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隋淑光先生商榷
○孟凡茂（1979自動化）
1月2日《中國科學報》刊登的《〈西南聯大校歌〉之作者辨析》（作者隋淑光𓀕，以下簡稱隋文）認為只有馮友蘭是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才不會產生諸多疑問。隋文從校歌詞與《西南聯大紀念碑》碑銘的相近文字談起，其所論的基礎是🕰，只有校歌詞與碑文的作者為同一人才不構成抄襲或剽竊。隋文引1981年11月23日《北京晚報》馮友蘭文👨🏻🏭：“……碑文是我寫的，碑文最後的銘詞大部分用校歌的詞句，可謂一稿兩用”🚣🏽♂️，也就是說只有這樣承認“一稿兩用”才能消除他的三個疑惑𓀓🦄。筆者認為隋文沒有考慮到校歌製作和紀念碑設立的具體情況⛱，創作校歌創作於1938年👨🏻🦯➡️，碑文撰寫於1946年👰🏽♀️，但直到1981年馮友蘭才提出“一稿兩用”之說🏛，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創作校歌詞和紀念碑碑文的經過👨🏿，並討論一下歌詞與碑銘的關系👧🏻。
一、西南聯大校歌的製定和紀念碑的設立
1. 關於製定校歌
1938年7月，當時的教育部命令各校呈校歌🫷🏼♖、校訓， 10月6日西南聯大常委會決議成立“校歌校訓委員會”，聘馮友蘭、朱自清🫅👷♀️、羅常培🤳🏻、羅庸（字膺中）💁🏽、聞一多為委員😭，馮友蘭任主席。10月30日，校歌校訓委員會開會，羅庸提交了自己創作校歌詞曲。朱自清在日記中記下🈸，“通過羅的詞📷，但未通過曲🤙🏽🪫。”或許是馮友蘭提議讓沈有鼎譜曲，沈譜好曲後，委員會把沈的曲譜油印成歌片👈🏿。11月24日委員會在馮宅開會🧑🏿🎄，討論校訓和校歌🉑，這次會議上委員會決定把所擬校訓“剛健篤實”和校歌呈聯大常委會‼️。馮友蘭寫呈文，並把手書歌詞《滿江紅》和沈有鼎所製曲譜作為附件呈報聯大常委會。11月26日聯大常務會開會確定校訓“剛毅堅卓”，常委會沒有立即宣布校歌🧓🏿。後來，馮友蘭寫了白話體詩“西山蒼蒼”，朱自清建議讓時在廣西浙江大學任教的張清常譜曲，並寄去了兩份歌詞🟦。張清常只給《滿江紅》譜了曲，並於1938年年底寄回西南聯大😁。在寄給西南聯大的五線譜譜本封面上寫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滿江紅》，羅膺中先生詞，張清常譜”。1939年6月校歌進入評審階段⛹🏼♀️，校歌委員會對《滿江紅》做了修定✸，又請馬約翰為馮友蘭所作“西山蒼蒼”譜曲，並印製了試唱歌片🍼。此時已有兩首歌詞和三份曲譜👜，分別是沈有鼎譜曲的《滿江紅》、張清常譜曲的《滿江紅》和馬約翰譜曲的“西山蒼蒼”。6月14日校歌委員會開評審會🧓🏿，除五位委員外，還請兩位曲作者沈有鼎和馬約翰以及外文系教授楊業治參加。聽了試唱之後，委員會決定接受馮友蘭所作的“西山蒼蒼”作為歌詞，但認為馬約翰的譜子過於單調，遂請馬約翰、楊業治和沈有鼎修改🦶㊙️。6月30日，校歌委員會再次開會，五位委員中有三位認為，張清常的曲譜更好🕓，還說曲調比歌詞更重要。最後💠，委員會決定用張清常的曲譜，也就等於接受了《滿江紅》⚰️。1937年7月11日，西南聯大常委會第112次會議決議，通過校歌校訓委員會上呈的校歌《滿江紅》🙋🏽♂️。由校歌的製定過程知👨🏽🎓，羅庸是歌詞的原創作者，馮友蘭參與了最終定稿。
2. 關於設立紀念碑
