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馮象

周叔弢先生曾這麽評價趙萬裏先生的成就：“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至偉。”

　　早就想寫點什麽，紀念大舅斐雲（趙萬裏）先生。去年至清華服務，大表哥趙深見示大舅遺稿《天寶遺事諸宮調》曲集遺文，睹物思人，感慨萬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時我在昆明上學，母親趕去了北京，是父親寫信告知的。父親的信，平常多是回復我提的文學方面的問題，或者因我要去訪他的老友，叮囑幾句。那一次卻寫了一頁大舅與北圖（今國家圖書館），及古籍善本保護的事，是要我牢記的意思。後來，母親依我的建議，寫過幾篇短文，其中有憶大舅和清華生活的。還編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訂，增補了內容，交我潤色。課余，遂根據年表翻閱資料，鉤稽故實，漸有收獲。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說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隨手記下的片斷。

　　一

　　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有一幅導師與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傳最廣的歷史記錄了。前排三位導師，即王觀堂、梁任公、趙元任，並講師李濟；後排三個助教，名字標作（左起）：章昭煌、陸維釗、梁廷燦。這照片最初登在《清華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這幅導師與助教的七人合影，大概是流傳最廣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歷史記錄了。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來家中與母親聊天。某日，談到清華研究院往事，說：那張照片的說明弄錯了，陸維釗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後排中央站著的是斐雲。不久我回國講學，母親囑查一下，說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陸先生。陸先生是母親在松江女中的老師，他年輕時的相貌神態，母親是記得的。戴老當年是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從觀堂習金文與甲骨文，故與大舅相熟；對老師的學術、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實，皆有探究。1960年1月，意昂体育平台遷觀堂棺於福田公墓，1985年樹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書丹）。他的講法應是可靠的。

　　查《王國維年譜新編》（孫敦恒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趙萬裏北來受業於王國維，王命館於其家，適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陸維釗以事辭，主任吳宓命趙萬裏補其缺，為王國維檢閱書籍及校錄文稿。”

　　《追憶王國維》載海寧蔣復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說，因研究院主任吳雨僧（宓）先生來自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燦擔任，其余助教皆東大畢業生。“分配給靜安先生的助教是陸維釗君，陸君因病不能趕到，先請趙萬裏君代理，後來就由趙萬裏擔任。”（頁119）慰堂1923年北大哲學系畢業，其時在清華兼課，任講師，住古月堂。觀堂入居清華園後，他常去請益，曾協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參見下文）。但“陸君因病”不確，或屬誤記；陸先生“不能趕到”的緣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書另有觀堂的女長公子東明先生的回憶，與戴老相同：“父親就任清華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陸維昭（釗）先生為助教，當時陸先生因祖父喪未能履任，趙［萬裏］先生即由人推薦與父親。”（頁412）

　　綜上，若大舅補缺為助教是在8月，即清華研究院開學之前，則合影後排居中者便可確定是他，而非陸先生。因為細看那照片，七個人都身著秋衣（夾襖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樣。

　　看來，《清華年刊》的文字說明是錯了，誠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譜》跟知情人的回憶文字少些細節，而考證似應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證據。但工作一忙，這疑問就擱下了。

　　今年10月末內子抵京，一同至觀堂先生紀念碑憑吊，忽又想起。於是上清華校史研究室網站檢索，讀到孟凡茂《關於陸維釗——任職助教，何時離校》一文，終於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證幹凈利索。首先作一判斷，照片據人物衣著，當攝於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濟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調查，則拍攝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後，從《吳宓日記》（吳學昭整理，北京三聯，1998年）查雨僧為三位導師聘助教的記載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證明，合影時陸先生不在清華。我請學生幫忙，借了《日記》（1925-1927年卷）來逐條核對，確實孟先生解決了問題。雨僧是先師李賦寧先生的老師，兩家為世交，所以《日記》讀來饒有興味，每每讓我想起兩位先生的舊事——那是題外話了。

　　七人當中，觀堂最早遷入清華，1925年4月18日：“晨，王國維先生搬來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為助教及房舍事謁校長。）4月15日：“上午，見Pr.”，括號“梁廷燦”等。孟文推測，雨僧這兩趟見校長曹雲祥，跟觀堂和任公聘助教有關。

