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雖然與世隔絕、資源匱乏🦕，這個由一群流亡學者組成的教學團隊卻有著卓越的目的性。雖然都是逃難者的身份，他們卻把自己戰時所做的工作看作是在保存思想和文明的領導力量🕖。

衡山鎮再往南行上幾英裏之後，他們到達了一座簡樸的小村莊南嶽，它位於名叫屠雲峰的聖山的低坡處😴，這也是燕蔔蓀與理查茲夫婦幾周前曾經攀登過的那座山🥺。

莎莉·周（RosalieChou）——此人便是為人熟知的作家、小說家韓素音——在一年之後也被迫在另一輪的難民潮中來到南嶽暫住👱🏿，她在1938年10月28日的一封信中寫道👩🏻‍🏫✝️，鄉間“非常美妙”🤟🏻；在她精彩的自傳的第三卷《無鳥的夏天》（Birdless Summer）中🥋，她這樣描繪那座村莊：

大塊石灰石鋪就👩‍✈️🦵🏼、貫穿南北的雄偉的帝國公路橫穿這裏🤛🏼，因為南嶽處於從南部的廣東到長江流域城市道路幾乎中心的位置——這條路被歷朝的騎兵和官員的車輛用了幾個世紀之久——也是一個朝聖的地方。一條可愛的河上坐落著美麗的宋代古橋，河水的支流從山上跳躍而下🎗，古橋上曾經有運送鹽糧貢賦的車輛走過，有來自中原富饒的各省為朝廷供應絲綢的隊伍經過，還有士兵和難民們無數次地路過🤸🏽‍♀️。太平軍起義的年代，它為那些農民軍團效力，一個世紀之前，那些農民戰士們穿過南嶽一路行軍到達長沙，繼續向前，攻取武漢👩🏻‍🦲。

1937年11月，臨時大學的文學院在一所教會聖經學校的簡樸校舍中暫時安家。這裏的住所既擁擠又簡陋，不過山上的景致倒是壯美如畫✪，也算是一種補償。附近是白龍潭，一潭池水上懸著一條攝人心神的瀑布📁，另一處美景是所謂的水簾洞；若再費些力氣，便可跋涉十二英裏路程到達聖山頂上的禪宗寺院👰🏼‍♀️。燕蔔蓀說，“聖山的標準是（一）它必須是孤零零的🏺，這樣四方的人們就都可以看到家鄉；（二）它必須有本事看上去比它實際上要大……當然，我真的很高興，因為當我第一次在山上奔跑時，我發現自己幾乎可以越過山肩就立刻來到另一座巨大的峽谷中🍎👼🏽。感受到魔力的核心是那種力量感🙏🏼，任何還過得去的步行者在這裏都會得到一種力量感……”

即使纏了足的老太太🚣🏼，背上附著嬰兒，也能夠在一天之內攀上這座山🧜🏻‍♀️。燕蔔蓀看到她們被摧殘的雙腳時😔，感到難過，同時又完全地為她們的精力和意誌而驚嘆。但是侮辱女性的時尚並非僅僅局限於遠東，他冷靜地提醒自己：他自己的母親，穿著緊緊的胸衣🧜‍♀️，是根本不可能挨到山頂的🖌。但是，雖然一路上他看到了那麽多讓人不快的場面🔐，他還是認為到達聖路盡頭的這場旅程🐝，因為那所佛教寺院的“真摯文明”而顯得非常值得👨🏽‍💼🦸🏿，在那裏他感覺那位口才非凡的“方丈”（在詩中他這樣稱呼他）應該已經“超越了偉大人物”。韓素音後來在談到大山帶來的欣喜之情時與燕蔔蓀也有同樣的感受，在《無鳥的夏天》中她寫道：“龐大的佛教寺院🦌，紅墻金頂🥑，比例優美，周圍百年大樹環繞，閃耀著紫色與琥珀色，它們的雄偉與南嶽村莊的窄小與貧窮形成永遠的驚人反差🤷🏽‍♀️。”

