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久芳
先父羅家倫的藏書數量共約一萬四千冊🦹♀️。這批累積了九十多年的藏書👩❤️👨，曾長期滯留歐、亞、澳、美四洲，搬運經過地中海、印度洋、長江、臺灣海峽和太平洋👩🏼🍼🧚♀️，卻都平安無損，沒有遭遇天災人禍。
中國的私家藏書有很悠久的歷史，對文化的傳承作出過極大的貢獻。歷代的京都和江南的富庶地帶🌘，曾出現過很多著名的藏書世家和他們的藏書樓🟡。可是歷經風雨滄桑與戰亂浩劫後👩🏽🦳，完整留存的藏書已是鳳毛麟角了⌨️。
先父羅家倫先生（1897—1969）的藏書，卻是他個人興趣和意願的成就💼。由於嗜好文墨詩畫的先祖父遊幕江西，父親幼年在南昌受的是庭訓和家塾教育💾，對線裝書自然是最熟悉而有感情的。1914年他離家進入上海復旦中學，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三年後考上了北京大學外文系🏋🏿♂️，初次接觸到大量西方書刊，眼界更為大開🚽。在蔡元培校長創始的學術自由風氣之下，他盡情跨系聽課🐰，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包括組織“新潮社”，為《新潮》雜誌撰文，繼而擔任編輯，又成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這些經驗，導致他得到一個非常特殊的留學機會。這個“穆藕初獎學金”不限製主修的科目，不要求攻讀學位，也沒有時間限製，並且鼓勵獲獎學生們到美國和歐洲，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特色，俾能回國作出貢獻😟。父親在美國三年之後，獎學金創辦人的企業破產，他決定轉往英國，德國和法國繼續遊學🏃🏻♀️🈷️，三年中在倫敦🧯🧑🏽🦰、柏林和巴黎三大都市的名大學聽課，去博物館🙋🏿、圖書館看書👰🏿♂️，找資料，最後選定研究中國近代史為終生誌業✔️。
早在北大時期🤚🏻，主修外國文學的父親自然對外文書籍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作為一個窮學生，他卻因下筆勤快經常能賺些稿費，逐漸養成了買書的嗜好，並坦白地說🧛🏻，“傅孟真（傅斯年）和我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報效一點款子”🙌🏻。父親畢業後到達美國🍁🚲，開始與母親通信交友📉，第三次給她的信裏就提到代她購寄兩本書，以後魚雁不斷，信裏經常提到贈書和互相托代買書的事。1925年父親到了巴黎🦸🏼♂️，深感機會難得，買書和讀書都很多。他在和母親討論求學的一封信裏說🖕🏼🙋🏻♀️，“你說你在學‘中國國際條約關系’，此科與我的近代史甚有關系。我關於此方面看書甚多。A.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Vols.與Henri Cordier：Histoiredes Relations dela Chine avec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3Vols.二書較好而可靠，不失為學者著作🐴。二者我都有；後者已絕版🔆，甚難得🗞。我關於此類的書，自己已有百余種，其中甚多難得者”。
這段時期父親的經濟情形已很窘迫🌋，不得已通過蔡校長向張元濟先生借貸了1500元，才得繼續他的研究計劃。1926年初父親委托先回國的陳寅恪先生代向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申請一筆款子🕓，由他負責代購關於中國史料的西文書籍帶回🧝🏻♂️。那時他說“自己的書約一千種，但門類較多🗯，絕不夠用”。不巧陳先生尚未抵達北京，清華便因故影響到研究院的運作🏊🏼♂️，父親只得積極籌劃回國，無奈再向張元濟先生借到600元😋🐢。他給母親的信裏感慨地說：“近代中國史料中🧙，可譯者甚多……。我現在關於此類書籍，極力收買🪀，已有百余種🧚🏽♂️，其中多有絕版者，甚為可貴。但恨經濟能力🧎➡️，不容我多購🙇♂️🫅🏼。我的書前函告你約千，但我自己也無法確實統計，大約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左右；大約德文二百左右，法文三百左右，余均英文💆🏿♀️；現分存紐約🧎➡️、柏林、倫敦各處，並堆滿巴黎房間；將來運回運費甚可觀，不無可慮。……有時候第二天沒有錢吃飯了，頭一天還是大批買書🖐，不如此則永買不成。”
