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李 淩（1945中文）

1946年西南聯大在昆明結束時，由馮友蘭教授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中有一段話：“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段話把民主和學術自由以及兼容並包聯系起來👩🏻‍🔬，是符合實際的，也是很恰當的🤘。因為民主和自由密不可分🙆🏼‍♀️，沒有自由，就談不上民主🤌，而民主也就意味著對各種不同觀點、不同的學術流派兼容並包💆🏽‍♀️😆，通過比較認識真理🤦🏼‍♀️。

1946年西南聯大最後一屆學生自治會全體理事合影。

“民主堡壘”錦旗是昆明市學聯贈給聯大學生自治會的。執旗者左為傅冬菊

以下分別從校政、教師等方面對聯大的學術自由和兼容並包精神加以介紹。

一

聯大不設校長，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管理聯大。蔣🟩🏠、張二位在重慶任公職，他們對梅十分信任😂，委他全權主持校務👪。梅貽琦具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和作風，他常說：“吾從眾”；還說🦦：“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凳子的”🤵🏿‍♀️。有這樣的領導，聯大才能夠始終堅持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

聯大組成初期，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就企圖從各方面控製它，使它納入“黨化教育”的軌道🔠。而聯大當局和教授們對於教育部這類“訓令”🤽🏻‍♂️🍸，多采取抵製或消極應付的態度♤。例如✉️，教育部規定“黨義”為學生必修課，聯大則采取辦講座的方式來應付，後來幹脆改為學生交讀書報告來代替⛹🏽‍♀️🦵🏼。實際上絕大多數學生既未聽課，也未交報告，但成績單上這門功課一律及格⛵️。

教育部曾頒布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後又陸續頒布各系必修課程表、部訂教材以及學生成績考核方法。這些硬性的規定引起教授們的反感🧛🏽‍♂️。1940年6月🎏👨🏻‍🔬，在由教務長主持🌩、全體教授參加的教務會議上，通過了一封致校常委會並轉教育部的義正詞嚴的公函，表示對教育部措施的不滿，理由是💂🏿：“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以日臻進步也……”這份公函有理有力🆎，保衛了學術自由的原則🤚🏼😸，教育部無可奈何♛，只能默許。實際上各種教材多由教師結合自己的科研成果編寫講授，這就提高了教師們的積極性和責任心，推動了學術研究🖥，使聯大前後開了1600多種課程，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關於校訓，1938年11月30日💇🏼，聯大常委會討論了方案🚵🏿，根據三校的傳統和當時的狀況🧑，決定以“剛毅堅卓”為聯大校訓🧙🏽‍♀️。教育部獲悉後下訓令，要求聯大務必采用全國各校共同采用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為校訓，並令聯大當局製成校訓匾額懸掛。聯大當局對此訓令並不遵照辦理，仍然堅持以“剛毅堅卓”為校訓。

聯大實行民主治校的方針，尊重教授的意見。學校的大政方針都由教授代表參加的校務會議決定。學校也有國民黨區黨部（書記長姚從吾）和三青團分團部（主任陳雪屏），但其領導人都只能以普通教授身份參加教授會議，並無特權。學校的工作也未受他們的牽製和影響，教育部頒布的《專科以上學校訓導處的組織》規定🆓，各校的訓導處要承擔黨、團委托的任務，但聯大的訓導處並未認真執行。

訓導工作方面，訓導處在幫助學生解決貸金及改善生活條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訓導長查良釗十分關心、愛護學生⛹️，解決學生的實際困難🧑🏿，因而被稱為“查菩薩”，很受學生愛戴。對教育部所要求的控製學生思想方面➛，訓導處往往用“等因奉此”等公文敷衍了事。訓導工作繼承了清華的“訓教合一”的傳統⛹🏻，即強調教師要言傳身教，既教書又育人，以自己的高尚品格感化學生。

