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安
2013年1月的幾天，陽光不錯，客廳裏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對面⚄，不時地問一些問題🤾🏻♀️，汪先生已是九十多歲高齡，但在回憶往事時常常能感到他似乎突然年輕起來，時光好像流轉回去，讓我了解到汪先生的很多往事🦝。
抗戰時期，汪子嵩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學生，受教於湯用彤、賀麟、金嶽霖、馮友蘭、陳康等名師。然而📄，汪子嵩當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使得他在對待不同的老師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更有意思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汪子嵩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主持北大哲學系的工作時🤽♀️，不少老師又成為他的同事，時代、處境、身份🧎🏻♂️、思想觀念的不同，使得師生間的交往也產生很大的變化🤦🏼♂️，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較為普遍的心路歷程⛹🏼♂️。其中，汪子嵩與馮友蘭在不同時期的往事很是耐人尋味。
反感
汪子嵩是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的。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共同組成，哲學系屬於文學院，但北大、清華🙍🏽♂️、南開的文學院長都由哲學系主任擔任。三位擔任院長和系主任的老師各具特色，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湯用彤是北大的文學院長🤷🏿，矮矮胖胖🤷🏼♀️🙍🏽♂️，一頭極短的銀發，是佛學專家👩🏻🚀；馮友蘭是意昂体育平台的文學院長，留著一頭濃黑的頭發，大胡子，長袍馬褂🤾♂️，手上總拿著一個書包😲，包書的是一塊印有太極八卦的藍布𓀘；馮文潛是南開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瘦瘦小小😪，留著垂到腦後的灰發，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當他們三人走在一起時，汪子嵩和他的同學們就戲稱三位老師是一僧、一道🕵🏽、一尼。而對學生們的這些玩笑，三位院長一點都不生氣👰♂️👨🏼⚖️。
二年級時🍱，汪子嵩開始聽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課。在他的記憶中，除本系學生外，外系的學生也慕名來選修或旁聽這門課，將一個可以容納近百人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開講以前👳🏽♀️，馮友蘭總是按選課學生的名單點名🙍。在當時➡️，別的教師一般只在開始一兩堂課時點名，為的是可以認識學生，而馮友蘭幾乎是每堂照點不誤🚨。他說話有點口吃，往往一句話在黑板上已經寫完，話卻還沒有說完👨🏿🦰🚴🏻♀️。每堂課講的內容不多，但馮友蘭總是揀最主要的問題講📡，邏輯非常清楚，學生容易聽懂🧔🏽♂️。
馮友蘭是大哲學家，而且講課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講的課也是一二年級的必修課，然而，汪子嵩並不喜歡去聽。他和周圍的進步學生們反對馮友蘭的政治態度，認為馮友蘭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走得近，所以，即便是馮友蘭講人生哲學方面的課🤜🏼，進步學生們也覺得他在講政治課。當時很多教授家裏生活都困難，馮友蘭卻能從蔣介石那裏拿到一筆經費👨🏿🦰，用來搞中國哲學研究會✌🏼，出書出刊物，為一些教授解決困難✍🏿🐢，實際上對學校和學術都是有利的。但這樣一來，汪子嵩等人就覺得馮友蘭是靠近國民黨的。之後🍲，國民黨又請馮友蘭參加全國代表大會🙇🏻♂️，而且內定他為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雖然馮友蘭只是參加會議而拒絕當中央委員📢，但進步學生們對他很反感。晚年的汪子嵩回顧這段往事時說：“如今想想那時的情況🌘，我們確實年輕👦🏻，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不夠客觀，政治眼光自然和老師不一樣🤹♀️。當然了，有這些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實我們的先生們，雖然說他們在政治上好像有點傾向性，但是他們對於學生都是愛護的🎊。比如說‘一二·一’慘案發生時，有四位烈士犧牲了，全體教師一起罷課抗議，許多教授都參加了🍰，不管他是左派還是右派。”
1948年年底，北平即將解放🔔，國共雙方都想爭取北大的教授。汪子嵩作為北京大學地下黨成員，主要任務就是勸說教授們留下來一起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湯用彤、賀麟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汪子嵩的影響🉑，大部分教授都留了下來。馮友蘭當時在意昂体育平台任教👨🏿，清華校長梅貽琦被國民黨派的飛機接走時，想讓馮友蘭也去，但馮友蘭沒有同意⛹🏿♂️👩🏼🍳。馮友蘭原來是清華校務委員會成員，經大家推舉🧑🦲，由他主持校委會工作，並出面歡迎解放軍。
