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晚年金嶽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上世紀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都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裏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淩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外在我自己家吃外✢𓀒，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

　　由此可見🧑🏽‍🏭，在以金嶽霖為核心的知識社群形成的過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識背景、職業特性和生活空間外，還有一些獨特的因素在發揮著凝結作用🧚🏽‍♂️。一是金的“單身漢”生活為朋友間的盡情交往供給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間”，而知識分子最在意的就是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羈絆的精神自由👱🏼，“單身漢”的生活使金嶽霖少了很多俗務🤽🏽，他自己在回憶錄中也說過，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反而為金的交遊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習性在北平的知識社群的“分層”中發揮著隱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為從歐美留學歸國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會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嶽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這些細節的滿足，使得這些學者雖然身處仍舊落後的中國卻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緬懷和重溫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嶽霖的“星六碰頭會”在人員構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更加廣泛📣，當然一些重要成員是交叉的。金的特點是平易、親和，他的身上彌漫著知識貴族的氣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許不像林徽因那樣嚴格維持生活的品位。金嶽霖是一個“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夠“孤獨”地在知識與思維的“自由王國”裏，但在生活中🧏🏻，他仍舊烙刻著傳統知識分子的印記◼️，需要在一個知識社群的內部交往中尋求歸屬感。如許紀霖教授在《走出閣樓以後》一文指出的那樣：“理性是個人的，而激情總是要有所附麗。過去的金嶽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馬，獨往獨來。但在小閣樓裏遊戲久了🙍🏼，也會感到些許寂寞。或許，中國知識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爾凱戈爾那樣的孤獨氣質，最終還是要尋求一個群落🎙，一個可以依賴的歸宿。”

　　在金嶽霖的“星六碰頭會”上出現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這就說明這個社群不是自我封閉和自我循環👊🏿😅，而是適度敞開的。例如張奚若、錢端升🫲🏻✌🏻、陳岱蓀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據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只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從1917年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來說，我們也是同班。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

　　金嶽霖與錢端升的交往則呈現另外一種特性：“錢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過他同我是否常見面是要分階段的。他有時是北大的，有時是清華的，有時又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我到南京開《哲學評論》會🚯，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中央大學教書。在西南聯大時，他是屬於北大的，我們又在一塊了。”而金與陳岱蓀的相識更是偶然中的機緣巧合😱：“我最早認識他是我們都在清華學務處的時候🦥。梅校長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發現我沒有手紙了，只好向他求救😨。……陳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號同葉企蓀先生同居🌷。他們雖單身，可以有條件辦夥食。張奚若同我都在那裏包飯🙆🏻‍♀️👨🏽‍🔧，這樣我們也有了一個落腳點👨‍👨‍👧‍👧🦟。這個辦法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能在七七事變以前一個時期才解散了。”

　　從金嶽霖的這些追憶可以看出🔯，當時北平的知識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築在學緣👴🏼、業緣等基礎上。自然☦️，這種因為同學關系🍸、同事關系甚至“同人關系”形成的鏈條是相當穩固的，在這種表面的理由背後所隱含的是共同的誌趣和追求🫄🏼，包括價值上的相互認可👬，這是當時北平學術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圍當然經常有一些陌生的👧🏽、異質的因素接近🚊💨、參與🦸🏿，也試圖從中受到熏染，因此🙉，這個知識社群的成員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的，甚至是流動的，而這恰恰是這個社群充滿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為關鍵的是能夠為當時北平的大學生提供增長見識的空間🧧。

　　陳岱蓀的描述也說明了這個判斷：“金先生住的是後院。他經常於星期六下午約請朋友來他家茶敘。久而久之💁🏿‍♀️，這就成為一種習慣。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備些茶點在家恭候朋友的光臨🔟，而他的朋友也經常於是日登門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時也還有他在心血來潮時特約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當然以學界中人為最多🥕。而學界中人當然又以北大、清華、燕京各校的同人為最多👨🏽‍⚖️。但也不排除學生們💯。我記得🧑🏼‍🏭，在我作為常客的一兩次，我就遇見了一些燕京大學的女學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現在經常來華訪問的華裔作家韓素音女士🤎。學界中也還有外籍的學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會上遇見193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兒慰梅和女婿費正清陪同來訪的。此外🙋‍♀️，他的座上客還有當時平津一帶的文人、詩人和文藝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會上遇見幾位當時戲劇界正在綻蕾的青年演員。另一次，我又遇見幾個玩鬥蟋蟀的老頭兒。人物的廣泛性是這茶會的特點。”

胡適也是金嶽霖這個“星六茶會”的座上客，他曾經在日記中零星地記載參加這些茶會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到金嶽霖家吃茶。我到得太早了🆙。與嶽霖閑談🐵。吃茶的人漸漸來了，有Miss Jones, Mrs .Swan, Prof .＆ Mrs.Jameson（瓊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誌摩🕴🏻、叔永、莎菲、擘黃、奚若夫婦、端升等🦸‍♀️。” “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經勾勒出這個茶會的人員結構，可見即便在這樣一個相對沙龍化的聚會中，其成員並非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同質化的平行結構🐐，而是內部分層的，存在核心與邊緣的區分🏢。遺憾的是七七事變的狼煙一起，知識人這種近似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沙龍聚會的優容生活就被“腰斬”👩🏻‍🦲🧑🏽‍🍼，在大逃亡和大遷徙中👓📄，知識群體被折騰得七零八碎，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僅僅在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有過短暫的“回光返照”，在之後漫長的20世紀中國歷史的某些階段🧑🏻‍🍼，知識社群更是被政治、經濟等各種力量隔離🦸🏽‍♀️🧛🏿‍♀️、分化成原子化的知識分子，人以群分相互取暖變臉成人人自危甚至賣友求榮🎅🏿，可見1930年代北平知識界的這種以金嶽霖“星六碰頭會”為象征的平等而自由的高頻度公共生活🫘，是如何的溫暖🧑🏿‍🦳。

（唐小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師）

轉自《東方早報》201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