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自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傳統文明遭遇了外來文化前所未有的強勢沖擊。作為對外來挑戰的被動倉促回應，幾十年之間，中國經歷了在軍事和器物製造方面學習西方，在政治製度方面仿效西方，直至在思想文化方面全面向西方開放學習三個階段。

　　在回應接納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價值全面崩解斷裂，西方傳統和近代主流文化價值在中國的移植和生長則艱難曲折，中西文化價值的融合、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價值在全面斷裂後的接續至今尚在進行之中。

　　陳寅恪（1890-1969）、胡適（1891-1962）是這一史無前例文化巨變時期的重要文化人，他們分別是中西古典主流文化與西方近代主流文化價值在20世紀中國的傳人。出生於洋務運動末期，早年他們都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功底。中國傳統政治體製解體（辛亥革命）時，他們正遊學海外。由於文化立場不同，他們對中國所發生的政治變革持不同態度。青年時期他們都長期留學西方，致力於深入研習西方文化，與此同時反思中國文化的不足，對西方古典和近代主流文化各自情有獨鐘。在中國吸納西方思想文化的第三個階段，他們回國效力，在學術上做出了重要貢獻。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是西方近代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致力於向中國引進西方近代主流文化價值——近代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倡導理性精神和憲政、民權、民主等政治理念。陳寅恪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在其學術研究和生命實踐中都著意保存承傳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價值，與此同時，他還致力於實踐、弘揚西方古典理性精神，在學術上倡導獨立思想、自由精神。陳寅恪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更準確地說，是儒家文化）的保守者，也同時是西方主流文化傳統理性精神的引進者和發揚者，而在後一方面，他不僅與胡適是一致的，並且，在對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深層把握上，陳寅恪比單純提倡實用科學和歸納方法的胡適更加深刻到位。

　　由於對傳統儒學價值的取舍不同，他們對憲政民主政治的態度有異，不過，在自覺實踐倡導西方思想的根本價值——理性精神——方面，兩者完全一致，都是學術自由的堅定倡導者。在基本文化傾向上，兩者都是入世的，肯定人生和社會，在生命終極關懷上，都采取了“僧道耶無緣”的立足於人生和現實世界的人文主義立場，都是理智的無神論者，都致力於將個人生命的終極意義落實在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上，都自覺通過立德、立言、立功來實現人生的不朽價值。在學術興趣方面，兩者都勤奮好學，博聞強識，富有客觀氣質，承續清代實證學術傳統，重視語言、文字、音韻等“小學”功夫，愛好歷史考據，自覺學習實踐西方近代學術方法和學術規範。兩者自幼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人格磊落，正直不阿，恪守傳統人倫道德，青年時代都長期在海外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富於理性精神，善於獨立思考，倡導思想自由。兩者都德才兼備，既是傳統儒家意義上的君子儒，也是西方文明意義上的紳士知識分子。在對婦女的態度上，兩者更有著驚人的一致。保守儒家文化價值的陳寅恪和提倡近代自由平等價值的胡適都主張男女平等，尊重女權，兩者都極為欣賞獨立自尊、思想自由、富有才華的知識女性。

　　陳寅恪是傳統儒家意義上的文化貴族和知識精英，親歷儒家文化傳統的大斷裂，他的生命充滿了文化悲情。始終寄命於傳統儒家價值，他是伯夷、叔齊式的現代文化遺民。他無書不觀，過目成誦，具有超常的記憶力，被稱為“讀書的種子”。熟讀中國古代典籍，將傳統文化與個人生命融為一體，為傳統文化所化，他自覺擔負起承傳神州文化的歷史使命。他終身使用文言文，善長古典詩詞，工於對仗，精於用典，以古典寄托今情，將現實關懷寄寓在深邃的歷史感中。他學貫中西，他的摯友吳宓曾由衷贊嘆“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吳宓詩話》）。陳寅恪不僅博學，更具“卓識”，對歷史資料具有罕見的把握和貫通力，在學術上能不斷提出開創性觀點，是現代中國出色的史學大家。他的基本文化立場是“中體西用”，即以中國固有文化為本位吸納整合外來文化。他“讀書不肯為人忙”，為學術而學術，遊學歐美最高學府十幾年，沒有拿過一個碩士或博士學位，卻被視為“教授的教授”。他是一位純粹的學者，自覺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雖然在學術界舉足輕重，卻沒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關心現實政治，在嚴謹細致的歷史考證中，在看似純粹學術性的文章中，蘊含著他強烈的文化使命和對現實政治的深刻關註。

　　胡適是文化啟蒙者和新文化價值的引進者，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類似，他平易親切，自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富有文化上和個性上的樂觀精神。與“聖之時者”孔子一樣，他善於虛心學習人類優秀文化。孔子曾贊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心目中的“周”，是集三代文化大成的“西周”。西周時期的文化成就，在陳寅恪看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孔子向西周時期的優秀文化學習，倡導“克己復禮”，要“為東周”，即致力於實踐並恢復西周的文明製度，實現古代優秀文化的復興。胡適心目中的“周”，則不再是傳統的人倫道德和建立於其上的政治典章製度，而是實踐近代科學價值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的典範國家——美國。美國既是胡適情感上的第二故鄉，更是他的思想家園，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和他所認同的先進文明。他堅信美國奉行的科學和自由民主價值，致力於將這些價值嫁接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要實現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他的思想導師杜威相同，胡適主張平民教育，“但開風氣不為師”，率先創作白話詩，倡導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為白話文“正名”，致力於樹立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主流地位。他厭惡律詩，反對用典和對仗，致力於引進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他是現代中國學術界開風氣的人物，其思想方法和學術觀點的影響涉及哲學、政治、歷史、文化等廣泛學術領域。他是迄今獲得博士學位最多的中國人，基於他的文化貢獻和知名度，三十六所大學（大多是美國和英國的一流學府）授予了他博士學位。胡適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善長公開演講，名滿天下，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

　　1948年12月15日，文化保守主義者陳寅恪與自由主義者胡適合家同機飛離中國的文化中心北平，這一時刻可以被視為一個文化上的轉折點，西方的自由主義沒能成功植入，而中國傳統主流文化開始全面斷裂。（楊丹荷）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