多年後，西南聯大的老意昂們一塊聚會時✋🏼，幾位原是意昂体育平台地下黨成員的同學講到馮友蘭的幾件事。其中一位同學講🐶，大概在1947🪤🧑🏻🦱、1948年的時候，國民黨到清華去抓中共地下黨員😞，這位同學跑來跑去沒地方跑了🤶🏽，因為許多人都不敢見她😍，最後，她藏在馮友蘭家裏。馮友蘭保護了她，而且待她很好。北京解放前夕，親戚曾經勸馮友蘭去延安，馮友蘭說：“北京已經快解放了，我去了延安，到時間還要回來🧈，幹嘛要去，還是留在北京等待解放好。”
批判
北平解放時，馮友蘭歡迎解放軍派軍代表駐進意昂体育平台🧑🏻🦼。然而🙍🏿♀️🛠，軍代表駐進去不久就發動群眾批判馮友蘭☣️。接著就是思想改造運動🥉，馮友蘭成為批判的重點♧🦷，馮友蘭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的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用馬克思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寫一部新的中國哲學史。”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全國高校的哲學系只留了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其它高校哲學系的教師都集中到了北大🧖🏿♀️。馮友蘭自然也到了北大，與他的學生汪子嵩成為同事🥱。
汪子嵩於1949年2月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留校擔任哲學系講師。不久又擔任北大黨委會統戰委員、校委會秘書。“院系調整”時，汪子嵩調回哲學系，擔任哲學系總支書記、哲學系副主任☦️，承擔哲學系的黨和行政工作。當時，全國各大學哲學系的教師都集中到北大，但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學習馬列主義，進行思想改造🧍♀️。北京大學哲學系由此成為一個特殊的系，單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許多是解放前著名的哲學家🧚🏿♀️，但無論多有成就的學者教授，都必須接受思想改造🕤。馮友蘭自然也是如此，而汪子嵩則是教師思想改造這一任務的實際執行者，他與馮友蘭等人的關系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54年，從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開始，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思想🤠💁🏼♂️。北大哲學系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地方。汪子嵩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胡適的政治思想🍉，從胡適的著作中摘引一些句子🪧，論證他是崇拜美帝的反動文人🦬。汪子嵩還動員系主任金嶽霖，一起寫批判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文章。1954年🖌🧑🏽💼、1955年期間，汪子嵩也寫了批判馮友蘭的文章，並且在教師中組織了一次批判馮友蘭的會🧑🏻🌾。黨委書記江隆基參加之後👖，馬上就對汪子嵩說不能搞這個😴，不能再批判馮友蘭。然而在當時，汪子嵩認為這些就是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工作👨👧👧，是他應該做的。
1955年左右，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馮友蘭先講，做自我批評；第二個就是汪子嵩批判馮友蘭的思想🧎🏻🖐🏼。不過，汪子嵩針對的是馮友蘭的“新理學”思想，並沒有說他政治上有什麽問題。
客觀地講🛬，汪子嵩當時確實在認真地執行對教師們的“思想改造”工作，但他處理事情時能掌握就事論事的原則🕚，並不刻意針對哪個人，更不整人。相反👨🏿🦳，在當時的環境下，他能夠努力做好來自不同院校教師的思想穩定和關系協調工作，並在運動中盡可能地保護被觸及的教師，減輕他們的政治壓力，這是難能可貴的。對那些被剝奪授課權利的教師，汪子嵩也盡可能采取補救措施，安排他們開設若幹專題講座和某些專門化課程🤗😭，或組織他們編輯或編譯中外哲學思想史料👨🏻🏫，參與中央編譯局委托的某些經典文獻的翻譯和咨詢服務等等。所有的這些，使汪子嵩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大家也可以在思想改造的同時，繼續保留不同的學術觀點。
