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
吳宓20年代在清華園⏸，一次談起學問人才，說年齡大一些的要數陳寅恪，年輕的首推錢鍾書💃🏼👨🏿✈️。陳、錢都是有識人慧眼的吳雨僧所欣賞的人物。陳生於1890年👫，錢生於1910年👬，相差二十歲🙏🏼。陳錢並非齊名👫🏻，但常為人所並提🤽🏼。並提是緣於學🚴🏿🌝，而忘記歲年🤽🏽♀️。
陳、錢為學的共同特點🌀，一是都精通多種文字。過去研究者說陳寅恪懂二十幾種文字，後來汪榮祖先生分析，認為大概有十六七種左右。陳掌握外域文字的獨異處，是通曉一些稀有文字，如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突厥文等。他研習蒙文和藏文👨🏼✈️，是為了讀佛經。不了解蒙🫶🏽、藏文，對佛經的原典不能有真切的了解。後來他在清華任教的時候🙇♀️🗞，仍然每禮拜進城向鋼和泰學習梵文🕵🏼♀️。錢先生也懂多種文字🏪，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國文字🍀，還有梵文🌅。他的懂🏹，是通曉無礙，使用熟練🦛，可寫可說🤸🏻♀️。楊絳先生整理的《錢鍾書手稿集》，三大厚冊，兩千五百多頁🏄🏼♂️👩🏼🚀，經由商務印書館於2003年出版。裏面的讀書筆記，很多都是各種文字交互使用。其次是，他們都具有驚人的記憶力，讀書廣博，中西典籍，過目不忘👨👦。此兩點可以證明🫅🏿，陳🧘、錢都是學問天才。第三，他們都出身於名門💔，得益於家學傳統🦉。陳的祖父陳寶箴🕺🏽、父尊陳三立，是晚清學殖深厚的名宦，吏能和詩文為當時勝流所稱道🫃🏽。錢的尊人錢基博子泉先生🚵🏿，是風清學厚的國學大師。強為區分🫷🏽，則陳寅老的出身𓀔，不獨名門亦為高門🙎。
不同之處是，陳的學問，直承乾嘉，錢則受外域學術的影響比較深在。我們在陳寅恪的著作中👨👧，很少看到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的直接使用。可是又不能不承認，陳的西學訓練非常之好🛩。他在德國學習研究的時間最長，很多人說他受到德國史學家蘭克的影響👨🏫。我有一次在德國，特別就這個問題向幾位研究德國史學的教授請教👰🏼，他們說沒有看到具體證據💂🏿♂️。只是相信陳的史學考證，可能是受了當時歐洲實證主義史學思潮的影響，特別是蘭克史學。錢鍾書先生不同，他的著作融中外於一爐，大量直接引用各種西方典籍。他是把中外學問一體看待的🦮，用不同的文字闡釋不同問題的相同理念。如果不把錢的學問方式，稱作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化學研究，用他自己喜歡的說法，應該是求得中外學問的打通。
陳寅恪先生跟錢鍾書先生為學的不同，主要在科業門類的專攻方面。陳的專業根基在史學🤰🏿，錢的專業根基在文學和詩學。但他們都是通儒，在打通文史🧏🏿♀️🐀、貫通中西這點上，是相同的。陳的方法是用詩文來證史✌🏼，文史兼考🎒🏎，交互貫通。錢的方法是打通文史，中西會通。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需要細讀深思，才可能發現，陳的著作中不是沒有西學的痕跡。譬如他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間使用了“結構”一詞。這個概念百分之百是西方的。陳先生不慎露出了一點西學的馬腳。陳先生還有幾篇涉及比較語言學的文章🥌，使用了西方的學理概念。他對比較語言學情有獨鐘，尤其在與劉文典論國文試題的信裏，談得集中🎮。傅斯年當年在中研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跟陳有一定關系👩🏽🍼，他們都受到德國比較語言學的影響。現在臺灣“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稱一直沒有改變📶。張光直先生擔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時候，曾經考慮，索性將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分為三，語言的歸語言🤛🏼，歷史的歸歷史，考古的歸考古。