燕蔔蓀的同事中有很多往往也是受過國外教育的🎯，已經非常適應城市的便利的人，與鄉村生活的首次遭遇，給了他們新事物所能帶來的所有驚愕。燕蔔蓀認為他們與鄉村生活的那種不尋常而同時又絕對艱難的接觸“顯然是一個健康的改變”。“我記得，”兩年多之後他寫道🪃，“當……長途客車等著汽油渡船慢慢地嘎嘎駛過一條寬寬的大河的時候，一位同事說，‘在內地能發現這個真是新鮮啊📇。’當時是這次長途跋涉的早期階段🔣，他還不習慣在接下來的一千英裏向西的路途中總會有汽油渡船這個想法。”燕蔔蓀說這話時並不帶有任何比他的同事們更加優越的感覺，因為要適應新世界他感到同樣多的困難。事實上👔，作為山上唯一的一位歐洲人，他必須要面對巨大的文化挑戰，其中包括他無法與任何不會說英語的人交流🤓。

讓他高興的是他與中國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金嶽霖共住一室🤵🏼➾，此人與大多數教職人員一樣🛕，曾經在美國和英國學習過一段時間。他們非常喜歡在學院的陽臺上一起坐著，交換有關維特根斯坦的軼聞趣事🤵🏽‍♀️。但是即使像“老金”這樣的昵稱也讓燕蔔蓀感覺到他實在無法學會漢語這門語言。大概一年之後他重申：“我認為自己沒有學習一定量常用的漢語真是個傻子🏂，但是真實情況是🧑🏿‍🦱，我沒法對這種語言感興趣🚰；那似乎是一種很壞的語言。”同樣🧑🏽‍🎓，因為他聲稱自己在閱讀或思考時從不會形成視覺形象，漢字對他來說便一定成了一種無可救藥的可怕東西👨🏼‍🦱。

而金教授這方面🛄，也對燕蔔蓀不知羞恥地🧏🏿，並且似乎非常怡然地忽視洗漱和洗衣服感到同樣地震驚。“我們必須強迫他洗漱🟥，”他對我回憶說😾。不過他認為燕蔔蓀在其他方面還是個很令人愉快的夥伴的，“很有精神”📰，但是總專註於自己的什麽念頭，以至於顯得有些古怪🌪👵🏼。比如，有一天去餐廳就餐時，燕蔔蓀忽然發現自己身上有些不對稱8️⃣：他發現自己只穿著一只拖鞋。不過他並沒有返回寢室去取另一只拖鞋🐣，而是直接把他穿在腳上的那一只踢掉了事。

食物對他來說又是另外一個小問題，至少在最初的時候如此。像許多外國人一樣，燕蔔蓀也聲稱自己很喜歡中國食物，但是他很快學會更小心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當學校的廚子做了幾乎難以下咽的食物時🧑🏻，他的同事們就會笑他🏌🏼‍♂️，於是他就堅持說🙆🏻‍♀️，自己總是喜歡好的中國食物（不過後來他吹噓說，自己是“北大教工中唯一喜歡低級的中國食物的人”）。

無論如何，就像他在很多年後仍然記得的，當他與交通部副部長的車隊一同穿越中國西南的時候👧🏿，他已經學到了他所謂的“有關中國食物的一種重要事實”：

他們那裏有一種好吃的香櫞水果叫做柚子🌷，他們告訴我說那是葡萄柚的親代物種📀，它很像橙子🚴，但是在皮下還有一層很厚的軟綿綿的白色外皮。我們在熱浪中品嘗著這些東西，並把柚皮從車中扔到路上，我註意到一個滿是皺紋的老太太在撿拾那東西。對發生在我們周圍的這樣絕望的苦難我們卻視而不見，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我當時想。但是當天晚上🧎🏻‍♀️‍➡️，當我們照例在一所東延西展🧑🏿‍🍼、搖搖欲墜的旅館就餐時，上的竟然是那種柚子皮，不過是用某種神奇的方法變成了供人吃的食物而且還加上了美味的醬汁，人們都認為那是店家招待我們的最好的東西之一。那個老太太收集這東西並不是因為她在挨餓，而是因為那是她家裏人知道怎樣烹調的一道美味佳肴🤾🏽。中國的農民在國家安生的時候是期望能夠吃得好的☁️，而且對於怎樣才能吃得好又持著不同的意見。我不能盲目地樂觀：有人寫道🎶，自從孔子的時代每隔十年在中國的某個省份就會鬧一次饑荒；但是在你自己的省份，這種事只會兩到三代人才會遇上一次。而在兩次饑荒之間🖐🏽，他們對食物的滿足感是很多樣的，這在亞洲的其他地方🏷，甚至事實上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無法比擬的。