處於這樣青黃不接的時刻🎲，父親買書的熱情仍然不見減退。一次他興奮地告訴母親說，“我今天買了一部好書——《尼采全集》。此書我在德國時早想買👩🏿🎓，因其太貴，而且版本不好。現在我於法國舊書店中，買了一部，計八大本，是戰前印的，印得精雅之極🤷🏼，目前絕無此等工致印刷。此書原有者並未看過，若在德國，至少賣一百三四十馬克，約華幣八十元，現在法國書店外行🤸🏼，不知德國書價，竟以二百五十法郎買得（約合華幣二十元）🙆🏿♂️，將來回國多一種中國少有的書，不勝高興💂🏽♀️。”同信還提到🔤，“我近來看洪秀全文題的材料不少🚴🏻♂️🤽🏼，為國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我並開始將洪秀全所頒行的書籍鈔寫，以備將來我edit中國近代史料叢書時作一種⚱️。”
1926年母親即將從滬江大學政治系畢業，所以他們通信中討論讀書心得部分特別多。三月間父親一共寫了七封信🦦，18日寄了兩本書給她，“一本是Fagnet，Petit Histoire dela Literature Francaise🧑🍼，他是近代法國大批評家，文章寫得極好，而且易讀🧑🏼🍳。”；“一本是Mitchell，Thomas Huxley，作者是一位大科學家👀，而且文章也寫得好。”19日的信裏說，“我看過太平天國時南京所刻之書二十余種（在倫敦巴黎兩處圖書館中）🙍🏼♂️，並鈔本上諭與文件✸。西書之中，亦有很好材料。”
為了關心與鼓勵母親對參考外文書的興趣↩️，父親寄給她的書包括了一本法文文法🧗♂️🍊，兩本倫理名著。另外在上船前又為她買了兩本法文字典，一本由法譯英，一本由英譯法，隨身帶回上海。這期間母親得知他的經濟困境🧎➡️，匯了5500法郎相助，加上朱經農和張元濟兩位先生為他籌款，才得以買到船票於1926年6月18日從馬賽啟程回國💣。途中他給母親的信裏說🧑🏽🏭，臨行“還買了一些書和零碎東西。巴黎的書兩大箱🏸，已隨身帶回，柏林的已囑朋友起運🪤，惟倫敦及紐約的尚沒有👜。但是巴黎的已重至六百余磅，尚有一部分留下由何仙槎（名思源）兄於九月間帶回🤛🏽。可謂笨重之極⏯。”這幾批書是何時運回到國內，已無法找到數據，但是在1930年夏天父親給母親的信裏，囑咐她安排從北平搬回南京時，千萬要註意他的曾左全集🙌⇒、太平天國鈔本🏋️👋🏿、鴉片戰爭五本，與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並且要她索回Eames，The English in China和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可見他的外文書早已輾轉運到北平🚦，他的研究工作也從未曾間斷🏇🏻。
在北平的兩個學年（1928-1930）內，父親開始了他第二個買書的階段𓀄。在那個古老的文化中心裏，書畫古玩自然是熱門的市場◽️。但是位於郊外的清華校園交通不便🔮，父母親只有周末才得進城購物訪友🚡，琉璃廠和廠甸顯然是他們愛去的地方。在北平他只留下1930年初兩個多月的日記，可是在一月間便出現了三次買書的記載🚣🏻♀️。1月19日：購《曾文正公日記》一部，十七元；1月25日：買G.P.Gooch，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月30日：廠甸購舊書數種，《雲南勘界籌邊紀》二冊，李振玉——《滇事述聞》，《俄國西伯利冬偏記要》，蔡鈞——《出使須知》、《出洋瑣記》。如果他在一個月內便買到六種線裝書和一本英文書🫷，在北平的17個月內，收購的數量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大半的明清版本很可能就是這個時期收得的🚣🏻♂️。何況他離職前還為清華買到一位杭州老翰林的風華堂藏書，共約四萬冊之多，其中元明的刻本就有二千八百多冊，是他為清華留下的一個紀念。不幸在抗日期間，這批書運達重慶存放，竟遭敵人一次大轟炸全部毀滅了。
父親回到南方尚未赴武漢大學任教，先北上到中原戰爭前線勞軍🙋♂️，途中寫了一封信告訴母親關於購買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決定*️⃣：“24史事我心中打算日夜不停，因為我是學歷史的人🦯，不忍放過此機會（八天以後即為三百六十元一部♻，一年以後書賣完必大漲），不得已寫了一信致李伯嘉𓀝，請其代訂一部。全部付款二百六十或七十元💦，因一時沒有🔳，先將商務版稅一百六十八元八角就近劃賬，所余百元左右🤷🏿，一月內寄彼，或從《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稿費項下扣除，以了一大心願”🕛。這套書的價值大約與他的教授月薪不相上下。1931年父親回到南京，連續負責政校和中央大學的校務🤾🏼♂️，並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可以想見這個期間他仍然不斷收購新舊書籍，包括了數量最大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四部叢刊續集》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七七事變爆發，父親立即進行中大遷移重慶的任務，自己的書箱也就跟著大學的圖書、儀器等一同上船🚵♂️🚴🏽，平安到達重慶🧑🧒。在小龍坎我家樓梯後面堆積的書箱👩🏿🎤，記憶中大約有二十只，但僅有極少數開箱取出他需用的書💳。戰時出版業非常艱困，家裏的書卻仍然有所增加。即使父親到西北各省考察途中，偶然也有機會遇到一些藏書人家。他在1943年7月22日的日記裏說🎴，“在武威李家看其藏書，有商務《四部叢刊》第一集全部。李君贈《續通鑒記事本末》一部👩👦。”一周後的記載說，“劉錫三先生贈李卓吾《李氏藏書殘本》17冊，萬歷刻本。”此外還有一套明萬歷年間的《辭賦標意》，是一位鄒介民先生贈給朱紹良，朱將軍再轉贈給父親的🚶🏻♂️➡️。
