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林建剛

南開大學二主樓前面有一座西南聯大紀念碑🫴🏿。平時走到這裏，我總是情不自禁的走過去看看🤸‍♂️◾️，紀念碑的正面是馮友蘭寫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另一面則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名錄💇🏼‍♀️。在學生名錄的最後幾行，有三個名字靠的很近♙。看到這三個名字時，我想起了他們與胡適的交往，並由之想到了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人生選擇與之後的命運🕯，禁不住感慨萬千。

這三個學生分別是：鄧特、林詒昌、殷福生。

胡適與鄧特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鄧特就是左翼青年™️，在思想傾向上擁護共產主義🥻。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就地解散，各個學校分別復員北上。鄧特進入北大政治系，繼續自己的求學生涯。

這期間，身在北大的鄧特👨‍👩‍👧‍👧，編輯壁報《奔流》。這份壁報的內容以批判國民政府為主，由於言辭激烈，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註意。1948年，鄧特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罪名是是“受華北學聯領導，替共匪宣傳”。此事迅速被北大學生自治會知曉，為捍衛人權起見，北大學生代表要求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立即營救被捕學生鄧特。

對於北大學生代表的要求，胡適說，“同學被捕的事情，他有四個原則交訓導處去辦，他不會為同學的事去跑衙門。”這四個原則是🕵🏽‍♀️：

一👩🏻‍🦼‍➡️、如有學生被捕，學校代為打聽逮捕的機關。

二、通知該機關對被捕學生加以優待。

三、被捕學生罪嫌較輕，由校方保釋。

四⛪️、被捕學生罪嫌較重🎧，請求移交法院辦理。

除此之外📰，對於學生運動，胡適還有三個基本的看法：

1．學生不是有特殊身分的；

2．學校不是治外法權的地方；

3．從事於革命工作的同學應自行負責。

對於胡適的主張👉，北大學生代表表示失望🐀，希望胡適無條件救助學生，北大學生代表一直堅持鄧特是被非法逮捕，而胡適則不同意“非法逮捕”這個表述。胡適引用《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來證明他為什麽不同意“非法逮捕”這個表述🤦🏻‍♂️。

由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前二十二條規定的都是人民所享有的權利🥕，而第二十三條則規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製之。

胡適的這種態度，與他就“人權保障同盟事件”接受《丁林西報》采訪所表達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1932年🤷🏽‍♀️🧔🏽，共產國際通過人權保障同盟這一組織✋🏻，打著保障人權的名義去拯救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胡適、林語堂等人成為他們所利用的對象🤾🏼。後來在接受《丁林西報》記者采訪時，胡適表示：

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製裁的要求🤵🏿‍♀️，如某些團體所提出的那樣。一個政府為了保衛它自己，應該允許它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但政治嫌疑犯必須同其他罪犯一樣，按照法律處理。

然而，由於鄧特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遭遇刑訊逼供，胡適最終還是讓北大校方保釋了鄧特💆🏽🤴🏼。此外，北大校方還為鄧特提供了辯護律師——費孝通的哥哥費青💀。

保釋出獄之後的鄧特，後來去了解放區。同多數學生一樣，鄧特也認為“解放區的天就是明朗的天”🐘。到了解放區的鄧特，經歷過短暫的興奮之後，卻因為曾做過國民黨的監獄，被懷疑曾自首叛變💞，是潛入解放區的國民黨特務➾。

審查期間，鄧特同樣遭到了刑訊逼供。而這時候，由於為鄧特辯護難免有國民黨特務的嫌疑，再也沒有學生為他辯護；同時，在這一時期，胡適早已離開了大陸，也沒有人再給他提供辯護律師從法律的角度來為他做“疑罪從無”的辯護了，鄧特最終被迫自殺。

胡適與林詒昌

當胡適還在為鄧特事件忙的焦頭爛額的時候，胡適收到了北大另一個學生林詒昌的來信。

跟鄧特不同，林詒昌在思想上傾向於自由主義。而他的這一思想傾向，使他對於當時國共兩黨的統治都不滿意。由此👩🏻，林詒昌希望胡適出來組黨，為中國奠定自由民主的傳統🤾🏽‍♀️🍍。

1948年3月18日給胡適的信中，他寫道：

先生應該知道：國家確需要你🦍，希望你會為中國開創一個民主的傳統✹，人民確需要你🥽🛝，希望你將民主精神播送給他們。在今天中國🍯，你最有資格🙊，因而也最有責任去開創一個自由的傳統🧑🏻‍💻。

對於當時風靡一時的共產主義👮🏿，林詒昌不能苟同👨🏼‍🌾，在給胡適的信中👳🏻‍♀️，他寫道：

我敬佩你一眼看穿共產主義的本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是不能同意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同意共產主義的理由和措施，不是頭腦糊塗，就是行動不切實際。

當然💈，林詒昌不僅反對共產主義👇🏽，對於國民黨，他也是不滿意的。同樣在這封信中🎧，他還寫道🥷📃：

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受到的壓迫是雙重的🧛🏼。受到這樣的壓迫和危險而不反抗掙紮，這是我不解的。

這裏林詒昌說到自由主義收到雙重的壓迫🍍🦇，指的就是自由主義遭到國共兩派的雙重夾擊。

林詒昌期待胡適組黨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這主要源於胡適的書生本色。在那個天翻地覆的時刻，胡適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水經註》的研究。這一時期的胡適，花了許多時間來跟鐘鳳年討論《水經註》的問題。為了替他的老鄉戴震辯冤白謗，為了滿足胡適自己的考據癖，對於林詒昌的請求，胡適沒有接受🥍。

