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費孝通

《雲南三村》

《初訪美國》書影

1943年6月—1944年7月，費孝通在美國做了為期一年的學術訪問。這一年正值二戰的轉折時期，中國的抗日戰爭和美國的太平洋戰爭都從相持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這次戰爭中的訪學對於費孝通個人來說固然是難忘的經歷，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二戰期間中美在政治、經濟同盟之外，文化和學術上的交流與合作。

一

在抗日戰爭處於相持階段的1943年，忽然有機會前往美國訪問，對於一個中國普通學者來說，絕不是一件可以預期的事情。費孝通當時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在日軍轟炸昆明時不得不帶著家人到鄉間躲避，其時同樣飽受戰爭之苦的陳寅恪曾半開玩笑地稱這種情況為“見機而作，入土為安”。在充滿苦難和危險的日子裏，費孝通根本沒有想到會有訪美一年這樣的機會從天而降。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戰場的最大盟友。除了經濟、軍事的援助外，美國人也沒有忽視在文化上的援助，特別於1942年1月在國務院對外文化關系司下設立了對華關系處，全面負責戰時與中國的文化學術交流。對華關系處建立後很快製定出了工作計劃，中美學者的互換交流是重要項目之一。1942年底前該處向中國派出了6名美國學者，1943年又派出16名，如通信專家Omar C.Bagwell、水利專家Willis C.Bar?rett、航空專家Frank N.M.Brown等，他們基本都是應國民政府各部門的要求，由美方選派前來幫助中國同行解決實際技術難題的。

美國學者陸續到位，中國學者的派出也就開始提上議事日程。考慮到當時中國不可能派技術專家前往美國實現對等的交換，美方決定主要在中國大學裏選派做基礎研究的教授去美國做訪問和交流。為了更好地做好遴選工作，對華關系處和設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展開了緊密的合作。

1942年11月4日，美國大使館在通知中國教育部的同時，正式向6所中國大學校長發出邀請函，請求他們推薦合適人選。有5所大學很快做出了反應：西南聯合大學推薦了哲學教授金嶽霖，中央大學推薦了生理學教授蔡翹，武漢大學推薦了政治學教授劉乃誠，浙江大學推薦了地理學教授張其昀，雲南大學推薦了社會學教授費孝通。這幾位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除了張其昀外，其他4位都在國外受過教育，英語流利。其中金嶽霖和蔡翹都曾長期留學美國，金於1920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蔡於192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劉乃誠和費孝通則是倫敦大學意昂，分別於1930年和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在這5個人當中，年紀最輕的是費孝通，時年32歲。但對美國學界來說，最知名的卻正是費孝通，雖然他此前從未到過美國。費孝通的海外影響主要來自他1939年在英國出版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序中稱贊該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這一評價雖然含有導師提攜學生的美意，但並非過譽之詞。

推薦人選難產的是四川大學，由於校長換人，再加上派系鬥爭，經過種種波折之後才終於選定了政治學教授蕭作梁。和前面5位相比，此公的學術聲望比較一般，到美國後也似乎表現平平。

1943年1月底6位人選正式確定後，對華關系處希望他們3月即能成行，但教授們都有課務在身，均表示要到6月，最早也是5月才能結束課程前往美國。美方著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在1942財政年度（截止於1943年6月30日）內將費用支出，免得拖到下一個財政年度。但很快美方發現，即使教授們願意早點出發，運輸問題也不是馬上就能解決的。當時中美之間唯一的空中通道是從昆明或重慶飛越美國人稱之為Hump（駝峰）的喜馬拉雅山脈到達印度，然後取道非洲跨越大西洋到達美國。在戰火紛飛的1943年，要在忙於軍事運輸的數量有限的飛機上爭取幾個民用的位置絕不是一件小事，需要寫一大堆申請報告，得到多個部門的批準。既然教授們希望盡量教完一學期的課程再離開，而美國使館也需要一段時間來安排交通運輸問題，於是雙方達成折中的共識——5月1日啟程。但這個日期同樣是不現實的，費孝通等人直到4月26日（也就是預定啟程前5天）還沒有拿到護照。當教授們於4月下旬到達重慶集合時，國民黨教育部當局告訴他們，他們在出發之前必須到中央訓練團接受6個星期的培訓，然後才能發給護照。中央訓練團創辦於1938年，負責輪訓當時各地區、各部門的中高級在職人員，以鞏固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的思想和組織控製。對於表面傾向自由主義而內心充滿愛國熱忱的大學教授們來說，這種培訓顯然是多此一舉。美方對此更為反感，經過和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多次交涉，將培訓時間從六個星期減少為兩個星期。但即使如此，5月1日出發的原定日期也必須推遲。本來美方已經預定了5月1日從重慶經卡拉奇飛美國的軍機座位，現在又不得不重新安排。

