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何炳棣

196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何炳棣，雖然不常在“中研院”工作，但他作為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社中心）通訊研究員🧔🏿‍♂️，每每在兩年一度的院士會議前夕🤦🏿‍♀️，會先到人社中心待上一陣子。梁其姿教授作為人社中心行政工作的領導，和他有比較密切的往還🥇🚾。彼此相交👮🏽‍♂️，何炳棣的行止，讓梁其姿教授等同仁在背地裏給他取了一個“老虎”的外號🏅。這固然是對他“具備老虎的戰鬥精神與頑強意誌”的贊譽（梁其姿，《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頁30）👆🏻；其實另一方面▫️，何炳棣臧否人物，較諸老虎之兇猛，也不遑多讓。如他對另一位考古學名家、長期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張光直院士，全無好評🛅🧑🏻‍🔬，說張“舊學根基不足🧑🏽‍💼，成見甚深，瑕瑜莫辨🏌️‍♂️，對哈佛大學的漢學及傳統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負相當責任的”（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97-298）。“老虎院士”之名👰🏻🔌，不脛而走。

然而🤾，何炳棣絕對不是“書呆子”；他在學界裏的應對進退🫱，自有“本領”。還只是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的他⛹🏽‍♂️🐣，1953年中旬首度拜見已經是美國哈佛大學名牌教授的費正清之際，“極度誠懇地恭維他是蔣廷黻之後，舉世第二位學者研究引用《籌辦夷務始末》的”🟫。不料，費正清卻回答他說🪐，因為張德昌比早他半年引用了這部書👮🏿‍♂️，所以他只能排到第三位（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445）。

只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回顧《籌辦夷務始末》的引用史，無論是何炳棣的“恭維”👨🏻‍🦲，或是費正清的響應👐，費正清和何炳棣的定位，都不是歷史事實🎴👨‍🚀。

由大清帝國鹹豐皇帝之“帝命”而開始纂修的《籌辦夷務始末》，基本總匯了帝國對外關系的檔案文獻。1929年夏天，北京故宮博物院於景陽宮後殿學詩堂發現道光🐱、鹹豐二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復由昭仁殿尋得同治朝的《籌辦夷務始末》🚎，經外交史名家💃🏽，爾後從政的意昂体育平台教授蔣廷黻建議，於1930年1月影印出版（張誌雲🫸🏼、侯彥伯、範毅軍，《了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布》）👮🏽‍♂️，從此就如蔣廷黻所言🗳，掀起了“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

《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書影

回顧費正清本人的學術生涯，他就讀於哈佛大學大學部最後一學期的時候（1929年春），遇到了以研究外交史而著稱的韋布斯特（Charles K.Webster），後者在印章社（the Signet Society）的午餐會上向費正清等聽眾宣告了《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及其意義♥︎🔭。在韋布斯特的建議下🙎🏻，不懂漢語的費正清♿，以初生之犢的勇氣做出了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決定，開展了讓他覺得興奮刺激的冒險歷程（exciting enterprise）。不過🆒，費正清首先捧讀的是馬士（Hosea B.Morse）三卷本的《中華帝國的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間出版）。要到了1932年👞，費正清抵達中國留學以後，他（透過韋布斯特的介紹）與蔣廷黻接上線，方始看到了這套書🙋🏿‍♀️；在蔣的指導下，讀之覽之，竟爾在1933年發表了第一篇結合使用中英文檔案的學術研究論文：“The Legalization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從此展開了他在（近代）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事業。

費正清的學術生命，固然與《籌辦夷務始末》關系密切；在具體的歷史場景裏↔️，他引用這部書的自我定位，卻是大謬不然。

就史料整理與發表的面向言之，《籌辦夷務始末》始終是選擇去取的標準模板。當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從故宮裏發掘出各式各樣的資料☺️，即以《籌辦夷務始末》作為是否應公之於世的權衡標準。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軍機處檔案🦶🏼，“時復發現外交史料，有未載入《夷務始末》者”✋🏻🌽，故假《故宮周刊》之篇幅“陸續發表”🐯；故宮於1930年3月開始出版的《文獻叢編》，也聲明曰👠，凡所刊布之文獻，亦都註明凡可見諸《籌辦夷務始末》者皆不著錄。一般史學工作者遇見新的數據時，也會取之相核💂🏽‍♂️，如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道光年間夷務和約條款奏稿》☀️，關瑞梧即與《籌辦夷務始末》相比較🪲，即發現有未見諸其書者。