　　8月1日：“趙元任來，擬用其內侄為助教。逾日，決用章昭煌，企孫薦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為趙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趙寄葉企孫轉交。”可知助教人選，皆由雨僧與導師商量後決定，且著意提攜東大學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陳寅恪先生到任，所請助教也是東大人，即大舅的摯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趙萬裏到校，代陸維釗。”9月1日：“見校長……以趙萬裏代陸維釗職務，批準。”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報到註冊。9月8日，雨僧在工字廳設宴，招待觀堂、任公、梁漱溟（講師）、趙元任、李濟、“戴元齡、趙萬裏、衛士生、周光午”。註明：助教梁廷燦、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開研究院第一次教務會議。”9月9日：“十時，至大禮堂，行開學禮。”9月13日：“十時，至琉璃廠文友堂，晤王靜安先生及趙萬裏君，為校中購書。”觀堂“請在青雲閣玉壺春午飯，進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開始上課：上午聽觀堂講《古史新證》。“晚趙萬裏來，細述陸維釗之身世情形。決即永遠留趙，命陸不必來此。所謂兩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學務處”，請吳先生幫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燦昨日到校。”直到這時，照片裏的人方才到齊，而陸先生請假回鄉，早在開學之前。故孟文認定，合影攝於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間，後排中央觀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無疑。　　

　　二

　　陸維釗（微昭）先生在東大與大舅同級，也是從吳瞿安（梅）、柳翼謀（詒徵）二位老師研習詞曲。但大舅十六歲上的大學，比陸先生小了六歲。如果陸先生畢業後曾經北上，應在6月下旬或7月間。或許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記》未提陸先生到校，只記了臨開學由大舅代職，校長批準，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陸先生“不必來此”，似指後者須在家鄉守孝，無法履職，故謂“兩全其美”。

　　守孝期滿，陸先生到秀州中學教書，繼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國文老師。當時，松江女中的師資可謂人才濟濟，有徐聲越（震愕）、施蟄存、王季思、豐之愷等，皆一時之選。徐先生是母親的國文老師，課外另教她世界語，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語通信，給她改錯，還譯了她一篇作文（寫小螞蟻過年的童話），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語刊物《文學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後執教於華東師大，徐先生且是近鄰，可說是看著我長大的。

　　陸先生多才多藝，尤擅書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則是他作的詞。抗戰後移席浙江大學，1952年院系合並，轉為浙江師院（後更名杭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壽先生出面，調至浙江美院國畫系任書法篆刻科主任，從此成了專業的書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學英國，1947年應竺可楨校長之邀回浙大服務，便成了陸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調離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與省政協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為表哥（二姨的長子）學畫，所以陸先生的字畫，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雲南邊疆自學外語，作業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滬，先在杭州下車，到道古橋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幾日。有一次外出，路過陸先生家，二姨說進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細節，他們聊點什麽，已淡忘了。

　　據說，陸先生對未能問學於觀堂，是終生抱憾的。然而他書畫雙絕，“蜾扁體”獨樹一幟，並有詩詞傳世，育才無數，如此成果斐然，實非常人可比。　　

　　三

　　岔開去談談幼和先生。他雖是清華研究院第二期學生，1926年秋入學，《吳宓日記》卻有更早的記載。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時，戴家祥持胡適致校長薦函來，準報考。”也許他因故未考，或沒被錄取，8月29日：“見戴家祥，求為旁聽生，未準。”9月1日，又記“戴家祥來”。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識，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間。

　　1951年，華東師大成立籌備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許傑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轉歷史系，主講歷史文選、中國通史。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萬人大會上栽贓誣陷，打成右派。遂不許教書，放在資料室做一個資料員。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業余時間繼續收集拓片，準備編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復遭殘酷批鬥，打斷腿骨。數十年辛勤考證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書稿，紅衛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結束，他以耄耋之年，積十六載之功，終於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於1995年出版。同時，還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學者孫詒讓的《名原》、《古籀餘論》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間，戴老沒有伸手要過一分錢科研經費；直到項目列為上海市“六五”重點，編撰組才獲得四千五百元撥款，用於購置圖書資料。據戴老的得意門生王文耀先生記述，同事和領導曾多次勸戴老申請補助，“老師卻執意不肯。結果他自己墊入抄寫費近萬元”。如此勤儉治學，學生助手都學他的榜樣，初稿用廢舊紙，資料袋手工製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馱，從不搭出租車”（《戴家祥學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4）。比比當今學界的排場、揮霍跟造假，真是判若雲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壽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學述》，題贈母親一本，我拿了來美國。書裏夾有一紙，是母親所記幼和先生講的幾件事，及他提供的資料出處。老先生家住師大一村進校園的先鋒路近旁，我陪母親出門，常見他戴著袖套，手提一把竹掃帚，在路口掃落葉或清理布告欄；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勞動。母親便上前問安，他總是樂呵呵的，對我說：回來啦，這一趟居幾日啊……　　