到1943年6月5日，載著費孝通等幾位學者的飛機終於離開重慶前往印度。在重慶培訓和等待出發的不到兩個月時間裏，重慶物價飛漲，使教授們陷入了不小的經濟危機。重慶的情況在國統區具有代表性，戰爭期間幾個大城市的物價幾乎一天一變，甚至一天幾變。對於費孝通等人來說，飛離重慶同時意味著擺脫了經濟困境。根據與美方的協定，自離開中國之日起，美方為每位學者提供每天10美元的生活費用，另外再一次性地發放500美元的補貼，學者們基本上都將這筆補貼留給了家屬，以對付國統區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

二

在美國期間費孝通最大的學術成果是英文本《雲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書的翻譯出版。該書收入了費孝通和他的學生張之毅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後所寫的三份報告——費的《祿村農田》和張的《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其中《祿村農田》和《易村手工業》在1943年由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過單行本，《玉村農業和商業》此前沒有發表過。

祿村位於昆明以西一百公裏的祿豐縣，1938年費孝通回國執教雲南大學後不久就前往該村進行社會調查。這次調查是他1936年在江村調查的延續，江村位於江南經濟發達地區，由於城市的發展和現代工商業的侵入，這裏傳統手工業開始崩潰，並導致了以離地地主為特征的土地製度的出現。而祿村則完全是另外一個情形，它基本沒有手工業，完全以農業為生產事業，村中住著的是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而非佃戶。

費孝通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出版後大受歡迎，但也有人提出質疑，解剖一個小小的江村，怎麽能夠冠以“中國農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這樣一個大題目呢？其實費孝通本人也早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江村是江南或者說中國東部發達地區農村的典型，並不能反映西部欠發達、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小的農村的情況。所以從倫敦長途輾轉到昆明後兩個星期，他就踏上了前往祿村的道路，他希望了解更多的社區類型和模式，在比較鑒別中更好地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如果不是發生戰爭，費孝通從倫敦大學畢業後應該回到北京，在母校燕京大學或意昂体育平台執教。戰爭的爆發使他不得不來到位於大後方的昆明，但這也為他調查和了解不同於江村的內地農村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戰前雖然已有學者到雲南實地考察，但很零星。戰爭使大批學者轉移到西南邊陲，雲南一下子成為社會學家的主要田野工作基地，費孝通也正是在這塊土地上逐漸走向成熟。

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是在費孝通的燕大老師吳文藻的規劃下於1938年建立的，1939年在吳的努力下雲大和燕大合作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研究室，費孝通以雲大教授的名義，主持研究室的工作，開展社會學調查。1940年昆明遭到日軍大轟炸，社會學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貢縣的農村，租了當地人用來供奉神靈的古樓——魁星閣作為工作的基地，從此這個研究室就被簡稱為“魁閣”。“魁閣”的成員有許烺光、張之毅、史國衡、田汝康、谷苞、張宗穎、胡慶均、李有義等。在費孝通的引領下，這批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學人在抗戰的烽火中堅持進行社會調查，寫作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價值和分量的作品，這些成果作為人文區位學（社區）研究的典範，很快得到國內外同行的廣泛認可，三層小樓的“魁閣”也因此成為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高大地標。《雲南三村》是“魁閣”的代表性成果。

當時社會學研究室的工作條件是異常艱苦的，費孝通在《雲南三村》英文版序中寫道：“我們的小樓中有一個小圖書室，都是些老書，是研究人員在學生時代積攢起來的。偶爾我們能找到一個女傭，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必須自己做飯和打水。沒有秘書，我們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一頁紙一頁紙地油印。當我們去做田野調查時，我們不得不步行幾十裏山路，有時連著幾天翻山越嶺。村民也並不總是那麽友好，有一次他們把我們安置在存放死馬的房間裏過夜。”但是所有這些困難都沒有使他們退縮，反而激發了他們的熱情，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越是感覺到了自己的責任。中國要實現工業化，要在戰後重建和發展，就必須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過去和現狀。學者們無法在戰場上報效國家，但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為未來出力。

費孝通到美國後，首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祿村農田》的翻譯工作（1943年7月—10月），其間得到該校人類學教授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和他的學生保羅·庫珀（Paul Cooper）的協助。此後他移師芝加哥大學，在那裏完成了另外兩篇的翻譯（1943年11月—1944年1月），在翻譯過程中同樣得到了美國同行的大力支持。全書於1945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繼《江村經濟》後，費孝通又一本產生重大國際影響的著作。

