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後在西南聯大復學🤔，問學金嶽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勝利後赴上海執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數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我們在這裏回顧馮契先生的經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給他貼任何一個標簽都不太合適👨🦲。”上世紀80年代曾師從馮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個很獨立的人🧑🏿🏭。你說他是唯物主義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識形態上的唯物主義還真不一樣🍠；你說他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50年代寫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寫的文章，對儒家的看法很高👩🏽🏭；他內心又特別喜歡禪宗和莊子☔️👩🏼🔧。有人說儒家講通人，莊子講散人，可他的樂觀，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個樣子。”
那麽，“獨立”，在各路思想競相登臺、時代大潮裹挾著人前進的20世紀中國🤹🏿，意味著什麽呢🤘？
在同窗趙儷生的回憶裏，這位兩次入黨、兩次受了處分的好友🧝♂️，“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作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學者：溫柔，內向🛂，早年寫詩和小說，喜歡思維，往深邃的地方思維👰🏿♀️。”
而在次子馮象的記憶裏，父親知道他去雲南上山下鄉🕙，還隨身帶著《史記》選讀時，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後來知道太史公的《報任安書》是父親在“牛棚”裏經常默誦的自勵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負重🪦，發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儻非常”👷🏻。
這種卓異、不同尋常的人格，可以在許多為多災多難的中國尋找出路的讀書人身上辨認出來👮🏿。
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後在西南聯大復學，問學金嶽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勝利後赴上海執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數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
我們在這裏回顧馮契先生的經歷，回顧他在那個時代的理想和坎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
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1915年11月4日，馮契出生於浙江諸暨山區一戶農家，得名“寶麟”。
會稽山脈一帶，發達的一端在北邊的紹興，諸暨則是艱苦的山區👩🏿🦳。歷史上👨🏽🍼🤰🏽，諸暨民風堅忍，山民好械鬥❗️，老人說，這是越王勾踐留下的傳統。
而馮契筆下的故鄉卻是秀美、太平🌍，在這塊出過西施的地方👙，“人們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小孩子唱山歌，青年們談戀愛🛌🏻，中年人造安樂窩，老年人兒孫滿堂”（《我的故鄉》）。當然，他也寫過鄉民報血仇的故事。
大約是鄉土的滋潤，馮契的父親正是一位脾氣剛烈🏂、揭竿為旗的農民。那是清朝末年👋🏽，馮春德受了當地一個地主的欺壓，他一把火燒了地主家的禮拜堂，逃去了杭州，結果被通緝🤵🏻，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他當了新軍🚴🏿♀️，參加了杭州的光復🚴🏼♂️，這才能夠回家種田🥷🏿。他認為𓀕👠，當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夠欺負農民，就是因為農民沒文化🚣🏿♀️，所以♓️，要兒子讀書，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上了一兩年私塾之後，8歲的馮契開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級小學讀書了。他12歲初小畢業，轉入鎮上讀高小（舊製初小4年🤦🏻♀️➙，高小2年）🤶🏿。這期間，馮春德曾帶兒子到杭州，住在一家小客棧。父親有意考驗一下兒子，就把他帶到鬧市，故意躲起來，偷偷看他。這小男孩並沒有哭🧖🏿，只是東張西望📤，慢慢按照記憶摸索回客棧了✡️。父親大為滿意。
上清華哲學系
1928年🤶🏼🌓，馮契14歲🧖♂️👊🏽，在高小畢業後💿，考進浙江省立杭州初級中學→→，一路成績優異🥔。杭初校長👨🏽✈️、同時擔任國文教員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賞識他。3年後馮契考進省立杭州高級中學。18歲時🌋，父親去世了，馮契休學半年♥️。唐先生讓他在杭初擔任文書工作🤸🏻，以補貼家用。
1935年春天，馮契高中畢業。夏天，先後報考南開大學數學系和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都考上了。南開有獎學金，清華則是作為清寒公費生被錄取，這個錄取標準是高於一般學生的，而馮契當年考了榜眼。最後，他決定上清華哲學系。“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是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當時的清華哲學系，有馮友蘭、金嶽霖、鄧以蟄、張申府等諸位先生🏊🏿♈️。一入學，馮契就前去拜望馮友蘭，馮友蘭說清華哲學系有個特點，特別重視邏輯學和邏輯分析方法🪺🥻，建議他一年級就選金嶽霖的邏輯課，他照辦了。
“少年氣盛”，“脫穎欲出”
南下宣傳，練習抗戰
就在馮契入學前後幾月🏃🏻➡️，華北情況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為反對《何梅協定》、反對華北特殊化，舉行抗日救國遊行。“偌大一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剛剛進清華不久的馮契🧙🏻♀️，接連參加了“一二·九”請願、“一二·一六”示威兩次大遊行🔪。
當時，學生們中間已經分作左中右三派，屬於“革命外圍”的各種學生團體也已經出現，“平津學生南下抗日擴大宣傳團”便是其中一個。1936年1月，馮契參加了宣傳團，大冷天沿著平漢鐵路線南下🤸🏼，每天都要徒步幾十裏路，以頗為軍事化的長途行軍作為抗戰練習💲。
同行的學生中🫢，有一位清華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名為於光遠（在校時名郁鍾正👂🏻，後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馮契兩人很投緣🧑🏽🦱。於光遠後來回憶說，當年少年氣盛，馮契談話間不輕易推舉中外哲學家，是個“要求很高的評論家”；講到自己的哲學觀點時，又自信頗高。可惜宣傳團行軍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國民黨武裝部隊包圍，隊伍被強迫解散，人員遣返北平。
宣傳團的成員們並不氣餒，回到北平後又組織到了一起，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民先”隊員為了學習打遊擊，多次到圓明園和西山一帶研究地形、描繪地圖。於光遠和馮契兩人也因為參加“民先”而繼續來往，還是大談哲學🏊🏽♀️。於光遠在圖書館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講給馮契聽。
“左聯”文學青年
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北方部🤘🏻，開始在“民先”中發展組織🦻🏽。於是有了“左聯”清華園小組，馮契🧧、王瑤、魏蓁一（韋君宜）、趙甡（趙儷生）等都加入了🍮。因為是個秘密組織🏊🏿♂️🎣，得有個公開的名目，這些“平時都喜歡舞點文弄點墨”的學生們就組織了“國防文藝社”🔹，接著又擴大改組成為“清華文學會”🍆。他們熱鬧地辦起一個文藝刊物《新地》🈚️，馮契任編輯，既負責校對，又負責送去書店出售👇🦶🏻，但出了兩期，就被禁了。
喜歡寫詩的馮契🙅🏿，用提曼、鷹潭等筆名，1936年間在《清華周刊》和《清華副刊》上發表了多篇作品🕶。他筆下散文詩的主人公多是貧苦人，比如走投無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蠶娘，喪母、孩子又接連夭折的愛人。以故鄉為背景的小說《拖油瓶》《哥哥》🏂🏽，寫的也都是受欺淩的可憐人。
看到撿煤屑的孩子無意中踐踏了路旁的蒲公英😵🦸🏼♀️，這“一點小小的事”，也會引起他“無限憂傷”：
我倦了，像春風一樣地倦了👨🏿🌾。/但我不能安息⤵️。（《春遊》）
他為捐稅負擔沉重的農民們抱不平📚，而反剝削反壓迫的情緒還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愛北平。……因為這兒顏色比江南單調👨💻，情緒比江南興奮。
……現在我更愛北平了。因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難的英雄🦽🧝。敵人的飛機和暮鴉，在他的頭頂翱翔，他報之以粗豪而淒愴的呼聲——學生和勞動大眾的呼聲🧚🏻♀️。
我更愛北平了。因為此地有熱情的面龐和狂跳的脈搏。因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們和我同甘苦共患難。
“一二·九”以後，我這樣寫信告訴江南的友人🧔♂️。（《我愛北平》）