聯大強調學生自治🚣🏿‍♀️👬🏼，學生通過民主競選🫸🏻，選出學生自治會，以培養民主精神和辦事能力。最後一屆學生自治會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更有重大意義🏌🏼‍♂️。

學生辦社團、壁報，只需向訓導處申報、填表ℹ️，寫出兩個負責人的名字、系別、年級🤾🏿‍♂️，並請一位教授擔任導師就可以了🧑‍🎓🦊，手續簡單。《壁報管理辦法》雖然規定要將筆名和真名對照表送訓導處備案，實際上只是一句空話，並未執行。不同觀點，不同政治立場的壁報可以自由張掛，相互辯論。一些尖銳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揭露貪汙腐敗👨🏻‍🦽🥷🏼，傾訴民間疾苦的文章都可以自由發表。因此👾，引起許多校外學生、市民前來觀看和摘錄。有的人白天沒有時間，就在晚上打著手電來看，張貼壁報的墻壁也因此成了著名的“民主墻”。

二

聯大的教授副教授大都留學歐美民主國家。許多教師都曾參加“五四”運動，有的還是運動中的骨幹和闖將。如中文系楊振聲教授曾因帶頭火燒賣國賊在趙家樓的房子被捕。外文系葉公超教授在“五四”運動初期加入南開的愛國十人團，到處宣傳愛國😆、民主與科學。周炳琳教授、鄭天挺教授等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清華的聞一多、潘光旦👱🏽‍♂️、羅隆基等也都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愛國學生運動。正因為有這樣的教授群體，才使科學與民主成為聯大思想的主流👇🏿。

聯大大師雲集🤶，其中十分著名的一位是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他是國學大師又是語言大師🛢，但他思想中的主導原則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為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文中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西南聯大的環境和氛圍為培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了難得的土壤🚵🏼💂🏿‍♀️。

在聯大講述西洋哲學史👩🏿‍🏭、黑格爾哲學的賀麟教授🍐，在1941年撰寫的題為《學術自由與政治》一文中說📔：“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學術。學術是一個自由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的神聖使命。她有她的廣大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一門學術都有每一門學術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些人，一個個都抱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忠實其職，貢獻其心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和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麽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

馮友蘭教授在《南渡集》中有一篇題為《大學與學術獨立》的文章中說🪴：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幹涉的態度🐹，國家社會要予他們研究自由，並且有給予他們選擇人才的自由🙎🏿‍♂️🌕，外邊的人不要幹涉。

曾多年主講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聯大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教授詳細地講述歐洲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9️⃣、盧梭等人關於法治👨‍🎤、民主、自由的思想。他稱盧梭是“革命教主”𓀂、“自由之神”👎。他尤其推崇美國獨立戰爭取得勝利之後，華盛頓多次拒絕部下獻給他的王冠。張奚若認為👨‍🚀，這些政治思想的產生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但這是整個人類政治文明的結晶。他反對一黨專政，並指出“專政”一詞，英文為dictatorship，也可以譯為“獨裁”，獨裁是不受監督不受製約的權力。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少數人甚至領袖一人的專政👨‍👦‍👦，導致暴虐和腐敗🧚🏻‍♀️。張奚若反對國民黨蔣介石一黨一人專政🧏🏻🚵🏽‍♀️，並從政治學理論上說明，任何一個黨一個人的專政都是不對的。張奚若教授等宣講的民主🚖🧏🏻‍♀️、自由的言論，對聯大的廣大學生產生深遠影響♣︎。

1945年10月1日，張奚若、聞一多、周炳琳、朱自清、李繼侗、吳之椿👩🏻‍🦲、陳序經、陳岱孫、湯用彤、錢端升等十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毛澤東。電文指出🙋🏽‍♀️：“一黨專政必須終止”🐣，過去“十多年來🧗🏼，我國政權實際上操於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以至產生多種弱點，如用人之失當，人民利益之被漠視”🧘🏻‍♀️，“此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於糾正”。