在南嶽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在如何泡製好茶這個問題上與他的同事們也有分歧👩🏿‍🎤。“很奇怪，中國人竟然不懂茶🧑🏽‍🦳；他們告訴我說🚵🏻，是我不懂茶💆🏿。紅茶必須要用熱水來沖泡，而一般的綠茶則不需要🧀；事實上一些日本的綠茶若是用滾開的水來沖泡就會被糟蹋了。但是我的同事們卻執意要在暖水瓶裏泡茶，這真是可怕。”

秋冬之際帶來了聖經學院建立之初沒有預料到的寒冷潮濕的天氣🤟🏼，校舍裏都沒有壁爐或者煙囪——“這事很奇怪，”燕蔔蓀評價說。教工和學生們靠在鐵架子上燒木炭來取暖🤛🏽，這相當危險，至少有四名學生曾經一氧化碳中毒。

當他在山上的逗留行將結束的時候，燕蔔蓀享受到了一個人住單間的奢侈待遇，他穿起了中式的棉袍子，可是卻發現做任何活動時，這東西都會讓他大汗淋漓，即使是在打字或熱切地談話時。棉衣的重量讓他慢下來，這件事的整體影響就是，讓他認為自己對於中國人的心態有了部分的🤣，不過仍然有些困惑的洞察：

裹在棉服中、雙手揣在袖子裏的生活必須以我看來的低調進行；你的目標就是保持被動📖；於是為人熟知的神秘的東方式平靜便出現了。而有關將欲望減少的智慧便特別明顯了🐆；你少吃🚣🏿‍♀️，少睡，少做事。有人可能把這看作是反對個人主義的一種力量🙅🏿‍♀️，因為一個人若只是慢吞吞地過日子是不會感覺到自己的獨特性的。

註意到這個國家飽受折磨的政治，及其前所未有的民族情緒的高漲🏊‍♂️，他也認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給新英格蘭的信息對如今的中國現狀有著同樣的意義🚇。因為，它似乎有些矛盾地談到自我否定的問題：“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s）是真正的婆羅門，而且（就像他們一直這樣說的）也是超驗主義的，因為他們感覺到一種‘所有即是唯一’的力量的吸引，那是一種將個人化解的神秘主義♨️；你可以在所有感覺需要一種自然的統一的新興國家裏感覺到它的存在🌯，比如德國🚕、意大利和美國。”在新學年伊始🦶🏼，大約一千五百名學生到達長沙👨🏽，但是他們中有將近五百名隨後離開了，這批學生中的主力到了毛澤東的隊伍，或者去參加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接受戰時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了👉🏽，而其余的則加入到戰區附屬於國民黨軍隊的部隊當中。因為北方大學有著長期的反日情緒的傳統🙅🏽‍♂️，進入臨時大學的學生們自然地發現他們自己被表達他們的愛國情緒和以學習為傲這兩股力量可怕地分裂開來🕖。

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軍在一次來訪時所做講座中⛸，訓斥學生們說👩🏿‍💼：“國難當頭👨🏻‍🦰，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麽不去前線，躺在這裏搞什麽鬼？”燕蔔蓀說🧛🏽‍♂️，一批批的學生們會時常找教授們要些上海元，作為去延安共產黨根據地的路費🤼‍♂️。至少有一位專家級教師，是個神經病學專家，也出發去參加紅軍了，但是顯然他並沒有順利到達那裏，而是又回到了大學🧏🏼‍♂️🚪，滿面沮喪，但依然意誌堅定🍳。另一方面，另一位當地的將軍陳誠則成功地勸告學生們繼續他們的學業，他們是國家的財富，他說，他們的使命是成為一個恢復後的中國的領導者👨🏽‍✈️。