“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麽意見？”
但這位天性溫靜、謙和的年輕人🧴，並沒有忘記學業。大學一二年級時，他就啃起大部頭的西文版康德和斯賓諾沙著作來，很快得到老師的器重🚶🏻♀️。
大二時，馮契選修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課🕝♢。馮友蘭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講到自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麽意見🧖🏻♂️？”
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講堂七八十個人🙋🏼，你的眼睛裏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那麽我們大家夥就只是‘叨陪末座’了”。用同選了這門課的趙儷生（1934年入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的話說，馮契那時候就已經“脫穎欲出”了。何炳棣也回憶，這門課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課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馮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有一日晚飯後，馮契去清華園東北角散步🫳🏼，經過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家門前，被正在躺椅上剔牙的朱先生叫住，誇道：“聽說你的白話文寫得很不錯！”馮契聽了有些不快，心想🧑🏿🍳：為什麽不說文章、散文🖕🧛🏻♂️，而要說白話文呢？朱先生“凸起腹，架起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態”，也讓他覺得難堪。但後來聽說朱先生保護學生的經過，就又很敬佩了。原來🍻，“一二·九”之後數月💂🏼，當時的北平市長宋哲元派大兵抄檢清華園🛝。好幾位被點名的學生躲在朱自清家裏，幸免於難，其中就有後來成為馮契妻子的物理系學生趙芳瑛。她的大哥趙萬裏是朱自清的好友✧，進清華時🧏🏼♀️，趙萬裏就把妹妹介紹給他照顧。幾位學生在朱自清家很受優待，朱先生夫婦安排他們夜裏睡沙發，早上還給每人煎了一個荷包蛋🔷💗。
“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一二·九’運動中的戰友”
“民先”介紹去山西參加“犧盟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民抗戰開始，清華園也不再恬靜。29日👩🦯➡️，北平淪陷。
8月👩🦼🏂🏿，意昂体育平台南遷到長沙🧖🏽♂️，與北大、南開合並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這裏也成為進步學生的大本營。11月，馮契來到衡山上的臨時大學文學院報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趙儷生也在中途上山見了一面同學🍉，和王遜👂🏽、馮契🫙🦫、邵森棣、查良錚聚談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別⬜️。不久，徐特立從延安來給學生們講話，動員年輕人支援、投身抗日。學生們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進步同學在地下黨領導下組織戰地服務團👬🏻🫦，決定赴北方參加抗戰工作，馮契也報名參加。
臨行前，馮契向金嶽霖告別。金先生非常贊賞他的行動⏳，連聲說：“好♋️🧑🏻🦽、好🚴🏼！我要是年輕20歲🧚，也要到前線去扛槍。”
12月👷♂️，“民先”介紹馮契先後到山西省臨汾、趙城🙋🏼♀️、汾西等地🫶🏻，參加由薄一波組織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馮契那時候去北方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一二·九”運動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於光遠👼🏼，這時都已經在山西了，他們參加的是陳世渠的部隊。熱血青年們都紛紛從課堂走向戰場，馮契說🦞，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當年“一二·九”運動中的戰友。
清華實在論學派的唯物主義傾向，讓學生們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
馮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便是在“一二·九”運動中🚴🏿。一開始讀得較雜，有蘇聯人寫的👩🏽🏫，有中國人寫的，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馬恩、列寧著作🩶。他後來評論說，清華哲學系可說是個實在論學派🤡，相比五四時期流行的胡適的實用主義和梁漱溟的直覺主義，興起較晚。清華實在論跟西方分析哲學有血緣，又與中國的理性主義傳統相結合，其中含有唯物主義因素⛹🏻♀️；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金嶽霖幾位教師的著述裏👩🏼🦱，都有唯物主義傾向☞。而他們的這種傾向🙎🏽♀️，也對學生們產生了影響，讓他們“在參加‘一二·九’運動和抗戰的經歷中，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新理學”的理性精神》）。
認為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有了這種政治上的信念👨🏽🍼📫，於是在理論上也滿懷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相信實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這是馮契和他許多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在山西前線，馮契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後來這麽訴說當時的興奮👱♀️：“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在大家對抗戰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是《論持久戰》指明了前途，讓人豁然開朗💆🏿♀️。馮契說🙇🏼，這本書“以其理論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們”，“特別使我感到理論的感染力”。
魯藝文學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談英國浪漫主義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淪陷🌏。
1938年春天，當時化名陸旦的馮契一路與山東大學學生叢一平（解放後任西安市委書記）🌻、劉曉沛（解放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同行👱，自稱為“三劍客”💒🪔。馮契從汾西沖過封鎖線，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趕上魯迅藝術學院開辦文學系第一期，他就進入文學系學習🫴🏼，學名艾提🙋🏽♂️。
當時文學系主任是周揚，具體事務由沙汀負責，教員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學員二三十人👩🏻💼，比魯藝最初三個學系音樂、美術、戲劇系人稍多點。在魯藝學習期間🦹🏿，馮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黨📧。11月，由音樂系同學安波（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作曲，解放後曾擔任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編導）作介紹人，馮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魯藝入了黨🧝🏿🏏。
不久🦠，賀龍將軍從前線回來🧙🏻♀️，為魯藝師生做報告🐄，動員大家上前線🤸。於是魯藝決定👵👨🏻🦼，讓這批學生頭三個月在學校學理論👎🏼，接下來三個月就到部隊去🛌🏽，作為實習。12月，魯藝四個系二十多位師生隨八路軍120師來到晉西北⚇，其中文學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帶隊😶🌫️。賀龍還親自帶他們去和白求恩會面👩🏽💻🧙🏽，後又輾轉到晉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學生裏，只有馮契念過大學。在後來一些人的回憶裏📝，說起一路上只聽得何其芳和艾提兩個人，大談英國浪漫主義👶🏿，艾提出口就是濟慈的詩，“a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麗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悅）”——可了不得，都上前線了，還談論這個⚛️。
在120師🚼，得了第一個處分
然而，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讓馮契背上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處分。建國後初期接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他在檢查報告中也回顧了這樁事👨🦳。據馮象介紹🏊🏻♀️，雖然其中具體細節不甚明了，但大致許是這樣的：