當時我恰好在那裏訪學，他請我在史語所講陳寅恪🏌🏿。我特別講到💡，我順便提個建議✷，史語所的名稱似乎不應該改🎃。張先生當時在場。後來他私下跟我說，你的想法可能“獲勝”🧑🏼🤝🧑🏼，因為史語所很多老人都不同意改🎍🤸🏽。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裏，西學的影響不輕易流露👎🏼。錢先生的著作則融中西理論典例於一爐，處處引用，一再引用，引得不亦樂乎🧑🏽🎓。我們作為晚生後學，讀他們的書，感到是一種難得的享受🔱。我讀錢先生書，四個字👩🏻💼：忍俊不禁。學理是嚴肅的，學問方式🧍♂️，是調皮的，幽默的。讀得一個人老想竊笑。讀陳的書，也有叫我竊笑的時候，他考證到佳絕處🚞，直接走出來與古人調侃對話👈🏽。
陳的《柳如是別傳》，把柳如是和陳子龍的愛情，錢謙益和柳如是的婚姻愛情，寫得極其細致入微🙎🏽，當事人的愛情心理都寫出來了💁🏽♀️。錢柳半野堂初晤後，互有贈詩🧑🏻🎤，且錢牧齋已為柳修築新屋。此時，曾“追陪”柳如是不離不舍的嘉定詩老程孟陽來到錢府🪬，錢柳當時之關系他無所知聞，顯然處境相當尷尬。強顏和詩錢柳，詩題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韻奉贈》💅👨🏿🚒。寅恪先生考證🔓，詩題的“喜”字系錢牧齋所加🔖🥥。然後發為論議寫道😘：“雖在牧齋為喜，恐在松圓（程號松圓——筆者註）轉為悲矣。”（《柳如是別傳》🤦🏽♀️，三聯版，頁529）又此前《別傳》亦曾考證𓀗，程氏嘗往吊追逐柳如是最力的謝象三的已過時的母喪🦺，目的是希望得到謝的周濟⚗️🫶🏽。因明末的一些“山人”🧖🏿♂️♠️，寅老說，都難免有此種德性。行筆至此👩🔬，寅恪先生下斷語曰：“益信松圓謀身之拙，河東君害人之深也🕖。”（《別傳》🧜🏻，同前，頁233）史家的職司，文學的能事；文學的職司🧑🏼🔬，史家的能事❕😌，陳、錢兩大師悉皆具備。
錢陳辨華夷
不妨舉幾宗中國史上的典型學案，以見陳☢️、錢詮解的異同。陳寅恪學術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關於種族與文化的學說。這是他學術思想裏面的一個核心義旨。他認為文化高於種族🦕。所謂胡化和華化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不是種族的問題。他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以很多考證來辨明此義。晚年寫《柳如是別傳》，又特別標明⚛️，當年他引用聖人“有教無類”之義🧑🏽🍳，來闡釋文化與種族的關系🏦。“類”即種族📝🧖🏽♂️，“教”是文化🪀。“有教無類”，即是文化高於種族之意（參見拙著《陳寅恪的學說》，三聯版🤵♀️，2014，頁82～109）。這是他貫徹一生的學術理念。
這個理念的重要性在於，它至今不過時🪦，今天仍然有現實的和現代的意義。如果我們了解陳寅恪的這一學說🔲，就會知道前些年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文明沖突論”不過是一隅之詞。亨廷頓說🧙🏻♂️，冷戰後的世界，文明的沖突占主要地位📹，西方文化跟伊斯蘭的沖突，跟儒教文明的沖突，將成為左右世界格局的動因🏕。他只看到了文化的沖突🛌🏽，沒有看到文化的融合和人類文化追求的尚同。他不了解大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自然不懂得文化高於種族的道理🐊。
但我這裏傳遞一個學術信息，錢鍾書先生也如是說。他說華夷之辨在歷史上沒有確指，其斷限在於禮教👩🔬，而不單指種族。例證是漢人自稱華，稱鮮卑是胡虜；可是魏的鮮卑也自稱華，而說柔然是夷虜👨🏽🏭🤳🏿。後來南宋人稱金是夷狄，金稱蒙古是夷狄🍋🧑🏻✈️，金自己也是夷狄。錢先生的引證很多，很多是陳先生引用過的🏵👨🍳。但我相信錢先生一定是自己看到的材料⛹🏼♂️，而不是使用陳的材料。他們是不約而冥合🙎♀️，讀書廣博🦿，取證雷同🚴🏽。《北齊書》的《杜弼傳》，記載高祖對杜弼說𓀕，“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錢先生說，這是“口有憾🏨，而心實慕之”。（《管錐編》，三聯版，頁2310）這是錢先生的解釋。同樣這個例子🧑🏼🚒，陳寅恪先生的稱引不止一次，此為陳的說史常談🙂↕️。