無論如何🈁，對於大部分留在學校的學生來說👩🏻‍🌾，生活也並不容易。可能最大的困難是文學院幾乎沒有書來讓他們學習。“那些講座全憑著記憶來堅持進行，”燕蔔蓀帶著坦誠的驕傲記錄道☝🏼#️⃣。“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看到教授們全憑著記憶來講座，實在是挺好笑的。我記得足夠多的詩歌，但是，我可記不住散文🏇🏽。”《南嶽之秋》中的詩行🏄🏿‍♀️，開篇是就葉芝的題詞來了個雙關戲仿，快樂地贊頌教學中的種種困苦：

“靈魂記住了”——這正是

我們教授該做的事☕️🙇‍♀️，

……

課堂上所講一切題目的內容

那埋在丟在北京的圖書館裏，

……

版本的異同學不妨討論

我們講詩，詩隨講而長成整體。

記起了散文常給人麻煩，

雖然對於吳爾芙人有些喜歡，

多年來都未能壓製🪒👧🏻，

但拿到課堂上去開講📉，

未必會替自己增光。

學生們實際上被他折服了✍️，因為他可以在打字機上敲出那麽多篇的詩歌♖，包括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品，而且有一點的確是真的，即他有著驚人的記憶抒情詩的能力。

直至今日，他通過記憶來寫出文學名篇的神功依然為眾人所津津樂道；那已經成為臨時大學的傳說故事中的一部分✈️。燕蔔蓀1953年在謝菲爾德大學的開幕講座中謙虛地回憶說🦵🏼：“這件事對於中國的講師們來說並不會像對於大多數人那樣恐怖，因為他們有著熟記標準文本的長期傳統🕧。我因為可以憑借記憶打出一門課程所需的所有英語詩歌而給人們很好的印象，然而，這事之所以受到贊賞是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若是中國人那就沒有什麽稀罕的了。實際上，我們當時是有一本散文選集的，可以照著這本書再打印出來在他們的作文課上用［選集中包括林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奧爾德斯·赫胥黎🫷🏿、弗吉尼亞·伍爾夫和T.S.艾略特］……但是除了這本書之外，的確是沒有什麽其他的書了。”在同一講座中👷🏿‍♀️，他慷慨地把自己的高超能力歸功於他的學生和同事：“我想我們通過這種方式所取得的結果異乎尋常地好🦸🏻‍♂️。無疑，主要原因是學生的水平都非常高🧑🏿‍🦳；我見證了中國吸收歐洲成就的努力最後的偉大日子，那時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相當於一個受過最好教育的歐洲人🏌🏻‍♂️。我的同事們彼此之間總是用三四種語言混合著談話，沒有絲毫做作，只是為了方便，若是記得我在聽著時，就多用些英語🦘；當然🎈，對於中國文學的全面了解是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事了。”這些都是事實；通常情況下，傳說總比事實，哪怕是非凡的事實，跑得快，不過應當說明，並沒有人要故意誇大什麽事🕉。比如，一些他當時的學生（其中很多人後來都成了著名教授）回憶說🙆🏿‍♂️，燕蔔蓀可以憑記憶將整本的《奧賽羅》打印出來。而他當時的筆記則老實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一位好心人借給我一本炫目的1850年版的《莎士比亞全集》（Complete Shakespeare），這讓我可以安全地上一門課。這本書中還有一張散開的扉頁，上面竟然有斯威夫特和蒲柏的簽名🔚，這在這座聖山上顯得頗為令人激動。”引用這段坦白並非要削弱他的成就🍘，而是要使它更加合理；當然，燕蔔蓀從來沒有誇大過自己的任何成就🏹。當講授了多年《批評史》（History of Criticism）的葉公超焦急地問他🚴🏻‍♀️，亞裏斯多德所謂“模仿”是什麽意思的時候👦，他既感到同情，又舒了一口氣🌱。“我只知道他說音樂是對自然的模仿，而沒有人知道希臘音樂究竟是什麽樣子；但是我們同意，如果希臘音樂是像中國或歐洲音樂那樣的，那麽亞裏斯多德說‘模仿自然’便沒有什麽道理了🤸🏽‍♂️。於是，問題就這麽解決了。”

在課堂上，如他不久之後記錄的，他決定向他的學生們介紹A.E.豪斯曼的詩作，“因為這些詩歌的音樂性和結構明顯都很好，而意思看上去也很直白，但實際上又非常深刻，於是人們總是快活地把自己所想的讀進詩歌裏去🏊🏽‍♂️。另外，我熟記很多他的詩篇。”不過，不像在日本，在那裏學生們對於豪斯曼的宿命論情緒報以可怕的熱情回應🎋；在中國★，學生們卻鄙視他🐼。他們的國家現在正在為生存而戰，而不是沉湎於某種死亡渴望🅰️，學生們渴望的是國家的解放與和平。

