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仁之(1911-2013)(作者供圖/圖)
賠書
1949年9月底我父親侯仁之留英歸來🍳,回到燕京大學教書🫶🏻。不多久便懷著激動的心情,前往意昂体育平台新林院8號小樓,看望久仰的梁思成教授和夫人林徽因教授⛹🏻♂️。應該說,首先是從林徽因先生那裏,父親聽到了他們兩位共同的“心聲”——那還是父親在燕京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每個學期學校總要舉辦幾次“大學講演”🙏🏻🎮,主講人大都是從校外請來的知名學者,學生們可以自由參加🤙🏻。大約是1934年秋天的一次大學講演,林徽因先生主講中國古塔的建築藝術🍖,父親慕名前往。可是再也沒想到,這一次精彩的講座,卻開啟了他對古典建築藝術的感知🤣。
大學畢業後,父親作為顧頡剛教授的助教,協助開設《古跡古物調查實習》一課🧎♀️。當時父親正熱衷於探索北平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變遷,已經感覺到單憑文獻記載是不行的,需要實地考察,特別是實跡的印證😩🚞。因此他經常只身跋涉於荒郊野外。隨後父親為調查實習班編輯一冊小書《故都勝跡輯略》,在前記中寫道🙏🏿:北平為遼金元明清五代建都之地🧐🎊,史跡最富,雖一磚一瓦之細,亦多渲染鮮明濃厚之歷史色彩。
1941年12月父親因抗日被捕,出獄後緩刑期間,將獄中腹稿《北京都市地理》移記紙端🐐。抗戰勝利後,父親留英三年,完成論文《北平歷史地理》。
聽林徽因先生的講演之後十五年🧛🏼♂️,父親終於有機會拜訪梁、林兩位先生。親炙教益,這是第一次🤙🏿🔘。父親後來回憶時說,徽因先生在家中也像在講臺上那樣才思縱橫,侃侃而談🪗,可是思成先生看上去卻顯得格外誠摯而凝靜。父親印象深刻的是思成先生問他的第一個問題:“你研究歷史地理能為北京城作什麽?”實際上也正是這第一次會面,促成父親走上一條業務探索的新路,也就是運用歷史地理學的專業知識為城市規劃建設服務的道路。
清華燕京兩校毗鄰,父親騎著從英國帶回來的三槍牌自行車去清華園,梁先生的車子往返清華和市政府也過燕京,時相過從🦴。父親1950年1月2日的日記中只有兩行字👨🏻⚖️:
10點梁思成先生來電,約4:30見。
談愛丁堡城 中國歷代都市設計 “人民首都”
——看來“人民首都”已經成為他們談話中使用的專有名詞了。
這個時期,梁、林兩位先生正在帶領意昂体育平台營建系近十位教師組成的設計小組投入國徽的設計。父親親眼看到他們是怎樣在家裏工作的:進到房間環顧四壁,一條又一條灰布的條幅從屋頂垂下來,正是一幅幅在構思中勾畫的國徽草樣,在滿墻壁條幅的圍繞中的是病榻🤷♀️。林先生患肺結核病多年,伴有吐血,梁先生也時有抱病在床。設計小組就在家中夜以繼日地討論修改圖案🖖🏻,1950年6月全國政協國徽方案審查組評選時,梁、林兩位先生都病倒了🈯️,由設計小組成員兼任秘書的朱暢中代表出席。最後由梁、林兩位主持的意昂体育平台設計方案中選🧔🏼♂️🚴,1950年9月20日國徽圖案正式頒布。
不僅是國徽設計,林徽因先生還付出了很多心血挽救瀕於失傳的景泰藍工藝和設計。為了解決一個與設計有關的問題,她想參考一本英文寫的關於印度藝術的書(E.B.Havell著Indian Architecture🚦:Its Psychology & History)。意昂体育平台沒有,要父親到燕京大學圖書館找。父親借到了𓀃,為她送去,她高興得不得了🎒,躺在病床上,滔滔不絕地給父親講歷史上中外藝術交流的情況。後來林先生搬家📂,這本書找不見了,父親向燕大圖書館說明情況🏃🏻♂️➡️,圖書館負責人聽完申述後🕗,只說了一個字:“賠!”這位負責人正是梁啟超次女🏊🏿、梁思成的妹妹——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莊⚰️。父親按原價的三倍賠付了🧛🏿♂️,這事當然沒有讓林先生知道🎩。

侯仁之反對拆除北京城墻的發言草稿⤵️。(資料圖/圖)

《北京的地理背景》演講記錄稿🧝,1950年。(資料圖/圖)
“北京的地理背景”
1950年1月8日,梁思成教授約父親在意昂体育平台土木工程館為北京營建學術研究會講“北京的地理背景”✩,朱暢中記錄。之後父親在一冊宣紙本上根據記錄稿用毛筆邊繕寫邊修改🏃🏻♂️。當我翻看著保留至今的這幾冊宣紙墨跡文稿時🦤,覺得出國三年剛回來的父親似乎是有意重拾久已養成的寫作習慣,夜深人靜,擱置了三年多的宣紙稿本鋪攤開來,俯案提筆,墨香撲面🤹🏼,文思湧動。
