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72年8月4日，夏鼐有點忙。上個月，考古所下放到“五七幹校”的同誌們全體返京，各項工作陸續展開。年初開挖的馬王堆，算得上考古界天大的事，《發掘簡報》還在審閱中，文物出版社卻催得緊，一心想趕在國慶節前把正式報告印出來。家裏也不太平，自6月起，“炎兒”（小兒子夏正炎）患病，頭痛嘔吐久治不愈，所幸北京醫療條件好，終於在首都醫院（原協和醫院）確診為“隱球菌腦膜炎”，因病施治得以好轉，但晚上離不了人，下了班，六十二歲的老父親還得去醫院值夜。

1963年夏鼐全家福

傳達室送來一封信，寄自南京。是王栻！這位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的老同學，畢業後一直在江浙任教，多年未謀面。夏鼐按捺不住，將信中所詢之事一一落實後，馬上提筆——

抱沖兄：

猶憶當年大西路畔，小樓一角，吾兄坐臥其間，壁上有吾兄親筆書寫之蘇東坡臨江仙詞一闕，吾兄低吟“十年生死兩茫茫，不相逢，自難忘……”黯然神傷。此情此景，仿佛猶昨，屈指不覺已四十余年也！

自從清華畢業後，改搞冷門，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設工作站於戈壁中之小廟內，曾作打油詩一首：

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廟棲身便是家。

靜參禪悅眠僧榻，閑觀壁畫啜苦茶。

依枕聽風撼檉柳，憑窗觀月照流沙。

X X X X X X X， XX XX X X X 。（最後兩句忘之矣）

不意冷門近來忽然走運，“文物外交”不僅國內要招待外賓（包括外籍華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之流），不久還有出國使命。想不到晚年還要大辦“洋務”，然而，亦是“受洋罪”矣。

今日才接來信，我與歷史研究所聯系，據雲並無嚴復材料。我想，也許是近代史所之誤，又與近代史所聯系，據雲也沒有什麽材料，除了已出版過的嚴譯諸書之外，可能所中收藏的舊日《天津國聞報》等中有嚴復的材料，但要你們派人自己找尋，能否找到幾條，亦無把握。

王道士不在歷史研究所，他在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他在五七幹校呆了二年余，已於上月中旬返京，和我住在同一宿舍。

景榮公最近曾晤及幾次，五一節還曾在我家吃飯。他現住在女兒家中，大概是“含飴弄外孫”，不復作“鳳求凰”想矣。

聞沈鏡如已於去年四月以腦溢血去世，吾兄當已有所聞。

今年春節中，小同載纮昆仲曾來過我家，談及尊況，知尚不惡，令侄女來棣更是時常晤面，因為這兩年我們兩所是一個食堂進膳的。

關於考古專業事，我已約茅、方二同誌來我所面談。

此覆 順祝

近安

夏鼐

72.8.4

夏鼐致王栻信正文

夏鼐致王栻信信封

王栻，字抱沖，平陽人，當時任教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平陽為浙江一等大縣，有“兩浙咽喉，八閩唇齒”之稱，歷來人才輩出，民國時的學子也爭氣，《考古學家夏鼐影像輯》中，即可見夏鼐與王栻、徐賢修、吳景榮等同鄉同學的多張合影，並收錄有清華以及燕大溫州籍學生的大合影，堪稱鼎盛。

夏鼐與王栻、徐賢修、吳景榮等同鄉同學的合影

王栻的來信內容已不可知，據覆信，應有拜托老同學尋訪嚴復資料之事。王栻是海內嚴復研究名家，1957年已有《嚴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面世，夏鼐用自己的人脈打聽了一番，迅速給出答復。其實據《夏鼐日記》，1960年7月24日夏鼐已讀過此書，而且很可能是王栻寄贈，但恐怕寫信時夏先生自己都不記得了。

王栻1957年出版的《嚴復傳》

老同學聊些什麽？自然先憶舊所。信首提到的大西路，久為世人遺忘。大西路地處上海西郊，是光華大學及附中的校舍。夏鼐、王栻自溫州十中畢業後，均考入光華附中，繼續同窗生涯。錢鍾書詩曰：苦憶君家好巷坊，無多歲月已滄桑。光華1925年建校後屢遭戰事，尤其是淞滬會戰時，房屋悉成灰燼。大西路1949年後也更名為延安西路，而在1951年全國院系調整中，光華大學被化整為零，並入復旦、上海財經學院、同濟大學、華東師大諸校，光華附中則和大夏大學附中合並成為華東師大附中，稱得上是蕩然無存。