對照《祿村農田》等三篇論文的中英文版，我們發現它們並不是完全對應的。費孝通為了讓原本獨立的三篇中文論文在英文版中更好地融合為一個整體，在翻譯時做了一定的調整。最顯著的是，《祿村農田》原來有一個“導言”，《易村手工業》中有一個費孝通寫的“序”和一篇張之毅寫的“調查的經過和方法”，這些內容在英文版中被納入了整本書的“導言”和“結論”中。此外，費孝通在英文版中也刻意淡化了有關國內政治問題的表述。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經典，同時也是中國學術走向英語世界的裏程碑。它所提供的成功經驗對於當下中國文化和學術走出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芝大期間，費孝通遇到了一件巧事。社會學系的秘書為了費孝通便於工作，特別為他提供了一間臨時的辦公室，辦公室的主人是榮休教授羅伯特·派克（Robert Park），平時很少來學校，此時正好又在外地。秘書提出將房門上派克教授的名牌換成費孝通的，但費婉言謝絕了：“不要換，我喜歡這名字。”秘書有點不解地走開了。費孝通在此後不久所寫的一篇短文中對此做了解釋：“原來派克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曾在我在大學裏念書時到過燕京來。我那時雖則還是個莫名其妙的學生，在他班上，除了怨恨這老頭偏偏喜歡在清早7點鐘上課，既不缺課，又不遲到，弄得我早點都吃不成外，我對他可以說是十分崇拜的。就在他的課上，我決定了此後10多年的運命，苦的甜的都不能不歸功或歸罪於這老頭。”（《初訪美國·鬼的消滅》）派克是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奠基人之一，一生致力於對城市社會問題和貧民階層的調查研究。1931—1932年他到燕京大學講學，將社會調查的理論和方法系統地教授給了燕大學子，並親自帶學生到天橋、大柵欄等處進行實地調查，示範課堂上所教授的知識。他一年的講學對中國社會學研究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秘書顯然不知道這一大段前緣。在老師的辦公室裏，費孝通的翻譯速度確實加快了，但遺憾的是最終還是沒能在老師去世前出版，派克於1944年2月去世，為了紀念這位把自己引入社會學之門的老師，費孝通將《雲南三村》英文版獻給了派克，同時他也把該書獻給了自己早年在清華的導師史祿國（S.M. Shirok?ogoroff）和在倫敦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後兩位分別於1939年和1942年去世。他們均無緣見到費孝通的這一最新英文著作了。

費孝通在埋頭翻譯之外，並沒有忘記利用各種機會拜訪美國的同行。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哈佛大學等東部和中西部的名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44年2月—3月在哈佛期間，他還在美國友人的幫助下，將“魁閣”成員史國衡的《昆廠勞工》一文翻譯成英文（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交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文詳細討論了戰時雲南工廠中的勞工問題，和討論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雲南三村》正好可以互為補充。

費孝通在各地訪問期間還花了不少時間為雲大的同事和學生爭取獎學金赴美深造，結果是比較滿意的：他為史國衡爭取到了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為張之毅爭取到了威斯康辛大學的獎學金。當然他最牽掛的還是“魁閣”，他向太平洋關系學會、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申請都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募集到近一萬美元；他在紐約多次和雲南實業家繆雲臺見面，終於從雲南省經濟學會又得到一筆捐款。此外他還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要來一批書籍，補充“魁閣”圖書館的收藏。

雖然戰爭期間中美交通不便，費孝通仍然向美國同行發出了熱情的邀請，並為他們的中國之行四處聯絡。1944年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應費孝通之邀前往中國講學，可惜由於身體不適，中途折返美國。但他沒有就此放棄，1948年他再度出發，終於在清華園和費孝通再次握手。

三

1943年8月5日，也就是飛越駝峰兩個月之後，費孝通一行被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參加題為“自由中國”（Unoccupied China）的論壇。幾位教授從自己熟悉的領域向聽眾演說了中國抗戰以來的情況，並與參加論壇的美國學者、學生展開討論。這些演說和討論經過整理後結集為《來自自由中國的聲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一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44年出版。

