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王勤謨（1952機械）

我在意昂体育平台上學期間，是我國歷史發生轉折的時期，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也是我個人歷史發生轉折的時期，即由一個不聞時事的學生轉變為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1948年王勤謨在二校門

退伍青年軍人大隊

1948年12月13日，國民黨飛機的炸彈扔在清華園南面的一塊荒地上。事後班上幾個同學去看那個炸彈坑。扒在坑壁上的人就是王勤謨。

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左起第一人是王勤謨。

（一）

我原本是一個只讀書不聞“窗外事”，更不過問政治的學生。例如，1947年轟轟烈烈的持續一個多月遍及60多個城市的“五·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我在上海竟然一無所知。到意昂体育平台後由於一個偶然事情，居然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當時清華有一個慣例，就是一年級住在“善齋”不分系，二年級以後才分系住。我是機械系，和我住在一起的有航空系、經濟系等系的同學（一室四人）。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航空系那位同學對我說，他已報名參加由同學自己舉辦的“中學生寒假補習班”，借用北京大學（當時在城裏沙灘）的教室，也住在北大宿舍。我想這是一件好事。一來西方有一句話，叫“Teaching is learning（教學相長）”，二來也可以逛逛北京城，因此我就答應下來了。後來我才知道，那位航空系同學，在上海念中學時就參加了地下黨，而進城舉辦“中學生寒假補習班”也是清華地下黨組織的一項活動。

由於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補習班”的組織者，一方面繼續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書供參加者閱讀。有時還一面圍著火爐，一面吃一些花生米之類的零食，對有些書的內容作些討論。讀的書中，印象深的有：翦伯贊的《中國通史》、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看了這些書，再加上別人的引導，感到其所講的不但內容新，而且也是救國救民的良方。

當時發生了“於子三事件”。我是由“補習班”的組織者帶我參加在北大紅樓廣場上舉行的追悼於子三等活動的。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生運動，主要是看。但通過這個“看”，使我具體感受到當時在學運中最主要唱的一首歌曲《團結就是力量》中的歌詞：“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等所表達的含義，深表贊同，並產生了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思想。回校後，在“補習班”一些參加者的介紹下，我又參加了一個由跨系同學組成的讀書會。在讀書會中，我開始讀一些馬列著作，如《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雖然這些書的內容，我並不能很好理解，卻使我開始信仰馬列主義。

1948年開學後，我被推為班裏參加學生會的代表。罷課遊行的事都通過學生會討論通過組織的。在討論要不要罷課遊行時，我都發言表示贊成。通過後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學簽名參加，大家都很踴躍報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過兩次罷課遊行，其中一次是抗議國民黨軍隊槍殺東北流亡到北平的大學生。遊行時走在前面的是幾十個穿著青年軍製服和戴著鋼盔的從青年軍退下來的同學。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北平駐有青年軍部隊，並且鎮壓過學生遊行隊伍。讓退伍的青年軍同學穿著青年軍製服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軍來鎮壓，就含有“（現役）青年軍不打（退役）青年軍”的意思。每次遊行都是走進城去，回來時一次是走回來的，走到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大門口附近，預先埋伏在門對面馬路邊的暴徒，一面稀稀拉拉地呼叫“打倒職業學生（國民黨對領導學生的地下黨員的誣蔑稱呼）”等口號，一面向遊行隊伍扔擲石頭。

由於我的活動比較顯露，組織上決定讓我去解放區。先到清華附近成府路的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張穿著長袍的小照片，扮成一個商店的學徒，做了一個假“派司”，並告我去的路線以及到什麽地點，如何和交通員接頭等。後因學生運動的方針改為蓄積力量，迎接解放，不再進行較為激烈的活動，組織告我不必走了。

我是在1948年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的。一個小組，三個人，組長是化工系的同學，另一個組員是和我同時入盟的同班同學。同年12月，我們兩個盟員同時入黨，介紹人即是組長、在上海上中學時入黨的同班同學王震寰。我入黨後就當上了支部委員。但後來就取消了，因為按黨章規定，新入黨的還有候補期，而候補黨員是不能當支部委員的。為什麽當時沒有按黨章規定辦呢？是因為當時地下黨只有一本油印的黨章，大多數黨員都不知道還有這樣一條規定。

當時領導地下黨的是查汝強（總支書記）。清華解放後，他在生物館一個教室裏召開了一次全體黨員大會。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次講話我能記得的一句是：這個教室也是“一二·九”運動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召開過全體會議的地方。

