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劉夢溪

吳宓20年代在清華園👰‍♂️，一次談起學問人才📗，說年齡大一些的要數陳寅恪🐺，年輕的首推錢鍾書。陳🧑🏼‍⚖️、錢都是有識人慧眼的吳雨僧所欣賞的人物👩‍🚀。陳生於1890年🎩，錢生於1910年，相差二十歲📬🩹。陳錢並非齊名，但常為人所並提。並提是緣於學，而忘記歲年。

陳、錢為學的共同特點，一是都精通多種文字📁。過去研究者說陳寅恪懂二十幾種文字👨🏻‍🦯，後來汪榮祖先生分析🔉♦︎，認為大概有十六七種左右。陳掌握外域文字的獨異處🥈，是通曉一些稀有文字➖，如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突厥文等👨🏻‍🎤。他研習蒙文和藏文，是為了讀佛經。不了解蒙、藏文，對佛經的原典不能有真切的了解🧒🏼。後來他在清華任教的時候，仍然每禮拜進城向鋼和泰學習梵文。錢先生也懂多種文字，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國文字，還有梵文。他的懂，是通曉無礙👳🏼‍♀️，使用熟練，可寫可說。楊絳先生整理的《錢鍾書手稿集》，三大厚冊，兩千五百多頁💁🏼‍♂️，經由商務印書館於2003年出版。裏面的讀書筆記，很多都是各種文字交互使用。其次是，他們都具有驚人的記憶力，讀書廣博，中西典籍，過目不忘🤦🏽‍♀️。此兩點可以證明👨🏼‍🚒🧏🏿‍♂️，陳、錢都是學問天才。第三，他們都出身於名門，得益於家學傳統⚖️。陳的祖父陳寶箴、父尊陳三立，是晚清學殖深厚的名宦🚶🏻，吏能和詩文為當時勝流所稱道🛻。錢的尊人錢基博子泉先生，是風清學厚的國學大師🏊🏼‍♀️。強為區分，則陳寅老的出身，不獨名門亦為高門🍪。

不同之處是🅱️，陳的學問☛，直承乾嘉🤸‍♀️，錢則受外域學術的影響比較深在。我們在陳寅恪的著作中，很少看到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的直接使用。可是又不能不承認，陳的西學訓練非常之好👄。他在德國學習研究的時間最長，很多人說他受到德國史學家蘭克的影響。我有一次在德國🥷🏻，特別就這個問題向幾位研究德國史學的教授請教，他們說沒有看到具體證據🐾。只是相信陳的史學考證，可能是受了當時歐洲實證主義史學思潮的影響，特別是蘭克史學🙅‍♂️。錢鍾書先生不同🌸，他的著作融中外於一爐❎，大量直接引用各種西方典籍。他是把中外學問一體看待的🦎，用不同的文字闡釋不同問題的相同理念。如果不把錢的學問方式‼️，稱作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化學研究🤤，用他自己喜歡的說法👓，應該是求得中外學問的打通。

陳寅恪先生跟錢鍾書先生為學的不同，主要在科業門類的專攻方面。陳的專業根基在史學，錢的專業根基在文學和詩學。但他們都是通儒，在打通文史、貫通中西這點上，是相同的。陳的方法是用詩文來證史🧏🏻，文史兼考🪲，交互貫通。錢的方法是打通文史，中西會通🧑🏼‍🎓。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需要細讀深思🤌，才可能發現♐️，陳的著作中不是沒有西學的痕跡。譬如他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間使用了“結構”一詞。這個概念百分之百是西方的。陳先生不慎露出了一點西學的馬腳🧅。陳先生還有幾篇涉及比較語言學的文章，使用了西方的學理概念。他對比較語言學情有獨鐘，尤其在與劉文典論國文試題的信裏，談得集中。傅斯年當年在中研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跟陳有一定關系，他們都受到德國比較語言學的影響。現在臺灣“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稱一直沒有改變🧑🏼‍🦰。張光直先生擔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時候，曾經考慮，索性將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分為三🟣，語言的歸語言，歷史的歸歷史，考古的歸考古☂️。當時我恰好在那裏訪學，他請我在史語所講陳寅恪。我特別講到🦹🏼，我順便提個建議，史語所的名稱似乎不應該改。張先生當時在場🍽。後來他私下跟我說👨‍🍳，你的想法可能“獲勝”，因為史語所很多老人都不同意改。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裏，西學的影響不輕易流露。錢先生的著作則融中西理論典例於一爐，處處引用，一再引用，引得不亦樂乎。我們作為晚生後學✡️🖖，讀他們的書，感到是一種難得的享受。我讀錢先生書，四個字：忍俊不禁。學理是嚴肅的，學問方式🐟，是調皮的，幽默的。讀得一個人老想竊笑。讀陳的書，也有叫我竊笑的時候，他考證到佳絕處🧙🏽‍♂️，直接走出來與古人調侃對話。

