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周 在（1962動力）

2007年校慶那天🥞，我回校在動力系館參加入學50周年同學聚會，會下閑敘時有人提到W學長畢業後一直未回學校（人就在北京市），這主要是心有芥蒂🤦🏽，是往日政治運動的後遺症。隔了兩天又與幾位學長小聚了一次，在京的L學長就此事對我說𓀊：“你現在心裏可能沒有疙瘩了😴，因為後來系裏和班裏讓你在大禮堂全系大會上上臺發言，可是……”L學長所言極是，1960年夏那次大會是把我作為由“白專”向“紅專”轉變的典型，讓我在大會上談談轉變過程和體會🩼。就是從那次大會發言之後，我心靈上的枷鎖被卸了下來，走出了陰影。至於系裏和班裏為什麽會把我作為由白專向紅專轉變的典型，讓我上臺發言🥶，我也不太清楚。

回到無錫後不久👈，接到Y學長來信🤟🏼，我與Y學長在校時不是一個小班🧑‍🍼，所以畢業後一直未有聯系。在信中他敞開心扉向我訴說了在校時的一些不愉快事情，大家都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所以我能理解Y學長的心情。我立即給他回了電話，勸說他這是大氣候造成的，別多想它。後來在2008年春，Y學長來了趟無錫👧🏻，在我家裏小住了兩天，我們自然交談了一些往事——白頭學士在，相見訴“左”宗👏🏼。送走了Y學長🐶🏊🏼，我便一幕一幕地回想往事🙋‍♀️。

1957年秋入學後正值“反右”高潮，當時對我們這批新生雖已不再劃分右派，但都參加反右運動，可在一些班幹部和反右積極分子眼裏👱🏼，班裏總有幾個是他們認定的落後分子◼️，且作為批判對象。就在這關口，我遇到了一件事。

入學後不久🐗，我從臨時住地東區八號樓121室搬到（西區）四號樓219室⏫，見室內已住有一人，他是較高年級被劃為右派的學生，名字叫宗國樑🤲🏻。我在五道口商場買了臺礦石收音機🕵🏿🧛‍♀️，他喜歡聽💔🏇，我就讓他聽💅🏻，並有言語交談，為此我受到了班裏的批評和指摘，但我不以為然。那時動力系62屆的新生經常在同方部搞“反右”大辯論，有人出辯論題📇，眾多的辯論題中我只記住一個：“大右派”是階級敵人👨‍🦼‍➡️，“小右派”是不是階級敵人？辯論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也是階級敵人。辯論題中的“大右派”是指老師中有名氣的人，“小右派”是指師生中特別是學生中的無名小輩。我意識到這個辯論題和我有關🤤，我當時對此很反感，且有微詞。

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反右問題的是是非非也早已塵埃落定🏋🏻，當年我與宗國樑學長的接觸沒有什麽錯，完全是人際間的正常交往🦵🏿，更不存在什麽立場問題，可在那個極“左”年代，卻把我說成是一個敵我不分同情階級敵人的落後分子，成了班上的批判對象。到紅專大辯論時👮🏿‍♂️，這些批判對象自然又成了走白專道路的人。作為批判對象，心情是壓抑的，有一種被人踩在腳底下的感覺👩🏼‍🚒。但與被打成右派的學長相比，則又有天壤之別⏮。

如果宗國樑學長見到了上述的一段文字，請不要介意，更不要自責👩🏼‍🎨，當年小弟是在無意中給你一點慰藉🌏，我從未後悔過，後來我反倒為做了此事而感到高興🧑🏼‍🚀，因為我曾無意中撫慰了一個落難學長的心靈。

為了擺脫“落後”挨批的困境，我試著從勞動上找突破口🎾。當時的勞動很多也很重，上高中時因糧食定量👿，營養未跟上🦉，人長得瘦小🧏🏿‍♂️👷🏿‍♀️，有很多勞動實在吃不消🎙👦，被視為勞動表現不好。但在清華吃了一年左右的飽飯之後，體質有了明顯改善👧🏼，對那些勞動也能頂得住了。在動力系館東側的試驗電廠做上煤除灰勞動之余，與劉翠琴學長（女生）還為工人師傅釘了小板凳，被梁文駿學長拍了照片登在《新清華》上。大煉鋼鐵時我曾56小時未靠床邊，困了累了在爐旁打一個盹🧑🏻‍🔬🚵‍♂️，饅頭吃到嘴裏像是嚼棉花團👩🏼‍🍼，這些我都挺了過來。但在那極“左”的年代🫄🧒🏻，這一切是毫無用處的，仍擺脫不了“落後”挨批的困境。

