍🍳。余先生不是一般的選家，而是胸羅全局、見識極高的文學史家。至於他對樂府詩具體文本的註釋講解每多新意，平易通達，引人入勝，更是有口皆碑，被引用的頻率很高🧟。余先生其他幾部詩選，也都具有既腳踏實地又高屋建瓴的優點💹，所以多年暢銷，為廣大讀者所愛重。

余先生將古老的《詩經》翻譯成白話文，水平同樣大大高於流俗。他本來就是詩人，又是《詩經》專家，遂能做到以詩譯詩🧔‍♂️，以歌謠譯歌謠，不僅譯得很準確，而且詞匯➕、句法皆取自口語🤷🏼‍♀️，念起來上口♕，聽上去順耳🚉，達到一種“化境”🙍🏼。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如果我們把《詩經選》《詩經選譯》《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唐詩選》整個地通讀一過，把入選作品讀懂，並能理解余先生的有關議論，那麽我們就算是把中國文學的一半弄清楚了。

今年是余冠英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學生時代得到過他的指教，一直深為感激（參見顧農《追懷余冠英先生》，《散文》1999年第11期🤳；又收入《聽簫樓五記》一書，東南大學出版社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而認真讀他的遺著則是對他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