錢先生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的《東晉元魏正閏論》一文，其中謂：“所以為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系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管錐編》，頁2311）顯然具有更直接的說服力🛶。然後錢先生又引《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陳黯的《華心》一文：“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管錐編》，三聯版🎅🏿，頁2311）錢後來對此節作增訂👳🏼♂️，又引元稹《新題樂府·縛戎人》🛕🧑🏻🔬：“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錢先生說這是漢人“沒落蕃中”者。不是由於地域，而是由於文化👊。錢並標出英文為註👨🏻🦳，寫道：“華夷非族類（ethnos）之殊🙅♂️，而亦禮教(ethos)之辯。”（同上）
陳🏄♀️、錢在華夷之辨問題上🧦，機杼相同，理路相同，結論相同。但我發現🤘🏽，錢先生的引證，增加了許多文學方面的資料🍸。陳先生在華夷之辨問題上🦜，在種族與文化的引證中🌟，雖也引證元稹和白居易的詩作，但主要是新舊兩《唐書》和其他史籍的材料👩🏻🦱，這是由於他們為學的專業類分各有專攻也。
陳錢的文體論
陳🙍🏼♀️👨🏻🚒、錢的學問裏面，都包含有文體論的內容。他們對文體的重視是驚人的🧑🏻🚀，此點大大異於其他人文學者。但陳🧜🏻♀️、錢文體論的側重點雖有不同🚵🏻♂️，都是文體革新派則一。他們都主張文無定體，不拘一格，力倡文體革新♿️。錢先生在《談藝錄》裏對韓愈的“以文為詩”，給予肯定，並引申為說：“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他，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頁29～30）升華了文章學和詩學的理論容度。陳先生論韓柳與古文運動，對韓愈的“以文為詩”更是大加稱賞。他說：“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陳著《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版🙌🏻，頁329～330）對韓愈的評價比錢還高🖇。
陳的《論韓愈》寫於50年代初，發表於《歷史研究》🕯，錢肯定會看到此文🕚。有意思的是👰🏿♂️，錢先生也一直有寫一篇專論韓愈的文章的打算（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商務印書館☯️👨👧👧，2003年，卷首）🕸，可惜未及動筆而斯人已逝🥷🏿，真是遺憾之至。否則陳🏌🏻♂️、錢兩大家共論“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韓愈，各出以巨文，該是何等好看。
對野史小說可否考史的問題🧚🧭，陳🎱、錢的看法約略相同。陳在此一方面持論甚堅🧑🏼🍼，其《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可為力證。他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版🧑🏼🦰，頁81）陳著顯示，以野史小說來補充正史的不足，是陳先生的史家之能事。錢先生涉及此一問題，他引用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三《答範夢得》的說法✬：“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野史小說未必皆無憑。”蓋其撰《資治通鑒》，即曾采及野史小說。錢先生因此寫道：“夫稗史小說😜，野語街談👨👨👧🌉，即未可憑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據以覘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義也。”（《管錐編》💪，三聯版，頁443）此可見錢🌙、陳雖都重視野史小說的作用☔️，陳用來直接考史🏊🏼♂️，錢則認為考信人事未必可據👩🏻🍳，但可以見出當時的人情和人心🤟🏽。