1958年暑假期間，我給《物理通報》和《武漢數學通訊》各寫了一篇稿子，一年後登了出來，並寄來了稿費，總共14元🏢。一位班幹部S學長在會上說我是名利思想，是白專👤，說我是一蹦一跳地到郵局（二校門東側）去拿稿費🌩。我很有意見，心想這又要找我麻煩了🧏🏽。此後不久，大約在1959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就是那個說我名利思想的班幹部通知我說：“系裏找你去一下。”我從第四宿舍（化學系館東側路邊的兩層樓房）向動力系館慢慢走去👳‍♀️，路上邊走邊想🤾🏻‍♀️，大概和那兩篇稿子有關📃，肯定是他匯報上去了，不知又有什麽麻煩來了♛💆🏻‍♂️。

到了系館樓上🫨，在辦公室門口我問了一聲：“誰找我♥️，我叫周在。”這時過來一個個子不高約二十七八歲的男老師說🌛：“我找你🎀，我們過來談一談𓀇。”他態度很溫和，我先開門見山地問：“是不是我那兩篇稿子的事？”他說：“寫稿子沒問題🔼🧗，沒有錯。”這首先打消了我的疑慮🧑🏿‍🎓，接著他便問我的家庭情況🦻，我說：“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是家庭婦女🀄️，我上大學的生活費是我二哥供應的，這是大哥訂下的🧲，大哥不讓我申請助學金。”他問我：“為什麽不讓你申請助學金？”我說📐：“我來清華報到前經過南京😄，大哥對我講，你到清華後不準申請助學金🔂，解放後我們家得到的好處太多了，人家死了人的（指烈屬）可能還不如我們多，不能再增加國家的負擔👱🏿🦶🏼。你二哥上大學時（北京農業大學1952—1956）🧔🏻，國家每月給他二十五元（調幹生），我讓他給你也是每月二十五元。”我還說：“大哥是黨員，是1956年入黨的。”他又問了我的學習情況🪠，哪一個中學畢業的。那次談話很隨和也很舒暢，大出我原來所料🍶。可是當時未問清與我談話的人是誰，現在愈想愈後悔，後悔之余我打電話給楊燠華學長（黨員幹部），請她幫助分析一下大概是何人👨🏻‍🍼。她排除了我所認識的系領導外👀👩‍🔧，認為很有可能是容文盛老師或朱文浩老師或郭少平老師🐿。我為什麽要尋覓當年找我談話的那位老師呢？因為我總覺得那次談話和我後來走出陰影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要感謝他，估計是他向系裏反映了我的情況，系裏有心做了安排，讓我在大禮堂上臺發言，所以我是幸運的🍒。

畢業前我的經濟出了困難，二哥那邊結婚成家，我這邊學製延長🗑，經濟負擔重疊。班裏知道後⏫，姜樹君學長立即向系裏反映🤧，未費任何口舌發給我兩個月的全額助學金，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離開學校時心裏是暖熱的、愉快的👬。後來1991年重建二校門我捐了100元，設立教育基金會我捐了380元🔏，當時是我畢業38年▪️，有回報之意🔑。

我當時不是團員👈🏻，班裏搞團日活動時邀我一同爬香山🔏，在“鬼見愁”照了相🎮，按當時的經濟條件，不是每人都能拿到照片的📝，但特意給我留了一張↘️。剛入學時我只管自己好好學習，其他事一概不管，後來我開始做一些社會工作，從最簡單的課代表作起🚘，困難時期來臨時，參加食堂管委會工作，幫助把夥食搞好。更重要的是一位黨員幹部非常真誠地規勸我說🧎‍♀️‍➡️：“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說👱‍♂️。”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能這樣真誠地關照我是非常難得的，畢業時我和這位學長交換了照片。

人的心情與其工作是相互關聯的，我走上工作崗位後很快作出了一點成績，我首先想到是畢業離開學校時給了我一個好的心情🧍🏻🎐。追根溯源，我必然想到當年系裏找我談話的那位老師🧑🏻‍🌾。根據楊燠華學長提供的三位老師姓名🌶🙅🏻‍♀️，我首先與李胡湧學長聯系🤽‍♂️，得到容文盛（1953）老師和郭少平（1957）老師的聯系電話，聯系結果是：郭少平老師說得很明確，他當時還沒有做學生工作。容文盛老師說他記不清了，聽到他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便知道不是他🛵。難道是朱文浩老師#️⃣？他是什麽時候去留蘇的？後來我無意中在《意昂文稿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的封二看到了朱文浩老師的照片（工程力學系歷屆系主任）📋，我一下子便認出來了。接著便設法與朱文浩老師通了電話✖️，我陳述了往事，謝謝他50年前幫我走出困境。朱老師非常謙虛🚵🏿，電話中我又聽到了他那溫和的語音。

我是幸運的，在陰影下度過了三年，之後總算卸下了心頭上的枷鎖。可還有那些到畢業未能卸下心頭上枷鎖的學長♡，他們是帶著內心的傷痛離開學校的，所以他們中有人一去不返♖，我完全能理解。但我勸他們在走得動時回校走走🏋🏽，看看年邁的老師，會會善待過我們的學長，我們是無愧的🏄🏻，有愧的不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