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紀念吳宓誕辰120周年

據自編年譜，我們知道，吳宓誕生於1894年陽歷8月20日（陰歷甲午年乙醜月甲午日）🌃，今年是他誕辰120周年🫰🏼。作為吳宓最後20多年生活、工作所在之地——西南某高校——的一名教員🤦🏿‍♀️，我想通過這篇短文🚵🏼，表達對他的緬懷與紀念🎪。

歷經磨難與波折，《吳宓日記》（十卷）及《吳宓日記·續編》（十卷），分別於1999年和2006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從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日記跨越65年，雖然損毀、殘缺得厲害⛎，但仍有800余萬字，而且全是文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絕對獨一無二🧑🏼，其特點🚢、價值與意義，用錢鍾書《吳宓日記·序言》中的話說，就是“其道人之善🛝，省己之嚴……未見有純篤敦厚如此者。於日記文學足以自開生面，不特一代文獻之資而已✧。”

在1910年日記的卷首，吳宓寫了一段自勉的話，開頭幾句是這樣的👱🏿‍♂️：“天下之事，不難於始，而難於常🐽，所以毅力為可貴也。日記🧝‍♂️，細事也🚴‍♀️，然極難事也🔃。”60多年堅持下來，的確需要非凡的毅力。然而🧑‍💻，就《吳宓日記》來說，並非有了毅力就能完成。吳宓1949年4月底由武漢飛往重慶，此前的數十年間，他就讀清華、留學美國、任教東西南北多所大學，曾主編《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並到歐洲進行學術訪問等🍟，可謂輾轉各地🧟‍♀️，加之時局動蕩🙍🏿‍♂️，逐年累積、數量可觀的日記之保管、遷移👱🏻‍♀️，勢必成為一大問題🧘🏿‍♀️。但和當年眾多學者一樣，吳宓也有珍藏、搬運圖書及日記的辦法，隨身攜帶的兩口皮箱就是最便捷的保險櫃🤲🏻💇‍♂️。

時光荏苒👸，到了“文革”初期，吳宓此前的全部日記被抄走，且美其名曰“主動交出”，這讓他無比痛心疾首，在當年的除夕之夜🫃🏼，他回憶說：“經過此次‘交出’，宓的感覺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在只留著一具破機器一樣的身體在世上……”大半年之後🧑🏿‍🚒，他居然發現被抄去的書物無人看管，幾次冒險“乘間私自取回”一小部分。自此以後，他不得不想盡辦法將寫好的日記東存西藏，為此付出不菲的金錢代價，還因為所托非人而損毀不少。最可恨的是，1966年冬天，中文系某學生強行拿去近三個月的日記💽，並以其中“有錯誤的感情及言論”相要挾，勒索吳宓400元之巨🙎🏿‍♀️，相當於他二級教授一個半月的薪資。盡管吃盡苦頭🤾🏻，但他仍然不顧所謂“懲前毖後”的勸阻，繼續書寫🥒，致使諸多親友不敢同他往來🧝🏻，害怕被寫入日記而遭受牽連。這種百折不撓的堅持，直到因目盲🧁、足臏而難以為繼的1974年春天為止🧑🏻‍🍳。

