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58年學校在學習蘇聯教育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提倡“真刀真槍”地做畢業設計。汽車教研組和實驗室的一些教師和師傅余誌生👩🏻‍💻、蔡景泉、黃實和我等人認為微型小客車比較適合當時的國情，就決定帶領當年畢業班汽8班的部分同學在汽車實驗室自己設計並製造微型汽車。當時在首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公共汽車和少量機關用的小汽車，還存在大批的人力三輪車供普通市民乘用。三輪車工人的勞動非常辛苦，在風雪氣候中工作條件尤其惡劣🧘🏽🧥。此時乘客和車夫更形成鮮明的“不平等”印象。我們設想設計製造一種適合我國國情🫴🏼、成本較低的、可作為出租車來代替人力車的微型汽車📥，這樣不但可以使學生在設計製造的實踐中增長才幹👷‍♂️，還可以消滅“人拉人”的“不平等”現象。

當時中國的汽車工業剛剛起步，只有1956年建成的第一汽車製造廠按蘇聯圖紙製造載重汽車，小客車全靠進口或半手工少量仿造外國汽車，國內更沒有人設計過汽車。我們搞微型汽車的全組師生基本上都是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沒有人在國外的汽車廠學習過🌅，但是大家熱情非常高，本著自強不息、敢於創新👩‍🚒、群策群力的精神，在汽車實驗室簡陋的製造條件下⛏，用自行車車架鋼管焊接了一個車架，用北京摩托車廠生產的單缸發動機，製成一臺前輪驅動🤥、後輪轉向的三輪微型汽車🏔。在此過程中還鬧了不少笑話，例如後輪轉向的汽車♤，轉向輪向右🔃、車子是向左轉彎的，我們弄反了，試車時車子差一點掉進溝裏，但我們還是按時完成了任務，該車與全校其它各畢業設計項目成果一起在圖書館展覽。8月份，周恩來總理來校參觀看到這輛微型汽車，認為這個項目很好🈴。希望我們再造一輛好一點的給他看。學校黨委立刻決定參加微型汽車項目的汽8班同學延期畢業，爭取在國慶節之前再設計製造一臺好一點的汽車向國慶獻禮。學校還指示我們設法爭取較好一點的製造條件，我和發動機教研組教師黃鼎模立即找到我們熟識的北京市交通局朱臨副局長，告之周總理交待的任務🎭，希望得到製造方面的支援。朱局長向北京市委匯報後，決定由首都汽車公司汽車修理廠製造我們的微型汽車🏋🏿。

在設計方面，我們采用了北京汽車廠製造的四缸風冷發動機的配件、設計了一臺單缸發動機⤵️🥴；采用後橫置發動機的總布置，避免了汽修廠不能製造的錐齒輪🙌；選用皮帶無級傳動系統，取消了一般汽車所需的排擋🫶，以便不會開車的三輪車工人駕駛。經過約四十個晝夜的努力，終於在國慶節前製成了一臺新的微型汽車🙌🏿。在總裝配時🧚🏽‍♀️，我們這些負責指導的老師三天三夜沒離開過車間，最後由我們把車子開回了學校。系總支副書記高原帶領黃鼎模和我去中南海總理辦公室報告任務已完成🔈，當時齊燕銘秘書長接待了我們，說總理如有時間就會通知看車。於是大家回校開始休國慶假👩🏻‍✈️。

休假期間，有一天上午市委有人來看車。車子在實驗室轉了一圈，驅動半軸就斷了。這時學校收到總理辦公室電話，讓我們下午三點開車去中南海給周總理看💅🏼。當時首都汽車修理廠已沒人上班，我們只能在學校的實習車間趕製一根半軸🙆🏼‍♀️⤵️。因為時間太緊📖，我們決定將微型汽車裝上解放牌卡車運去中南海🌿，路上邊修車邊趕路。當時除了我沒有人熟悉汽車這一部分的構造，於是我幹脆鉆到微型汽車底下，在卡車行駛途中將新的半軸裝好。到了中南海👳🏿‍♂️，我們把微型汽車由卡車上抬下來⛳️🫅🏼，我將車開進了總理辦公室大院。這臺單缸機汽車噪聲較大⛴，總理大概聽到車聲就迎到院子裏來了🚶。總理第一句話便開玩笑“你們再不來🧑🏻‍🦰👧🏻，我就要到清華看你們了”。我請總理在院子裏乘車轉圈時匯報了設計的特點👩🏼‍🎤。當我說到這輛車沒有變速排擋🦸‍♂️，不會開車的人也很容易學會駕駛時，總理就問“我不會開汽車🕌，能否試開這個車？”當時我和總理換了座位，我在旁邊幫他扶住方向盤🦹🏽，總理很高興地在大院試開了我們的微型汽車✷。試完車🌯🆚，總理鼓勵我們說做得很好，希望我們將車子的噪聲和振動再減少一些、將來還可以供家庭用🧚🏿‍♂️。

回校後，我們又再接再勵改進設計，將單缸機改成了對置雙缸發動機以減少振動。年底之前又試製出兩臺微型汽車。正好總理此時帶領外國元首來清華參觀。一次是緬甸總理吳努，另一次是朝鮮元首金日成。總理每次都向他們展示我校師生自行設計的微型汽車👩🏻‍🎓，我開著微型汽車帶首長們在校園內轉圈。在金日成首相來時，總理再次提出親自駕車試驗。於是在汽車實驗室大院裏🦹🏽‍♀️🤬，總理又一次開了我們的微型汽車，留下了珍貴的照片（見下圖）。

周總理試開微型汽車🥌，左為徐大宏學長

此後，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前，不斷改進微型汽車以及設計微型越野汽車等一直是汽車專業的畢業設計課題👰‍♀️。通過這些課題培養出的學生後來大多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骨幹力量。在1960年全國文教群英大會上，微型汽車還被列為獲獎項目。周恩來總理對我們當時一幫年青人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的鼓勵，以及我在母校參與微型汽車項目感染到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對我後半生影響非常深遠。

“文化大革命”後🧑🏻‍💻，為了就近照料分別三十年已經年逾古稀的雙親，我移居美國🪙☎，並進了美國GE公司，專做柴油機發展工作。我沒有在美國受高等教育👨🏼‍💻🤰🏿，與國際技術界也隔絕多年，就憑著當年參加微型汽車工作的精神，以及其後在70年代參加490Q高速柴油機研製工作的一些體驗🫶🏼，五年之內我就在有一萬名科技人員的GE公司動力分部贏得1984年度最高工程大獎🕳🖖🏻。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內燃機分會又在1988年頒發給我年度最佳論文獎🚶‍♂️‍➡️，並在1995年授予我“對柴油機燃燒多種燃料有傑出技術貢獻”獎狀。在我退休後🍏，2002年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SAE)出版了我的專著Practical Diesel Engine Combustion Analysis，此書我已送給母校圖書館和中國汽車工程學會。2001年我又應汽車安全與節能國家重點實驗室之聘回到清華講學。我沒能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汽車工業大發展直接貢獻力量👨‍👨‍👧‍👦，但願我做的一點技術工作對國內同行有些參考價值。

原載《意昂文稿資料選編》第十五輯，201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