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1954年3月🤙🏼，陳寅恪開始寫《錢柳因緣詩釋證》🦸🏻♂️👈🏿，1964年夏天完成，即後來的《柳如是別傳》。陳先生在本書第一章“緣起”中抄錄了多首自己的詩💂🏿。其中有1963年冬天寫的兩首（一般認為這兩首詩完成於1963年冬天⇒，我以為當完成於1964年初⛑，因為《柳如是別傳》定稿在1964年夏天🧑🍼，而兩首詩恰為“緣起”所抄詩的最後一首）詩題太長🧑🏼🔬，此不具引。有中一首有兩句：“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
這兩句詩常為研究陳寅恪的人提起。余英時最早認為是陳先生對當時“學生批判老師”的感慨👩🏽💼，而胡文輝在《陳寅恪詩箋釋》一書中👩🏼✈️👇，不同意余英時的看法⏯。
“高家門館恩誰報”，胡文輝指出系借用了白居易一首詩的意思，白居易科考時的主考官名為高郢🤹♂️，此句講座主與門生關系🎯，可理解為現代的師生關系。
“陸氏莊園業不存”一句的古典，源自唐李亢《獨異誌》。崔群是貞元八年名相陸贄所取進士，與韓愈同榜。後來仕至宰相，為官清正。唐憲宗元和十年🛹，崔群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錄取進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勸他置一點莊田👨👩👧，“以為子孫之計”。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而崔夫人卻反問“你不是陸贄的門生嗎？”崔群回答說：“是啊！”崔夫人說🏌️：“往年你身為知貢舉，卻派人告訴他兒子陸簡禮不要應舉👨🦳，以免引起非議🎶。如果門生真是美莊良田，那麽陸氏這一莊算荒廢了。”崔群聞聽此言🏩，很覺對不起自己的座主。
這則史料💢，陳寅恪在自己的著作和講義中多次抄引過。余英時最早的判斷🪒，應當說是準確的🦻，因為陳寅恪對師生關系極為看重❓。“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是陳寅恪刻意選擇的巧妙暗喻♞。
陳寅恪中山大學《唐史講義》中“科舉製度及政治黨派”條，抄錄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詩。白詩最後兩句是🧗🏼♂️：“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282頁，三聯書店🏃🏻♂️，2000年）。
這是1949年後陳寅恪比較敏感的兩件事，一是舊日朋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改業新書”；二是自己的學生迎合時代。
1950年9月18日，陳寅恪給吳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詩箋證稿》這樣的書以後恐無再出版機會後🧎♂️，有這樣兩句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面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68頁，三聯書店🧑🏻💼，2000年）
《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此信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轉來，原書有一處筆誤“第三十回”應當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是《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吳學昭原書將“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這幾句省略了（《吳宓與陳寅恪》第131頁，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1992年），可見當時確有忌諱。
中國舊小說中，陳寅恪最喜歡《兒女英雄傳》👨🍳👳🏽♀️，此點與胡適🤹🏼♂️、馮友蘭相同。《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感舊情掛冠尋孤女”，此回前一段敘安學海在山陽縣河工知縣任上🌂，為人陷害🗾，後得學生烏明阿重金幫助👜，原書寫道：
“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著管子京、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數兒，教他們量力盡行。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教他們只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𓀁⚄，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眾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兒女英雄傳》第1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陳寅恪和吳宓提這個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學生指不上🤦♂️。“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當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維、傅斯年🐡⛴、胡適📜、梅貽琦、杭立武💆🏿♀️🧑⚖️、朱家驊等當年幫助過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語極憤怒🫷🏽，此處雖不能坐實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為那些迎合新時代的老朋友和舊門生，“《儒林外史》”限製了所指範圍，當是學術界熟人無疑。了解這個背景，則能理解陳寅恪1954年給科學院答復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的深意。
陳寅恪晚年多講崔群故事🔹，其實還隱含一個判斷，即女人常常較男人更有見識👐🏻，這也是陳寅恪“著書唯剩頌紅妝”的一個心理動機，其中暗含了對1949年之際陳夫人、妹妹陳新午決斷的欽佩和自己的悔恨之意🎷。
陳寅恪的去留問題曾引起過爭議🤲🏻，主要是因為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當年出版時曾有刪節，後出的《吳宓日記續編》中其實已將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吳宓日記中說🖤：“陳序經暢談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論張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詳述陳寅恪兄1948年12月來嶺南大學之經過（由上海來電🏌🏿♀️，時序經任校長、竭誠歡迎）。到校後😸，約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臺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諸妹，序經追往，遍尋👩👧👦，卒得之於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筼🙆🏻♀️，與約定‘必歸’👳🏻。序經乃先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吳宓日記續編》第5冊第166頁🈲，三聯書店🏹，2006年）David即俞大維。這是陳寅恪一生最後悔的一件事。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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