夏鼐記憶中王栻的“壁書”“低吟”，應承自其父王理孚。王栻曾撰有《我所知道的父親》，講述了父親的一生。王理孚中過秀才，也曾設館授徒，後創辦鰲江公學，深得提學使袁嘉谷稱許。辛亥前浙江咨議局成立，王理孚被選為議員，同仁有沈鈞儒、陳叔通等。革命後湯壽潛任浙江都督，王理孚在都督府任事，也受器重，後任鄞縣知事，1917年10月急流勇退，回到家鄉從事工商業。

王理孚

比兩個哥哥幸運，父親陪伴王栻的時光更多。在他的回憶中，父親生平不飲酒，不博弈，主要的娛樂就是家居閑坐，讀書作詩。王栻入學後的1928年（戊辰），王理孚創立詩社“戊社”，月聚一次，互相唱和，後有《海髯詩》傳世。王栻撰文是1985年，據他所言，當時鄉間老人尚有能誦父親所作詩詞與挽聯的。至於家父詩歌的面目，文中也有提及，“聲調朗朗可誦，用字恰到好處，豪放中常帶收斂含蓄之意，其風格最似歐蘇”，這無疑也影響了少年王栻。

王栻文中自言不懂詩，而從“十年生死兩茫茫”誤記成《臨江仙》以及“不相逢，自難忘”來看，夏鼐也不精於此道，但依著往日的印象，還是很體貼地奉上舊作一首。這是步周作人五十自壽詩的韻，當時憑回憶寫出漏了兩句，今可查《秋韻詩詞選》補足，結句為“卻憶當年寂照寺，挖罷蠻洞看山花”。

詩作另有題名為“敦煌佛爺廟偶成”，也點出了“戈壁中之小廟”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說的是1943年春，夏鼐參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團，從李莊研究所出發，整整六十八天後的5月19日，他們才抵達敦煌。佛爺廟距敦煌縣城十五公裏，5月30日入駐，7月30日因酷暑撤離到千佛洞，科考團在佛爺廟住了整整兩個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語所和中博院合組的川康古跡考察團發掘漢代崖墓之地，兩人年輕時有峨眉山做伴同遊之舉，此詩有相思之意。

夏鼐留學證書

老同學聊些什麽？得說說畢業後的經歷。“自從清華畢業後，改搞冷門”，說的是一樁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華歷史系畢業，論文方向是“清代長江中下遊田賦問題”，後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華學報》上，題為《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對近代經濟史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畢業前夕，系主任蔣廷黻與夏鼐深談，蔣以為進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華的庚款留學，然而卻是考古學專業，這讓他十分糾結。

1935年3月，在李濟的安排下，夏鼐以實習生身份參與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陽殷墟西北岡墓群發掘，其間並不愉快，日記中記載了心緒：“無疑的，我是不適宜於田野工作的，這不是指體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習慣而言，我的素養使我成為書呆子，關於統治工人及管理事務各方面皆是一個門外漢，勉強做去，未必見功，可是這有什麽辦法可想呢！”當聽聞留美專業中有經濟史一門時，他人心思動，托人多方打聽。

5月初吳晗來信，談及與梅貽琦校長的接洽，“梅意見如欲考經濟史，則必須放棄考古學，因兄為本校學生，如一通融，必將引起各方責備及糾紛也”。眼見已無回旋余地，好友建議“事已如此，為兄計只能咬牙硬幹，如拋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尋生路，畢竟不大妥當也”。5月8日接王栻來信，“仍是說梅校長堅決拒絕我無條件的投考經濟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長的來信，殊無二致，“我恨不得賭氣拋棄考古學，但是仔細一想，卻又不敢，我只好任命運的擺布了”。於是5月20號給梅校長寫信，表示接受考古學的安排。夏鼐沒遂蔣廷黻的願，王栻倒是進了研究院，畢業論文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當然，成為蔣氏門生是福是禍，當年完全不可預見。

老同學聊些什麽？還得說說近況。比如，正火熱的“文物外交”。雖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頭大，但文物也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後是地下文物井噴式大發現的開始，1968年河北滿城出土“金縷玉衣”，1969年甘肅武威“馬踏飛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來批準了郭沫若《關於到國外舉辦“中國出土文物展覽”的報告》，並很快成立了展覽籌備小組，夏鼐為成員之一。展覽正在籌備，1972年初的長沙馬王堆，4月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後首個文物出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巴黎開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繼在東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稱“洋務”“受洋罪”，對當朝外交政策近乎戲謔，在日記中是絕不會出現的，但可見諸私信，由此也能察覺“文革”後期控製的松動。

出土文物展覽圖冊

心中還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語氣並不是那麽客氣。何炳棣1938年畢業於清華歷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獲選中研院院士，實為不折不扣的晚輩。何氏第一次歸國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記》未記，應是尚未謀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現在日記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連兩日，夏鼐都在閱讀何氏《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為何有此舉動？接著看日記，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報告會及座談會，讓安誌敏等同誌去聽”。