　　四

　　《吳宓日記》率真生動，處處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記。1927年有數條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證。4月25日：“又夕，趙萬裏偕周光午來，商趙萬裏結婚之辦法，並擬請宓為證婚人雲。”5月24日：“夕，與陳寅恪、趙萬裏、周光午散步，並至寅恪家中坐談。趙萬裏不日結婚，本已約定宓為證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請梅貽琦。蓋以職位之關系雲。”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時半，微雨。偕心一、學淑，至報子街聚賢堂，趙萬裏與張勁先女士婚禮。宓代王先生（靜安）為介紹人之一，並演說。略謂古今文學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詩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戀愛訂婚以迄結婚之歷史者，請俟趙萬裏君所作詞集《夕陽琴語》出版，取一冊讀之，便知其詳雲雲。旋即入席。宓與梅貽琦、陳寅恪等同桌，食半飽。”

　　過一周，陳、吳二位宴請新郎新娘及諸友。6月12日：“夕趙萬裏，偕其新夫人張勁先來。”6月13日：“晚八時，至寅恪宅，而彼等來拜。旋即赴小橋食社，寅恪及宓為主人（每人費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趙及其新夫人張，新夫人之姊張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楊時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後，又同至宓室中茗敘。九時半散。”

　　大舅媽的姐姐名智揚，愚亭大約是字。她是北京女師大畢業，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國圖書館界的翹楚，解放初負責籌建上海圖書館，為第一任館長。

　　大舅與大舅媽是表兄妹。據母親的文章，大舅媽的父親（即母親的舅舅）名張勵石，是前清舉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國初年任《浙江日報》主筆，筆鋒銳利。他思想開明，反對纏足。家人給大妹纏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將妹妹搶下，不許再纏。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纏足時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腳就成了“三寸金蓮”。他為兩個女兒取名智揚、勁先，意在鼓勵與男兒一樣力爭上遊，獨立生活。稍長，即帶去杭州讀書；中學畢業，又遠送北京。智揚進北京女師大讀書，勁先則當了孔德中學的教員。

　　大舅同表妹原先沒見過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識的。之前，父母給他訂過一門親事，女方是同邑（海寧城區）一士紳家的姑娘。雙方交換了照片，家長看了都覺得滿意。那年大舅十八歲，正在南京上學，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學士陳閣老的私家花園嘯園的九曲橋上拍的，“長衫馬褂，西式分頭，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母親語）。他同表妹時常往來，兩人就戀愛了，不久即寫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約。這事讓父母大傷腦筋。起初對方堅決不同意，認為解約有損女兒的名譽。後來托人居中調解，商定男方出錢在女方家門前修一條路，這才避免了一場糾紛。

　　五

　　大舅拜觀堂為師，聽母親說是瞿安先生寫信推薦的。好像華東師大歷史系研究觀堂的劉寅生先生曾告訴她，見過原信。拜師的時間，按蔣慰堂先生回憶，在1925年7月：

　　[民國]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鄉張樹棠先生，亦是曲友，他與趙萬裏君的尊人是結拜朋友，說在海寧接洽過的，趙萬裏是東南大學讀完二年級，本從吳瞿安（梅）先生治曲學的，要到北平來從靜安先生讀書，因他不認識靜安先生，托我介紹進謁。於是我陪趙萬裏君至王家晉見，拿了兩條大前門香煙，進門就叩頭行禮。（《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陳平原、王風編，北京三聯，2009年，頁119）

　　慰堂出身海寧大戶，是民國軍事家蔣百裏先生的堂侄，徐誌摩的表弟。表兄弟倆興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詩集《誌摩的詩》便是表弟幫他編的。慰堂是中國現代圖書館學的先驅，其事業始於任公創辦的松坡圖書館，繼而做北平圖書館編纂，負責中文圖書編目。遂有誌於改革中國圖書分類，幾經探索，創立了一套新的編目與分類法。抗戰期間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為保護國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抗戰勝利，回上海接收日偽資產，最著名的一樁功勞，是逼迫軍統頭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國寶毛公鼎。遷臺後，仍主持圖書館工作，並應蔣介石之請，籌建臺北故宮博物院，為首任院長。

　　但蔣先生說大舅只“讀完二年級”，卻是誤會，或是看年齡作的推測（當時大舅剛滿二十）。又，觀堂與大舅實為姻婭，關系是這樣的：觀堂的元配莫氏因產褥熱去世，續弦娶潘氏。潘夫人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應叫潘夫人表姨母，稱觀堂表姨夫。不過兩家雖同在海寧，只是葭莩之親，平時並無交往（參見《追憶王國維》，頁412）。所以為鄭重起見，大舅雖有瞿安先生的推薦，仍請了蔣先生“介紹進謁”。