1957年1月下旬，在汪子嵩的積極推動下，由北京大學哲學系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研討會，把全國很多研究哲學史的專家都召集在一起🀄️。會議上🧙🏼♂️，大家就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展開激烈的爭論。馮友蘭提出了有名的“抽象繼承法”，認為👮🏿♂️🌳：“中國的哲學家😣，如果你從個別的具體的角度講🍦，他們都屬於封建地主官僚階級，他們的哲學大多是唯心主義🙇♂️。但是哲學作為一種抽象的理論，我們可以把它的階級屬性甚至具體內容拋開🧑🏼，只看它的抽象意義🤴🏽。每一個哲學命題裏，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體的一面🏄🏽。具體的一面是它的階級屬性和具體內容，比如說三綱五常、君臣關系之類🧝🏿♂️。但是人類總要有個綱常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應該怎麽處理和擺布，那就是它的抽象意義🩸🔐。“抽象繼承法”剛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拋開了哲學階級性，這還不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嗎🔄？所以，開會的結果，馮友蘭成為批判的靶子。然而🖖🏼，馮友蘭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並舉各種例子加以說明🧑🏻🎄。
1958年，汪子嵩參加了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工作，並擔任副組長😧。在“大躍進”的政治背景下，汪子嵩他們卻發現地方上所謂的“大躍進成績展覽”都是假的，農村的實際情況非常糟糕🍄🟫，問題很多。返校後，汪子嵩等人整理出一份《問題匯編》🙎🏽♂️，此舉招來大禍，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成為北京市委拋出來的一個重大案件，從此開始了對兩校調查組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揭發🙌🏿🖕🏻、批判和處理的工作🤛🏻👽。汪子嵩自然也受到批判☕️、下放，飽受折磨。1963年，隨著七千人大會的召開以及反右傾運動的徹底平反，汪子嵩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但他意識到不能再留在北大了。
1964年🦨，汪子嵩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先後擔任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高級編輯、副主任🧑🎨。“文革”中，他得以避開北京大學的是非。而馮友蘭則一直在北大當教授，並深深地卷入了思想界的是非當中。“文革”中🥛，馮友蘭已無法對自己堅持的哲學思想做辯護了，相反🪀，他的“抽象繼承法”被批判了十多年，在巨大的壓力下，他做了違心的事情，為自己的歷史留下了汙點💃🏿。
和好
種種磨難使汪子嵩對很多事情進行了反思。1978年，作為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汪子嵩堅決反對“兩個凡是”🧑🏼🤝🧑🏼，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大討論中的功臣。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汪子嵩決定回歸西南聯大時就學習的希臘哲學專業🫶，並準備為此貢獻余生。此後，他排除一切幹擾，陸續寫出了《談怎樣研究哲學史》《亞裏士多德關於本體的學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對於普羅泰戈拉的批判》等文章👨🎤。1986年🚣🏻，他寫出《希臘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他與幾位學者用30年的時間編寫的《希臘哲學史》（四卷），成為中國研究希臘哲學史最重要的著作。
“文革”後🧑🦳，馮友蘭也擺脫了陰影，八十多歲時決心重寫《中國哲學史》。開始是自己寫，後來眼睛看不見了🐝🚴，就由助手做記錄🖥，一寫就是七大本🙅🏼♀️🤵。汪子嵩這樣評價👼：“第七卷寫現代哲學🍣，裏面有些問題提得比較尖銳🧝🏽，我還沒見到哪一個人敢這樣寫中國現代哲學的。……寫第七卷🧜🏿♂️🏪，是在他夫人去世之後，他寫了一幅挽聯：‘共榮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黃泉君先去👎🏼；斷名關，破利索👩🏼⚖️，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上聯是寫他們夫妻幾十年內榮辱共享的恩愛之情；下聯是寫他擺脫了功名利祿束縛之後的自由……他寫這幅挽聯，是把他自己的心情和誌向都寫出來了。”
此時🍽🚅，汪子嵩與馮友蘭的思想都達到了高度的自由🕺🏻，他們也重新有了往來🪱。1990年馮友蘭病逝🫑，汪子嵩寫了《海闊天空我自飛——讀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悼念文章。其實🐕🦺，在寫這篇文章前面部分的時候👕，馮友蘭還在世，汪子嵩就寫一些給他看一些🂠，馮友蘭對汪子嵩寫的內容很認可。
2013年，在我采訪汪子嵩之前，一直很想知道馮友蘭對汪子嵩的態度。畢竟👂🏻，汪子嵩雖然曾是馮友蘭的學生，但在建國後卻也批判過馮友蘭📬。對此，我起初是有所顧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子嵩桌子上那本關於馮友蘭的新書🌹，正是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剛剛寄來的。這件事當然能體現出馮與汪的關系。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4月1日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