在吳宓的同代人中，魯迅🙎🏽‍♀️、胡適的日記最受關註，影響也最大。胡適早年記日記的目的🍷🏊🏿，一是幫助記憶，二是與好友共同分享🆙，成名之後，日記則被當作傳記的材料與依據👱🏿‍♀️，顯然是寫給別人看的；魯迅自謂他的日記是給自己看的，“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吳宓與胡適、魯迅之稟性、際遇、交往都大不相同👋🏽，不過奇妙的是，從內容上看，他的日記前十卷與同一時期的胡適日記正好相互補充ℹ️，比對著閱讀🥳，就能呈現一幅相對完整的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教育史；而後十卷則與魯迅日記頗為相似，但除了信劄往來、銀錢收付之外🧔🧑‍🎤，還包括具體的人事交往、復雜的情感糾葛與細膩的心理郁結，我們完全可以把它視為社會史🙅🏿‍♂️、經濟史🧚‍♀️、人性史來閱讀🧝🏻‍♂️，但這些都統攝於更深層次的個人“心靈史”✪，讓我們深刻體會到“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之時代背景中👨🏿‍🎓，一名岌岌可危卻又無能為力的知識分子獨特的心境與命運。這些用以抒懷解困🚏、療傷止痛、“自讀自閱”、“自言自語、自為問答之詞”，居然在他逝世20來年之後得以刊布流行，成為傳世之作✯☝🏿，大概是善於占蔔的吳宓也未能預見的事情🌷，“俟河之清”確實超乎他的想象，來得太快了一些。

在日記中🧗🏻，吳宓多次表達對顧炎武的追慕之情，他還曾“擬撰《新悟錄》，仿顧亭林先生《日知錄》”。《新悟錄》自然是沒能寫成，但他的日記卻與《日知錄》尚有一比🐷。這種比較的基點當然不是所記之人事，而是所發之感想🏇🏼，對此吳宓有過議論🫃：“日記中宓之感想🎈，竊仿顧亭林《日知錄》之例，皆論理而不論事🧑🏼‍🦲，明道而不責人👈🏽，皆不為今時此地立議陳情，而闡明天下萬世文野升降之機⛹🏽，治亂興衰之故♠️。皆為證明大道，垂示來茲，所謂守先待後，而不圖於數十年或百年內得有采用施行之機會，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隨吾心而變遷🧏🏻‍♀️。”書寫此段日記的時間👳🏼‍♂️，是1951年初夏7️⃣，一連串大小不斷的運動🫄🏿、學習👰🏽‍♀️、會議，讓吳宓感覺“勞倦過剩”“不勝惕然”，但對他的沖擊與批鬥還未開始✨，他也不妨尚存“證明大道”的宏願👨🏼‍🦲，只是已經覺察到“起於青萍之末”的微風即將“飄忽淜滂👨🏻‍🦳、激飏熛怒”🖍，不免悲觀絕望，甚至期盼死神的臨近。此後的20余年間，歷史沒有給予吳宓沉思冥想的機會，他不得不周旋於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與大是大非的思想改造之中🏄，肉體與精神都飽受折磨，日記中的感想大多因事👋🏽、因人而發🫦，也就無法與“采銅於山”“稽古有得”的《日知錄》相提並論了👩‍👧‍👦，即便同一時期的另外一些“潛在寫作”，如《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無夢樓隨筆》等🐓，其證明大道🛎、垂示來茲的效用也比《吳宓日記》更為明顯。或許正是因為有如此的遺憾與欠缺，才更讓我們透過吳宓的痛苦與掙紮感受到歷史的怪誕與生命的傷殘。

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期許。時至今日，吳宓的事功，經由“文化守成主義者”“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博雅教育的倡行者”等稱謂獲得某種追認與肯定👩🏻‍🍼🃏，他的詩文🛌🏿、日記✏️、書信也相繼得以整理、刊行。至於他的品德，我們從諸多逸聞趣事之中也已獲得類似不食人間煙火、不通人情世故的漫畫式印象，借用他自我評價的話🧘🏻，就是“溫柔敦厚失之愚”。《吳宓日記》，尤其是它所呈現的為了日記而歷盡艱難🍵、雖死無悔的吳宓🤛🏽👧🏼，自然是證實了“迂腐”“糊塗”的印象。但在謀求復興與重建傳統儒家文化與人格理想的當今中國😹，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宣稱：吳宓之所以“不朽”的主要原因，並非其所建之功、所立之言⚛️，而是其所樹之德🫴🏿！其頑固🕵️、其保守、其溫柔敦厚，何愚之有？

（作者向天淵為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轉自《博覽群書》201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