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後在西南聯大復學，問學金嶽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勝利後赴上海執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數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我們在這裏回顧馮契先生的經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給他貼任何一個標簽都不太合適✥😑。”上世紀80年代曾師從馮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個很獨立的人。你說他是唯物主義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識形態上的唯物主義還真不一樣；你說他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50年代寫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寫的文章，對儒家的看法很高♦︎；他內心又特別喜歡禪宗和莊子🪶。有人說儒家講通人，莊子講散人👩🏿🎤，可他的樂觀，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個樣子。”
那麽🥷🏽，“獨立”，在各路思想競相登臺、時代大潮裹挾著人前進的20世紀中國📖，意味著什麽呢？
在同窗趙儷生的回憶裏，這位兩次入黨、兩次受了處分的好友🦹🏽，“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作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學者🖍：溫柔，內向🍫，早年寫詩和小說，喜歡思維👨👧，往深邃的地方思維。”
而在次子馮象的記憶裏，父親知道他去雲南上山下鄉，還隨身帶著《史記》選讀時，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後來知道太史公的《報任安書》是父親在“牛棚”裏經常默誦的自勵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負重🍓，發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儻非常”。
這種卓異、不同尋常的人格🧖🏽♀️🎙，可以在許多為多災多難的中國尋找出路的讀書人身上辨認出來。
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後在西南聯大復學，問學金嶽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勝利後赴上海執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數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
我們在這裏回顧馮契先生的經歷🌾，回顧他在那個時代的理想和坎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
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1915年11月4日，馮契出生於浙江諸暨山區一戶農家👨🦱，得名“寶麟”。
會稽山脈一帶🉑，發達的一端在北邊的紹興🫷🏻，諸暨則是艱苦的山區🥳。歷史上，諸暨民風堅忍💭，山民好械鬥，老人說，這是越王勾踐留下的傳統💁🏿♀️。
而馮契筆下的故鄉卻是秀美🖖🏿、太平，在這塊出過西施的地方☁️，“人們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小孩子唱山歌，青年們談戀愛🙇🏿，中年人造安樂窩，老年人兒孫滿堂”（《我的故鄉》）。當然，他也寫過鄉民報血仇的故事。
大約是鄉土的滋潤，馮契的父親正是一位脾氣剛烈、揭竿為旗的農民。那是清朝末年，馮春德受了當地一個地主的欺壓🖖🏻，他一把火燒了地主家的禮拜堂，逃去了杭州🦹🏼♂️，結果被通緝🏯，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他當了新軍🤷🏿，參加了杭州的光復🤵🏻♂️，這才能夠回家種田。他認為🤷🏿♂️，當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夠欺負農民，就是因為農民沒文化🍼，所以，要兒子讀書，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上了一兩年私塾之後，8歲的馮契開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級小學讀書了。他12歲初小畢業🫥，轉入鎮上讀高小（舊製初小4年，高小2年）。這期間🧑🏻🦼➡️，馮春德曾帶兒子到杭州，住在一家小客棧🧂🖐。父親有意考驗一下兒子，就把他帶到鬧市，故意躲起來，偷偷看他。這小男孩並沒有哭🤏🏼，只是東張西望，慢慢按照記憶摸索回客棧了👩🏿。父親大為滿意。
上清華哲學系
1928年，馮契14歲🤦🏻♀️，在高小畢業後🖼，考進浙江省立杭州初級中學，一路成績優異🫄🏻。杭初校長、同時擔任國文教員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賞識他。3年後馮契考進省立杭州高級中學。18歲時🙍🏿♂️，父親去世了🚴🏽，馮契休學半年。唐先生讓他在杭初擔任文書工作，以補貼家用𓀎。
1935年春天👨🏽🌾，馮契高中畢業。夏天，先後報考南開大學數學系和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都考上了🧏🏽♂️。南開有獎學金👨👩👧👦，清華則是作為清寒公費生被錄取，這個錄取標準是高於一般學生的🏠，而馮契當年考了榜眼💾。最後，他決定上清華哲學系🧺。“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是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當時的清華哲學系，有馮友蘭⚂、金嶽霖、鄧以蟄、張申府等諸位先生。一入學，馮契就前去拜望馮友蘭🔣，馮友蘭說清華哲學系有個特點，特別重視邏輯學和邏輯分析方法，建議他一年級就選金嶽霖的邏輯課，他照辦了👨🏻🚒✈️。
“少年氣盛”，“脫穎欲出”
南下宣傳，練習抗戰
就在馮契入學前後幾月，華北情況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為反對《何梅協定》、反對華北特殊化🧝🏿♂️，舉行抗日救國遊行🍂。“偌大一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剛剛進清華不久的馮契，接連參加了“一二·九”請願、“一二·一六”示威兩次大遊行。
當時♐️，學生們中間已經分作左中右三派，屬於“革命外圍”的各種學生團體也已經出現🎓👍🏿，“平津學生南下抗日擴大宣傳團”便是其中一個。1936年1月▶️，馮契參加了宣傳團，大冷天沿著平漢鐵路線南下🛼👿，每天都要徒步幾十裏路，以頗為軍事化的長途行軍作為抗戰練習🏊🏿。
同行的學生中，有一位清華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名為於光遠（在校時名郁鍾正🚴🏻♂️，後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馮契兩人很投緣。於光遠後來回憶說，當年少年氣盛🥗，馮契談話間不輕易推舉中外哲學家👨🏻🦼，是個“要求很高的評論家”；講到自己的哲學觀點時🤼，又自信頗高↖️🦹🏻♀️。可惜宣傳團行軍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國民黨武裝部隊包圍🍒，隊伍被強迫解散，人員遣返北平🧑🏽🏭。
宣傳團的成員們並不氣餒，回到北平後又組織到了一起，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民先”隊員為了學習打遊擊，多次到圓明園和西山一帶研究地形🤏🏿、描繪地圖。於光遠和馮契兩人也因為參加“民先”而繼續來往🟥，還是大談哲學。於光遠在圖書館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講給馮契聽🧑🏿🍳。
“左聯”文學青年
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北方部🔪，開始在“民先”中發展組織。於是有了“左聯”清華園小組🧙🏻♀️，馮契、王瑤、魏蓁一（韋君宜）、趙甡（趙儷生）等都加入了。因為是個秘密組織，得有個公開的名目🟢🎄，這些“平時都喜歡舞點文弄點墨”的學生們就組織了“國防文藝社”🪟，接著又擴大改組成為“清華文學會”。他們熱鬧地辦起一個文藝刊物《新地》，馮契任編輯，既負責校對🧙🏼♂️，又負責送去書店出售🤸🏻，但出了兩期，就被禁了🕵🏿♂️。
喜歡寫詩的馮契，用提曼、鷹潭等筆名，1936年間在《清華周刊》和《清華副刊》上發表了多篇作品🤦🏻♀️。他筆下散文詩的主人公多是貧苦人，比如走投無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蠶娘💂🏼♀️，喪母、孩子又接連夭折的愛人。以故鄉為背景的小說《拖油瓶》《哥哥》，寫的也都是受欺淩的可憐人。
看到撿煤屑的孩子無意中踐踏了路旁的蒲公英🥇，這“一點小小的事”，也會引起他“無限憂傷”：
我倦了🧘🏼♀️，像春風一樣地倦了。/但我不能安息。（《春遊》）
他為捐稅負擔沉重的農民們抱不平，而反剝削反壓迫的情緒還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愛北平。……因為這兒顏色比江南單調，情緒比江南興奮。
……現在我更愛北平了。因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難的英雄。敵人的飛機和暮鴉，在他的頭頂翱翔💲，他報之以粗豪而淒愴的呼聲——學生和勞動大眾的呼聲🤟🏚。
我更愛北平了。因為此地有熱情的面龐和狂跳的脈搏⚾️。因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們和我同甘苦共患難🤟🏼。