費孝通在論壇上的演講題目是《自由中國的社會問題》（Some So?cial Problems of Free China），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和雲南居民他報告了自己對戰時國統區的觀察結果。他認為戰爭打破了中國內地農村傳統的社會結構。戰前內地農村的基本特征是：出於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生育率高，人口資源大於土地資源，除了從事農業生產外沒有其他的就業途徑；廉價的勞動力導致兩極的產生——悠閑的地主階級和貧苦的佃農階級；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均比較低下，同時也限製了農業技術的改良和發展；在沒有技術更新的情況下生產力得不到提高，人口壓力無法緩解，形成人口與資源之間的惡性循環。戰爭爆發後，農村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一部分青壯年勞力被征兵，而另一部分則在新建的工廠和上馬的工程（如修建雲南—緬甸鐵路）中找到了工作，這使他們離開土地，大大緩解了農村人口的壓力，甚至造成了勞動力不足的局面。最顯著的變化是農村女子湧向工廠和城市，其中不少可以說是私自逃離自己的家庭，傳統的包辦婚姻和生育觀念被打破。在這樣的情況下，原先悠閑的地主階級不得不投入農業生產，開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戰爭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留在農村的勞動者不僅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資也翻了幾番。費孝通通過實地考察得出的數據是，昆明郊區農民戰前的日工資是每天一毛錢，而戰後則暴漲至一天一百塊（這裏包含通貨膨脹的因素），比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教授的工資還高30%！大學教授在20世紀30年代屬於高收入階層，日子過得很舒服，但戰爭爆發後，他們不僅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而且成為通貨膨脹的犧牲品，高校集中的昆明更是重災區。物價上漲和收入減少，以及時不時就需要疏散到農村以躲避敵機轟炸，使教授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生活和心態，費孝通在演講中不無幽默地說：“大學教授和農民同處一室，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但這也有好處。我的房東太太就從我妻子那裏學會了如何養育孩子。而且，由於我的不斷幹涉，我的房東也不像以前那樣經常對太太拳腳相加了。社會階層的混合顯然大大有利於改變農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這說明直接接觸和當場示範是文化傳播最有效的途徑。”總之，戰爭改變了社會階層的地位和收入的分配。但這只是暫時性的，戰後的情況將如何呢？費孝通在演講的最後提出，發展工業和教育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要途徑。

在英文演講和著作之外，費孝通在美國期間還用中文寫了一系列文章和遊記，記錄他對這個新大陸的觀感。《旅美寄言》（共8篇）寫完一篇後就發回國內，在昆明的《生活導報》上連載；《初訪美國》（共16篇）則由生活書店於1945年出版。

與戰時滿目瘡痍的中國相比，美國的繁榮讓人驚嘆和羨慕。作為學者，費孝通希望告訴國人的不是美國如何發達，而是發達的深層原因：“若忘記了美國的歷史，被爆發的都市文化擋住了視線，我們會誤解美國的國民性。大企業，大工廠，大都市在美國確有它們的勢力，它們表示了美國的力量，可是只是皮膚和肌肉，並不是骨骼。骨骼還是他們在早年工業尚沒有發達之前，在拓殖時代鄉村生活中所養成的。那種粗放曠達的生活環境養成了獨來獨往，不卑不亢，自負自傲，耐苦耐勞的性格。這性格歸結於他們崇尚平等，愛好自由的精神。美國的創造力並不是憑空獲得的，而是從這種對生活的認真，對自由的愛好中長成的，更因為有了這種性格，這種精神，所以他們所發生出來的創造力並不像西歐日耳曼民族那樣爆發成為人類的破壞和毀滅。我們要認識美國，不在他外表的聳天高樓，而是在他們早年的鄉村裏。”（《初訪美國·貧困的早年》）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自己的祖國。在費孝通的內心深處，他多麽希望中國早日發達起來，像美國一樣傲立於世界。1938年他冒著抗戰的硝煙回到祖國，就是要為實現這一目標貢獻自己的力量；現在面對美國的繁榮，他的期望更加熱烈了。

當費孝通等人還在美國的時候，第二批赴美學者的遴選工作就開始了。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和教訓，第二次的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1944年7月當費孝通等踏上回國旅途時，第二批的6位學者已經在各自選擇的美國大學安營紮寨、埋頭工作了。第二批的人員是廈門大學薩本棟、金陵大學陳裕光、北京大學楊振聲、南開大學陳序經、嶺南大學容啟東、中央研究院汪敬熙——與第一批一樣，都是中國學界的翹楚，其中陳序經是社會學家。此後第三批學者中也有一位社會學家——陶孟和。第四批（也是最後一批）名單中沒有社會學家，但有三位知名的作家和畫家——老舍、曹禺、葉淺予。這是和前三批不一樣的地方，更大的不同在於，當他們1946年啟程赴美時，二戰的硝煙已經散盡，世界的格局完全不同了。（顧鈞）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