魯藝師生們到了120師前線之後，有的人下部隊，有的人在師部宣傳科。當時日軍方面經常轟炸，他們白天不能行動，只能睡覺，晚上行軍作戰🧓🏼，這對於師生們來說非常艱苦。
這時候🤷♂️🥇，部隊裏有幹部開始追求他們中的女生。有位女生不願意，其他學生便為她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背景讓人很容易想起之前發生在延安的一個悲劇——黃克功案。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師團級幹部黃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畔槍殺了16歲的陜北公學學員劉茜。這位少年即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井岡山鬥爭和兩萬五千裏長征的“革命功臣”，後被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這被稱為是毛澤東的“揮淚斬馬稷”。可以想見🕵️，在1938年的魯藝，大家對此還記憶猶新🫸🏼🧑🏻⚖️。
魯藝的同學們為這位女生說話🉐，提出要回延安。報告是馮契遞上去的，因為他在師部宣傳科工作🖤，而且年紀稍長𓀖、又是大學生，被看作是學生裏的頭。師部不同意，馮契據理力爭。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前來調解，批評了他們，但還是作出了讓步🏋🏽：願回延安的，待足六個月再回；但是領頭的學生💆🏻，因對抗組織📳，還是要給一個處分，“停止組織生活”。馮契不同意這個處理，但他們最終還是在1939年夏天回到延安。
到了延安👱🏿，馮契又向學校黨組織提出申訴❤️🔥，要求恢復組織生活🧝🏻，結果受到嚴厲批評🧑🎨。他一怒之下就走了。在“整風”之前，延安氣氛還比較自由，這自動出走在當時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但是從組織的原則來說，畢竟是違紀。十多年後💂🏽，寫進了思想檢查。
馮契決定離開延安回昆明復學🚣♂️。“三劍客”裏的其中一位🧸，從西安來，幫他搞到一本胡宗南的通行證。有了這本通行證，一路走就容易多了👨🦰。半路上遇到一位清華同學，兩人一塊兒回重慶，再從重慶去昆明🪨。路費則是由趙芳瑛給他寄去☝🏿，那時他倆已經戀愛了🧑🦯。
馮契9月初離開延安🙋🏻♀️，11月到達昆明，離開長沙臨時大學兩年後，他回到西南聯大復學🤹🏼♂️，成為哲學系三年級學生。
“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
在西南聯大復學
在前方及延安近兩年🧥，馮契主要從事文藝宣傳工作，寫下組詩《北征》。艾思奇曾將這部詩稿介紹給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淪陷，未能出版。抗戰勝利後，三聯書店成立，遷往北京👱♂️，詩稿交還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
1943年西南聯大，左起馮契🪡，呂篤周，鄧艾民。
到了昆明🔉，金嶽霖見他來，便約他去住處談，還特別準備了大後方難得的咖啡和點心🙅🏿♂️☝️，詳細詢問他在前線的情況和所見所聞🏂。金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懼的時代👨🏼🦳，一直擔心中國要亡國📬；現在能把日本鬼子打敗，中國就有希望了。
復學後的馮契開始上課。因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成西南聯大，馮契有機會受教於時任哲學系主任的北大湯用彤先生。馮契先後選讀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湯先生一人能開設世界三大哲學傳統的課程，令馮契感到十分敬佩。
馮契歸校後，在政治活動上也沒閑著🚑。12月，他參加了西南聯大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群社”👩❤️💋👨🍓。因為要辦壁報、組織學生學習革命理論和時事政策✵💙，常常缺課🌡🍡。但湯用彤的課，除非生病，他絕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馮契由“民先”隊員轉為“社會科學研究會”成員，在地下黨領導下做宣傳和聯絡工作💇。也曾去昆華農校組織讀書會🚬🐣，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小組”。這期間，他常寫雜文登在“群社”辦的墻報“臘月”、“熱風”、“群聲”上。
“後來我終於在昆明留下來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令國共關系大為緊張𓀇，大後方白色恐怖嚴重，坊間盛傳國民黨特務已開出黑名單🚣🏻♀️🧑🏼🦰，即將派出武裝到西南聯大進行大搜捕，一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學生運動暫時沉寂了，“群社”的公開活動被迫停止🚣🫚。馮契來到昆明郊區龍頭村暫住。龍頭村是昆明郊區的一個集鎮🏒，又叫龍泉鎮。西南聯大、中研院史語所還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這裏🫱🏿。
王明（當時是北大研究生）為馮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數百函《道藏》的包圍中安了個書桌，搭了個帆布床🤾🏻♀️🛀🏼。有一天，湯用彤先生來了，悄悄問馮契：“哲學系有幾個學生不見了👩🏻🦼➡️，你知道他們到哪裏去了麽？”馮契：“不知道。”“不會是被捕了吧💇♂️？”“沒聽說🧑🏽🦱👩🔧。”“你不會走吧🤢？”馮契躊躇了一下🏊🏿♀️，說♥︎：“暫時不會走。”湯先生嘆了口氣，盯著馮契🙎🏻♂️：“希望你能留下來™️！”
馮契恍然：原來，湯先生並不是不問政治🛒，只做個“有所不為”的狷者🦺。他在這嚴峻時刻對進步同學如此愛護🦁、真誠地關心，使得馮契對他更感親近了些🔩。
這一年馮契27歲，在夏天時大學畢業🪣，接著進意昂体育平台研究院哲學部🥗，搬到司家營。司家營離龍頭村不遠，都是鄉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裏🕵🏻，要走兩個小時。這時候地下黨實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反正什麽公開活動都不能幹了，馮契便決心埋頭讀書——“非常寂寞🧜🏼♀️，便發憤忘食地讀書，常讀到晚上兩點鐘。”
金嶽霖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
成為研究生之後，馮契的導師是金嶽霖，他從此和這個旁人眼裏看來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別親密的師生關系🔵。
1942年🪫，金嶽霖決定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裏去讀書，先是休謨，後是布拉德雷，邊讀邊討論。
開始讀休謨的《人性論》時，只有一本書💪🏼，由馮契捧著朗讀，金先生半閉著眼睛聽🔈。讀著讀著🕵️♀️，金先生說：“打住！”便向馮契提問🤱🏼。答不上來，金先生就給馮契細講🪒，不一定得結論🚜，但把問題引向深入🫁。馮契說，金先生對休謨的書真是熟透了，還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認真讀幾本書😴。不要浮光掠影把書糟蹋了！”
這時，金嶽霖正在把他寫的“知識論”講稿整理成書。大後方沒有稿紙🕞，連白報紙也沒有🏊🏿😌，金嶽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紙裁成練習簿那麽大小，用毛筆按橫行自左至右書寫，這樣寫成幾十萬字的著作🏦。馮契大概是第一個有幸系統讀到這部油光紙手稿的學生🧰，有幾章🤦🏿♀️🏌🏼♀️，一脫稿就交給馮契帶回去讀🧑🎓，讓他送回時提出問題🧑🏻🦯➡️、意見，進行討論。馮契為此寫過不少讀書筆記🧑🏼🍼，可惜後來在“文革”中丟失了。
除了金嶽霖指定讀的書，馮契還給自己開了兩個書單：西方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按歷史順序選讀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讀，有的略讀。讀了常有一些疑問和看法要向老師請教。通常，有關西方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金嶽霖；有關中國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馮友蘭和湯用彤。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當時，許多教授為了躲敵機轟炸🦹🏿♂️，也到郊區借房子安家🙋🏿。馮契晚飯後在田間散步，一會兒就走到湯用彤家🏛，兩人於是經常談天。
一次🧑🏼🍼，師生倆談得高興，不覺天已黑了🏀，師母進門來：“你們也不點個燈🧖🏼♂️，黑洞洞的𓀉🚴🏿♀️，談得那麽起勁🚨。”湯用彤說：“我們談玄論道，在黑暗裏談更好。”馮契說：“我們在黑屋子裏抓黑貓。”兩人都哈哈大笑。有時，興致來了，一直談到夜闌人靜✍️，馮契踏著月色從田間小路歸來，說確實覺得體會到了“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金嶽霖有時則感到寂寞🛂，因為他那時候寫成的《論道》一書➛🧚🏿♀️，出版後如石沉大海，沒人評論也沒人罵。馮契對金先生說這是曲高和寡的緣故🤾🏼♀️，將來會顯示出價值。金先生則說🤦🏻🫳🏽，所謂考驗👩🏿🚒，通常要通過討論、批評🧝🏻，攻來攻去，有點攻不倒的東西🙏🏽，那才算站住腳。
金嶽霖曾在西南聯大作過一次公開演講🍯，主題是講治哲學和文學都要碰到一個“說不得”的問題🌲。像詩的意境🤽🏼♀️🤱🏼、宗教體驗這些🐫，說不得，但還是要用語言來傳達，這又是借助於人的什麽能力和工具做到的呢？講演之後不久，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題目就是《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