三

在西南聯大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氛圍中，教師們各種學術觀點👰‍♀️，多種流派，異彩紛呈。陳序經教授主張“全盤西化”🌨；錢端升教授講他和王世傑合著的《比較憲法》，使學生知道各國政治結構，多黨政治和以權力製約權力的必要；陳岱孫教授講“經濟學概論”🌄，既講凱恩斯學說，也講馬克思經濟學；趙廼摶教授講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經濟思想史。

“中國通史”是大一學生的必修課，這門課並無統一的教材。聯大同時開此課程的有錢穆、雷海宗、孫毓棠和吳晗等幾位教授🤸🏿，由學生自由選修。錢穆由經學而治史學，由通史而及文化思想史🍡，他主張民族文化決定歷史進程。雷海宗教授的歷史學觀深受德國史學家施本格勒的影響😲，倡言歷史循環論，因此他按歷史各朝代編年講通史，以突出其“周期”的學說。吳晗把秦統一以後的中國當作封建大帝國看待，不按朝代順序🧜，而著重講各種製度（如土地製度、賦稅製度、官製等）在各朝代的演變🧜🏿‍♀️。

學生們既可自由選課🦹🏿‍♀️，還可以自由旁聽，宛如在學術海洋中遨遊，對各種流派、各種學術思想，進行比較吸收🍻，深受教益。理工科的課程和學術報告並沒有明顯的派系之別，但從講課和報告的觀點看，還是各有千秋，並不是刻板雷同的🫸🏻。

這就是聯大的兼容並包👨🏿‍🍳。正如馮友蘭教授在紀念碑文所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四

民主平等的思想，也存在師生之間。許多教授允許學生對自己講課的內容提出質疑🧝‍♂️。潘光旦教授在講授家庭問題時提出一種觀點🏋️‍♀️：知識婦女最好在40歲以後才參加工作🧏🏻‍♂️，在此以前在家照顧孩子🧜🏿‍♀️，使子女可以健康成長，40歲再參加工作🏊🏽，可以做到家庭事業兩不誤。他講完馬上就有女同學提出異議↪️，另外一些男同學則表示贊同🧝🏽‍♂️，雙方展開辯論👩🏽‍✈️。潘光旦則含著煙鬥單腿拄著拐杖🤽，含笑聽著👫，他沒有下結論，因為這只是一種觀點📥，各人可以獨立考慮🤟🏽，也可因人而異🧑🏽‍💼，問題在於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培養學生自由思考，不同觀點互相辯論的習慣。

學生對老師有意見也可以在壁報上提出。馮友蘭是著名哲學家，傳說他曾經在國民黨中央舉辦的一個訓練團講過課，這在當時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有的學生對此頗有微詞。有一天在壁報墻上出現一幅漫畫👨🏽‍🔬，畫著以馮友蘭所著的《貞元六書》組成的6個石級，一位戴著眼鏡留著胡子的教授（沒有點名）逐級而登。馮友蘭看了不但沒有生氣，還笑著說💖，很像👨🏿‍🍳！很像！

學生之間也經常展開辯論💅🏻。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尚好，聯大三青團辦的壁報宣傳國民黨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觀點，中共地下黨辦《群聲》等壁報反駁說這是法西斯主義🧓🏽，是獨裁。

另一次激烈的辯論是在《耕耘》和《文藝》壁報展開。《文藝》壁報主張藝術應該為人生為社會。《耕耘》壁報則認為應該為藝術而為藝術🚶‍♂️。

工學院的學生於1939年10月組織引擎社出版了《引擎》壁報，對貪汙腐敗進行尖銳的抨擊，與工學院的另一壁報《熔爐》展開論爭。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引擎社停止活動。1942年🫚🙏，工學院同學又成立了神曲社🐬，並出版了《神曲》壁報💇🏿‍♀️，對國際國內時事問題發表評論，也曾和《熔爐》壁報又展開激烈論爭。通過這種自由論爭🗣，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判斷，辨別是非。

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聯大培養了許多能獨立思考、學識淵博的學者，成為人才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