　　大舅拜見觀堂的情景，東明先生有生動的描繪（同上）：

　　民國十四年冬天，我到清華不久，趙先生即到職了，想到第一天他見父親的情形，我們談起來還要失笑，他畢恭畢敬遠遠的站在父親面前，身體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著，兩手貼身靠攏，父親說一句，他答一句“是！”問他什麽話，他輕聲回答，在遠處根本不知他說些什麽？話說完了，倒退著出來，頭也不抬一下，我想這個情形，大概就是所謂“執禮甚恭”吧。他對母親不稱表姨母而稱師母，態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東明先生自謂，是“陰歷十一月中旬”“嚴冬季節”到清華的（同上，頁405）；如上文所述，那時大舅已做了將近一個學期的助教。因此，她說的“第一天”晉謁，恐怕不是慰堂領來拜師那一回。但也許這讓人失笑的“畢恭畢敬”，確是拜師的場面，只是東明先生年幼，還在家鄉，並無目睹，是事後聽家人告訴的。講得多了，在記憶中，便成了自己的經歷。

　　東明先生在清華園，沒有上成誌小學或另請老師，而是由父親親自施教，念《孟子》《論語》。次年6月，觀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絕，曾有輕生的念頭，悄悄寫了遺書，被東明發現，幾個人哀求苦勸，才打消了死誌，說：“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同上，頁410）。東明因為不放心母親，就沒敢去上學，潘夫人遂請大舅教女兒古文：

　　趙先生與我，又有一年的師生之誼……他替我準備了一部《古文觀止》，先選讀較易懂的，再讀較艱深的。他講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講。他上課時板著臉，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聽講，用功熟讀，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記得有一次念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動得掉下了眼淚，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趙先生有一位賢內助，是硤石張氏名門才女，寫得一手好字，凡是趙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謄寫的。當他們離開清華時，已經有了一個男孩子。（同上，頁413）

　　大舅媽的字確實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說法，是抄書抄壞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講究書法氣韻，因此不如大舅媽。《天寶遺事諸宮調》遺稿中，有十來頁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跡，字體娟秀而飽滿，便是大舅媽謄寫的部分。　　

　　六

　　有一則大舅教書的趣聞，大約最早出自吳組緗先生一次訪談。說是大舅二十五歲時，回清華講版本目錄學，一日在課堂上說：不是吹牛，某書某版本只有我見過。課後，卻有兩個學生即錢鍾書跟吳晗議論：只有他見過嗎？我們也見過呀，而且同他介紹的不一樣。大舅那門課，原“計劃講十個題目，第一個題目落下這個笑話後，就留下七八個題目請錢鍾書和吳晗講”。吳先生說，大舅的學問很了不起，但有這樣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巖《吳組緗暢談錢鍾書》，載《人物》1/1992）

　　這故事我當初讀到，也覺得挺風雅的，頗似《世說新語》裏那些風流人物的雋永曠達，也是老清華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錢先生鄭重否認了：在清華從未選修版本目錄學，“看書[也]不講求版本，於版本既無所知，亦無興趣，哪裏會那樣充內行呢？！”還說，“吳晗是燕京轉學到清華歷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級，從沒和他同上過任何課程。”（舒展《錢鍾書怎樣對待“錢鍾書神話”》，載《北京日報》2002.6.3）

　　查大舅年表，觀堂棄世次年（1928），大舅由陳寅恪先生介紹，離開清華研究院加入北平圖書館（原名京師圖書館），任中文采訪組和善本考訂組組長，兼任館刊主編。其時采訪部主任為徐森玉（鴻寶）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導下工作，日日浸淫於宋元舊刻、精校名抄之間，又時常求教於前輩藏書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張允亮等先生，與之亦師亦友，相互切磋。並在各地藏書樓訪書，開始了《永樂大典》的輯遺校註工作。又次年（二十四歲），受聘在北大兼課，講授“詞史”，講義《詞概》和《詞學通論》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時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特約及通訊研究員、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並文獻館專門委員。清華兼課，則始於1933年9月（二十八歲），在國文系講“金石學”，講義《中國金石學》由清華出版部印行。或許也開過版本目錄學，但錢先生是1933年從外文系畢業，正好同大舅在清華錯開。所以，上述錢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麽，會不會是吳晗先生一個人代的課呢？也不太可能。吳先生1934年畢業，選過大舅的“金石學”。大舅說，他極用功，但常缺課，期末交來一篇論文，跟課程內容無關，是他自己正做著的題目。大舅讀了，頗為欣賞，就讓他以論文代替考試。也許這論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錢先生頭上的趣聞的原型吧。