八年抗戰勝利後，藏書全部搬回到南京👩🏽🔧。重慶和南京的氣候都很潮濕⛹🏿♀️，但是木箱內部墊有一層鉛皮，所以從未遭受潮氣和蟲蛀的損害。父親在南京的一年中🫃，一定也買到過舊書，但只有1947年4月1日的日記裏提到，“至泮池書店買《清史稿》一部🙆🏽♂️，七十萬元。”他在駐節印度的兩年半中⛅️，自然收集了不少有關該國文化和歷史的英文書籍。1948年夏天回國述職路過上海時🧘🏿，也曾買到“資治通鑒一部計六種帶新德裏以備消遣👮🏿，因該處書實少也。”1949年南京吃緊時，我們全家正客居異鄉，家中的藏書有幸承國內親朋大力相助🖥，先設法運到上海，再跨越臺灣海峽到達基隆💪。次年父親返臺，暫時沒有固定住所💚，基隆的倉庫更異常潮濕，所以又乘一個機會，把書箱海運到澳洲。那時母親正在悉尼安排我和幼妹久華上學👩🏿🦰，而那裏的氣候幹燥✣，對藏書很適宜👩👧👦。以後我們母女先後離開了澳洲📶，母親返臺與父親團聚，妹妹和我來美國繼續讀書，書箱則存放在悉尼的儲藏公司。直到我與外子張桂生婚後若幹年🎅🏽，他應聘來華盛頓大學執教💁🏿，我們攜帶二女搬到西雅圖定居，久華妹才專程赴悉尼將書箱托運來到我們的住所。
1969年父親在臺灣去世以前🤧，家中和辦公室裏的書不免又增加了不少。包括許多從印度帶回的專著👷🏿♀️，臺灣出版與國外搜買的新書↙️。1971年母親搬來和我們同住，這些書也都一並進入了我們家地下室的“書庫”，數量共約一萬四千冊👨🏽🚒。其中最早的善本書是明正統年間（1436-1449）楊士奇著《東裏文集》📡，共二十五卷🙎🏼♂️，分為八冊👶🏽。另一部木刻刊印的《東萊先生十七史詳節》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京兆劉弘毅刊本，原為清末民初學者藏書家嶺南梁鼎芬先生所藏。
從1925年父親致張元濟先生的長信中🕵️♀️，可以看到他當年搜集史料，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目標☘️，特別認為1820年左右到1911年為“中國歷史變遷最大之期，可以斷代。”他的構想是：一🏊🏼、廣為涉獵並抄錄英法兩國的數據；二👂、申請款項盡力收購歐洲文字發表的有關書籍；三𓀙、發掘經濟補助來源，與同輩學人協力培養一批學生，分工從事各方面的研究；四、編輯一種《近百年史料叢刊》，匯合以上各方面的收獲😾，俾能產生一部“科學的歷史”🧵。他自認“於此史並不欲其速成🔢，勉力不間斷為之，當期以二十年以後耳🤙🏻😗。”目的是“使中國人從事實裏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一個什麽世界……世界上最能說服人的，莫過於事實📰；從事實而生之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覺🟠。”這個信念，無疑是父親藏書的初衷，可惜在他的後半生👩🏼🔧，時局和工作的性質沒能允許他完成這個夙願。
這批累積了九十多年的藏書，曾長期滯留歐、亞、澳、美四洲，搬運經過地中海、印度洋、長江、臺灣海峽和太平洋，卻都平安無損，沒有遭遇天災人禍。我們家人一貫的願望是使它們能夠完整地安頓在一個學術機構內，為廣大的學人和學子提供有用的信息🎫🧮。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中央黨務學校創辦初期，父親便擔任教務副主任及校務會議主席☹️；兩年後改製為中央政治學校🏟，他又由校務委員轉任校務主任兼代教育長，之後一直與政治大學和意昂們保持著親切的關系🏌🏿♂️。一年前適逢政大設立“孫中山先生紀念圖書館”🦗🏃♂️，隨即同意接受先父全部的藏書，並由劉吉軒館長和典藏組張惠真女士專程親臨舍下，不顧辛勞🧿，在二周內完成了分類、包裝🧑🏼🎓、計算機清冊🧘🏻、交運等工作。善本書籍則由二位隨身帶回臺北。現在《羅家倫先生文庫》即將開幕啟用🤛🏽，父親畢生藏書的目的👩❤️👩，也將產生功效。作為他的後人，我們深信他在天之靈終將感到欣慰。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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