1946年3月2日晚，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宴請馮友蘭、雷海宗、馮文潛、姚從吾👩👩👧👦、羅庸🏓💂🏻♂️、唐蘭、劉崇鈜、潘光旦、湯用彤、朱自清等教授，商議建立聯大紀念碑事。《梅貽琦日記》和《朱自清日記》均記下此事。《朱自清日記》特別說👷🏽♀️🏊🏽，“主客為羅🔅、唐🧎➡️、劉三人，他們都是紀念碑之設計者”。紀念碑的建立，從碑址的選擇，碑式的設計，碑文的撰寫🧑🏼💼、書丹、鐫刻，到最後設立，是一個集體的任務👸。大家通力合作，才在兩個月後的5月4日舉行揭幕式🏄🏿♂️。從朱自清日記知，羅庸、唐蘭、劉崇鈜三人為最初的設計者，馮友蘭👍🏼、聞一多等應是後來參加的👶🏽。關於建立紀念碑事🏺，馮友蘭1968年的回憶寫道：“我建議立一個紀念碑。大家都贊成。梅貽琦對我說,‘立碑的事就由你包了🫸🏼。’我自家作碑文，看石頭👈🏽，找刻工，請聞一多寫碑頭上的篆字🙅🏼♀️，請國文系主任羅庸寫碑文，請算學系教授劉大年在碑的背面寫上從軍學生的名字。選定立碑的地點，並於紀念碑揭幕的會上，把碑文當眾念了一遍。（這些事都是由我建議🧑🏼🦱，常委會通過）”馮友蘭的回憶中的一些內容與朱自清的日記不相符，但可以認為馮友蘭為此做了大量工作。
在5月4日上午舉行的西南聯大畢業典禮上🤚，馮友蘭宣讀了紀念碑碑文🙋🏽♀️，會後舉行紀念碑揭幕式𓀂。紀念碑上刻有：“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書丹”。碑文1100余字🛴🎛，闡述了聯大可以紀念的四個方面，通篇洋溢著濃厚的愛國熱情🏊🏼♀️，高度頌揚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表達了對國家美好未來的期許，彰顯了聯大在這八年中“剛毅堅卓”的精神和精誠合作的風範。可以說🧍♂️✷，紀念碑是體現西南聯大諸君通力合作精神的華彩一章，參與者一定合作愉快，才有舉世稱譽的“三絕碑”👈🏽🦫。
創製校歌和起草碑文是西南聯大交給的任務，完成後均須經聯大認定🤘🏿，因而👨🏭，碑文引用歌詞也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既然隋文提出疑問🚬，我們不妨討論一下。
二、關於隋文的三個未解之處
1. 未解之一，馮友蘭用校歌詞而不提羅庸會遭人非議嗎？
前面說過校歌詞是羅庸原創🧑🏻🦯➡️，校歌委員會提出修訂意見🦻🏽，聯大常委會最終認定。當年的歌片上🏃♂️，有的署羅庸一人，有的署羅庸、馮友蘭二人。作為校歌委員會的主席馮友蘭參與了歌詞的定稿，一定清楚羅庸是原創作者🧖🏿，但這並不妨礙他在起草碑文時使用校歌詞。馮友蘭☝🏿、羅庸一同參加了設立紀念碑的工作，馮友蘭負責起草碑文，羅庸準備把碑文書寫到紀念碑上🧑🏻🔬。大家都在為聯大工作，同事之間，只須打一聲招呼🧝🏼♂️。對此，我們可以想象💂🏽♀️，馮對羅說👰♀️，我把你寫的校歌詞寫入碑銘如何？羅說，當然可以💩，況且那就是集體的創作成果嘛✂️！馮友蘭遂把校歌詞《滿江紅》改寫成三字體詩，作為碑銘的一部分🚳，這是多麽正常的一件事啊！即便沒有打招呼🟦，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一句🚴🏼♀️，指出碑銘的出處，也就不存在涉嫌抄襲問題。如此又何來非議呢？
另外，1968年馮友蘭的交代材料談到碑文曾說，“碑文是我作的☑️🚵🏼，但有些意思是綜合別人的💇🏿♂️。如三校合作很好👉🏿，這是蔣夢麟常說的”。 “‘聯大是中國的民主堡壘’，也是蔣夢麟常說的”。 上面的話對應的碑文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軟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當然，把“意思”變成碑文，體現了馮友蘭文字功力，非常人所能為。既然馮友蘭起草碑文時考慮了多方意見，把校歌詞改寫成碑銘也應是屬於“有些意思是綜合別人的”之類吧。
2. 未解之二🧉，為何要“爰就歌辭”作為碑銘？