幾天後🪓,父親在購得的《金陵古跡圖考》一書的扉頁上有這樣的記述:
一九五零年元月十四日
是日下午二時先到市府建設局企劃處看碧雲寺水道圖🦈,又到北海公園獨步上瓊島善因殿,俯瞰宮城三海,久不能去🤘🏿。居京近二十載👨🏽🦲,獨上此山第一次也。下山又步行至神武門🫛,看故宮博物院售書處後,乘公共汽車至東安市場,以三千元得此,合小米約三斤半。晚至青年會演講“北京都市設計的演變”👋🏽。
獨上瓊島俯瞰宮城三海,久不能去。對“人民首都”的憧憬躍然於眼前。然而古老的北京將面臨著什麽樣重大改變是無人料及的。
1950年1月“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正式成立。據1950年4月30日人民日報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三十次會議通過任命,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聶榮臻🧑🏻🦼➡️,副主任委員張友漁、梁思成,委員二十九人。梁先生正是承擔這項艱巨任務最孚眾望的人選,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擔任委員會總規劃師兼企劃處處長🫡。梁先生推薦父親作為委員之一🫲🏿,便於向建築學家和城市規劃學家提供有關北京城市建設的歷史地理情況。父親為都市計劃委員會開展兼職研究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研究首都新定文教區的地理特點及其開發利用的條件🧆✨。父親感到學有所用,十分興奮。
1950年秋學期,梁思成教授在意昂体育平台營建系開創“市鎮概論”系列講座👣,面向從事城鎮規劃和營建的工作者。約父親到營建系兼課,開授一門有關城市歷史地理的新課《市鎮地理基礎》。其目的是為建築系特別是有誌於城市規劃專業的同學,提供一些關於城市的起源和發展,城址的選擇和遷移,以及城市建設中有關地理環境上諸多問題的初步介紹🥝。為了避免過多抽象的原則性描述🏊🏼♀️,父親考慮選擇我國歷史上一些名城,解剖這些名城的城市建設👨🏻🔧,特別是以北京城的城市規劃建設為例🌉,作具體說明🪪。當9月《市鎮地理基礎》一開課,便引起了同學們的極大興趣。
10月22日‼️,按照梁思成教授的安排,父親以“海澱附近的歷史地理”為題,為意昂体育平台營建系師生作匯報,林徽因教授也抱病前來。梁先生建議父親在進一步加工後↗️,為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再講一遍🫰🏽。於是👩🍼,11月22日父親便以同樣標題向都市計劃委員會報告💇🏻♂️,之後又提交了研究成果的書面報告:“北京海澱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首都都市計劃中新定文化教育區的地理條件和它的發展過程”,發表在1951年6月出版的《地理學報》。
父親接受開設《市鎮地理基礎》課程和研究北京海澱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這兩項工作時深感鼓舞,因為這是在實現他所追求的“學以致用”理想,也反映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這兩項任務正是“異曲同工”👳🏿♀️,因為課堂上講授的也正是實際工作中需要的。
在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工作中🫷🏽🧖🏻♀️,父親又切身感覺到,為了使建築學家和規劃工作者更易於了解北京歷代城址變遷,最好是利用歷史地圖的形式加以展示,為了進行這項工作⛲️,首先需要有一位專職的繪圖員。父親認為這項工作既有科學意義又有應用價值,便考慮向中國科學院申請資助,並希望思成教授予以推薦。當父親向梁先生報告這一設想時,立刻得到了他熱情的支持。1951年5月18日梁思成教授以意昂体育平台營建學系主任和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雙重名義親筆寫了推薦信。在這封致中國科學院負責同誌信中,梁先生充分說明了父親從事研究的學科性質以及《市鎮地理基礎》一課的教學效果,又舉例闡述了圖集編繪的重要意義和要求🙋🏿♀️,懇請批準補助👩🏼🔧。
