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當年驅車同奔西

吳宓（1894～1978）

馮至（1905～1993）

馮至與吳宓的交誼，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旅途初識；昆明同事；星散東西🧑🏻‍🔧。我總覺得💿，就現代中國對外國文化的認知來說，各個不同專業學者之間的交流一定是非常有趣而且富有啟迪的🤳🧑🏼‍🍳，但這樣的材料不太好尋找🍚。我們有時過於拘泥現有的學科疆界，而壓抑了人際之間的“對面交流”👨‍👩‍👦‍👦，但恰恰是後者，往往更能顯示出學科互動的知識趣味。曾有論者提及過西南聯大時代錢穆、程千帆、吳組緗、金嶽霖等在珞珈山下的“四英聚會”。這裏想提及的則是兩個外國文學學術史上非常重要，卻不同學科的人物——吳宓與馮至。

作為學衡派代表人物的吳宓💆🏽‍♀️🙋🏼，因為陳寅恪的關系，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當年，吳宓任教清華之時🪒，馮至還在北大德文系做學生。說兩人是師生輩的關系👮🏼，大致不錯。1921年，吳宓留美歸來，毅然為理想而拋棄高薪任職於南京高師⚒，初步創下學衡派的輝煌事業，在短暫停留東北大學之後🛼，1925年復歸於清華𓀙。而馮至則於1921年考入北大預科👩‍❤️‍💋‍👨，不久轉入本科德文系學習，1927年畢業後，北行哈爾濱👍🏼☃️，有過一段擔任中學國文教師的生涯🧏🏻‍♂️。巧合在於，日後馮至考取河北省公費留學資格，得以赴德留學；而吳宓則獲得意昂体育平台的資助，以教授身份遊歷歐洲，目的地則首先是英國倫敦👲。

1930年9月12日至26日間🏌🏼‍♀️，他們同乘一輛列車赴歐洲。吳宓此時為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教授，馮至則剛從北大畢業三年。兩人所治專業，一為英國文學🦮💇🏻‍♂️，一為德國文學，倒也算是大同行🩺。此時，一赴英倫，一去德京，也是相當🪖。馮至留學海德堡，在柏林下車；吳宓還要跨洋過海😱，奔赴倫敦🦗。同車半月，這旅途時光究竟如何打發，其實頗值得研究。當然✋🏼，同行者除吳宓🚸、馮至兩人之外，還有意昂体育平台高才生陶燠民、河北省公費生王慶昌等。那時的他們，真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此時的吳宓🍊，不過36歲🚦💆🏼‍♂️，正是意氣風發👩🏽‍🔧；而馮至，僅25歲，雖是畢業不久，但已有詩名，其敘事詩與抒情詩成就都相當突出。對這段經歷👰🏿‍♂️，馮至曾一筆帶過：“十余日朝夕相處♿️，得以聆聽他的教誨。”不過，吳宓卻對這段旅程有比較詳細的日記記錄💁🏻‍♂️，除了辦理各種護照手續之外，“早晚則在車室中自進食，切肉割面包，笑談極樂”🏌🏽‍♀️。另有《歐遊雜詩》記錄，頗有趣🩶🧛🏽‍♂️。9月24日那天，吳宓等在莫斯科站下車後錯過自己的火車，後雇馬車趕上🐱🧔🏼‍♂️，欣喜若狂🧑‍💼。晚上與馮至隨同行的德國人Steybe及所雇的俄國少女導遊🧖🏽‍♀️，“入市，在大街遊觀”🧙🏽‍♂️。在這種過程中🕒，彼此之間不可能沒有思想上的交流🛀🏿，可惜日記沒有具體的記載◀️。

吳宓雖是留美歸來👩🏿‍💼🙎，但他在哈佛師從白璧德，所瞻仰的是人文主義傳統的路子。所以說☪️，他與馮至的日耳曼思維🦹🏽‍♀️，還是不乏共同語言的。這就是歐洲思想的共生性👨‍🔧，而且吳宓看來是能通德語的，吳宓日記1927年9月27日記載🤸🏻‍♀️：“晚👩‍👦♊️，陳寅恪來。勸讀德文🧑🏿‍⚖️，俾可多讀要籍👩🏼‍🦲。”可見👨‍❤️‍👨，在陳寅恪🍥👫、吳宓那代人的心目中🤬，德文地位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其多有“要籍”。所謂“要籍”，不外乎是具有學術思想重要意義的經典之作。

