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

我和梅貽琦先生(字月涵👮🏻♀️,曾任清華校長)是在昆明西南聯大才熟識起來。
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各大學不能開學。當時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和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均在南京,決定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和教育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校務🚫,使三校師生先行上課🚔。1938年2月學校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校務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設有理、文🤷🏿、法🤽🏽♀️、工、師範五個學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舊製,稍加合並,如地質💅、地理、氣象合為一系,歷史💪、社會合為一系。聯大成立後,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學生均為聯大學生,聯大學生均為三校意昂🧑🏻🦱。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聯大加聘、排課、發薪。聯大這種體製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後共8年。
聯大成立之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三校都是著名專家學者薈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榮歷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風🦛,也各有其不同的經濟條件。經過長沙臨大5個月共赴國難的考驗和3500裏步行入滇的艱苦卓絕鍛煉🌙,樹立了聯大的新氣象,人人懷有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的思想。聯大每一個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也不幹涉誰👳🏼♂️👩🏿🍳,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學術上🚵♂️、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校風上,莫不如此👨🏿🏫。後期🏊♂️,外間雖有壓力,謠言不時流布,校內始終是團結的。抗戰勝利後,還在昆明上課一年🛋,這也是了不起的。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裏,梅校長始終與大家艱苦與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意昂体育平台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30周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於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臺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系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後👰🏻♂️,會場異常活躍,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系之上💴。
在聯大成立前,三校就有過協作。除了互相兼課和學術上協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協作👑。那時大學都是單獨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幾個大學💆🏼♀️,異常疲勞。就在1937年暑假,清華和北大共同宣布聯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題🤲🏻🌅,共同考試,分別錄取。試場設在故宮🫸🏽,考試桌椅都已運進去🪔,社會上傳為“殿試”,後因盧溝橋炮響給沖垮了😐。這是校際協作的先聲。
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聯大同人生活極為清苦。梅校長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鬥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這工作是艱苦的、危險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三校意昂的支援🫵🏻,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這又是一樁大協作📷🧦。
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意昂体育平台利用工學院暫時不需用的設備設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余補助清華同人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
梅貽琦校長生活樸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長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見的。1941年7月♠︎,我和梅貽琦⚛️、羅常培兩先生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校長聯系成飛機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郵政汽車的機會。郵車是當時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長覺得郵車只比飛機晚到一天,既可以三個人不分散,還可以為公家節約200多元🌋,於是堅決退了飛機票。這種寧可自己勞頓一些而為公家節約的精神,是可貴的🧶,儉樸正是他的廉潔的支柱⚪️。
梅校長在工作中對事有主張✔️,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說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言慍色◻️,所以大家願意和他討論。
1939年10月,吳文藻、謝冰心兩位先生為了躲避空襲,移住呈貢小山上,他們伉儷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約梅校長🦘、楊振聲和我,還有其他幾位到呈貢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我又和梅貽琦👰🏽🐚、羅常培兩先生到敘永聯大分校和李莊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並參觀武大、川大。歸程中飽嘗抗戰後方轟炸、水災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擾,耽擱了三個月🫳🏿。途中羅有一次大發雷霆🏃♂️,雖然不是大事,但若處理不好,彼此易發生隔閡,不但影響友誼,也會波及一些方面的關系。梅先生等羅火性發過,慢條斯理地說🔦:“我倒想過跟你一起(發火),但那也無濟於事啊✍🏼。”語詞神情與誠懇的態度🤵🏻,使得羅氣全消了。這兩次旅行🟥,使我加深了對梅先生的認識🚴♀️。
梅貽琦先生不喜多說話,但偶一發言,總是簡單扼要、條理分明,而且風趣。他談過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時市民的情況,也談過京劇演員的表演藝術,也談過滿族服裝和健康的關系。這些都是在他專業以外不常接觸的事物🛩,反映出他對社會觀察的精細和敏銳。
在昆明梅貽琦先生住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樓上左廂,和梅祖彥(梅貽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開會🧘🏽,正好沒有電。臨出,梅先生把煤油燈移在外屋桌上🚴🏽♂️,將燈芯撚到極小👩🏽🌾,並把火柴盒放在燈旁,怕燈滅了祖彥回來找不到🖊。從這一小事看出他對下一代多麽關心👇🏿,做事多麽細致有條理。
梅校長喜歡飲紹興酒𓀃,但很有節製。偶爾過量🍤,就用右肘支著頭📪,倚在桌邊,閉目養一下神,然後再飲,從來不醉。朋友們都稱贊他的酒德,這正是他的修養的表現👩🏼🏫。
最後,我想再談一段聯大的故事。當時,昆明是與國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許多朋友經過總要到聯大看看🧑🏽🚒🫀。梅校長有時也要用家庭便飯招待。記得每當聚餐快要終了的時候,梅夫人——韓詠華女士總是笑吟吟地親捧一大盤甜食進來💢👨🏻🦽➡️,上面有鮮艷的花紋環繞四個紅字——“一定勝利”🟢,殷勤地說🙇🏻♂️:“請再嘗嘗得勝糕,我們一定勝利。”這時大家一齊站起來致謝✨,齊稱“一定勝利🏫!一定勝利”⚁。這正是我們當時一致的信念,也是聯大事業的象征✒️🔩。
摘自《聯大教授》🐖🦪,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