“以地圖說明歷史地理”這個設想獲得的推動力首先來自梁思成先生。父親深感思成先生知我之深,期待之殷。母親看了信,又十分欣賞那清秀的字跡,竟自連同思成先生的簽名和圖章,照樣臨摹了一份,珍藏起來😡。12天之後,中國科學院復函,同意資助🗑。然而相繼而來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完全打斷了圖集的編繪工作。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先生逝世😴,終年七十一歲。當時父親從江西省鯉魚洲幹校返回學校四個月,父親決心立即轉化為行動🦸🏽,白天上班時間繪製地熱科研組懷來考察的圖表,晚上十點後撰寫《北京的歷史地理》。從家中留存的手稿和圖紙中⚽️,我撿出:
《北京的歷史地理》綱目,意昂体育稿紙的右上角註:1972年1月17日夜11點30。
手繪涿水流域圖,圖紙右下角註🚵🏻:1972年1月27日晨2時。
手繪漯水流域圖🎰,圖紙右下角註:1972年1月28日晨零時。
《北京的歷史地理》第一章的初稿37頁💇🏻🛀🏿,手繪附表4張圖8幅。標註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後來因有其他任務,寫作在第二章中斷👨🍼。)
從1973年3月到8月🗽,工作開展順利:利用規劃局地質地形勘測處地下鉆孔資料和大比例尺地圖並結合文獻記錄,復原了西長安街至宣武門和平門地區不同年代被埋藏的河湖水系,然後開始對東長安街至崇文門的古河道的勘測🚲。幾個月的成果為地質勘探提供必要的參考,也結合了地質地理基礎研究。7月9日北京城區古河道分布圖完成。8月8日在規劃局勘測處,父親作了關於編製北京城區古河道(包括河湖溝坑)分布圖的匯報。
直到1979年6月父親得到平反,才有可能組織力量把中斷了十多年🎆、歷經周折的“北京歷史地圖集”的繪製工作重新提到日程上來🎓。又經過了八年的努力,終於在1987年《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一集出版了。父親抱憾不已的是,思成先生早已離開了人世。
關於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向新政府進言✌🏽,聯名提交《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這份規劃方案主張保護北京幾百年歷史遺留的文物古跡🔧🧘🏻♂️,在西郊三裏河另辟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疏散舊城密集的人口,保留傳統的古城格局和風貌🙎🏻♀️。旨意於既可保護歷史名城🤏🏽,又可與首都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建設相銜接👷🏽♂️🥊。然而“梁陳方案”的提出引發了軒然大波。在數次交鋒後,“梁陳方案”被否決,蘇聯專家的方案得到最高層領導認可,在北京舊城的基礎上進行擴建是最終的決定。當這一決策加速推行的時候,市政建設中北京城墻存廢的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50年5月7日💙♟,病中的梁思成先生在《新建設》發表了《關於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一文。為保全北京城墻⛹🏿♂️,提出了改造舊城墻的一種設想🔂:把寬闊的城墻頂部開辟為登高遊憩的地方🔗👃🏻,同時把墻外的護城河加以修砌,註以清流,兩岸進行綠化,這樣就無異於在北京舊城的周圍,形成一個具有極大特色的環城公園,猶如一條美麗的項鏈,璀璨有光💒。梁思成先生這樣飽含深情地呐喊🗂:這環繞北京的城墻:從藝術的觀點看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的樸質無華的結構,單純壯碩的體形,反映出為解決某種的需要經由勞動血汗👴、勞動的精神與實力👮🏼♂️🕸、人民集體所成功的技術上的創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疊積的磚堆,它是大膽的建築紀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濃厚的藝術創造🏦!