1935年💂🏼，馮至留德歸來，少不了拜望前輩。吳宓仍執鞭於清華，此時剛出版了《吳宓詩集》，自然奉贈一冊。兩人的交誼不僅是學者之交🚳，而且有詩人之誼。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馮至可是“中國現代最傑出的抒情詩人”👩‍🦽🧑🏽‍💻。西南聯大時代，兩人的交往更說明了此點。1943年，馮至訪吳宓於其住所，居於頂樓的吳宓“甚感孤寂”，取出一組《五十生日詩》，共十四首。馮至拜讀之下👊🏼，甚為感慨，認為這組詩“抒發了他生平的理想、抱負和痛苦”，也體現了他“為人特立獨行、為文一絲不苟的精神”。　　

1950年代之後，吳宓由清華而往四川🧑🏼‍🚒💈，在西南師院度過了他將近三十載光陰的余年碎影。馮至則成為外國文學學科群的領袖人物。由北大西語系主任到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馮至在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的地位🙋，非但是吳宓🌗🏌🏽‍♀️，就是他自己的授業之師、北大德文系主任楊丙辰，都無法相提並論📑。時代造人，造化弄人，信然也📚。不知道“春風得意”的馮至，有沒有想過師生間的“景況迥異”？　　

或許正是有這樣的前緣，才會有日後的“仗義執言”。“文革”之後🧛🏿‍♂️，作為中國外國文學學術界領袖的馮至🐣✉️，率先發起的要求正是給吳宓平反。馮至對他的蓋棺論定是🌺🔺：“總觀吳先生（指吳宓，筆者註）的一生，他忠於他的主張，盡管他的主張不完全符合實際；他忠於愛情，盡管愛情遇到挫折和失敗🫱；他忠於他的理想👩🏻‍🍼，盡管理想難以實現，但他始終如一🕺🏽，耿介執著，從未依附過任何權勢👳🏽‍♀️，或隨風向而轉移——這品格是十分可貴的。”1970年代後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半開始對自己進行反思以及做補救性的工作。馮至也應該算是其中之一🎉，他雖然在“文革”中也受到沖擊，但總體來說，應該算是比較風平浪靜的🟢；同時他也有自我反思意識🫶🏻，這一點值得肯定🥙，尤其是從學科史與學術史的層面上來看👨🏼‍🚀。

老年馮至

如果說，在外國文學的學術史上，吳宓的主要功績在於參與建構清華外文系的學術傳統👨‍🚒；那麽馮至的成就，在領導北大西語系之外，主要還是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學術傳統的建構，乃至對全國學界的引領之功🤟🏿。從1946年到1964年👲🏻，馮至雖然試圖繼續建構北大西方文學的學術傳統，但由於時代的特殊狀況🧎‍♂️‍➡️，只能說是盡量維持而已，很難說有很大的成就🧫。兩人學術背景不同，發揮功用的時代也有異👩🏻‍🎨，但擇取外來資源的路徑則相近，而內中不同取徑的路向又恰是可以成互補功用的（英、德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本身就足以為借鑒），遺憾的是，從現有材料和兩人日後的發展來說♘，這個方面的自覺意識好像不太夠🚹。所以🧎🏻‍♂️‍➡️，這兩代人的不同際遇🦉，固然值得感慨📟，但兩代人之間文化資源和學術路徑的互動可能，其實更是耐人尋味。畢竟🧛‍♀️，作為學者👴🏽，我們應當不斷思考、不斷探索和嘗試提升我們學術與思想的可能。設若如此，吳宓、馮至的交誼與遺憾，或許為我們學術視域的敞開與進路，提供非常有益的經驗。（葉雋）

轉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2009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