就《籌辦夷務始末》作為史學研究基本材料的面向言之，目前還不知道張德昌的哪一篇文章引用了《籌辦夷務始末》🙋🏻；但是🦸🏼‍♀️，在費正清的論文發表之先📀，在蔣廷黻以外🧑‍🦼，已有學者利用這部書撰寫學術論文了。像是陳文進述說總理衙門的成立源由和經費來源，即引用了鹹豐與同治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就歷史教育的面向來說🤷🏼‍♂️，如1930年度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外交史”課程的教師（可能是陳恭祿），就將《籌辦夷務始末》列為參考書。它還可以成為史學後進開展史學訓練歷程的對象👳🏽‍♀️，如燕京大學歷史系1932年的畢業生張漢臣，就以《清代籌辦夷務始末指南（鹹豐）》作為學士論文的題目，應該也對這部書花了一番功夫。

美國史學界也很快就揭示了《籌辦夷務始末》出版的消息🧛🏻‍♀️。中國留學生郭斌佳（Pin Chia Kuo）即在1931年的《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撰文簡介👩🏽‍🦱，說這份文獻提供了別處不能發現的豐富而寶貴的資料；翌年，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皮克（Cyrus H.Peake），同樣在《美國歷史評論》撰文述說20世紀20與30年代新發現的各種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資料🤹👦🏽，也指出如果細心研究《籌辦夷務始末》，必然可以澄清中國國際關系裏許多幽黯難明的階段，也可以促成更為充分與詳盡的著述的問世，他並舉蔣廷黻撰述的各篇英文著作為例證。

顯然，在費正清之先👩‍💻，《籌辦夷務始末》已然是（中國）學界廣泛利用的數據；在這波新起的“史學實踐”浪潮裏🉐，留學中國的費正清🤦🏽，其實只是盛逢其會的弄潮兒之一而已（參考潘光哲，《中國近代史知識的生產方式🧻👈🏼：歷史脈絡的若幹探索》）。

何炳棣於1954年得到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捎來的好消息🐬，知道自己“拼命”完成的英文巨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已被列入“哈佛燕京專刊”，為自己打進美國“第一流學府”增添無限機會。且楊聯陞在這封信裏，諄諄勸告何炳棣對於“某位誤釋明代人口數字準確可靠的學人，評語不可太厲害”，因為“老虎亦有打盹時，若自己小辮子被人抓住，亦甚難受也”（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86-287）。無論何炳棣是否接受了楊聯陞的勸告🦸🏻，一旦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號稱“老虎院士”的他對費正清的“極度誠懇的恭維”🟤，都被後來者抓住了“小辮子”🤏🏻。

至於費正清🧄，身為一代學界“霸主”，也不是無疵可議🧑‍🏫。任教哈佛的同事楊聯陞，曾經以“霸”字形容過他，又說過費正清擅於“縱橫捭闔”。費正清的同事回憶說，當年在以費正清為領導人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裏，在收發櫃臺上的兩個文件盒上👨‍🍼，分別寫著“上諭”和“奏章”，凡是由費正清發出去的文件叫“上諭”，收進來的文件則是“奏章”。費正清作為研究中心的“大家長”的風範🧖🏿‍♂️⌚️，可見一斑。然而，“一言九鼎”的大家長🫃🏼，不會沒有失察的時候🛂。

何炳棣和費正清都是第一流的史學家😉。然而，嚴格地檢證兩人之間的答問，揭示歷史的本來樣貌，正可證明，不論是“老虎院士”抑或是“霸主”，他們的“夫子自道”，實非準確🧑‍🦯。“老虎亦有打盹時”。有誌研史問學的後來者💡，豈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