“一二·九”以後，我這樣寫信告訴江南的友人。（《我愛北平》）
“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麽意見？”
但這位天性溫靜、謙和的年輕人🪥，並沒有忘記學業。大學一二年級時🎰，他就啃起大部頭的西文版康德和斯賓諾沙著作來，很快得到老師的器重🪄。
大二時🦔，馮契選修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課↪️。馮友蘭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講到自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麽意見？”
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講堂七八十個人🎢，你的眼睛裏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那麽我們大家夥就只是‘叨陪末座’了”。用同選了這門課的趙儷生（1934年入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的話說，馮契那時候就已經“脫穎欲出”了。何炳棣也回憶，這門課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課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馮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有一日晚飯後👩🏽💻，馮契去清華園東北角散步，經過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家門前，被正在躺椅上剔牙的朱先生叫住🚣🏼♀️，誇道🧎➡️：“聽說你的白話文寫得很不錯！”馮契聽了有些不快，心想：為什麽不說文章、散文💁🏿♀️，而要說白話文呢？朱先生“凸起腹，架起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態”，也讓他覺得難堪🎅🏿。但後來聽說朱先生保護學生的經過🧘🏿🤽♂️，就又很敬佩了。原來🏃🏻➡️，“一二·九”之後數月🔴，當時的北平市長宋哲元派大兵抄檢清華園。好幾位被點名的學生躲在朱自清家裏，幸免於難，其中就有後來成為馮契妻子的物理系學生趙芳瑛。她的大哥趙萬裏是朱自清的好友，進清華時，趙萬裏就把妹妹介紹給他照顧🤽🏻♀️。幾位學生在朱自清家很受優待，朱先生夫婦安排他們夜裏睡沙發🏄🏽♀️👲🏿，早上還給每人煎了一個荷包蛋。
“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一二·九’運動中的戰友”
“民先”介紹去山西參加“犧盟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民抗戰開始，清華園也不再恬靜🌽。29日🤸🏼♂️，北平淪陷。
8月，意昂体育平台南遷到長沙，與北大🤸🏿♂️🏢、南開合並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這裏也成為進步學生的大本營。11月🏞，馮契來到衡山上的臨時大學文學院報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趙儷生也在中途上山見了一面同學💓，和王遜👨🏫、馮契、邵森棣、查良錚聚談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別。不久，徐特立從延安來給學生們講話⏮，動員年輕人支援、投身抗日。學生們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進步同學在地下黨領導下組織戰地服務團🤳🏻🧑🍳，決定赴北方參加抗戰工作，馮契也報名參加。
臨行前🧔，馮契向金嶽霖告別。金先生非常贊賞他的行動🟥🪽，連聲說：“好🏃🏻、好！我要是年輕20歲🎺，也要到前線去扛槍。”
12月，“民先”介紹馮契先後到山西省臨汾、趙城、汾西等地，參加由薄一波組織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馮契那時候去北方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一二·九”運動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於光遠➜🤽🏻♀️，這時都已經在山西了，他們參加的是陳世渠的部隊。熱血青年們都紛紛從課堂走向戰場，馮契說，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當年“一二·九”運動中的戰友👨🏼🍳。
清華實在論學派的唯物主義傾向，讓學生們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
馮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便是在“一二·九”運動中。一開始讀得較雜🏋🏽♀️，有蘇聯人寫的，有中國人寫的，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馬恩🌤、列寧著作👩🏽🦱🔏。他後來評論說，清華哲學系可說是個實在論學派👨🏽💻🔜，相比五四時期流行的胡適的實用主義和梁漱溟的直覺主義🍉，興起較晚。清華實在論跟西方分析哲學有血緣⏯，又與中國的理性主義傳統相結合，其中含有唯物主義因素🩵❗️；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金嶽霖幾位教師的著述裏，都有唯物主義傾向。而他們的這種傾向🦸🏼，也對學生們產生了影響，讓他們“在參加‘一二·九’運動和抗戰的經歷中，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新理學”的理性精神》）。
認為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有了這種政治上的信念，於是在理論上也滿懷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相信實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這是馮契和他許多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在山西前線，馮契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後來這麽訴說當時的興奮：“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在大家對抗戰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是《論持久戰》指明了前途🕤，讓人豁然開朗🎠。馮契說，這本書“以其理論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們”，“特別使我感到理論的感染力”。
魯藝文學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談英國浪漫主義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淪陷。
1938年春天👮🏻♂️，當時化名陸旦的馮契一路與山東大學學生叢一平（解放後任西安市委書記）🦸、劉曉沛（解放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同行🌓，自稱為“三劍客”。馮契從汾西沖過封鎖線🧑🦲，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趕上魯迅藝術學院開辦文學系第一期，他就進入文學系學習，學名艾提。
當時文學系主任是周揚，具體事務由沙汀負責🦂，教員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學員二三十人，比魯藝最初三個學系音樂、美術、戲劇系人稍多點。在魯藝學習期間，馮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黨。11月🏧，由音樂系同學安波（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作曲🪨，解放後曾擔任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編導）作介紹人，馮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魯藝入了黨👩🏻🎨。
不久，賀龍將軍從前線回來，為魯藝師生做報告，動員大家上前線🤴🏽。於是魯藝決定，讓這批學生頭三個月在學校學理論，接下來三個月就到部隊去，作為實習🙂。12月，魯藝四個系二十多位師生隨八路軍120師來到晉西北，其中文學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帶隊👨🏻🦱👨🏿。賀龍還親自帶他們去和白求恩會面，後又輾轉到晉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學生裏，只有馮契念過大學。在後來一些人的回憶裏，說起一路上只聽得何其芳和艾提兩個人👬🏻，大談英國浪漫主義，艾提出口就是濟慈的詩，“a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麗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悅）”——可了不得🚳，都上前線了🔉，還談論這個🥉。
在120師🤽🏼♂️，得了第一個處分
然而，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讓馮契背上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處分。建國後初期接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他在檢查報告中也回顧了這樁事。據馮象介紹，雖然其中具體細節不甚明了，但大致許是這樣的⛑️：
