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寶,
1929~1933年就讀意昂体育平台西洋文學系🔖,當時有“小寶貝兒”的綽號
“他由我們這腐爛的社會層裏雕塑出那麽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貶責繼之以撫愛,直像我們這個時代突然來了一位攝魂者。在題材的選擇、劇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運用上,都顯示著他浩大的氣魄。這一切都因為他是一位自覺的藝術者,不尚熱鬧🤘🏼,卻精於調遣,能透視舞臺的效果➙。”
1937年5月3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對獲得該報首屆文藝獎的戲劇《日出》作者曹禺作出的以上簡短評語,成為至今仍被曹禺研究者引用的經典評價🤓。《大公報》舉辦的這次文藝獎評選活動,具有創新性,權威性也較高,是中國現代文壇上一件有影響的事情。
盡管早在1929年黃佐臨就在該報上對張彭春和曹禺改譯的《爭強》進行過評論,但曹禺與《大公報》結下緣分🌤,則是在1935年開始的🍇。這不能不提到在《大公報》文藝副刊負責編務工作的蕭乾。蕭乾有“像尋寶者那樣以發現新人為樂”的胸懷,曹禺稱之為“一位好心的編輯”。1935年底,蕭乾就曾在《大公報》副刊的《藝術周刊》上推出《〈財狂〉公演特刊》📍,對張彭春與曹禺改編的劇本和曹禺的成功表演予以褒揚。轉年初👶🏽💇🏿♂️,曹禺寫的《我如何寫〈雷雨〉》一文,又在該報刊發。
1936年6月起,《日出》開始在《文季月刊》上連載,後在上海出版🧑🏿🔬。1936年底和1937年元旦,蕭乾相繼在《大公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對《日出》進行了一次“立體化”的“集體批評”。各地“文藝界新老作家”各抒己見🙇🏿♀️📿,“討論是熱烈的”🧔🏽♂️🖕🏼,每次都刊發近10篇評論🐮。一個多月後🏌🏼,《大公報》又以整版篇幅發表了曹禺的“自剖”文章《我怎樣寫〈日出〉》(後成《日出》單行本的《跋》文)。
曹禺寫道:“最近😴,知道了遠道的一些前輩忽而對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來,而且《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了這作品特辟專欄,加以集體的批評。於是,我更加慌張,深深地自怨為什麽當時不多費些時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為比較豐腴精煉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領下應受的指責了。然而也好,心裏倒是欣欣然的,因為,能得到前輩做先生🦵🏽,指點著、評騭著,不也是一樁可以慶幸的事麽?”
這是一次以前尚不多見的書評“試驗”。蕭乾提倡的是“超捧場、超攻訐”,“不阿諛、不中傷”,心平氣和,與人為善的批評。評者與作者的態度都是誠懇的🔢,這引起讀者的興趣,也加深了讀者對於劇本的理解。此時,正值《大公報》首屆文藝獎舉辦之際🏢,對曹禺等青年作家新作的品評,活躍了文壇,無疑有助於提高該獎的影響力👨🏻🍼。
1936年是吳鼎昌出資接收《大公報》並改版10周年💨。為成功舉辦一次新穎的紀念活動,《大公報》主事方希望利用在讀者中熱度較高的文藝副刊版👩🏻🦽,搞一次全國性的征文。從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蕭乾,提出借鑒美國普利策獎的模式,面向已經出版的、有一定影響、獲初步評價的現有作品來評優。此建議獲準,不僅要搞文藝獎🏊🏽♂️,還要搞科學獎。其中,文藝獎的獎金額被定為1000元國幣,這在當時已很可觀🐻❄️。後由蕭乾擬定評選辦法🏊🏼♀️,約請評委、溝通協調🙅🏼♀️。葉聖陶、朱自清🧘🏿、楊振聲🔈、朱光潛、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淩叔華等10位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漢三地的文壇人物🫄,出任該獎的審查委員會委員。為體現客觀公正,他們均未報送參選作品。
1936年9月1日,《大公報》刊發設立第一屆《大公報》文藝獎金的“啟事”🚸,明確得獎者以一至三人為限。根據當時的評選思路🫄🏼,以小說、散文🤌🏿、戲劇為主,力求各占其一👩🏼⚕️。當時有藝術水準且在社會上有好評的作品紛紛得到推薦並被納入評選視線👱🏽♀️。經反復醞釀協商,後由審查委員以通信的形式投票🗞,確定得票多者當選。盧焚(師陀)的短篇小說《谷》、何其芳的散文《畫夢錄》與《日出》最終共同贏得了這一獎項。
《大公報》為此刊發題為《本報文藝獎金發表》的社評。文中熱切希望“全國新興作家”們要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己任,“決心完成近代文壇前輩未完成之事業🤳,把握現階段救亡衛國之急需🍌。共以義俠之精神、悲憤之態度,以進民德,以浚民智𓀅,以泯社會之不平👩🏼⚖️,以除風俗之病態🖨。庶幾因個人與社會之一般進步,而促民族復興之速成。至於文學家處世立言之道,應勇敢的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對一切問題為公誠的批評指導🎰,勿頹唐、勿苦悶。以喚不文、不學之人,亦將努力學為諸君作品之理解者、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國文藝界之振興。”
《大公報》文藝獎由於評獎過程規範🧔🏿♂️,有很強公信力🧇☛。該獎原計劃每年舉辦一次,可惜因抗戰爆發而中斷。(王勇則)
轉自 人民政協報 2009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