　　當然，後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願信其無的。任何一所有點歷史的大學，倘使沒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與傳說，還能稱得上名牌麽？

　　吳先生小大舅四歲，對老師非常尊敬，時有書信往來，探討學術。即使建國後當了北京市的領導，仍不時到北圖善本部查閱古書，直至姚文元發難，批他的《海瑞罷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證，審查者要大舅交待，與吳先生究竟什麽關系。大舅的回答卻也富於歷史意味，說：關系不復雜，是前後兩段。起先我在臺上講，他坐在下面聽，我是他的老師；後來他在臺上講，我坐在下面聽，他是我的領導。審查遂不了了之。吳先生1969年10月歿於北京獄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內心始終是一個誠懇而執著的學者。

　　七

　　我小時候是圓臉，舅舅阿姨都說長得像大舅，同輩中又是唯一喜歡文科的，雖然調皮，不甚用功，後來讀了西學而非國學。但對大舅，便有一種特別親近的感情。腦海中的大舅，至今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來上海那幾回，一身呢子中山裝，神采奕奕的樣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閩、浙、蘇、皖一帶訪書，或是考查地方戲曲、文物保護，或是去港澳替國家收購宋元明珍本。最後一次大概是1963年，回家同丁阿姨談起——上海的舊事，我一向仰賴她的記憶和化作諸暨成語字字珠璣的描摹——她還記得。說是做了一桌家鄉風味的魚蝦烤鴨，大舅吃了，贊不絕口，回到北京對父親說：寶麟啊，你真有福氣，丁阿姨燒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親調去了中央機關，參加寫跟蘇共論戰的“九評”。丁阿姨說，大舅到父親的書房裏待了一會兒，出來說，那兩架線裝書無收藏價值——他還想著尋訪古籍呢。

　　“文革”中再見大舅時，他已經癱瘓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語了。大舅媽把我領進裏屋，他蒼白的臉上綻出了笑容，嘴唇翕動著，吃力地想說什麽。大舅媽俯身去聽，替他“翻譯”，我心裏一陣酸楚，悲哀得說不出話來。他是在北圖的“牛棚”管製勞動期間，由於扔掉一塊沒吃完的窩窩頭，而招惹的災禍。批鬥者強迫老人把那塊撿回來的已經發黴的東西，當眾吞下，導致他腸胃嚴重感染，高燒、吐瀉、失水、神誌不清，最後深度昏迷。送到醫院搶救，那幾個喪心病狂的還日夜監視，命醫生將“此人有政治問題”記入病歷。剛剛蘇醒，即停止治療，趕出醫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計劃了要做，多少古籍還等著他整理保護，多少寶貴的知識經驗，甚而癱瘓之後他還想著要著書傳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給了北圖，而北圖竟這樣待他。

那是我初訪北京。待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讀研究生，便成了北觀場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媽看我來了，總是讓我陪著走出巷子，到王府井買點素鵝或別的熟食，再讓姥姥炒一盤白菜肉絲。聊起舊人舊事，大舅媽有說不完的好聽的故事。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裏幾樣舊家具，還是1928年潘夫人舉家南遷時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飯的方桌、靠椅、孫兒的書桌，都是觀堂的遺物。問及大舅的藏書，大表哥說，兩冊《永樂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國家（入藏北圖）。“文革”抄家，則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後平反，歸還抄家物品，北圖來人說，希望捐獻其中十九種古籍。大舅看了清單，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歸還。那是他當年在清華研究院所臨觀堂親校的明刻《水經註箋》（朱王孫本），書末有觀堂的長跋並兩方鈐印，乃是恩師留下的最珍貴的紀念：

　　……門人趙斐雲酷嗜校書，見余有此校，乃覓購朱王孫本，照臨一過，並囑識其顛末……然則斐雲以數月之力，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塵劫中一段因緣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霽後觀堂書。

　　周叔弢先生在給黃裳先生的信裏，曾這麽評價大舅的成就：“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至偉。庫中之書，絕大部分是斐雲親自采訪和收集，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圖善本書庫，不為過譽。斐雲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其愛書之篤，不亞其訪書之勤。嘗謂余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及矣。其誌甚壯，其言甚哀。”

是的，其誌甚壯，其言甚哀。大舅對歷史上無數珍藏的損毀散失，文化的衰敗，風雨飄搖，太了解了。那年6月，觀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靜、從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語）——那天，他曾四處找尋；而後，整理出版恩師的遺著，編撰年譜，一步步走來，不負其厚望。觀堂的誌與哀，又何嘗不是他的誌與哀呢？

轉自 東方早報 201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