魯藝師生們到了120師前線之後👨🏼🎓，有的人下部隊，有的人在師部宣傳科。當時日軍方面經常轟炸，他們白天不能行動👨👩👧，只能睡覺，晚上行軍作戰🧔🏿♂️，這對於師生們來說非常艱苦👨🏽🚒👩🏽🦰。
這時候📻，部隊裏有幹部開始追求他們中的女生。有位女生不願意🤟，其他學生便為她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背景讓人很容易想起之前發生在延安的一個悲劇——黃克功案。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師團級幹部黃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畔槍殺了16歲的陜北公學學員劉茜◽️。這位少年即參加紅軍𓀌、跟隨毛澤東經歷井岡山鬥爭和兩萬五千裏長征的“革命功臣”，後被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這被稱為是毛澤東的“揮淚斬馬稷”。可以想見，在1938年的魯藝🧛🏿♀️，大家對此還記憶猶新。
魯藝的同學們為這位女生說話👨🏼，提出要回延安🧛🏼♀️。報告是馮契遞上去的，因為他在師部宣傳科工作，而且年紀稍長、又是大學生🤚🏽，被看作是學生裏的頭。師部不同意，馮契據理力爭🏎。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前來調解，批評了他們🫃🏿，但還是作出了讓步💀：願回延安的，待足六個月再回🤾🏻♂️；但是領頭的學生🧛🏼，因對抗組織🚶，還是要給一個處分，“停止組織生活”。馮契不同意這個處理，但他們最終還是在1939年夏天回到延安👱。
到了延安，馮契又向學校黨組織提出申訴，要求恢復組織生活，結果受到嚴厲批評。他一怒之下就走了✦。在“整風”之前，延安氣氛還比較自由，這自動出走在當時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但是從組織的原則來說，畢竟是違紀🧕🏽。十多年後🥷🏼，寫進了思想檢查。
馮契決定離開延安回昆明復學。“三劍客”裏的其中一位🐆，從西安來，幫他搞到一本胡宗南的通行證⚆。有了這本通行證，一路走就容易多了。半路上遇到一位清華同學✒️，兩人一塊兒回重慶，再從重慶去昆明🚶🏻➡️。路費則是由趙芳瑛給他寄去，那時他倆已經戀愛了。
馮契9月初離開延安，11月到達昆明，離開長沙臨時大學兩年後，他回到西南聯大復學，成為哲學系三年級學生👨🏽🚀🙎♀️。
“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
在西南聯大復學
在前方及延安近兩年🏃🏻♀️🦆，馮契主要從事文藝宣傳工作，寫下組詩《北征》➞。艾思奇曾將這部詩稿介紹給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淪陷，未能出版🤵🏼♂️。抗戰勝利後，三聯書店成立🪰，遷往北京⚇🎐，詩稿交還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
1943年西南聯大，左起馮契，呂篤周，鄧艾民。
到了昆明💆，金嶽霖見他來🐕🦺，便約他去住處談，還特別準備了大後方難得的咖啡和點心，詳細詢問他在前線的情況和所見所聞。金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懼的時代📡，一直擔心中國要亡國；現在能把日本鬼子打敗🕵🏽♀️🥾，中國就有希望了。
復學後的馮契開始上課。因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成西南聯大🦖，馮契有機會受教於時任哲學系主任的北大湯用彤先生。馮契先後選讀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湯先生一人能開設世界三大哲學傳統的課程👰🏻，令馮契感到十分敬佩。
馮契歸校後🎈🦶，在政治活動上也沒閑著。12月，他參加了西南聯大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群社”🧚。因為要辦壁報🤱、組織學生學習革命理論和時事政策，常常缺課👨🏻🍼。但湯用彤的課，除非生病，他絕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馮契由“民先”隊員轉為“社會科學研究會”成員，在地下黨領導下做宣傳和聯絡工作。也曾去昆華農校組織讀書會，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小組”。這期間，他常寫雜文登在“群社”辦的墻報“臘月”、“熱風”🤽🏼♂️、“群聲”上。
“後來我終於在昆明留下來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令國共關系大為緊張☝🏼，大後方白色恐怖嚴重，坊間盛傳國民黨特務已開出黑名單，即將派出武裝到西南聯大進行大搜捕，一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學生運動暫時沉寂了，“群社”的公開活動被迫停止。馮契來到昆明郊區龍頭村暫住。龍頭村是昆明郊區的一個集鎮，又叫龍泉鎮⚒。西南聯大、中研院史語所還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這裏。
王明（當時是北大研究生）為馮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數百函《道藏》的包圍中安了個書桌，搭了個帆布床。有一天，湯用彤先生來了，悄悄問馮契：“哲學系有幾個學生不見了，你知道他們到哪裏去了麽👍🏻？”馮契☺️👩🏿💼：“不知道🎲。”“不會是被捕了吧👩🏼⚖️？”“沒聽說🔡。”“你不會走吧？”馮契躊躇了一下，說⛴：“暫時不會走。”湯先生嘆了口氣，盯著馮契☪️：“希望你能留下來！”
馮契恍然🐛：原來👩🏿⚖️，湯先生並不是不問政治，只做個“有所不為”的狷者。他在這嚴峻時刻對進步同學如此愛護、真誠地關心，使得馮契對他更感親近了些。
這一年馮契27歲📯，在夏天時大學畢業💅🏽🤌，接著進意昂体育平台研究院哲學部🪨，搬到司家營。司家營離龍頭村不遠⛪️，都是鄉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裏，要走兩個小時🙇🏿。這時候地下黨實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反正什麽公開活動都不能幹了🚏，馮契便決心埋頭讀書——“非常寂寞，便發憤忘食地讀書，常讀到晚上兩點鐘。”
金嶽霖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
成為研究生之後，馮契的導師是金嶽霖，他從此和這個旁人眼裏看來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別親密的師生關系。
1942年🚝，金嶽霖決定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裏去讀書💇🏼，先是休謨，後是布拉德雷，邊讀邊討論。
開始讀休謨的《人性論》時，只有一本書🙆🏽♂️，由馮契捧著朗讀，金先生半閉著眼睛聽。讀著讀著🤵♂️🌿，金先生說：“打住😑！”便向馮契提問。答不上來，金先生就給馮契細講，不一定得結論，但把問題引向深入😋。馮契說🫲🏼，金先生對休謨的書真是熟透了，還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認真讀幾本書🧑🏻。不要浮光掠影把書糟蹋了！”
這時，金嶽霖正在把他寫的“知識論”講稿整理成書。大後方沒有稿紙🏃🏻➡️，連白報紙也沒有🤛🏼，金嶽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紙裁成練習簿那麽大小，用毛筆按橫行自左至右書寫，這樣寫成幾十萬字的著作🧑🏻🔧👼🏽。馮契大概是第一個有幸系統讀到這部油光紙手稿的學生🧽，有幾章，一脫稿就交給馮契帶回去讀，讓他送回時提出問題、意見🙋🏻♂️🤷🏻♂️，進行討論↘️。馮契為此寫過不少讀書筆記，可惜後來在“文革”中丟失了。
除了金嶽霖指定讀的書，馮契還給自己開了兩個書單：西方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按歷史順序選讀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讀，有的略讀。讀了常有一些疑問和看法要向老師請教。通常，有關西方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金嶽霖；有關中國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馮友蘭和湯用彤🏄🏽♀️。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當時，許多教授為了躲敵機轟炸，也到郊區借房子安家。馮契晚飯後在田間散步ℹ️🤲🏽，一會兒就走到湯用彤家👮🏽，兩人於是經常談天。
一次，師生倆談得高興⛹🏻♂️🚵，不覺天已黑了，師母進門來👱🏿♂️：“你們也不點個燈，黑洞洞的☪️，談得那麽起勁。”湯用彤說：“我們談玄論道🏷🖕，在黑暗裏談更好。”馮契說：“我們在黑屋子裏抓黑貓。”兩人都哈哈大笑。有時🐍，興致來了🦋，一直談到夜闌人靜🏖📒，馮契踏著月色從田間小路歸來🙎🏼♀️，說確實覺得體會到了“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金嶽霖有時則感到寂寞🫚，因為他那時候寫成的《論道》一書，出版後如石沉大海🧝🏽，沒人評論也沒人罵。馮契對金先生說這是曲高和寡的緣故，將來會顯示出價值👱🏼。金先生則說，所謂考驗，通常要通過討論、批評，攻來攻去，有點攻不倒的東西🛹，那才算站住腳。
金嶽霖曾在西南聯大作過一次公開演講🐔，主題是講治哲學和文學都要碰到一個“說不得”的問題。像詩的意境、宗教體驗這些🧚♀️🤚🏿，說不得👼，但還是要用語言來傳達，這又是借助於人的什麽能力和工具做到的呢？講演之後不久🥄，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題目就是《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