燕蔔蓀在南嶽只逗留了兩個多月😫，從1937年11月到次年2月🧑‍🍳。雖然其他一些教師感覺全憑記憶教課太過吃力，燕蔔蓀卻相信他從這次經歷中獲益良多🩰，他的學生們被他的專業精神、機敏頭腦和在思想上對學生們平等相待的態度所鼓舞，他也與同事們建立了一種團結合作的感情。他後來總是把這座山看作是他理想的學術社區所在🤖🧔🏽‍♂️。雖然與世隔絕、資源匱乏，這個由一群流亡學者組成的教學團隊卻有著卓越的目的性。雖然都是逃難者的身份，他們卻把自己戰時所做的工作看作是在保存思想和文明的領導力量🧑🏼‍🌾👴🏼。比如🚫，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後來寫道👨🏿🌶：

我們現在的命運就如同當年南宋的人們似的，被敵軍驅趕著一直向南走📂。然而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妙的團體中⏪，這裏有哲學家，有作家，有學者👨🏻‍🦱，大家都住在同一棟樓中。

這種歷史時刻🔯、地理位置與特殊人群的混合使得這段時間特別令人振奮、給人啟迪。

“我似乎一直忘記了/那些真在天上飛翔的人”，燕蔔蓀在《南嶽之秋》中寫到那些中國的政治人物和將軍們；不過，他抱怨說，

實際上我們倒常常想起，

到處都看出應該多想他們。

當地出現了部長之流，

（被趕得遠遠離開了戰爭）👴🏿🫲，

還有訓練營，正是轟炸的目標🪃。

……

詩不該逃避政治，

否則一切都變成荒唐。

這話的道理我也懂得，

但我就要演講也只會歌唱，

而且到底有什麽好處

用詩來表達👎，不管寫得多麽悲壯，

半夜心裏翻騰的疑問，

想起了家園，我所屬的地方👬🏻🚶‍♂️？

……

什麽是我不曾面對的東西，

什麽原因造成完全的絕望🧑🏼‍💼，

把地圖分割成若幹長線，

證明沒有房屋真是正方？

毒害了心靈🚴🏻‍♂️、毒害了空氣的

不是民族主義，不是種族感🧪，

是借口，後果，信號，

但不是已經存在的大現象🏃🏻‍♂️。

11月，上海淪陷，屠殺與摧殘接踵而來；12月13日🪰，南京陷落👩🏿‍🦲，蔣介石不得不撤往內地🏋🏼‍♀️，最終在長江上遊峭壁之上的重慶重組政府。在聖山之上🤸🏽‍♀️🏓，這所流亡大學焦急地關註著主戰場事態的發展；雖然當地頗為寧靜🌀，然而恐懼與緊張情緒仍然不可避免。

1937年聖誕節當晚🚟，在做完一場有關《奧賽羅》的精彩講座之後（“奧賽羅是個讓人無法容忍的傻瓜，”他在筆記中寫道𓀗，“奧賽羅是莎士比亞戲劇中唯一一個講話像彌爾頓的人，而伊阿古是唯一講話像蒲柏的，真實的人物與這兩位都是毫不相幹的。”）這場講座顯然受到了好評。

燕蔔蓀患上了他所謂的“神經性恐懼症”😯🪺，他自從1931到1932年在東京的第一年以來👳‍♀️，還沒有經歷過如此可怕的情況。“實際上💆‍♀️，只有寫作的藝術可以讓我思考🧑🏼‍🎤，”他在另一個場合寫道：然而即使在這種時候，他也要寫下一個可能的解釋，來應付這場突然且不可控的焦慮大發作。“不像別的固定的大學講師，他們對待學生的態度就像南部美國人對待黑人那樣，這位引進的講師渴望令學生們高興😔。“我對於自己作為講師的能力比對自己出版作品——那些評論和詩歌——的能力更有一種虛榮心在。”