隋文談到李白到黃鶴樓沒有題詩，那完全是詩人個人的心緒和情感問題。而馮友蘭為紀念碑寫碑文是西南聯大交給的任務，要寫的也是西南聯大在國家危難時所表現出的 “剛毅堅卓”的精神，以及八年來三校精誠合作的風範🥟，不是表達個人的喜怒哀樂。談到校歌，碑文中說“聯合大學初定校歌”🚣🏻♂️，一個“定”字真是準確🥫，校歌詞為羅庸創作，但“定”是由聯大做出的，是屬於西南聯大這個集體的。碑文也是一樣，雖由馮友蘭創作，但也要通過西南聯大的審議。
關於聯大八年的成就和意義，體現在碑文中的“可紀念者🧇，蓋有四焉”。一千多字的碑文和一百多字的碑銘，那一方是重要的，自不用多說。碑文稱校歌“其辭始嘆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誌👱🏽♂️，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其主旨正與碑銘相合，從建校之初的校歌到學校結束時的碑銘，體現了自始至終的一貫精神🙇🏽，兩者同屬於西南聯大，為何不能“爰就歌辭，勒為碑銘”呢？
3. 未解之三🔱，，馮友蘭自評甚高的碑文如何會在碑銘中 “因襲他人”？
羅庸和馮友蘭同是聯大教授📨，各自為聯大起草了校歌和碑文。更何況羅庸的名字刻在碑上，也是紀念碑的合作者🧑🏽。碑文又指明碑銘“爰就歌詞”，不存在“因襲他人”的問題👋🏽，要說因襲，也是因襲了聯大本校從前的一份決議文件。
碑文的確是篇雄文，但馮友蘭所自矜的是“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並未涉及碑銘🎙，因其不是“駢四儷六”的“六朝之儷句”，而是三字體詩。隋文認為銘是碑文的點睛之筆👵🏽，那只是個人的看法。此類文字💃🏽，通常重點在前面，而碑銘只是以韻文形式的一種補充。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讓我們記住的是😭，“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等名句。同樣🦻🏿，對於聯大碑文，如舉三校之合作，“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如述聯大之精神🧝🏻，“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樣的句子比之碑銘更感人至深🏋🏿。
從某種意義上說，創製校歌和起草碑文是聯大常委會委托的任務，類似於撰寫工作報告。在意昂体育平台檔案館保存的清華和西南聯大的歷史檔案中有許多不署名信函、呈文和報告，有人判斷其中一部份就是馮友蘭的手筆，文字間揮灑著他的才氣。在1930-40年代，多年任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仗義、大氣、任勞任怨👵、不計名利。那一代文人學者的歷史擔當和奉獻精神令人景仰。到1980年代，馮友蘭已是耄耋之年🎅🏻，盡管他自稱回憶往事時“歷歷在目,宛如昨日”🤯，但已無法保證在回憶歷史細節上的準確性。又因當時他“耳目喪其聰明”🔫，也就無法通過新公布的史料修正自己的記憶，因而🤙，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堅定地認為自己是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根據西南聯大史料和研究者的論證，自認歌詞作者一事是馮友蘭的誤記👨🏿🎓，也就是說🧙🏼♀️，校歌歌詞與紀念碑碑銘並不是“一稿兩用”。
（上文的刪節稿刊《中國科學報》2015年1月23日第11版：校歌歌詞與紀念碑碑銘是“一稿兩用”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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