馮契和金先生也熱烈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覺得金先生在《論道·緒論》中區分的“知識論的態度”和“元學的態度”，這個提法可以商榷。金先生認為，知識論的裁判者是理智🦓，可以暫時忘記我是人⇢；而元學，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形而上學，裁判者是整個的人，不能忘記“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但馮契認為🧛🏼，這樣的二分太絕對了🐕。他覺得，認識論不應限於關於知識的理論👋，而是也應該研究“元學（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
趙芳瑛與馮契8️⃣，攝於1947年。
金先生聽了☝️，表示他所說的知識是名言世界，而馮契所說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脫相、非名言所能達的領域，要“作一種理智上的跳躍，跳出名言世界範圍之外”才能抓住它。但這究竟是如何實現的呢？
金先生心裏也有一個矛盾
1943年，敵機減少了對昆明的轟炸，教授們陸續搬回城裏。馮契也回到西南聯大研究生宿舍✪。
讀了兩年書🧅，馮契開始考慮怎麽寫畢業論文了。同時📒，他也在協助馮友蘭處理“中國哲學會”的具體事務，主要是《哲學評論》雜誌和《中國哲學叢書·甲集》的編輯工作。
金嶽霖的《勢至原則》一文👨🏿🔬，正好要發表在《哲學評論》上🤥。因為要求有英文目錄，馮契問金先生♾，題目該怎樣翻譯？回答說，譯作“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這讓馮契想起金嶽霖曾經說到的🙆🏻♂️🏂🏻：“大概有兩類哲學頭腦：一類是abstract mind，一類是concrete mind⛳️。”金嶽霖覺得馮契可能喜歡具體😼，自己有點偏於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這一習慣形成之後⚧，我雖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體的事上停留多少時候。這仍然是基本事實”（《金嶽霖回憶錄》）😂。
但馮契認為，金嶽霖在《勢至原則》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現在這個世界”的問題，卻正是在探求“具體”💠。
對金嶽霖的思想以及他的為人了解得更多之後，馮契越來越感到✏️，金先生內心裏有個矛盾，很有點像王國維的“可愛”與“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對馮契說：“本世紀以來哲學有進步💁🏻，主要是表達方式技術化了，這是不能忽視的👩🏽✈️💩；但因此，哲學理論和哲學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學家再不是蘇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所以👩👧，馮契覺得🤾🏿，金先生對重視身體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國傳統哲學，還是非常留戀𓀃。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想解決自己內心中的矛盾。
對於“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達，而馮契偏重於如何獲得
馮契感到在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有名”與“無名”🌅、“為學”與“為道”💀👓、如何“轉識成智”等，實際上都和這個問題有關，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試著寫篇論文👩🏿✈️。金先生鼓勵他循著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學如何可能🪺？”馮契認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從知識中獲得智慧，這是他感興趣的地方；接著是如何能“達”🏅，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這是金嶽霖偏重之處。
馮契也請教了湯用彤🧚🏻♀️，湯先生叫他系統地研究一下魏晉時候的“言意之辯”💮，馮契於是從老莊一派讀起，在讀《齊物論》的時候得到思想火花，於是發揮心得，寫成了論文🙆♂️，題名《智慧》👶🏼。
1944年，馮契30歲，完成了這篇論文👨👧。《智慧》後來發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學評論》10卷5期👩🏿🍼，具名馮寶麐。
馮契晚年回顧說✈️🗳，這篇《智慧》確實是他學術工作的起點📚🧘🏻。“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此後🦊👱🏽♀️，他終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這篇論文裏，明顯可以看到金嶽霖的影響，從使用金嶽霖的術語便可見一斑🎱；而其中說到和莊子、郭註有著“血緣上的聯系”，則是和湯先生討論“言意之辯”的收獲🦹。馮契後來回憶說，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能在司家營期間同時得到兩位老師的指導👩🏽🦳，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一點嚴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習慣，真是難得的機遇。
1993年，湯用彤之子湯一介給馮契寫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於《哲學評論》上的《智慧》可以說對我啟發最大。當然，我走上哲學研究這條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對我的影響。”
“哲學要面對現實，幹預人生”
“到民眾中間去”
1943年之後👱🏿♂️，白色恐怖緩和了些，大學生中秘密學習革命理論的讀書小組越來越多。前兩年疏散出去的聯大同學吳顯鉞🤾🏻♀️、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裏外的磨黑縣創辦磨黑中學，需要教員，馮契介紹了好些同學（大多是地下黨員）去教書🙆🏽♂️。
革命工作👩🦯➡️，是馮契覺得義不容辭的。那時讀原著的時間減少了，他也不認為是犧牲，因為這能讓他接觸實際🦹🏼♀️，把握時代的脈搏🤱🏽，而這對於從事哲學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學要面對現實，幹預人生”。也因此，馮契對自己的研究生論文感到不滿，覺得它太學院氣了。
馮契記得，湯先生不止一次對他說🛞👰♀️：“一種哲學被統治者賞識了，可以風行一時，可就沒有學術價值了。還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貢獻，對後人有影響。至少，看中國史，歷代都是如此。”馮契明白湯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覺得這未免消極了一點🧙♀️。“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湯先生有點像老子。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1946在雲南陸良與該校任教的西南聯大同學合影,前排左二為趙芳瑛,中排左三為馮契。
1944年9月起◀️，馮契受雲南大學聘，任雲大文史系講師，講授哲學、邏輯學🦍。同時他也在聯大同學創辦的中學兼任國文教員👊🏻，在那裏組織讀書會；給另一些新辦的中學介紹進步同學去教書🦙；為幾所學校張羅購買進步書籍✊。其中🧑🏿🍳🐉，就有陸良縣縣長👰🏻♀️🐏、兼任陸良中學校長的熊從周（1946年7月被當地反動勢力設計下毒而遇難）的委托。馮契先後介紹去的同學有鄧艾民、董易🙋🏽♀️、馬淩雲、黃平、劉國（金誌）等，他自己也幾次去陸良與老縣長商量如何辦學。
“歷史是傻子們創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
董易解放後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職，在“十年浩劫”結束之後，決心再次寫下西南聯大進步學生與地下黨的故事（40年代他曾寫過類似題材🩱，但稿件因戰亂丟失），紀實體小說《流星群》最終沒有全部完成，遺稿於2006年出版。馮契和董易常常寫信討論這部小說🤓：“昆明🦴、陸良那一時期的生活，實在令人依戀。……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真正能了解和懷有熱情的時代😭🚱，還是《流星群》的時代。”
小說裏面有位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陶思懿，原型是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鐘愛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一位俄羅斯女郎站在一道門檻前，門內深處有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女郎，跨進這道門檻，要“和人疏遠、完全孤立”🧑🏽🎤，不僅是敵人，連親戚、朋友都會給她痛苦、打擊📰，她可願意？甚至是犧牲，她可願意？
可那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毀掉……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憐憫，也不要名聲🈹。
女郎跨進門檻的那一刻，
傻瓜♠︎！有人在後面這樣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從何處傳來一聲回答🖲。