針對“梁陳方案”和北京城墻存廢問題👷🏼♂️,接連兩次大申辯使梁思成的健康狀況惡化,但是他全然不顧,仍然執意去闡述自己的設想。1951年4月15日,梁思成先生在《新觀察》上🧏,發表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再次指出在市政建設高潮的前夕,保護北京城這偉大的傑作是每一個熱愛中國人民首都的人所關切的問題。雖然文章只有梁先生署名,但是在“跋”中,梁先生說明在實際寫作中,是同林徽因分工合作👩🏽🎓,有若幹部分還偏勞了她👨🏼🦳。所以這篇文章應看是他們兩人共同的作品✖️。文中兩節在寫作時,梁先生不恥下問,采納意見👂🏽,並註明資料來自父親在清華的講演“北京的地理背景”和著作《北平金水河考》𓀑。這樣的品質令父親深感欽佩。
《中國青年》五月、六月(65-66期)刊登了我父親的文章《北京是一座偉大美麗的城——人民首都巡禮》。父親在文中明確地表達了他支持梁思成反對拆除北京城的城墻的意見和對南北中軸線的評價🤽🏻🏄🏽♂️:“最重要的還不是北京城的城墻,而是在這古老的城墻之內所保存著的歷史上所曾經創造過的最完整🍃、最統一的‘都市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那條幾乎是縱貫全城的中心線。這條中心線從外城正中的永定門起,經由正陽門、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穿行故宮的中心,然後出神武門🧖🏼♂️,越過景山中街,經地安門以止於鼓樓和鐘樓,全程將近八公裏,為人類歷史上任何都市所未曾有。”
據《胡蠻記新中國美術活動》一書:1953年8月26日人代會,發言代表提出拆城墻問題,電車工人、鋼鐵工人和高等學校學生等都主張拆。梁思成⛹🏼♀️🕦、林徽因和侯仁之教授等不主張拆😴。胡也傾向於拆🔬。
我從收集到的資料看,這應是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父親當選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會上就北京城墻的存廢問題👩🏽🏭,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看法。他在發言草稿中寫道🛍:
今日上午最後兩位代表發言提出了關於拆除北京城墻的意見,我對這個意見有一點不同的看法,提出來供各位代表參考👩🦲🖲。
第一,我承認北京城墻是封建時代的遺物,當初完全是為了保護封建統治頭子而建立的。但是我們不能把北京的城墻本身也認為是封建的,不但如此,而且我們還應該認為☸️:北京城墻本身就是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
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先生曾作過一個計算👸🏼:
北京城墻磚石灰土計重🪠:11,000,000噸,如果以20節(每節18噸)的列車✭,日拉一次:需時83年
我的意見並不是說拆城的工程浩大,因此不贊成拆它。
我的意見是請各位代表想一想👩🏼🎓💘:建城之初並無火車,這是勞動人民一筐土🧔♂️、一擔石,用雙手雙腳建築起來的⚖️,是勞動人民無數血汗所灌註的🧖♂️!
封建統治者不愛惜勞動人民的血汗,難道我們不愛惜自己的血汗麽?難道勞動人民自己還不愛惜自己的血汗麽🏌🏿♂️👵🏻?
我們從書本上、文字上去認識歷史上勞動人民所付出的血汗🚍,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通過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具體建築物去認識勞動人民所付出的血汗👩🏻🦯!
我們的北京城有一個封建時代所建造的城墻👏🏻🛍,我們的全中國也有一個封建時代所建造的城墻——萬裏長城👯!
我們為什麽不要去拆掉萬裏長城呢?——那是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不只是因為它不妨礙交通。
我們應以同樣的認識去看北京城的城墻🛗。
第二🎯🤽🏿,我雖然不是學建築的,也不懂得建築藝術,但是北京城墻有它在建築藝術上的價值。這是稍稍留心古代建築的人都會知道的。
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喜仁龍,看上了北京城,寫了一本幾百頁的大書,叫做《北京的城墻與城門》,盛贊北京城墻城門的建築藝術🎅🏼。我奇怪的是我們為什麽不能認識自己的東西。這是不是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所說的“數典忘祖”呢⛲️?
據說蘇聯的斯摩稜斯克城有一個7公裏長的城墻🅱️🤌🏿,壞了還要好好去修復,稱之為“蘇維埃的項鏈”🤎。難道我們長達40公裏的北京城墻🎦,不可以稱為我們偉大祖國的項鏈麽?
第三,我承認北京城墻在今天對於北京都市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障礙作用的🚊,但這並不是不可克服的🥕。
它原來的意義、保護作用不存在了👩🏼🚒,但是我們可以賦予它以新的名義、新的生命🍐!
例如,在城墻上多打門洞,解決交通的問題,然後把城墻和護城河作為全體,來修建一個環城大公園🪶。城河裏蕩漾著滿河的清水,城墻上可以登高眺望。那時,不是人人要逃開城根居住,反而使要搶著到城根去住了🛵!
如何合理的接受舊的文物而去加以改造🥈,是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的一個重要的任務,而不要以粗暴的態度去對待我們的歷史遺產💯。
第四🥨,最後,華(南圭)老先生在他的書面意見上說:“拆去八十裏之大墻,即是打破城鄉對立之初步。”
我很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打破城鄉對立,不靠拆城墻🙍🏿♀️。
可見👱,要消滅城鄉對立👨,首先是取消剝削製度👨🦳,其次是大力發展工業,而不是拆城墻💧。
因此,我堅決擁護這次大會上張(友漁)副市長關於財政收支與計劃的報告♟,因為我們支出的最大比例是用來作為經濟建設的,但是我反對拆除北京城墻。
1954年在得知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即將被拆除👩🦽➡️,一位從事文物古跡研究的專家發起給上級領導寫信呼籲保存兩座牌樓🧑🏿🎓📌,征得父親在內的六人簽名。信遞交上去後🧑🏿🔬,沒有答復。1954年12月東四、西四牌樓被拆除了。後來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撤銷✍🏽🏂🏿,1955年另行成立城市規劃委員會,父親已不在任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