他本質上就是一個容易緊張，當然也很固執的人，他覺察到自己一般情況下是可以通過寫作（那時候集中的興趣可以戰勝焦慮的神經）或者是酒精來平息抑製性的情緒的。事實上👦，他的焦慮並非源於教學不力，而是因為對自己的個人情況缺乏安全感♍️，戰爭的威脅更使這種感受變得復雜了。在他自我探尋的筆記中🤟🏽，他寫道，“神經性恐懼的最大麻煩是🧙🏼，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對什麽東西恐懼。在我身上，這種恐懼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出現🧦，當我預料到自己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過著一種很悲慘窮困的生活時🧑🏿‍💼。”不過🌅，這次不管是什麽原因，他都不能通過“處理好”他的將來情況來解決這個問題了，因為在戰時中國他不可能控製自己的未來🤯。

實際上，日軍火力已經推進到湖南，炸彈也開始落到長沙城了。大學必須撤出這裏，向更南的地方遷移，應該是在雲南省的某個地方🏸，那裏，燕蔔蓀曾經在前一年與理查茲夫婦一起訪問過的。“所有這一切都進行得相當熱鬧，”燕蔔蓀在一篇《中國來信》的草稿中寫道，“而且是正當日本人豪氣幹雲地宣稱他們要用炮彈徹底摧毀中國鐵路的時候🔤。我住在這裏幾乎是與世隔絕。”

他已經下定決心將自己與大學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至少再堅持一年；毫無疑問👊🏼，能夠做到這一點，他顯示了很大的“膽色”，這個歡快的詞，他總是用來形容其他人。他的膽色在《南嶽之秋》的這些詩行中明白展現出來：

而那些“新聞”，那些會議上的官腔🥐，

那爬行著的霧，那些民防的陷阱，

它們使你無法不恐慌。再說👩🏿‍⚕️，你也不真是廢物，

只能像刺球那樣緊附樹身🧏🏻，替代那些必須出去的人，不妨坦白地承認，確有模糊的意圖，

想去那些發生大事的城鎮……

這首詩的最後一節是對被悲傷地放棄的聖山生活的同樣勇敢與心酸的挽歌：

我說了我不想再飛了，

至少一個長時期內。可是我沒料到。

即使在暴風雨般的空氣裏👏，

被揚得四散👨‍👩‍👧，又落地播稻🕵️‍♂️，

腦子裏七想八想，不斷旋轉，

人們又在動了，我們也得上道。

我沒有重大的個人損失🥕，

不過這首詩可完成不了👨🏽‍🚀，

得到平原上才能偷偷寫成。

我們在這裏過了秋天。可是不妙，

那可愛的曬臺已經不見，

正當群山把初雪迎到🚎。

兵士們會來這裏訓練🧑🏻‍🦼‍➡️，

溪水仍會邊流邊談邊笑。

在3月初，他出發向南部而去☕️。

於是🥚，如韓素音所說🙇🏻‍♂️，到了1938年末👩🏼‍⚕️📷，順理成章地👨🏻‍🦼👩‍👧‍👦，“雲南，這個紅色根據地”脫穎而出，變成一個“充滿熱忱與愛國主義的閃耀的燈塔，吸引著來自中國四面八方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如果蔣向日本屈服，那麽雲南的威望就將無法抵擋地席卷整個中國”。

1944年👷‍♀️，日軍占領南嶽🚵🏿，那個曾經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的高聳的象征的小村莊👱。

“現在有一種聲音，說在南嶽人們並沒有做什麽事，”燕蔔蓀在1939年寫道。“我們只是在混日子。我非常痛恨這種說法。”當然，他和同事們都盡自己所能堅持授課🙎🏽‍♀️；而且他們在那種情況下還能夠寫出不少學術文章。燕蔔蓀一直在寫那些日後匯集為《復雜詞的結構》一書的文章；金嶽霖完成了他的《論道》；中國最著名的新儒學學者馮友蘭完成了《新理學》👼🏽🛅；湯用彤完成了他的《中國佛教史》的第一部分😞🙋🏻‍♂️。

（本文摘自《威廉·燕蔔蓀傳（第一卷）：在名流中間》🖇，[英]哈芬登（Haffenden,J.）／著🫷🏽🤽🏻‍♀️；張劍、王偉濱／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定價：9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