陳的《柳如是別傳》，把柳如是和陳子龍的愛情🫃🏻，錢謙益和柳如是的婚姻愛情，寫得極其細致入微，當事人的愛情心理都寫出來了。錢柳半野堂初晤後🏊🏼‍♀️🚵🏻‍♀️，互有贈詩，且錢牧齋已為柳修築新屋🪦。此時，曾“追陪”柳如是不離不舍的嘉定詩老程孟陽來到錢府，錢柳當時之關系他無所知聞💂🏿，顯然處境相當尷尬🫐。強顏和詩錢柳，詩題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韻奉贈》😼。寅恪先生考證，詩題的“喜”字系錢牧齋所加。然後發為論議寫道👩🏿‍🦱：“雖在牧齋為喜，恐在松圓（程號松圓——筆者註）轉為悲矣。”（《柳如是別傳》，三聯版，頁529）又此前《別傳》亦曾考證，程氏嘗往吊追逐柳如是最力的謝象三的已過時的母喪，目的是希望得到謝的周濟。因明末的一些“山人”，寅老說🚕📷，都難免有此種德性。行筆至此，寅恪先生下斷語曰🔶：“益信松圓謀身之拙，河東君害人之深也。”（《別傳》，同前，頁233）史家的職司✖️，文學的能事；文學的職司，史家的能事🤚🏻🪒，陳、錢兩大師悉皆具備。

錢陳辨華夷

不妨舉幾宗中國史上的典型學案，以見陳、錢詮解的異同。陳寅恪學術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關於種族與文化的學說↕️。這是他學術思想裏面的一個核心義旨。他認為文化高於種族。所謂胡化和華化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不是種族的問題。他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以很多考證來辨明此義。晚年寫《柳如是別傳》，又特別標明，當年他引用聖人“有教無類”之義，來闡釋文化與種族的關系🧄。“類”即種族，“教”是文化。“有教無類”😧，即是文化高於種族之意（參見拙著《陳寅恪的學說》，三聯版👩🏻‍🦲，2014，頁82～109）。這是他貫徹一生的學術理念🔷。

這個理念的重要性在於，它至今不過時，今天仍然有現實的和現代的意義。如果我們了解陳寅恪的這一學說，就會知道前些年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文明沖突論”不過是一隅之詞。亨廷頓說，冷戰後的世界⇢，文明的沖突占主要地位👨🏼🏠，西方文化跟伊斯蘭的沖突，跟儒教文明的沖突，將成為左右世界格局的動因。他只看到了文化的沖突，沒有看到文化的融合和人類文化追求的尚同🈚️。他不了解大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自然不懂得文化高於種族的道理。

但我這裏傳遞一個學術信息，錢鍾書先生也如是說。他說華夷之辨在歷史上沒有確指，其斷限在於禮教，而不單指種族🐟。例證是漢人自稱華💯🏇，稱鮮卑是胡虜；可是魏的鮮卑也自稱華，而說柔然是夷虜。後來南宋人稱金是夷狄，金稱蒙古是夷狄，金自己也是夷狄🎄。錢先生的引證很多，很多是陳先生引用過的🏕。但我相信錢先生一定是自己看到的材料🪕，而不是使用陳的材料👨‍🏭。他們是不約而冥合，讀書廣博👱‍♂️，取證雷同🔵。《北齊書》的《杜弼傳》，記載高祖對杜弼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錢先生說，這是“口有憾🔋，而心實慕之”👦🏿。（《管錐編》，三聯版🤹🏿‍♀️，頁2310）這是錢先生的解釋📎。同樣這個例子，陳寅恪先生的稱引不止一次🧑🏼‍🍳，此為陳的說史常談👰🏽‍♂️。

錢先生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的《東晉元魏正閏論》一文🚼，其中謂：“所以為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系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管錐編》，頁2311）顯然具有更直接的說服力🧕🏼。然後錢先生又引《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陳黯的《華心》一文：“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管錐編》，三聯版，頁2311）錢後來對此節作增訂，又引元稹《新題樂府·縛戎人》：“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錢先生說這是漢人“沒落蕃中”者。不是由於地域👍🏽📮，而是由於文化➰。錢並標出英文為註，寫道：“華夷非族類（ethnos）之殊👩‍👧‍👧，而亦禮教(ethos)之辯。”（同上）

陳、錢在華夷之辨問題上👮🏿‍♂️，機杼相同，理路相同👩🏻，結論相同。但我發現🤛，錢先生的引證🗾，增加了許多文學方面的資料。陳先生在華夷之辨問題上，在種族與文化的引證中👃🏼，雖也引證元稹和白居易的詩作，但主要是新舊兩《唐書》和其他史籍的材料🟢，這是由於他們為學的專業類分各有專攻也。