馮契和金先生也熱烈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覺得金先生在《論道·緒論》中區分的“知識論的態度”和“元學的態度”，這個提法可以商榷😧。金先生認為💽，知識論的裁判者是理智，可以暫時忘記我是人；而元學🧑🏿💼，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形而上學👨🏻🦼，裁判者是整個的人🦸🏽⛅️，不能忘記“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但馮契認為，這樣的二分太絕對了。他覺得🚁🤸🏻♀️，認識論不應限於關於知識的理論🧖🏿，而是也應該研究“元學（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
趙芳瑛與馮契，攝於1947年🌎𓀃。
金先生聽了，表示他所說的知識是名言世界🫂▫️，而馮契所說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脫相、非名言所能達的領域🔘，要“作一種理智上的跳躍，跳出名言世界範圍之外”才能抓住它。但這究竟是如何實現的呢🤦🏿♀️？
金先生心裏也有一個矛盾
1943年，敵機減少了對昆明的轟炸，教授們陸續搬回城裏。馮契也回到西南聯大研究生宿舍8️⃣。
讀了兩年書，馮契開始考慮怎麽寫畢業論文了。同時，他也在協助馮友蘭處理“中國哲學會”的具體事務🥋，主要是《哲學評論》雜誌和《中國哲學叢書·甲集》的編輯工作。
金嶽霖的《勢至原則》一文✴️‼️，正好要發表在《哲學評論》上。因為要求有英文目錄，馮契問金先生，題目該怎樣翻譯🫴🏻？回答說🫔，譯作“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這讓馮契想起金嶽霖曾經說到的：“大概有兩類哲學頭腦：一類是abstract mind，一類是concrete mind👉🏼。”金嶽霖覺得馮契可能喜歡具體，自己有點偏於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這一習慣形成之後，我雖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體的事上停留多少時候。這仍然是基本事實”（《金嶽霖回憶錄》）🧑🏽🚒。
但馮契認為🟫，金嶽霖在《勢至原則》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現在這個世界”的問題⛹🏼♀️💲，卻正是在探求“具體”🖐。
對金嶽霖的思想以及他的為人了解得更多之後🧩，馮契越來越感到，金先生內心裏有個矛盾，很有點像王國維的“可愛”與“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對馮契說🚈：“本世紀以來哲學有進步，主要是表達方式技術化了🪤，這是不能忽視的🤸🏻♂️☎；但因此，哲學理論和哲學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學家再不是蘇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所以👩🏼🌾，馮契覺得🏋🏿♀️，金先生對重視身體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國傳統哲學，還是非常留戀。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想解決自己內心中的矛盾。
對於“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達，而馮契偏重於如何獲得
馮契感到在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有名”與“無名”、“為學”與“為道”、如何“轉識成智”等，實際上都和這個問題有關🫵🏼，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試著寫篇論文。金先生鼓勵他循著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學如何可能？”馮契認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從知識中獲得智慧🏋🏿♀️，這是他感興趣的地方🤽🏿；接著是如何能“達”，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這是金嶽霖偏重之處🐆。
馮契也請教了湯用彤，湯先生叫他系統地研究一下魏晉時候的“言意之辯”，馮契於是從老莊一派讀起，在讀《齊物論》的時候得到思想火花，於是發揮心得，寫成了論文，題名《智慧》。
1944年，馮契30歲，完成了這篇論文。《智慧》後來發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學評論》10卷5期，具名馮寶麐🏙。
馮契晚年回顧說，這篇《智慧》確實是他學術工作的起點。“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此後，他終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這篇論文裏，明顯可以看到金嶽霖的影響，從使用金嶽霖的術語便可見一斑🎪；而其中說到和莊子🏇🏻📣、郭註有著“血緣上的聯系”🙇🏿♂️，則是和湯先生討論“言意之辯”的收獲。馮契後來回憶說🤦🏿♀️，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能在司家營期間同時得到兩位老師的指導🏌🏻，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一點嚴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習慣，真是難得的機遇。
1993年🧆，湯用彤之子湯一介給馮契寫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於《哲學評論》上的《智慧》可以說對我啟發最大。當然，我走上哲學研究這條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對我的影響。”
“哲學要面對現實，幹預人生”
“到民眾中間去”
1943年之後，白色恐怖緩和了些🕋，大學生中秘密學習革命理論的讀書小組越來越多🆑。前兩年疏散出去的聯大同學吳顯鉞、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裏外的磨黑縣創辦磨黑中學🫂，需要教員，馮契介紹了好些同學（大多是地下黨員）去教書。
革命工作☣️，是馮契覺得義不容辭的。那時讀原著的時間減少了💂♂️👮♀️，他也不認為是犧牲👎🏽，因為這能讓他接觸實際🙋♀️，把握時代的脈搏，而這對於從事哲學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學要面對現實，幹預人生”。也因此，馮契對自己的研究生論文感到不滿✊🏼，覺得它太學院氣了👨🏼🎤。
馮契記得🏄🏼，湯先生不止一次對他說👨👩👦👦：“一種哲學被統治者賞識了👨🏼💼，可以風行一時，可就沒有學術價值了。還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貢獻，對後人有影響。至少，看中國史，歷代都是如此。”馮契明白湯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覺得這未免消極了一點。“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湯先生有點像老子⏱🛗。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1946在雲南陸良與該校任教的西南聯大同學合影,前排左二為趙芳瑛,中排左三為馮契。
1944年9月起，馮契受雲南大學聘🧊，任雲大文史系講師🚣🏼，講授哲學🍓、邏輯學。同時他也在聯大同學創辦的中學兼任國文教員，在那裏組織讀書會；給另一些新辦的中學介紹進步同學去教書；為幾所學校張羅購買進步書籍。其中，就有陸良縣縣長🧑🔧、兼任陸良中學校長的熊從周（1946年7月被當地反動勢力設計下毒而遇難）的委托⇒。馮契先後介紹去的同學有鄧艾民、董易、馬淩雲、黃平、劉國（金誌）等🐕🦺，他自己也幾次去陸良與老縣長商量如何辦學👰♂️。
“歷史是傻子們創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
董易解放後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職👰🏿♀️，在“十年浩劫”結束之後，決心再次寫下西南聯大進步學生與地下黨的故事（40年代他曾寫過類似題材🏋🏼，但稿件因戰亂丟失）🏫，紀實體小說《流星群》最終沒有全部完成，遺稿於2006年出版☆。馮契和董易常常寫信討論這部小說🧉：“昆明🧑🏿🦱、陸良那一時期的生活，實在令人依戀。……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真正能了解和懷有熱情的時代，還是《流星群》的時代。”
小說裏面有位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陶思懿，原型是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鐘愛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一位俄羅斯女郎站在一道門檻前，門內深處有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女郎，跨進這道門檻🏒，要“和人疏遠、完全孤立”👨🏻💼，不僅是敵人，連親戚、朋友都會給她痛苦、打擊，她可願意🧑🏿？甚至是犧牲，她可願意？
可那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毀掉……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𓀘，不要人憐憫，也不要名聲。
女郎跨進門檻的那一刻，
傻瓜🧑🏻🎤！有人在後面這樣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從何處傳來一聲回答🏓。
