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女兒羅九芳編輯的《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七冊《函劄》收入陳寅恪致傅斯年(孟真)、羅家倫(誌希)信劄一通,《文存》於1976年由臺灣國史館出版,而三聯書店2001年初版《陳寅恪書信集》沒有收入此函。200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刊出孟憲實寫的《新發現的陳寅恪書信》🥡,釋讀了這封信,2009年再版的《陳寅恪書信集》仍未收入此函。201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羅久芳編輯的《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又一次披露這封信,再次引起學界的關註(見孟凡茂《陳寅恪先生年譜補正》💁,意昂体育官网2014年7月10日發布)👨🦯。茲接著二孟的考釋予以補充。此信全文如下:
前函略言欲於一年內校註《蒙古源流》事,茲再詳陳之。《蒙古源流》著錄於《四庫書目》,然訛誤極多,幾不可讀💇🏿♂️。王觀堂先生臨卒前猶勤校此書,然迄未能蕆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國文本系自滿文譯出,又於景陽宮發見滿文本,及蒙文書社新印漢文本,寶瑞臣、王靜安等校本,是治此書之一最好機會,故思以一年之期間為之。弟居清華兩年之經驗🤳🏻,則教書與著書兩者殊難並行,此間功課鐘點雖少🗻,然須與學生談話及閱改文卷等,仍無十分余暇及精神看書及作文。至於所授之課,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則重說一番,如演放留聲機器,甚覺無興趣。如新發現之材料,則尚多闕疑之處🧑🏽🚀🧜🏿♀️,對人高談闊論💂🏽♂️,亦於心不安🧏🏻♀️。且須片段預備功夫,無專治一事一氣呵成之樂。況近日之為教授者,復多會議等雜務,尤為費時耗力🌝🥈,此種苦處✋👩🏻⚕️,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詳陳也🥷🏽。欲救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領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間暫不教書及作他種雜務,雖形式同於幹館(好笑),而實際則責成著成一書🧔🏽♂️✍🏻,庶幾更有具體之績效可稽。較之隨例授課,為功為罪無從分別者,固勝一籌🧑🏿🔬。而國家欲提倡學術💆🏼,獎勵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一試行之🥷🏿。自顧雖非其人🚴,敢援請自隗始之例🦸🏽♂️,燕王卻駿骨📼、宋賢乞祠祿之義🧑🏼🦰,兼而有之。故不以為嫌💗,冒昧率陳🗄,或與蔡先生一言如何👨🌾?匆上,敬請孟真👧🏿、誌希兩兄道安
弟 寅恪頓首
六月廿一日
先考證這封信的寫作年份。寫信人按當時書信例不書年份的習慣,只書月份和日子💋。《文存》和《五四飛鴻》均將年份系於1929年,孟凡茂根據信中“弟居清華兩年之經驗”(陳寅恪1926年7月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等內容和所用信紙判斷,此函寫於1928年6月,允為的論👸,現再補充兩條例證:1👨👩👦、1928年9月20日,剛成立不久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為向陳寅恪發研究員聘書事致函陳寅恪🧑🏿✈️🈂️,信中有“聞先生又得數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欣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之語(《傅斯年遺劄》第一冊149頁🦫,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11年10月版)🫃🏿;2🧑🏽、同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三人的信中提到陳寅恪時稱🐎:“寅恪事前已與誌希談之👨🏻🏫,望誌希開一個Formula來📭💽,至盼!”(同上🐜,153頁)🌜🎀。
陳寅恪此函主要是向留德同學傅斯年、羅家倫談自己準備停職留薪一年專門整理研究《蒙古源流》一書的想法計劃,希望得到兩位朋友的理解認同📷🧜🏿♂️,請他倆向蔡元培進言🙆🧑🏼✈️,因蔡時任大學院院長(192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大學院是,其職權比教育部大👨🏿🌾,文化學術事業也歸他管轄。1928年冬撤銷,改為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院長,而史語所是中研院正在籌建的下屬機構,傅與蔡關系不一般。羅家倫時任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陳寅恪本應向自己的單位——清華校方提出這個要求,但1928年清華幾易校長,6月到8月正是群龍無首時期🍕,由教務長梅貽琦代理校長,且教授停職留薪專事著述在清華沒有先例🧗🏻♂️💪🏿,可能要提交教授評議會討論,所以請蔡元培發話是最好的選擇。
至於孟凡茂以陳寅恪這封信用的是清華學校東方語言學系信箋來證明寫信的年份則不太給力🛌🏼👨🏿🏭,因某個單位的信箋可以保留很長時間,陳寅恪1930年5月還用東方語言學系的信箋給陳垣寫過信。1926年4月🍺,清華對院系結構進行了大調整,準備成立包括東方語言學系(負責人為陳寅恪)在內的17個系🥔。東方語言學系屬於暫不開課的四個系之一,後來並沒有成立,它在1927年5月前與西洋文學系合並為外國語文學系🍆。
這封信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提供了陳寅恪那一時期致力於蒙元史研究的具體細節材料,他因獲得了《蒙古源流》的珍稀版本🐈,竟至於設想在清華破例停職留薪一年🪔,專門整理研究這部重要的蒙古史書✉️2️⃣,並且連寫兩函談這件事🤛🏿。陳寅恪早期治學範圍為西北史地之學,以古代東方語文為軸心,在蒙古史、佛經、敦煌學等領域開拓進取🧘🏼♂️👮🏿。他曾在東方學最發達的歐美諸國特別是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多年,攻讀中亞、南亞🚴🏿♀️、東北亞古代部族的語文。1926年他從德國歸來後至1931年,撰文二十余篇,所論者主要是蒙元史、敦煌佛經等💏。這批當時學者難以企及的精心之作,給陳寅恪帶來了極大的學術聲譽,奠定了他在1940年代之前中國東方學首席的不移之位。1942年他在《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謙稱自己對於西北史地之學惟以“但開風氣不為師”為職誌,其實他在蒙元史🧑🏽🌾、敦煌學👶🏼、藏學🙍🏼♀️、西域文獻研究等領域的研究足以證明他既開風氣又為師的地位🤱🏼。