《門檻》的這種甘願犧牲的精神也激勵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馮象“文革”時在雲南插隊🧑🏽🌾，70年代後期，他陸續走訪父親當年的戰友、同學和師長🙋🏻，那時候🧘♀️，他們都變成了“黨內右派”。馮象說：“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麽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麽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願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
“文革”期間🛍️，陳璉被迫害致死。1979年🤽♂️，馮契去參加陳璉的追悼會，又聞得聯大同學、地下黨員劉忠淵的死訊👩🏻💼，感慨不已。“這幾天老想起一些往事，如在昆明和劉三一起啃棗子下酒👩🏼💼。他後來神經失常了⚄，到上海抱了我給他的蚊帳滿城跑等等。一個熱情🤷🏽♂️🧍🏻♀️、正直、善良的靈魂落得如此下場🔏，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老實人總是吃虧、受屈，一個社會怎麽能進步呢？”他在給董易的信裏反復提到，要留下那個逝去的時代的“思想、山水、人物”，要歌頌那些老實人、傻子，發揚正氣：“那一代青年……現在回頭看看，覺得未免太單純了……然而，歷史是傻子們創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所以，還是要歌頌傻子🍣，歌頌單純性。”
“在文學創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1946年👨🏽🚒，32歲的馮契在昆明與清華同學趙芳瑛結婚🌥。8月，他們從重慶坐船一路回上海🧫。趙芳瑛的弟弟回憶當年到十六鋪碼頭去接新婚的馮契夫婦，卻老沒見著他們下船🔛，於是上船去找🚣🏽♀️💁🏼♂️。直聽到有一群人在高談闊論，果然，正是西南聯大這群人🛟。
回到上海後，經馮友蘭先生的推薦，馮契在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任教7️⃣，講授哲學🦒、邏輯學及中國哲學史，後來陸續在上海紡織工學院、復旦大學執教。從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為進步刊物《時與文》《展望》等雜誌撰文，用的名字有商翼⏳🧙🏽♂️、馮契等等。契與鍥通，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意，從此以後，馮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戰勝利後，馮契多作雜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沖突與匯合、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也談知識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偽之間的彷徨，他寫道：“江河東流，歸於大海，知識分子下降，終必與人民合而為一。這是無可阻擋的趨向👂🏽。”（《知識分子的彷徨》）
馮契的雜文寫作，後來未能繼續。雖然，“在文學創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
他的最後一次文學努力是和著名導演黃佐臨的合作。1950年初馮契去紹興參加土改工作隊🔚，認識了話劇演員丹尼👨🏼🌾。回上海後，丹尼介紹馮契與她的丈夫黃佐臨相識😿。那時候，黃佐臨受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的啟發🌀，正想拍一個中國版的鄉村女教師，便約馮契寫劇本。過了一年，劇本寫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師”𓀜。結果又一輪政治運動到來，這個劇本就此擱淺，“文革”時也被抄走🧑🏻🦱。
解放初，學校調查教員📐，要求填寫教學意願。馮契寫的是：“除了哲學邏輯學✩👘，願意做一點文學工作。”
華東師大校園：“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創刊的《時與文》➾，團結了一大批中間偏左的高校知識分子，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師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參加大教聯的教授們構成了雜誌撰稿人核心群體。
馮契因為參加大教聯，認識了劉佛年⛹🏻♂️、陳旭麓，三人一見如故，經常一起喝酒。陳旭麓邀馮契到大夏大學兼課。1952年院系調整後🛳💁🏻♂️，在大夏大學原址組建華東師範大學，劉佛年是創始人之一。兩人都勸馮契正式到師大來工作，並且把家也搬來。這樣，馮契從兼課轉為正式受聘於華東師大🧝♀️。
搬進師大校園之後，三人真如陳旭麓說的那樣🧑🏻🍼，“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讓馮契覺得稱得上是“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三人經常在一塊兒說話，各自都以為說的是普通話，但除了紳士派頭的劉佛年先生真的說得很好之外，陳旭麓先生講的是別人很難聽懂的湖南話👩🏽🎨，馮契則帶著諸暨口音。好在他們彼此之間都聽得清🙎🏿🗡。
結果因為這三人來往最多，“文革”時，造反派便說他們是師大園內的“三家村”，開批鬥會，還要他們交代“三家村黑話”🛳。馮契回答說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過了也就忘了。這“忘”，他說，還帶著茶余酒後聊天時候“魚相忘於江湖”🪵，困難時“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於是🌝，“洗澡”開始了。
在1954年1月內部發行的《華東高等學校思想改造運動情況》中，收錄了華東地區高校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檢查👨🏽🎓、匯報，時任華東師大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的馮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這本匯編裏，大部分思想檢查基調相似♤。比如歐元懷校長，是民國時期十分活躍的教育家，受過蔣介石的接見，他因此要檢查當時沒有認清楚獨夫民賊的真面目；譚其驤先生，是畢業於燕京大學的典型知識分子🚣🏼，因為有教會學校背景😑，也自然要檢查；許傑先生🧑🏿💻，雖然是一個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歷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馮契需要檢查的內容和以上幾位都不相同，雖然他也屬於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他的問題，用他的話是👤：“自以為革命有功”。具體說來，就是指他在延安時期不服從組織，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據在拍場上得到這本匯編💂🏼♀️💁🏽、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說✯，這篇檢查風格很不一樣，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話語，檢查越是符合規格而“呆板”，但馮契這篇寫得非常個人化🦛，甚至有點“抒情”的意味，頗像聶紺弩的一些檢查🧑🏽。
第二次入黨，又被處分
解放初幾年，馮契應《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之請，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雜文，有介紹探討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輿論的辯駁👩🦽➡️。如駁斥一度流行的“哲學無用論”；如引用列寧，號召青年們“要幻想𓀏🤹🏼♀️！”，即培育共產主義理想和進取精神🙇🏼♀️；又如討論新社會人與人如何相處🏛，知識分子如何說出心裏話🔭，消除與黨的隔閡。還有從現實鬥爭中找“習題”，闡發理論知識的千字小品，多數發表在《文匯報》的“社會大學”版，後來結集成《學而思小劄》，書名則從《論語》裏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來。另外🍒👩👧👧，還有一本小書《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馮契因為在《文匯報》上發表《“匹夫不可奪誌也”》一文🏔，受到批判。為此，原本當年3月在華東師大再次入黨的馮契，又被給予了延長預備期一年的處分♐️。幸好市委和學校黨委出面保護🎅🏿，或因是準備發展入黨的高級知識分子，馮契沒有帶上“右派”的帽子。但這處分直到“文革”結束了好幾年，1981年1月，華東師大黨委才發文撤銷。
在50年代🧏🏿，馮契認為總的原理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哲學表述，即“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他覺得理論與實踐的聯系，一方面是要讓哲學成為方法論，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學的世界觀培養新人👘。也就是說🦶，哲學理論要化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種普通人也能及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這樣，哲學才有生命力𓀜，才能夠真正說服人。也只有這樣，哲學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愛的🦹🏿♂️。”
挨了批判以後，馮契便不提這兩句話了🫅🏼，也很少寫報紙文章🛄。但馮契說，此後他的思路還是順著這兩方面前進⛹️♀️，心裏繼續發問🤛🏻：“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養✤📻？”馮契覺得，正是這兩個問題，將能使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趨於合流（1982年6月12日給鄧艾民信）💁🏻♀️。