《門檻》的這種甘願犧牲的精神也激勵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馮象“文革”時在雲南插隊，70年代後期，他陸續走訪父親當年的戰友、同學和師長，那時候🦥👃🏽，他們都變成了“黨內右派”。馮象說：“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麽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麽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願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
“文革”期間，陳璉被迫害致死。1979年👨🏽🍼，馮契去參加陳璉的追悼會，又聞得聯大同學、地下黨員劉忠淵的死訊，感慨不已。“這幾天老想起一些往事，如在昆明和劉三一起啃棗子下酒。他後來神經失常了，到上海抱了我給他的蚊帳滿城跑等等。一個熱情⛩👆🏽、正直🤷🏽♀️、善良的靈魂落得如此下場〰️，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老實人總是吃虧💠🦸♀️、受屈，一個社會怎麽能進步呢🐗🅱️？”他在給董易的信裏反復提到，要留下那個逝去的時代的“思想、山水🤳、人物”，要歌頌那些老實人、傻子🧑🏼🔧🗳，發揚正氣🏐：“那一代青年……現在回頭看看🎐，覺得未免太單純了……然而🧑🎓，歷史是傻子們創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所以，還是要歌頌傻子⚰️，歌頌單純性。”
“在文學創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1946年🚅，32歲的馮契在昆明與清華同學趙芳瑛結婚。8月，他們從重慶坐船一路回上海🏃♂️。趙芳瑛的弟弟回憶當年到十六鋪碼頭去接新婚的馮契夫婦🧑🎓，卻老沒見著他們下船，於是上船去找💿🧑🏻🦼➡️。直聽到有一群人在高談闊論，果然，正是西南聯大這群人🚶♂️🏅。
回到上海後🥈，經馮友蘭先生的推薦，馮契在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任教🤾🏻♂️👭🏻，講授哲學、邏輯學及中國哲學史，後來陸續在上海紡織工學院🤵🏽、復旦大學執教。從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為進步刊物《時與文》《展望》等雜誌撰文，用的名字有商翼、馮契等等。契與鍥通，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意🐹，從此以後📀，馮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戰勝利後，馮契多作雜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沖突與匯合🔐、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也談知識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偽之間的彷徨，他寫道🎵：“江河東流🙎🏽♂️🪠，歸於大海，知識分子下降，終必與人民合而為一。這是無可阻擋的趨向☪️。”（《知識分子的彷徨》）
馮契的雜文寫作，後來未能繼續。雖然，“在文學創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
他的最後一次文學努力是和著名導演黃佐臨的合作。1950年初馮契去紹興參加土改工作隊，認識了話劇演員丹尼🍊。回上海後🚵🏻，丹尼介紹馮契與她的丈夫黃佐臨相識。那時候，黃佐臨受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的啟發，正想拍一個中國版的鄉村女教師，便約馮契寫劇本。過了一年，劇本寫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師”。結果又一輪政治運動到來，這個劇本就此擱淺，“文革”時也被抄走。
解放初，學校調查教員，要求填寫教學意願。馮契寫的是：“除了哲學邏輯學🤵♂️🤽♂️，願意做一點文學工作🧅。”
華東師大校園：“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創刊的《時與文》，團結了一大批中間偏左的高校知識分子🤳，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師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參加大教聯的教授們構成了雜誌撰稿人核心群體👨🎨。
馮契因為參加大教聯👶🏼，認識了劉佛年、陳旭麓👰♂️，三人一見如故，經常一起喝酒🚶♂️➡️。陳旭麓邀馮契到大夏大學兼課。1952年院系調整後👷♂️，在大夏大學原址組建華東師範大學，劉佛年是創始人之一🧑🦽。兩人都勸馮契正式到師大來工作，並且把家也搬來👩🏽🚀👷🏻♂️。這樣🏋🏼♂️，馮契從兼課轉為正式受聘於華東師大🙇🏻♂️。
搬進師大校園之後🤽♀️，三人真如陳旭麓說的那樣🌐，“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讓馮契覺得稱得上是“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三人經常在一塊兒說話，各自都以為說的是普通話♻，但除了紳士派頭的劉佛年先生真的說得很好之外，陳旭麓先生講的是別人很難聽懂的湖南話，馮契則帶著諸暨口音🧔🏻。好在他們彼此之間都聽得清💄。
結果因為這三人來往最多，“文革”時😀，造反派便說他們是師大園內的“三家村”，開批鬥會♻，還要他們交代“三家村黑話”🧑🌾。馮契回答說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過了也就忘了。這“忘”，他說，還帶著茶余酒後聊天時候“魚相忘於江湖”🫅🏼，困難時“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於是🏘，“洗澡”開始了。
在1954年1月內部發行的《華東高等學校思想改造運動情況》中🧑🏿🚀，收錄了華東地區高校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檢查🤏🏽、匯報🚵🏻♀️，時任華東師大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的馮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這本匯編裏💮，大部分思想檢查基調相似。比如歐元懷校長，是民國時期十分活躍的教育家，受過蔣介石的接見，他因此要檢查當時沒有認清楚獨夫民賊的真面目👏🏼；譚其驤先生，是畢業於燕京大學的典型知識分子💇🏻，因為有教會學校背景，也自然要檢查🖖🏿；許傑先生，雖然是一個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歷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馮契需要檢查的內容和以上幾位都不相同💆🏿♀️，雖然他也屬於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他的問題，用他的話是：“自以為革命有功”✹。具體說來，就是指他在延安時期不服從組織，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據在拍場上得到這本匯編、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說，這篇檢查風格很不一樣🥽，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話語🙍🏻♀️，檢查越是符合規格而“呆板”🕉，但馮契這篇寫得非常個人化，甚至有點“抒情”的意味♦️，頗像聶紺弩的一些檢查🔛。
第二次入黨，又被處分
解放初幾年，馮契應《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之請🪂，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雜文，有介紹探討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輿論的辯駁。如駁斥一度流行的“哲學無用論”；如引用列寧，號召青年們“要幻想！”，即培育共產主義理想和進取精神；又如討論新社會人與人如何相處，知識分子如何說出心裏話，消除與黨的隔閡👨🏻🦽。還有從現實鬥爭中找“習題”👩🏻🔧👏🏻，闡發理論知識的千字小品🧑🏽🦳🧓🏿，多數發表在《文匯報》的“社會大學”版，後來結集成《學而思小劄》🏄🏼♀️，書名則從《論語》裏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來。另外，還有一本小書《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馮契因為在《文匯報》上發表《“匹夫不可奪誌也”》一文，受到批判🦻🏼。為此🕜，原本當年3月在華東師大再次入黨的馮契🏖，又被給予了延長預備期一年的處分🚤。幸好市委和學校黨委出面保護🧞♂️🤰🏿，或因是準備發展入黨的高級知識分子，馮契沒有帶上“右派”的帽子👶🏻。但這處分直到“文革”結束了好幾年🙅🏻♀️，1981年1月，華東師大黨委才發文撤銷😂。
在50年代👩🏽💻，馮契認為總的原理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哲學表述👳🏽♂️，即“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他覺得理論與實踐的聯系，一方面是要讓哲學成為方法論，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學的世界觀培養新人。也就是說，哲學理論要化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種普通人也能及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這樣🐟，哲學才有生命力，才能夠真正說服人。也只有這樣🚯，哲學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愛的。”
挨了批判以後，馮契便不提這兩句話了，也很少寫報紙文章🧑🦼➡️。但馮契說，此後他的思路還是順著這兩方面前進，心裏繼續發問：“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養🏋️？”馮契覺得，正是這兩個問題，將能使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趨於合流（1982年6月12日給鄧艾民信）👏🏼。