（二）

我們機械系這個班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做了一個小小的教學改革試驗。大學畢業後一般要實習一年。有人提出能否在三年級後實習一年，回來再念四年級，有助於理論聯系實際，學得更紮實些。學校同意了這個試驗。我們這個班正常是1951年畢業，現在要推遲到1952年畢業。學校同意在1952年畢業後仍劃在1951年級行列內。由於是試驗，采取自由報名方式。我們班大約有100人左右，有一半人報名參加。實習是定向的、自願的。有30多人選擇去重工業部汽車工業籌備組，10多人去一個重型機器廠的籌備組。我報名參加前者。汽車工業籌備組副組長是孟少農（組長是郭力）。孟少農（1940機械）原是清華機械系教授，教汽車的。我到清華上學時，他已去了解放區。解放後回到北京，負責籌建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正是他提出搞這個教學改革試驗的，動機似乎是預定一批清華學生。由於後來還在汽車工業籌備組內設立了坦克工業籌備組，所以我在1952年畢業後就分配到坦克工業系統工作。

（三）

我回到學校念四年級後，不知道被誰推薦去學生會搞宣傳工作，主要任務是中午吃飯時的廣播工作。為此，給我配備了一個小班子，包括兩個廣播員。但寫稿的任務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這樣，除了念書外，我每天還要寫一篇廣播稿。不過效果還不錯，同學們即使吃完飯一般也要聽完廣播才離開食堂。我還在圖書館舉辦了兩次時事宣傳活動。一次宣傳國際時事，一次宣傳國內時事。形式都是寫出提綱後，請會畫畫的同學根據提綱內容在大字報紙上畫成畫，配上必要的但盡可能少的文字或數字，因此在內容表達上比較形象、生動。當時學生會還組織每一個班級集體去看，甚至有外賓來訪時，學校領導也領著這些外賓去看。

清華一直是中央對知識分子宣傳教育的重點。解放初期，中央領導經常來清華作報告，彭真、薄一波、鄧穎超等都來講過，甚至時任法製委員會主任的王明（陳紹禹）也來講過婚姻法。喬冠華開完聯合國大會回京後就馬上來清華作報告，一講就是六個多小時。中央還給清華配備了固定的宣傳員，有艾思奇、蔣南翔、劉鼎。其中艾思奇還是清華的政治輔導員，給我們上大課，講社會發展史，當時稱之謂講“猴子變人”。到1952年就不主動來了，要去請。我就請過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伍修權。記得到了伍的辦公室後請他去清華作報告，他要我請亞洲司司長陳家康去，到了陳的辦公室，陳說你還是請伍去，我又到伍的辦公室，最後伍還是答應了。

（四）

1952年8月畢業。組織上讓我作為列席代表參加由全國學生會主席（姓田，名字忘了）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學聯理事會。代表團中在校學生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意昂体育平台的我，另一個是沈陽醫科大學的一個女同學。

行前，團中央在北京飯店設宴為我們送行，有第一書記馮文彬、書記蔣南翔、國際部部長吳學謙等。由於這時中央已決定馮文彬調離團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來了。但因為正式文件還沒有到，所以仍由馮致歡迎辭。

我們是在8月21日早6時在西苑機場乘飛機去莫斯科的。而這一天正好是北京市在中山公園舉行大學生畢業典禮，朱德同誌出席會議並講了話，我未能參加。

到莫斯科後，蘇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回國時，即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乘飛機回到莫斯科後，蘇聯共青團中央還要我們在莫斯科住一段時間，住到10月6日並在莫斯科過國慶節，住在莫斯科郊區共青團別墅裏，白天遊覽，晚上看戲。這些都表示蘇聯對中國的特別友好，也含有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先進程度，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這也是當時很多中國人的想法。國慶節那天，大使館把國內在莫斯科的人召去慶祝國慶，並由當時在莫斯科的李富春給去的人作了一個報告。

代表團是在8月28日到布加勒斯特的。9月5日國際學聯理事會開會，11日結束。會上發生的一個插曲是，英美代表發言時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對我方作了一些指責，我代表團團長隨即要求再次上臺作了反駁。15日參加會議的代表，組成若幹代表團分赴羅馬尼亞各地，報告會議情況。我去克魯其市，並由中國代表，也就是我，任這個團的團長。到該市下火車後，在車站發表講話，後又在該市為這次會議專門召開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報告。這些都表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後，羅方特地把我們單獨留下來，遊覽一些地方，表示出格外的友好。

我10月10日回到學校後，21日就到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六局，也就是坦克工業局報到，分配在長春一個發動機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