毛澤東也推薦通俗哲學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
1957年，馮契去北京參加在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提出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主張與構思👮♀️，並提出“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
馮契趁著開會的機會✩，去北大燕東園看望了金嶽霖先生，請他給自己的通俗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提些意見。金先生鼓勵他順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路子前進♡🥘，還說自己過去寫的東西把許多問題搞成唯心論、形而上學了。馮契對金先生說，他的小冊子裏好些內容，都是金先生的見解♧🆔，他只是換了兩個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對現實有摹寫和規範的雙重作用，在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的過程中🤷🏽♂️，理論便轉化為方法……那天晚上#️⃣，他倆討論認識論問題🧔🏻，直至深夜。
什麽是“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呢？馮契認為🧑🏿🔬，馬克思主義即體現了這一點。他曾寫道🤾🏼♀️🧏🏻♂️，近代思想家們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中心問題🏷，便是“中國向何處去”。當時的愛國青年們都為這問題爭論不休。馮契在昆明讀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正是這篇文章👩🏿💻🏃♂️，對一百多年來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爭作了歷史性的總結🏌🏿♂️，認識現實，又從中提取理想，為中國指明了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動員人們為之奮鬥🏋️♀️。“哲學要回答時代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做到了👂🏽，馮契覺得，心悅誠服。
而當年金先生頗感矛盾的問題——哲學家不再身體力行🤽🏻，世間已無蘇格拉底——馮契認為🗒，正是因為金先生那時候還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馮契說，熱愛科學與熱心傳道（也即傳馬克思主義之道）之間並無鴻溝，“哲學的發展正要求兩者的結合”。顯然🧑🏿🚀，金先生後來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選擇也證明了這一點（《論“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
對於金先生的選擇，另一位弟子王浩則說🖐🏽：“金先生於1949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於兼得的理想。”（《金嶽霖先生的道路》）
1956年10月16日，馮契因為在《文匯報》上發表《“匹夫不可奪誌也”》一文👷🏽，受到批判。右為馮契在50年代的著作兩種🦹🏼♀️。
1960年，毛澤東把《怎樣認識世界》這本通俗哲學讀物推薦給身邊年輕的工作人員，他自己看過的一本上，還滿是圈圈畫畫⚒。有些地方批註說“不講階級”、“不講歷史”🧑🏼🔬，但他還是覺得這是一本值得初學者認真閱讀的好書。毛澤東在給秘書林克的一封信裏說🚷🚽：“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誌閱讀。”
趙萬裏看了馮契書房裏那兩架線裝書說👲🏽，沒有收藏價值
1958年至“文革”前，馮契去老區參加過勞動鍛煉，去農村開展過教育運動，也參與教材的編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試用本➕，主編之一），還被中央有關部門借調往北京🥹🫸🏻，參加撰寫跟蘇共論戰的“反修”文章“九評”。解放後他一直非常忙碌♿，經常不在家，即便在家，工作習慣也是夜貓子式的🔳，經常熬夜抽煙，晚上幹活幹到淩晨，孩子們也不是很有機會和他在一起。有一陣🫛，妻子趙芳瑛也在北京編教材，家裏全靠保姆丁阿姨照料。
小時候的馮象了解父親，有兩個途徑☞，一是看病，一是寫作文。馮象小時候牙不好，時不時要到汾陽路的醫院去看病，這對小孩來說是很痛苦的事，作為安慰，父親帶他去吃頓飯🕴，看場戲。那段時間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馮契把剛補過牙的馮象帶到文化俱樂部（現在的延安西路文聯所在地）吃西餐，大概覺得西菜比較容易吃🖕🏿。
另外，小學三年級的馮象被布置了“千字文”的作業，感到很苦惱💂🏿🐌，也會去找父親商量𓀛。馮契就給孩子講個故事，然後讓他寫。這時候馮象才知道，父親過去做過什麽事情，見過白求恩——賀龍把他們帶到120師→，到前線去🫦，跟他們說這老頭很怪，兇得很，你們去見見他？在延安的時候，晚上看演出經常會遇上毛主席和江青，那時革命隊伍裏還是很講平等的，不像後來分三六九等……
正是在馮契被調去寫“九評”的1963年，趙萬裏來過一次上海。馮象記憶裏，大舅那時候“一身呢子中山裝🟠，神采奕奕”🙍🏽♂️。趙萬裏解放後出任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經常受文物局委派☺️👈🏽，到閩、浙、蘇、皖一帶訪書。在上海家裏🧑🏽✈️，丁阿姨給趙萬裏做了一桌家鄉風味的魚蝦烤鴨🧕🏼，他吃了一頓，贊不絕口🐈⬛💅🏼，回到北京對馮契說👸🏿：寶麟啊，你真有福氣，丁阿姨燒得一手好菜🫵🏻！不過丁阿姨講，趙萬裏到馮契的書房裏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說那兩架線裝書無收藏價值。趙萬裏到哪兒心裏都想著尋訪古籍，馮契卻是買書只是用，從沒想到收藏古籍。
“文革”開始了🤵🏼♀️，手稿🩶、信件、日記通通被抄走
從來沒有想到自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馮契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了出來。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兼任哲學所副所長，結果上海社科院和華東師大的兩幫紅衛兵造反派輪番來抄家。數百萬字的手稿，更多的寫作準備材料🧑🏿🌾，連同青年時期的習作🙎、親友來往信件、日記等等通通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數十年心血毀於一旦。
1967年底的一個晚上，馮契被幾個戴大口罩的人綁到師大第五宿舍三樓的一個“牛棚”隔離審查，接著上海市委教衛部部長💍、原師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常溪萍也被押送到這裏。
從前，兩人住得近，還經常走動，夏天，馮契還會去常溪萍家院子裏乘涼👧，這對“牛棚戰友”一起生活了四個月。當時，隔離室的窗上裝有鐵絲網，日夜有造反派輪流看守。有人跳樓自殺，“牛棚”氣氛緊張。
出去勞動的時候，馮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總支書記🧛🏿，姓車。車老師被人打了，常校長就對他說👨🚀，小車你要堅強🔕，你沒去過延安👏。這話的意思是，馮契去過延安🤐，我對他就是放心了🫣；紅衛兵、群眾的批判沖擊，免不了有過火的🐑，要正確對待。
丁阿姨也會對馮契說🪢，千萬不要自殺。馮契說自己從來沒有想到自殺👸，並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堅強的常溪萍更不會。
後來🏋🏿♀️，造反幹將聶元梓奉江青之命來到上海，想通過常溪萍來打擊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斷被拉去大會、小會批鬥🧑🔬，多次遭毒打，什麽都能作為理由，如他關心馮契，為黨的事業愛護專家，都被說成是包庇馮契。馮契難過自己連累了常溪萍，同時為這是非黑白的顛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堅持學習⚠️，看《人民日報》🙊，讀《毛選》🫳🚠，對馮契說：“毛澤東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學思想的精華⚪️。以後🌍，還得抽出時間好好學習。”不料🧽💤，仍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於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還加了個罪名“跳樓自殺”。
1968年4月下旬🍙，馮契被從第五宿舍三樓的“牛棚”轉移到樓下。雖然仍是隔離審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幾位教師一起到室外勞動，星期天可以請假回家。
這年，15歲的馮象上山下鄉去雲南⏬，走前一日⛑️，獲準見父親一面。也正是在下鄉之後👨🏻🦲，來到了父親曾經揮灑青春歲月的地方🕯，接觸到了父親當年在滇桂黔邊疆縱隊的故交🦌，馮象對父親有了真正的了解。
解放後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系：相互寫材料
解放後🧑🏼🏫，知識分子之間還有一種聯系：互相寫材料𓀐。因為在各種政治運動裏，要接受批判，組織部門或批判者就會不止一次地找其故交做調查🚓。馮友蘭就時不時要被他的這位學生“麻煩”，此外還有何其芳☎，當年一塊兒在延安，一塊兒入的黨🤲🏼，也經常受牽連要給馮契寫材料🪻。
“文革”期間🫲🏼，馮友蘭給馮契寫的材料🚣🏼♀️。