毛澤東也推薦通俗哲學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
1957年，馮契去北京參加在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提出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主張與構思，並提出“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
馮契趁著開會的機會，去北大燕東園看望了金嶽霖先生，請他給自己的通俗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提些意見🫷🏿。金先生鼓勵他順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路子前進，還說自己過去寫的東西把許多問題搞成唯心論、形而上學了⚄。馮契對金先生說，他的小冊子裏好些內容，都是金先生的見解，他只是換了兩個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對現實有摹寫和規範的雙重作用，在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的過程中，理論便轉化為方法……那天晚上，他倆討論認識論問題，直至深夜。
什麽是“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呢？馮契認為🚶🏻♂️➡️，馬克思主義即體現了這一點👃🏼。他曾寫道，近代思想家們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中心問題，便是“中國向何處去”。當時的愛國青年們都為這問題爭論不休👨🏼。馮契在昆明讀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正是這篇文章，對一百多年來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爭作了歷史性的總結，認識現實🏄🏿♂️，又從中提取理想，為中國指明了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動員人們為之奮鬥。“哲學要回答時代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做到了，馮契覺得，心悅誠服。
而當年金先生頗感矛盾的問題——哲學家不再身體力行，世間已無蘇格拉底——馮契認為🎺®️，正是因為金先生那時候還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馮契說👰🏿♀️，熱愛科學與熱心傳道（也即傳馬克思主義之道）之間並無鴻溝，“哲學的發展正要求兩者的結合”💇🏽。顯然，金先生後來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選擇也證明了這一點（《論“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
對於金先生的選擇，另一位弟子王浩則說：“金先生於1949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於兼得的理想。”（《金嶽霖先生的道路》）
1956年10月16日，馮契因為在《文匯報》上發表《“匹夫不可奪誌也”》一文，受到批判🙇🏻♂️。右為馮契在50年代的著作兩種。
1960年🕺🏿，毛澤東把《怎樣認識世界》這本通俗哲學讀物推薦給身邊年輕的工作人員🏅，他自己看過的一本上，還滿是圈圈畫畫🙋♂️。有些地方批註說“不講階級”、“不講歷史”🙅🏿♀️，但他還是覺得這是一本值得初學者認真閱讀的好書。毛澤東在給秘書林克的一封信裏說：“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誌閱讀。”
趙萬裏看了馮契書房裏那兩架線裝書說，沒有收藏價值
1958年至“文革”前，馮契去老區參加過勞動鍛煉，去農村開展過教育運動🧚，也參與教材的編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試用本，主編之一）🦵🏿，還被中央有關部門借調往北京👩🏽💼，參加撰寫跟蘇共論戰的“反修”文章“九評”🏌🏿。解放後他一直非常忙碌🔂，經常不在家，即便在家🗒，工作習慣也是夜貓子式的，經常熬夜抽煙⚂，晚上幹活幹到淩晨3️⃣，孩子們也不是很有機會和他在一起👨🏼🦲。有一陣📌，妻子趙芳瑛也在北京編教材🤙，家裏全靠保姆丁阿姨照料🧑🏽🚀。
小時候的馮象了解父親🏄♀️，有兩個途徑🕥🔤，一是看病👸🏼，一是寫作文。馮象小時候牙不好，時不時要到汾陽路的醫院去看病🥢，這對小孩來說是很痛苦的事👩🏻🦽🧑🏻🏭，作為安慰，父親帶他去吃頓飯，看場戲。那段時間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馮契把剛補過牙的馮象帶到文化俱樂部（現在的延安西路文聯所在地）吃西餐，大概覺得西菜比較容易吃。
另外，小學三年級的馮象被布置了“千字文”的作業🧑🏻⚕️，感到很苦惱，也會去找父親商量。馮契就給孩子講個故事🕚，然後讓他寫。這時候馮象才知道，父親過去做過什麽事情，見過白求恩——賀龍把他們帶到120師，到前線去🍩，跟他們說這老頭很怪👨🏼🦲，兇得很，你們去見見他？在延安的時候👨🏽💼，晚上看演出經常會遇上毛主席和江青，那時革命隊伍裏還是很講平等的，不像後來分三六九等……
正是在馮契被調去寫“九評”的1963年♑️，趙萬裏來過一次上海🕺🏽🕉。馮象記憶裏，大舅那時候“一身呢子中山裝，神采奕奕”。趙萬裏解放後出任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經常受文物局委派🫏，到閩、浙、蘇、皖一帶訪書。在上海家裏，丁阿姨給趙萬裏做了一桌家鄉風味的魚蝦烤鴨，他吃了一頓，贊不絕口，回到北京對馮契說：寶麟啊，你真有福氣，丁阿姨燒得一手好菜🏋🏼♀️👩🏿🚒！不過丁阿姨講👩🏻⚕️，趙萬裏到馮契的書房裏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說那兩架線裝書無收藏價值。趙萬裏到哪兒心裏都想著尋訪古籍🙋♀️，馮契卻是買書只是用🤾🏻，從沒想到收藏古籍➡️。
“文革”開始了，手稿、信件、日記通通被抄走
從來沒有想到自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馮契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了出來。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兼任哲學所副所長，結果上海社科院和華東師大的兩幫紅衛兵造反派輪番來抄家。數百萬字的手稿，更多的寫作準備材料🏜👨🏿🦲，連同青年時期的習作、親友來往信件、日記等等通通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數十年心血毀於一旦。
1967年底的一個晚上，馮契被幾個戴大口罩的人綁到師大第五宿舍三樓的一個“牛棚”隔離審查，接著上海市委教衛部部長🪬、原師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常溪萍也被押送到這裏。
從前🧑🏼🚒，兩人住得近👩🏻✈️，還經常走動，夏天，馮契還會去常溪萍家院子裏乘涼👩🏽✈️，這對“牛棚戰友”一起生活了四個月。當時，隔離室的窗上裝有鐵絲網，日夜有造反派輪流看守👨👧👧。有人跳樓自殺，“牛棚”氣氛緊張👰🏽。
出去勞動的時候🤼♀️，馮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總支書記，姓車。車老師被人打了，常校長就對他說🚞，小車你要堅強👨🏽🎓🔼，你沒去過延安。這話的意思是👷🏽♂️，馮契去過延安📋，我對他就是放心了；紅衛兵🐢、群眾的批判沖擊🫱🏻，免不了有過火的，要正確對待。
丁阿姨也會對馮契說🔃，千萬不要自殺。馮契說自己從來沒有想到自殺，並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堅強的常溪萍更不會。
後來，造反幹將聶元梓奉江青之命來到上海🧷，想通過常溪萍來打擊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斷被拉去大會、小會批鬥👌，多次遭毒打，什麽都能作為理由🤌🏼，如他關心馮契🧑🏿🚀，為黨的事業愛護專家，都被說成是包庇馮契。馮契難過自己連累了常溪萍👨👩👧👦，同時為這是非黑白的顛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堅持學習，看《人民日報》，讀《毛選》⏪，對馮契說：“毛澤東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學思想的精華🌳。以後，還得抽出時間好好學習。”不料，仍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於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還加了個罪名“跳樓自殺”🙌。
1968年4月下旬，馮契被從第五宿舍三樓的“牛棚”轉移到樓下🧐。雖然仍是隔離審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幾位教師一起到室外勞動，星期天可以請假回家。
這年，15歲的馮象上山下鄉去雲南，走前一日，獲準見父親一面🧷🦸🏿♂️。也正是在下鄉之後，來到了父親曾經揮灑青春歲月的地方🪁，接觸到了父親當年在滇桂黔邊疆縱隊的故交，馮象對父親有了真正的了解。
解放後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系：相互寫材料
解放後，知識分子之間還有一種聯系：互相寫材料🚾。因為在各種政治運動裏🧚🏽♂️，要接受批判👩🏽🎓，組織部門或批判者就會不止一次地找其故交做調查🈵🧙🏿♂️。馮友蘭就時不時要被他的這位學生“麻煩”，此外還有何其芳👩❤️👩，當年一塊兒在延安，一塊兒入的黨，也經常受牽連要給馮契寫材料。
“文革”期間，馮友蘭給馮契寫的材料。