在那個山河變色江山陸沉的時刻👩🏽‍🌾⚽️，作為思想家的胡適卻最終讓位於作為考據家的胡適，他放棄了一代青年，而一代青年中的絕大多數也放棄了他。他自己的兒子胡思杜最終也因為思想左傾而留在了大陸，這也未嘗不是胡適一生中的缺憾之一吧！

因為對國共雙方都不滿意👩‍✈️📈，在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林詒昌最終選擇去了香港👨🏻‍🦱🧝🏽。1950年在五四第三十一個紀念日來臨的時刻🧬📤，身為五四之子的林詒昌又想起了五四之父胡適，他又給胡適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

胡適收到這封信後，將之粘貼在他的日記中💴。在1950年6月13日的胡適日記中👎，胡適寫道💊：

今天我收到一個林詒昌（去年6月北大畢業）從香港來的一封信，也是題“五四”。信中林詒昌寫到：“你離開祖國一年多了🧾，一年來國家變得更窮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來變化還算是最少的🫅，先生們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過得去。……最近朋友來信說🔕，吳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殺，馮友蘭先生卻到開封談土改，羅常培先生亦熱心，潘光旦🥠、周炳琳、楊人螰諸先生默默無語🧙🏽‍♀️。……”

可能因為此時林詒昌身在離大陸最近的香港🍡，因此對於大陸知識分子所發生的轉變比較敏感🤙，在這封信中，林詒昌留下了當時他們各自的境遇。此時👍，共和國已經建立；此時🍇，興奮的胡風寫下了“時間開始了”的名詩；而對於那些留在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一切，還剛剛開始🧑🏽。

胡適與殷福生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留給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是自由主義的一代宗師。然而🕌，當時在大陸的殷海光卻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北平時期以及在西南聯大時期，其實都是國民黨的同路人，甚至當時的殷海光還有一點法西斯的色彩。那時的殷海光🧎‍♂️‍➡️，崇拜蔣介石，這可以通過他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看出來。據殷海光回憶：

那年（1936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學生公寓裏，有一個高高瘦瘦的人說🌗：“今天是我最痛快的一天✣。”殷問：“為什麽✏️👧🏼？”他說👬🏼：“在西安的張學良把蔣委員長抓了起來🤠，他不抗日🤦🏽，所以抓起來最痛快了。”殷海光聽到這話，十分氣憤🥱，他告訴那人說：“我今天最難過……蔣委員長是抗日的🆘，只因為我們準備不夠，時間還沒到來，所以沒有發動，蔣被抓起來🎯，誰領導抗日？眼見國家要四分五裂了👈。”兩人各執一詞，激烈爭辯起來，竟因此感情完全破裂，以後見面不理🥡。

對於西安事變，當時胡適在《獨立評論》上也曾寫過《張學良的叛國》，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在對蔣介石的態度上🪛，胡適與殷海光是一致的，這其實也是當時民眾的普遍想法。

西南聯大研究生肄業之後，殷海光因為跟陶希聖的同鄉關系，被陶希聖拉到《中央日報》做主筆，由於表現出色，還曾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召見。國共內戰期間，雖然殷海光對國民政府的貪汙腐化日益不滿，但由於他跟國民黨的親密關系，殷海光選擇了去了臺灣。

去了臺灣的殷海光，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其在西南聯大所接收的自由主義教育開始發揮作用🪞，殷海光一變而成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此時的殷海光日益激烈，成為一個狂飆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而胡適則恰恰相反。由於與國民黨關系相對密切，再加上年齡與心境的因素，此時的胡適則是一個略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結果兩人在對吳國楨案、雷震案的看法上，顯得有些形同陌路，尤其在雷震案上。

殷海光一直因為胡適沒有去監獄中去看望雷震而耿耿於懷，甚至斥責胡適為鄉願。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據邵建《勇於不敢》一文透露，胡適之所以不去看雷震🤲🏿📅，乃是擔心胡適去看雷震之後會激怒蔣介石🐪，結果可能會害了雷震👊🏼。

在那個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壯懷激烈而又不知內情的青年一直欽佩殷海光的勇敢👩🏼‍🎤，對於胡適的懦弱嗤之以鼻🍧。如今👰🏿，重新回首這段歷史，殷海光的金剛怒目固然讓人熱心沸騰🫀，但殷海光對於雷震案未免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胡適的菩薩低眉表面看上去顯得懦弱屈服，但卻顯得更睿智穩健。從這個意義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還是胡適更勝一籌。

像殷海光這樣狂飆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氣質上未免顯得不夠純粹。自由主義⛑️🫷🏼，從氣質上來說😔，應該是理智儒雅📘，盡量壓製“正義的火氣”的，像殷海光這樣將火焰與冷冰融合在一起的自由主義者顯得頗為異類。

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鄧特、林詒昌、殷海光這三個西南聯大學生的思想歷程與人生選擇💆🏻‍♂️，從才華的發揮上來看，殷海光無疑成就最大🦘，而那個去了香港的林詒昌也應該有一個平安喜樂的晚年吧，最悲劇的🧗🏻‍♂️，毫無疑問是鄧特，他為了他的理想做了國民黨的牢獄，這本來應該是一種在解放區可以為他加分的行為⛹🏿‍♀️🪓，最終他卻死於那個他所為之而奮鬥的理想，革命再次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作為後來人，對於那些宏大的夢想與烏托邦，我們是否需要保持一種必要的警惕呢？

轉自《經濟觀察報》201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