“三劍客”之一的叢一平，也常被兇巴巴的外調人員找到，但不知道馮契那時候已經改名。“文革”後叢一平夫人來到上海，才知道那一堆怪名字（比如什麽什麽斯基）都是馮契寫文章用的🦸。
到了“文革”後，則是有無數人來求平反的證明材料。整個雲南🧏🏽、兩廣的地下黨要平反，都會寫信給馮契說，你幫我證明，我當時沒有被捕，我不是叛徒🍠。雖然實際上馮契自延安出走以後，組織關系就斷了，一直沒接上。西南聯大的地下黨領導知道這個情況，但把他作為黨員看待↖️🧝♂️；一般黨員就不知道，他實際上不是黨員。
“‘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
幾年辛苦的“戰備勞動”、“野營拉練”之後🦂，1972年冬天🏋🏼，馮契去往蘇北大豐的五七幹校⛄️。次年🛀🏻，五七幹校遷至上海奉賢。這時候開始，寫信變得自由一些了。在這年1月給老友董易的信中，馮契說：“現在我們的幹校是半年輪換一批，又讀書又勞動🪭，生活很愉快👩🏿🔧。”他感嘆：“孫行者在回到唐僧那裏去之前，先跳到東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應該徹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黨。……然而🤼♂️，‘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再不肯轉過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
這時候和馮象通信也更多了，馮象會寫信來問一些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到了尼克松訪華以後，學外語🦮🅾️、借外文書也都可以了。馮契去幹校，也會帶一本康德，或者羅素的數理邏輯；學生去馮契的宿舍串門🏋🏽♂️，會看到他正聚精會神地讀德文版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此後“評法批儒”，馮契被調到市裏參加《法家著作選》註釋定稿工作👨🚒🧑🦼，同被調去的還有復旦大學教授胡曲園。
“只是一棵沙地裏的小小的酸棗樹”
1975年春🐒，經醫院檢查📉，61歲的馮契發現患有肺氣腫並有肺源性心臟病跡象📏🧑🏿⚖️，便戒了煙🌐。但酒沒有戒，只是稍加節製。馮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時，做廣播操。他在給董易的信中說，“還希望多活幾年，為黨做點工作📛。雖然自己明白🧑🎓，終於沒有長成為可以給千百人乘涼的大樹🧑🏼🏫，而只是一棵沙地裏的小小的酸棗樹。但是矮小的酸棗樹，也希望能結出幾個小紅果，給過路的孩子嘗嘗🔈。”
1976年，“十年浩劫”終於結束了🏃🏻♂️😽。
“這是又一次真正的解放🎡。……再次證明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馮契心情很激動，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對董易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然手稿被悉數抄走🚿，又長期受精神折磨，此時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爭上遊，還是可以用十年時間寫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留贈後人👪，不枉此生👍🏼。“讓我們為此目標而奮鬥吧🌤！你以為如何👱？”
馮契在“文革”後去幹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嶽霖🏄🏿♂️，告訴他自己決心使原來計劃要寫的著作復活過來——主要還是想圍繞知識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關系🤷🏼♀️。金嶽霖還是像以前一樣，聽得興致勃勃，連聲說：“好，好🫳🏼✂️！你寫出來！現在像你這樣多年來一直專心搞哲學問題研究的人不多🏋🏽♂️。”
1984年，馮契在書房👰🏽♀️。
馮契當時期望有一天還能像40年代在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東園那樣🪠，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長時間的討論，這個期望卻沒有實現。1984年，金嶽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學家的樂觀和憂慮
“轉識成智”
“我希望，中國的這個新的發展時期，是一個能產生大作家和哲學家的時代。應該是這樣，要不然🟪，怎麽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但也要人們努力去爭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說的誌士仁人才行🧑🦽➡️。”
“文革”結束後，馮契這樣寫道。
馮契說自己是個比較樂觀的人🪹。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許也和經歷有關。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檢查裏面所反映的，去過延安的人，多少曉得一點黨內的政治鬥爭。馮契兩次入黨，兩次都是剛入就立刻被處分。但是👧🏿，有過這樣的經歷🧘🏽♂️，可能就比較能應付後來的批判鬥爭🧶；而如果這些批判鬥爭是突如其來，性格又比較剛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這和他的研究也不無關系。馮契研究的哲學🧜🏽♂️，和其他學科不一樣，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問題。而且他始終相信🏄🏿♂️，哲學家應該把自己對哲學的思考貫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裏，馮契也曾心灰意冷，達到瀕於絕望的地步。“但我捫心自問🏌🏿，共產主義信念並沒有喪失❔。我還得出了一個結論：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馮契在1991年10月12日給董易的信中這麽寫道🕺🏽。在政治運動中遇到挫折、經受考驗🧑🏼🎤💇♀️，得把知識轉變成智慧，有一種能經受苦難的意誌，有一種能對付它、克服它的心靈上的自由🍕。這就是馮契在西南聯大寫《智慧》論文開始🆚，終身都在探究的“轉識成智”。作為理論的哲學，發自真誠，便是身體力行的實踐。“馮先生的哲學已滲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證明了他的哲學🤸🏼。”（張汝倫語）
尤愛莊子
雖然讀的是英美分析哲學這一路，但馮契要梳理的卻是中國古典的思想🔪。他說做學問最好是像和愛人談戀愛一樣有熱情▫️，並且不論是研究問題，還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誠”🤨🅾️。儒家講求誠，道家講求真🤵🏼。“德性的自證首要的是真誠🕊。”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顏之樂的“一簞食，一瓢飲”。他自己的氣質，則更近道家。在家中的書房兼臥室，擺著一個莊子像🙂↔️。
早些年他曾寫過參觀魯迅故居的感受，魯迅吃得簡單🙎🏽♂️、樸素，卻有風味🤛🏿、有詩意🧏🏼♀️：想象魯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從掛在書室窗口的竹籃裏，“剝兩只風幹的老菱或荸薺嘗嘗，這不僅是一種很好的享受⛷，也頗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這些，都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簡單了，除了買書，基本不用錢，也很少出門。每天的消遣，是讀小說🏟。他喜歡《紅樓夢》🧑🏿🍳，還會聽紹興戲和京劇🧷。愛喝綠茶，更嗜黃酒。每天晚飯都要溫一點黃酒😼。只有當家裏黃酒沒了，他才會出門去📽，帶些回來。有朋友來聚會，也是一桌小菜⚫️，貯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見了朋友，話就多起來💇🏿♂️。
“恐年歲之不吾與”
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各種學會、單位的工作也復蘇了，生活也安定下來。1978年，馮契開始招收中國哲學史碩士研究生，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課💞🤓，每兩周一次🚶♀️➡️🗝。再接著，雜誌開始索稿，各種研討會開始籌備🧥。他還兼任了一陣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78—1985），上海幾個單位準備協作搞《哲學辭典》，也要他掛名。
馮契不是獨善其身的學者，為了顧全工作與自己的寫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緊張。“上海又搞提升職稱的事🧡，我雖然並不具體管，但最後還是要處理許多矛盾☢️，開許多會，搞得頭昏腦漲。”他在給摯友鄧艾民的信中說。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樣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現在卻不能這樣彷徨求索了。”馮契感覺自己這架身體機器老了⛹🏼♂️，慢慢有點力不從心，心情也急迫起來，“‘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老有種急迫感🤹♀️，缺乏從容思考的心情🍙，這實在是不好的🤺。但也控製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數很有限了，怎能從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給董易信）
“我不滿足於只作個哲學史家”