“三劍客”之一的叢一平，也常被兇巴巴的外調人員找到，但不知道馮契那時候已經改名。“文革”後叢一平夫人來到上海🈳，才知道那一堆怪名字（比如什麽什麽斯基）都是馮契寫文章用的💆。
到了“文革”後♻，則是有無數人來求平反的證明材料。整個雲南、兩廣的地下黨要平反，都會寫信給馮契說，你幫我證明，我當時沒有被捕🧑🏽🎄，我不是叛徒。雖然實際上馮契自延安出走以後👇🏼，組織關系就斷了，一直沒接上🔦。西南聯大的地下黨領導知道這個情況𓀓，但把他作為黨員看待；一般黨員就不知道🫨，他實際上不是黨員。
“‘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
幾年辛苦的“戰備勞動”、“野營拉練”之後，1972年冬天🏓，馮契去往蘇北大豐的五七幹校⬆️。次年，五七幹校遷至上海奉賢。這時候開始，寫信變得自由一些了。在這年1月給老友董易的信中，馮契說🧑🏻🎨：“現在我們的幹校是半年輪換一批，又讀書又勞動，生活很愉快。”他感嘆：“孫行者在回到唐僧那裏去之前，先跳到東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應該徹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黨🧨。……然而🥎，‘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再不肯轉過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
這時候和馮象通信也更多了👨🏿🎤🧑🏻🦼，馮象會寫信來問一些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到了尼克松訪華以後，學外語、借外文書也都可以了。馮契去幹校👩🏫，也會帶一本康德，或者羅素的數理邏輯；學生去馮契的宿舍串門，會看到他正聚精會神地讀德文版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此後“評法批儒”，馮契被調到市裏參加《法家著作選》註釋定稿工作💂♀️，同被調去的還有復旦大學教授胡曲園。
“只是一棵沙地裏的小小的酸棗樹”
1975年春，經醫院檢查🅾️，61歲的馮契發現患有肺氣腫並有肺源性心臟病跡象，便戒了煙。但酒沒有戒🙏🏼👨🏽🎤，只是稍加節製。馮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時→，做廣播操🧸。他在給董易的信中說，“還希望多活幾年，為黨做點工作🦖。雖然自己明白，終於沒有長成為可以給千百人乘涼的大樹，而只是一棵沙地裏的小小的酸棗樹🧜🏼♀️。但是矮小的酸棗樹，也希望能結出幾個小紅果，給過路的孩子嘗嘗👎🏼。”
1976年，“十年浩劫”終於結束了。
“這是又一次真正的解放。……再次證明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馮契心情很激動🧍🏻♂️，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對董易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然手稿被悉數抄走，又長期受精神折磨，此時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爭上遊◽️，還是可以用十年時間寫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留贈後人，不枉此生。“讓我們為此目標而奮鬥吧💂🏼♂️👨🦲！你以為如何？”
馮契在“文革”後去幹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嶽霖🧔，告訴他自己決心使原來計劃要寫的著作復活過來——主要還是想圍繞知識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關系。金嶽霖還是像以前一樣，聽得興致勃勃👩🏿⚕️🥥，連聲說：“好🪂，好！你寫出來！現在像你這樣多年來一直專心搞哲學問題研究的人不多☁️。”
1984年，馮契在書房。
馮契當時期望有一天還能像40年代在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東園那樣🤘🏼，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長時間的討論，這個期望卻沒有實現✌🏿。1984年，金嶽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學家的樂觀和憂慮
“轉識成智”
“我希望，中國的這個新的發展時期☢️，是一個能產生大作家和哲學家的時代。應該是這樣，要不然，怎麽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但也要人們努力去爭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說的誌士仁人才行。”
“文革”結束後，馮契這樣寫道。
馮契說自己是個比較樂觀的人。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許也和經歷有關。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檢查裏面所反映的🧓🏽，去過延安的人🧗，多少曉得一點黨內的政治鬥爭。馮契兩次入黨🧑🏻🦲，兩次都是剛入就立刻被處分👨🏻🚒。但是，有過這樣的經歷🤱🏿，可能就比較能應付後來的批判鬥爭🈸🎚；而如果這些批判鬥爭是突如其來，性格又比較剛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這和他的研究也不無關系🐝。馮契研究的哲學🌥，和其他學科不一樣，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問題。而且他始終相信，哲學家應該把自己對哲學的思考貫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裏🙎♂️，馮契也曾心灰意冷，達到瀕於絕望的地步。“但我捫心自問，共產主義信念並沒有喪失。我還得出了一個結論👩✈️：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馮契在1991年10月12日給董易的信中這麽寫道🍙。在政治運動中遇到挫折、經受考驗🧑🏿🌾，得把知識轉變成智慧，有一種能經受苦難的意誌✊🏻，有一種能對付它、克服它的心靈上的自由👩🏿🎤。這就是馮契在西南聯大寫《智慧》論文開始，終身都在探究的“轉識成智”。作為理論的哲學，發自真誠，便是身體力行的實踐。“馮先生的哲學已滲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證明了他的哲學。”（張汝倫語）
尤愛莊子
雖然讀的是英美分析哲學這一路👩🏽🦱，但馮契要梳理的卻是中國古典的思想😙。他說做學問最好是像和愛人談戀愛一樣有熱情🏄🏽♀️，並且不論是研究問題🔎，還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誠”🦿。儒家講求誠🕶，道家講求真🆕。“德性的自證首要的是真誠。”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顏之樂的“一簞食，一瓢飲”📮。他自己的氣質，則更近道家。在家中的書房兼臥室👨🏽🍼，擺著一個莊子像。
早些年他曾寫過參觀魯迅故居的感受🐝，魯迅吃得簡單👞、樸素，卻有風味、有詩意🧾：想象魯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從掛在書室窗口的竹籃裏，“剝兩只風幹的老菱或荸薺嘗嘗，這不僅是一種很好的享受，也頗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這些，都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簡單了🗣，除了買書，基本不用錢，也很少出門🤾🏻♀️。每天的消遣🫲，是讀小說。他喜歡《紅樓夢》，還會聽紹興戲和京劇👍🏿👩🏼。愛喝綠茶😵💫，更嗜黃酒🤌🏼。每天晚飯都要溫一點黃酒。只有當家裏黃酒沒了👧🏼，他才會出門去💦，帶些回來。有朋友來聚會，也是一桌小菜🙎，貯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見了朋友，話就多起來。
“恐年歲之不吾與”
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各種學會👨🏼🦳🧎🏻➡️、單位的工作也復蘇了，生活也安定下來。1978年，馮契開始招收中國哲學史碩士研究生🎈，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課😀，每兩周一次🧏♀️。再接著⚽️，雜誌開始索稿👐🏽，各種研討會開始籌備💙。他還兼任了一陣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78—1985）🖼，上海幾個單位準備協作搞《哲學辭典》，也要他掛名❇️。
馮契不是獨善其身的學者📘，為了顧全工作與自己的寫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緊張。“上海又搞提升職稱的事，我雖然並不具體管🫠🐘，但最後還是要處理許多矛盾，開許多會⛈，搞得頭昏腦漲👨🏽🎤。”他在給摯友鄧艾民的信中說。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樣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現在卻不能這樣彷徨求索了。”馮契感覺自己這架身體機器老了，慢慢有點力不從心，心情也急迫起來😖，“‘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老有種急迫感，缺乏從容思考的心情🚥，這實在是不好的🎆。但也控製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數很有限了🏙，怎能從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給董易信）
“我不滿足於只作個哲學史家”