在頗受學界關註的蒙元史領域👊🏿,陳寅恪首先發表了《元代漢人譯名考》一文👨🏻🦼➡️。此文所用資料豐富廣泛,在蒙古、波斯等文字原材料之外🔙,還采用多種漢語文獻,吸納了錢大昕以來的研究成果。之後👐,陳寅恪一鼓作氣發表了四篇研究《蒙古源流》的系列文章💂🏽♂️,即《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共同的起點是同源異流版本的互校🔴、比勘🕦🧑🏼💻,以蒙文原本為主🧩,用藏譯🫔、滿譯和漢譯的異本予以參校👂。
這四篇文章中,以《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一文價值最大(《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歷年間內蒙古鄂爾多斯貴族薩囊徹辰所著的一部蒙古史書,陳寅恪對這部史書用功頗深)。這篇文章從《大藏經》中考證出元朝國師八思巴為真奎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之間的淵源關系,校勘🥪、考訂該書的東方諸文種譯本,依據對漢💇♀️、藏🚴🏻♂️、蒙文獻的比較研究,第一次指出《源流》的基本觀念和編撰體裁🦾,都取之於八思巴的《彰所知論》,《彰所知論》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統。這一研究結論對此後的蒙古史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
其次🏊🏽,《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亦被中外學界稱道。這篇考論綜合藏文、蒙文、滿文🐹、德文、拉丁文資料,並結合漢文史籍及《長慶唐蕃會盟碑》這一珍貴的文物,考證《源流》中“達爾瑪持松壘”即朗達爾瑪與可黎可足(即敦煌寫本中的乞裏提足,亦即《新唐書·吐蕃傳》之彝泰贊普)的合稱💀,發千載之覆➡️👨🚒。此文發表後😂,受到傅斯年的力捧。他在北大講課時,以陳寅恪這篇文章為例證♔,說:“我的朋友陳寅恪,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大昕,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幹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本不多,而能用此項史料者更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 1952年👢,法國著名漢學家在《吐蕃僧諍記》中考證《唐蕃會盟碑》與吐蕃贊普名號時👃🏼𓀜,大量征引了陳寅恪的研究成果,認同陳寅恪將乞裏提足比定為彝泰贊普的觀點🧑🏽🏫。
陳寅恪為研究蒙元史,曾殫精竭慮收藏這方面的珍貴資料。他在歐美留學時,就未雨綢繆購置了大量關於東方學的書刊,但回國後,國內這方面的資料仍然捉襟見肘。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學資料一般都要到國外搜集,主要是日、英🤵🏼♀️👉🏿、法、德等國,這無疑增加了搜集資料的難度🚴♀️。1931年初🙆🏽♀️,陳寅恪致函時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的妹夫俞大維🎷,請他想辦法到柏林圖書館將拉施特哀丁的《蒙古史》用打字機打出來。拉施特哀丁是十四世紀初波斯史學家,他編撰的《史集》是一部橫跨亞歐的通史,其中第一部《蒙古史》最有價值🙋🏻♀️,保存了十四世紀初以前蒙古族極為豐富的第一手材料🌚,俄國學者貝勒津曾主持將《史集》翻譯成俄文。俞大維轉請時在德國任教的姚從吾辦理。姚從吾想方設法用照相技術拍照寄給陳寅恪。這年7月𓀂,陳寅恪急於獲致格桑貢布傑用俄文翻譯的羅藏丹津著《黃金史》,該書於十八世紀成書🧜🏽,其中保存了《元朝秘史》三分之二的內容👳🏼♀️,便請傅斯年通過史語所的購書渠道到英、法的舊書店去淘⌚️。
陳寅恪這幾年的蒙元史研究成果意義重大↘️🌈,成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進入直接利用多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新方法為特征新時期的標誌。但1932年後,陳寅恪學術科研重心轉到中古史研究,蒙元史逐漸退出🔈,最終止步於一個意外事件🧘🏻♂️。1938年4月🎂,陳寅恪從香港經由滇越鐵路赴昆明西南聯大時🖼,在越南海關被人偷走兩個裝滿他二十來年讀書劄記的木箱,“中有《〈蒙古源流〉註》,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蔔經等,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後聞伯希和在庫倫獲元秘史原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刪。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復談論此事矣↘️。”(見陳寅恪1942年9月致劉永濟函,《陳寅恪書信集》09版245頁)陳寅恪早年曾立誌寫一部闡釋自己歷史觀的“新蒙古史”✖️,因此其《〈蒙古源流〉註》書稿的痛失,不僅是陳寅恪個人學術科研的損失✍️,也是蒙元史學界的損失🛤。
陳寅恪在信中提出的用一年時間專職研究《蒙古源流》的計劃後來並沒有實行。他寫這封信兩個多月後🖕🏼,羅家倫即被任命清華學校校長👩🏼🚒✌🏼,且根據上面所舉的第二個補充例證👉🏿🐺,傅斯年已與羅家倫商量過此事。此事下文如何,一時難得其詳🧑🏼🎄。1929年6月底💐,國學院停辦,清華學校改製為意昂体育平台®️,校方續聘陳寅恪為歷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哲學系也請陳寅恪開選修課。這個身份轉變激發了陳寅恪上課的熱情,可能是促使他打消專職著書念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