陳錢的文體論

陳🤦🏽‍♀️、錢的學問裏面✌🏻，都包含有文體論的內容🧭。他們對文體的重視是驚人的，此點大大異於其他人文學者🧑‍🎄。但陳、錢文體論的側重點雖有不同，都是文體革新派則一🏌🏽‍♂️。他們都主張文無定體，不拘一格，力倡文體革新。錢先生在《談藝錄》裏對韓愈的“以文為詩”🕘，給予肯定，並引申為說🦸🏼‍♂️：“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他，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頁29～30）升華了文章學和詩學的理論容度🧑🏿‍💼。陳先生論韓柳與古文運動🌊，對韓愈的“以文為詩”更是大加稱賞💤🛐。他說👩‍🎓🥃：“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陳著《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版，頁329～330）對韓愈的評價比錢還高👩🙏。

陳的《論韓愈》寫於50年代初，發表於《歷史研究》，錢肯定會看到此文。有意思的是，錢先生也一直有寫一篇專論韓愈的文章的打算（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商務印書館🕖，2003年🕰，卷首），可惜未及動筆而斯人已逝，真是遺憾之至。否則陳、錢兩大家共論“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韓愈，各出以巨文👍🏽，該是何等好看。

對野史小說可否考史的問題，陳、錢的看法約略相同。陳在此一方面持論甚堅，其《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可為力證💼。他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版，頁81）陳著顯示，以野史小說來補充正史的不足，是陳先生的史家之能事🐕。錢先生涉及此一問題📤，他引用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三《答範夢得》的說法👚：“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野史小說未必皆無憑。”蓋其撰《資治通鑒》，即曾采及野史小說🦉🌾。錢先生因此寫道🤼‍♀️：“夫稗史小說，野語街談，即未可憑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據以覘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義也⏫。”（《管錐編》，三聯版，頁443）此可見錢、陳雖都重視野史小說的作用🦽，陳用來直接考史，錢則認為考信人事未必可據，但可以見出當時的人情和人心。

關於不同作者的著作和作品𓀂🫅🏼，有時會出現相似甚或相同的見解和論述，對此一問題如何看待😕，錢、陳有不約而同的勝解。藝苑文壇，著作之林，不同的作者居身不同地域，彼此互不通問，但寫出來的文章或著作，義旨和結論竟然相似或相同➝。這種現象如何尋解？是否可徑以抄襲目之？陳寅恪先生在《論再生緣》一書中，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他以他本人和陳垣先生都曾撰文考證楊貴妃入道的時間🌞，而結論不謀而合，以此例來說明發生此種現象的原因。他寫道：“抗日戰爭之際，陳垣先生留居京師，主講輔仁大學。寅恪則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聯合大學。各撰論文，考楊妃入道年月🌏。是時烽火連天，互不通問，然其結論則不謀而合👱🏼‍♀️，實以同用一材料🧜🏽，應有同一之結論，吾兩人俱無抄襲之嫌疑也。”（《論再生緣》，三聯版，頁87）錢先生對此一問題也有類似看法。他在考論《太平廣記》一書時，對多種典籍都曾使用以黿鼉為津梁的典故👩‍🌾，是不是存在彼此抄襲仿效的問題，給出了他的論斷：“造境既同，因勢生情，遂復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師。”（《管錐編》，三聯版，頁999）錢、陳對此一現象👨‍🌾，得出了異地易時而同的結論，足可成為學界佳話，而不必懷疑他們是有意“踵事相師”。

附語

陳、錢比論粗畢，茲有一事，向讀者交代。即錢、陳論學的文字風格是截然不同的💀。陳1979年離世🙌🏽，顯然無緣一睹錢的《管錐編》❕⚇。《談藝錄》1948年印行於上海，戰亂流離，陳未必得觀，即觀亦未必感興趣💁🏽‍♂️。陳如何評價錢鍾書先生👩‍🏭，我們無緣得知🤛。但陳的著作，錢肯定是讀過的。如前所說，錢應該讀過陳的《論韓愈》。還有《柳如是別傳》，錢先生肯定也讀過👭。不過錢對《別傳》的著作體式和文辭👏🏿，似頗不以為然。錢先生在與汪榮祖先生晤面或通信中💘，流露過這方面的看法。

我對此有一旁證👩‍👩‍👧‍👧。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和錢先生有通信，他總是有信必復🚼，致使我不敢接寫第二封🔧，怕勞煩他再寫回函。只有一次🔰，我寄1990年第三期《中國文化》給他，他沒有回示👩🏻‍🦱。因此期刊有我寫的《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學術精神和文化意蘊及文體意義》，文長兩萬余字，是為第一次系統闡釋《別傳》的文章。照說錢先生當時會目驗此文🌚，並有便箋給我。結果幾周過去，聲息全無。我意識到，錢先生可能不贊同我的論說。後來汪榮祖兄告以錢對《別傳》的態度👸🏻，始證實我當時的感覺不誤😱。

然我對《柳如是別傳》的評價，至今沒有變化。反而越研究越知其旨趣不同尋常。就以詩文證史的方法使用和創獲而言🤸🏿，此著可謂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製高點。而就陳先生說詩治史的學術歷程來說🪢，《別傳》不啻為陳著的最高峰。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陳、錢這兩座現代學術的高峰，經長期研究而秉持的情感價值和學理價值的堅守🐱。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