馮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話舊，心情愉快。“恍惚回到了40年代。”他勸鄧艾民應該趁著許多老友健在，而且還是他們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樹還是那麽高大，西山還是郁郁蒼蒼🧂，天氣還是四季如春🧑🏻🔬。”
恍惚回到從前，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馮契專註地要把從前丟失的稿件重寫、把思考過的題目“復活”過來。
1983年攝於西安，左起湯一介💥，王明🖍，杜維明🧉，馮契，張岱年，肖萐夫🤘🏻。
上世紀80年代👰🏽♂️，馮契陸續發表《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誕生》《哲學要回答時代的問題》《五四精神與哲學革命》等多篇論文，寫成《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下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編《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程》《中國近代哲學史》《哲學大辭典》等書，為相繼辭世的老師金嶽霖😊，同仁好友徐懷啟☎️、陳旭麓、鄧艾民整理遺著☠️，還給好多學生的書作序。其中，他對哲學史的大量論著，也是在為個人的哲學創作做知識積累的準備。他對鄧艾民說，“我不滿足於只作個哲學史家。如果天假以年🤵♂️💽，還是想把‘論真善美’一書寫出來🏸。”（1981.12.6）
六十幾歲開始寫作，爭分奪秒👨🏼🍼，這十多年終於成為一個高產的時期。但是，在這個新的時代🤽🏼♀️，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為什麽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中國真的步入一個新的時代了。新時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麽東西，不談理想了🏃。講真善美這些問題，好像不合時宜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在老一代看來是很自然的生活的邏輯🤸♂️，年青一代是懷疑的📨。“斯大林的女兒講老一輩革命家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他們這一代卻不是👩🏻🦲。在中國也是如此🫱🏿。”馮契給鄧艾民和董易的信裏都寫道，“但是，如果沒有理想，人生還有什麽意義呢？”對極“左”思潮深惡痛絕⛹🏻♀️，但對馬克思主義，他堅信不疑——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性解放與大同團結可以相統一🦃。
所以🗣，馮契覺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極“左”思潮的巨大破壞下，發生“信念危機”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經過相對主義的洗禮，無法到達真正的辯證法”，“經過懷疑而又能堅持理想，才是真正堅強者🛒。”他說💆♂️，在教條主義🧆、專製主義的統治之後，這是一個需要莊子、休謨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理論📊👩🏻✈️、哲學還能回答時代的問題✭，指導人德性的養成嗎？他和董易反復討論這一問題8️⃣。
“在唐代詩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這是別的時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維等人把儒道釋的思想對象化了、形象化了🧠。為什麽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什麽樣的時代、環境、條件最有利於培養真實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經說過🤵♀️，戰爭環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養人的德性。但是🌨，難道單有戰爭環境就行嗎？我以為，從大範圍說👨🏻🍼，要有鬥爭（同敵人鬥爭、同自然鬥爭），從小範圍說🥎，要有一種互相信任和充滿愛心的生動活潑的集體（家庭🧚🏽、友誼、學校等都包括在內）。”
回顧中國近代🍕，馮契覺得，真正能培養真實的獨立人格👇🏼、那種自覺與自願相統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時地卻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時期的湖南時務學堂🩱、同盟會辦民報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馮象一起在雲南插隊、那時已是企業家的青年人✍🏻，曾經來馮契家裏，講了許多有趣的事。可是馮契覺得，他已經很難體會這位現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過來說，在這個令人惶惑的時代，青年人也已經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難為他們當時在雲南的那種熱情所感動。
“但正因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當時的生活感受寫下來✋👌🏼，使之成為藝術品，讓後人可以觀賞👷🏻♀️。”就像現在的人們，還是可以去《紅樓夢》《儒林外史》裏體會那種感情。馮契鼓勵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樣地，馮契為此也勉勵自己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寫出來，“讓後人知道有這段歷史——在那時候，許多思想家曾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後繼。”
“而且🐝🩺，我想，我也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我對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經過十年動亂之後😛，看問題也比較客觀了些。所以🕵🏽，我有條件來作歷史的總結🙆🏻♀️，也應該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感。”（1987.6.27）
“述往事，思來者”
進入90年代，馮契開始回顧20世紀中國🧎♂️➡️：“在本世紀中，中國進步確實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幹了不少📜。社會經歷了巨大的動蕩👩🏿🍳，一次又一次的狂熱浪潮席卷全國🤵🏻♂️，使人難於定下心來對歷史進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1993年，北京“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八屆年會”）這一次打來的🏢，是商品經濟的大潮🙄。“文革”動亂讓人們遠離理論🤰🏽，走向懷疑和虛無🖖🏽，特別是在權力和金錢面前，人性被異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個重理想的時代了。
1991年5月，馮契夫婦在華東師大麗娃河畔。
馮契再次提到了曾給他無數激勵的司馬遷🛌🏼，這一次，激勵他的是“述往事，思來者”裏的樂觀精神：“作品😟，是贈給‘來者’的。司馬遷對他的時代和人類的歷史打了許多問號，然而他‘述往事，思來者’。……不為憂患📘、惶惑所壓倒，深信自己是屬於‘來者’的，這是思想家👷🏼♀️、作家的樂觀精神。”（1990.1.23）
“我以為，我們要為下一代的人寫作，而下一代人將是富於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為如何？”（1992.4.23）
他認為👩🏿，在世紀之交，中國可能會開始進入自我批判的時代🔗。他說現在就應該為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作準備，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將是對20世紀作批判總結的著作（1994年🅿️，華東化工學院“20世紀中國現代化思想學術研討會”）🧝🏽♀️。
1995年1月👨👨👧👦，馮契在給董易的信中說🚃，“希望能盡快把《智慧說三篇》整理出來，然後再把以前發表過的東西系統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還有些值得保留的東西。”
1992年🍨🐭，馮棉與父親在華東師大一村住宅樓下🤽🏽♀️。
馮契於當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個人哲學創作《智慧說三篇》，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為《馮契文集》前三卷，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這年哲學系系慶十周年，立了馮契的銅像。站在這尊銅像前，再加上學生們的這些回憶🛏，或許可以想象馮先生的樣貌——“慢言細語🧕👨🏻✈️，言談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講課語言並不生動👱🏽，但是邏輯嚴密🥹，表達簡練……像吃橄欖一樣💂🏼♂️，放在嘴裏，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遠的那麽亮🚖，那麽透⛹🏼♀️，那麽靜”🫵🏽🕵️♀️。
2015年3月1日😦，銅像由會議室遷放到了華東師大新校區哲學系樓的大廳🦐⛹🏽♂️。
長子馮棉和次子馮象，分別念了邏輯學和文學，人們都說，他們好像分別繼承了父親兩個不同的愛好。
（記者 李純一）
轉自《文匯報》201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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