馮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話舊，心情愉快🤏🏻。“恍惚回到了40年代。”他勸鄧艾民應該趁著許多老友健在，而且還是他們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樹還是那麽高大，西山還是郁郁蒼蒼，天氣還是四季如春👶🏻。”
恍惚回到從前，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馮契專註地要把從前丟失的稿件重寫🫰🏻、把思考過的題目“復活”過來☝🏿。
1983年攝於西安，左起湯一介，王明，杜維明🫴，馮契，張岱年，肖萐夫。
上世紀80年代，馮契陸續發表《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誕生》《哲學要回答時代的問題》《五四精神與哲學革命》等多篇論文，寫成《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下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編《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程》《中國近代哲學史》《哲學大辭典》等書，為相繼辭世的老師金嶽霖🧁，同仁好友徐懷啟、陳旭麓🙋🏼、鄧艾民整理遺著，還給好多學生的書作序🖐🏿。其中🦙，他對哲學史的大量論著🤵♀️，也是在為個人的哲學創作做知識積累的準備。他對鄧艾民說，“我不滿足於只作個哲學史家。如果天假以年，還是想把‘論真善美’一書寫出來🦹🏿。”（1981.12.6）
六十幾歲開始寫作🧒🏻，爭分奪秒，這十多年終於成為一個高產的時期。但是🧛🏿，在這個新的時代😀，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為什麽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中國真的步入一個新的時代了。新時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麽東西🚴♀️，不談理想了👼。講真善美這些問題🎵，好像不合時宜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在老一代看來是很自然的生活的邏輯，年青一代是懷疑的。“斯大林的女兒講老一輩革命家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他們這一代卻不是。在中國也是如此。”馮契給鄧艾民和董易的信裏都寫道，“但是🙌🏻，如果沒有理想，人生還有什麽意義呢？”對極“左”思潮深惡痛絕，但對馬克思主義，他堅信不疑——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性解放與大同團結可以相統一🍸。
所以，馮契覺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極“左”思潮的巨大破壞下，發生“信念危機”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經過相對主義的洗禮🧮，無法到達真正的辯證法”，“經過懷疑而又能堅持理想，才是真正堅強者。”他說，在教條主義👭👨🏿🏭、專製主義的統治之後，這是一個需要莊子、休謨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理論、哲學還能回答時代的問題🤞𓀛，指導人德性的養成嗎？他和董易反復討論這一問題👩🏽🎓。
“在唐代詩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這是別的時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維等人把儒道釋的思想對象化了、形象化了👨🏿🎤🧑🤝🧑。為什麽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什麽樣的時代🧑🏽🍳、環境🤽♀️、條件最有利於培養真實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經說過🧑🏻，戰爭環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養人的德性🏊♂️。但是，難道單有戰爭環境就行嗎？我以為，從大範圍說，要有鬥爭（同敵人鬥爭、同自然鬥爭），從小範圍說，要有一種互相信任和充滿愛心的生動活潑的集體（家庭☢️、友誼、學校等都包括在內）。”
回顧中國近代🚶➡️，馮契覺得，真正能培養真實的獨立人格、那種自覺與自願相統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時地卻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時期的湖南時務學堂🧚🏼♂️、同盟會辦民報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馮象一起在雲南插隊🙆🏽♀️、那時已是企業家的青年人🕺🏽🎞，曾經來馮契家裏🧑🦼，講了許多有趣的事🪕。可是馮契覺得🤳🏼，他已經很難體會這位現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過來說，在這個令人惶惑的時代，青年人也已經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難為他們當時在雲南的那種熱情所感動。
“但正因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當時的生活感受寫下來，使之成為藝術品，讓後人可以觀賞。”就像現在的人們，還是可以去《紅樓夢》《儒林外史》裏體會那種感情。馮契鼓勵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樣地👨⚕️，馮契為此也勉勵自己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寫出來👊，“讓後人知道有這段歷史——在那時候🧖🏿♂️，許多思想家曾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後繼。”
“而且，我想🔊🌪，我也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我對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經過十年動亂之後，看問題也比較客觀了些🦹🏼♀️👇🏽。所以，我有條件來作歷史的總結，也應該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感。”（1987.6.27）
“述往事，思來者”
進入90年代◾️，馮契開始回顧20世紀中國：“在本世紀中，中國進步確實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幹了不少。社會經歷了巨大的動蕩🔀，一次又一次的狂熱浪潮席卷全國，使人難於定下心來對歷史進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1993年，北京“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八屆年會”）這一次打來的🐫，是商品經濟的大潮🖊。“文革”動亂讓人們遠離理論，走向懷疑和虛無，特別是在權力和金錢面前，人性被異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個重理想的時代了。
1991年5月，馮契夫婦在華東師大麗娃河畔。
馮契再次提到了曾給他無數激勵的司馬遷，這一次，激勵他的是“述往事，思來者”裏的樂觀精神：“作品，是贈給‘來者’的。司馬遷對他的時代和人類的歷史打了許多問號👬🏻，然而他‘述往事，思來者’。……不為憂患、惶惑所壓倒👨🏿🎤，深信自己是屬於‘來者’的🧏🏻♀️，這是思想家、作家的樂觀精神。”（1990.1.23）
“我以為，我們要為下一代的人寫作，而下一代人將是富於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為如何🧑🏽💻？”（1992.4.23）
他認為✢，在世紀之交，中國可能會開始進入自我批判的時代。他說現在就應該為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作準備，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將是對20世紀作批判總結的著作（1994年，華東化工學院“20世紀中國現代化思想學術研討會”）📟。
1995年1月👨🏻🎓🖖🏻，馮契在給董易的信中說🙋🏻♂️，“希望能盡快把《智慧說三篇》整理出來，然後再把以前發表過的東西系統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還有些值得保留的東西。”
1992年，馮棉與父親在華東師大一村住宅樓下👩🏻🦼。
馮契於當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個人哲學創作《智慧說三篇》，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為《馮契文集》前三卷，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這年哲學系系慶十周年，立了馮契的銅像。站在這尊銅像前💏，再加上學生們的這些回憶，或許可以想象馮先生的樣貌——“慢言細語，言談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講課語言並不生動，但是邏輯嚴密‼️，表達簡練……像吃橄欖一樣，放在嘴裏，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遠的那麽亮，那麽透🧔🏽♀️，那麽靜”🤷🏻。
2015年3月1日🧑🏽，銅像由會議室遷放到了華東師大新校區哲學系樓的大廳。
長子馮棉和次子馮象🧚🏼♀️🫳，分別念了邏輯學和文學，人們都說，他們好像分別繼承了父親兩個不同的愛好。
（記者 李純一）
轉自《文匯報》201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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