關於不同作者的著作和作品，有時會出現相似甚或相同的見解和論述，對此一問題如何看待，錢、陳有不約而同的勝解☂️。藝苑文壇👈🏽，著作之林，不同的作者居身不同地域🚴🏽♀️，彼此互不通問，但寫出來的文章或著作👨🏿💼，義旨和結論竟然相似或相同。這種現象如何尋解？是否可徑以抄襲目之？陳寅恪先生在《論再生緣》一書中，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他以他本人和陳垣先生都曾撰文考證楊貴妃入道的時間，而結論不謀而合🙍🏽♂️，以此例來說明發生此種現象的原因。他寫道：“抗日戰爭之際🧑🏿🦱，陳垣先生留居京師🩱，主講輔仁大學🕙。寅恪則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聯合大學👧🏿。各撰論文，考楊妃入道年月。是時烽火連天🧑🏻🦲🧅，互不通問，然其結論則不謀而合，實以同用一材料，應有同一之結論🧜🏿♂️，吾兩人俱無抄襲之嫌疑也。”（《論再生緣》，三聯版，頁87）錢先生對此一問題也有類似看法。他在考論《太平廣記》一書時🧑🏿🦳，對多種典籍都曾使用以黿鼉為津梁的典故🖖🏻，是不是存在彼此抄襲仿效的問題，給出了他的論斷：“造境既同🤹🏼♂️，因勢生情，遂復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師。”（《管錐編》，三聯版，頁999）錢🧑🏼💼、陳對此一現象，得出了異地易時而同的結論，足可成為學界佳話，而不必懷疑他們是有意“踵事相師”☃️。
附語
陳、錢比論粗畢🤸🏽♀️，茲有一事，向讀者交代。即錢🙍🏼♀️、陳論學的文字風格是截然不同的。陳1979年離世🪕，顯然無緣一睹錢的《管錐編》👷🏽♀️🏡。《談藝錄》1948年印行於上海，戰亂流離，陳未必得觀，即觀亦未必感興趣👅。陳如何評價錢鍾書先生，我們無緣得知🫏。但陳的著作💪，錢肯定是讀過的。如前所說，錢應該讀過陳的《論韓愈》。還有《柳如是別傳》💁🏽♂️，錢先生肯定也讀過。不過錢對《別傳》的著作體式和文辭，似頗不以為然👨⚕️。錢先生在與汪榮祖先生晤面或通信中，流露過這方面的看法🧛🏽♂️。
我對此有一旁證。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和錢先生有通信，他總是有信必復，致使我不敢接寫第二封，怕勞煩他再寫回函👨👧。只有一次，我寄1990年第三期《中國文化》給他👨🏽🏭，他沒有回示💢。因此期刊有我寫的《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學術精神和文化意蘊及文體意義》，文長兩萬余字，是為第一次系統闡釋《別傳》的文章。照說錢先生當時會目驗此文⛄️，並有便箋給我。結果幾周過去，聲息全無。我意識到🖕🏿，錢先生可能不贊同我的論說。後來汪榮祖兄告以錢對《別傳》的態度🧑🏿✈️，始證實我當時的感覺不誤🙎🏽🤪。
然我對《柳如是別傳》的評價🎋🎞，至今沒有變化🦻🏼。反而越研究越知其旨趣不同尋常🦻🏽🫚。就以詩文證史的方法使用和創獲而言，此著可謂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製高點🤸🏻。而就陳先生說詩治史的學術歷程來說，《別傳》不啻為陳著的最高峰。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陳、錢這兩座現代學術的高峰，經長期研究而秉持的情感價值和學理價值的堅守🦸♀️。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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