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何教授年初刊發雄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參考消息》分五次連載，聲譽正隆，這是他的再度訪華，但雙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訪華，改由旅遊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機，並於次日陪同去帥府園吃了烤鴨。這次接待規格就更高了，8月20日在人民大會堂，鄧穎超副委員長接見了何炳棣夫婦，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遊局在豐澤園設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結束。

1977年國慶節，夏鼐整天在家閱讀何氏《東方的搖籃》，讀到仰韶時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說，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圖書館新到西文期刊《美洲東方學會雜誌》，其中有張光直對何氏《中國文化的搖籃》的批評後，夏鼐當日前往一睹為快。1985年何教授又來了，社科院出面宴請，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張政烺。

重讀《讀史閱世六十年》，其中有四處提及夏鼐。何氏筆下，夏鼐是“清華歷史系老學長、新中國考古事業領導人”“工具意識極佳、治學嚴謹、功績至偉、享譽國際的新中國考古最重要的領導人”。此外，何炳棣還津津樂道於夏鼐參加留美考試的成績：“如果今後有人研究20世紀前半的新詞林掌故的話，歷屆清華留美考試的狀元，按總平均分數排列如下：第五屆經濟史門吳保安82.8；第三屆戲劇門張駿祥82.24；第四屆英國文學門孫晉三78.86；第二屆考古學門夏鼐和第六屆西洋史門何炳棣同得78.5”，似從此節中可見兩人格局之高下。

《讀史閱世六十年》

老同學聊些什麽？還要說說故人。“王道士”是王明，字則誠，樂清人，省立第十中學的老同學，後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湯用彤的研究生，也是中研院史語所的老人，當時任社科院哲學史研究員，精研道教，編纂有《太平經合校》，故有此別號。“景榮公”彼此更熟悉了，即吳景榮，英語教育大家，毛選英譯組成員，平陽人，也畢業於省立第十中學，不過要稍晚幾屆。“文革”時外交學院停辦，他回到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既是老朋友，自然可以調侃下“鳳求凰”。沈鏡如與夏鼐同歲，湖州孝豐（今安吉）人，1936年畢業於清華歷史系，算是學弟，1949年後擔任杭州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不想去年急病過世了。“小同載纮昆仲”即王小同（載桓）和王載纮，為王栻的五弟和六弟，分別畢業於北洋大學礦冶和西南聯大化學系。“來棣”是王來棣，二哥王載彤（文川）的女兒，王文川畢業於浙江甲種商業學校，曾創辦著名商號“王廣源”。王來棣畢業於浙大，當時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是科學史家許良英的夫人。

多年不見，到底有多久？通讀全信，感覺總有近四十年，兩人畢業後歷經出國、戰亂及政局變幻，南北各赴前程，失去聯絡倒也不奇怪。但細查《夏鼐日記》，夏、王在1949年前堪稱密友。

以抗戰勝利後幾年為例，1946年11月至12月，兩人有過三次晤面，當時王栻正籌備著婚禮。1947年1月3日，夏鼐造訪，王栻拋開新娘子，“娓娓長談，閑談史學界情形，返舍已9時余矣”。而後有借貸，“收回王抱沖君之借款30萬元（1947年1月10日）”“王抱沖君來借去100萬元（1947年10月11日）”；有金融危機，“聽聞政府將把美金收回國有，不準流通，而王君擁有巨款美鈔達萬余元（47年2月16日）”；有投資分析，“王擬出售北平房屋（1947年12月13日）”；有人情往來，“交去其家中托帶之壓歲包（1948年3月3日）”，兩人實為管鮑之交。但夏鼐時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王栻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都算是特殊年代書信中不便提起的經歷。

《夏鼐日記》

1948年11月26日，徐州戰事南移，夏鼐有何應對？次日“晚間至王抱沖君處閑談”。11月28日，報載張八嶺發現紅軍；11月29日，聞政府有遷都意，傅斯年勸夏鼐早走；11月30日，友人告知前方潰敗不復成軍，京滬路鎮江附近發現八路，夏先生又有何舉措？12月4日晚間“至王抱沖君處閑談”而已。直到12月8日至9日，王夏二人才先後自南京前往上海。

1949年10月9日，是星期日，夏鼐應約赴西湖陶社午餐，有孟憲承，夏臒禪（承燾）二先生作陪，飯後至浙大羅苑宿舍夏先生家小坐，偕往藝專訪龐薰琹君。後與夏臒禪坐船至湖濱，當時“湖光山色，風景不殊”，有《世說》中“新亭對泣”之感。雖舉目有江河之異，但夏鼐心裏掛念的，卻是“當年在光華附中，偕王栻等諸君來遊，別來已二十余年矣”。

王栻

夏鼐

作者為手跡收藏群聊“廢紙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