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裏🧛🏻，我常常緬懷著🤟🏿，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著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1999年4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托》。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於下：
盡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後🛡，我還是盡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發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後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系👷🏼♂️。我今天並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不久，我受所裏年輕朋友的委托🤜🏽，請求他和所裏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𓀈。1987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托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1987年4月2日）
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麽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後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著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後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贊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於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麽《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和👱🏻？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盡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著對我說：“這回他著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後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1986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後，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追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1957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系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麽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復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4️⃣，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幸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外，我悟出“頭發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臟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了解錢先生的防範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什麽選擇這種文體🥈，為什麽像構築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匯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於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辭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於“度”、關於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計算機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計算機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匯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鑒。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
錢先生的防範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只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並非真管院裏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復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但有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特別要求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為他必須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後👩🏿，文學方面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面🤙🏼🏠，他應允後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復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裏所裏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於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面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麽多苦頭之後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暢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因為錢先生的這種個性👨🏼🦲，因此常被誤解為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復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並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所親身體驗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絳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1973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幹校搬回北京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並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臺之後，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裏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於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面時我們更有話可說🐞。1979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著，又寫散文詩。1984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短信並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裏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復同誌🤸🏼♂️：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著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
日祺
錢鍾書上 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後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後，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著，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為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著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後，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響應🧛🏼♀️🐑，寫了一信給我：
再復同誌🚶🏻♂️🖊：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致，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著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
日祺
錢鍾書楊絳同候
對於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裏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麽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裏🍷，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為我題簽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製，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幹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面臨著挑戰。盡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余冠英等十幾位著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後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盡管被認為是“唯心論”和“煩瑣考證”，但也是學術問題，也應當還給俞先生以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錢先生時🐵，他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這次會議開得很隆重🧖♀️，除了所內人員之外還邀請了文學界的許多著名作家學人參加，與會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錢先生不僅準時到會，而且和俞先生🙂↕️、胡繩及我一起坐在主席臺上。散會時可謂“群情興奮”🫐，大家圍著向俞先生道賀，照相，我也被來賓和其他與會者圍著，沒想到錢先生也竟然擠過來Ⓜ️，在我耳邊興奮地說：“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我連忙說🤠𓀖：“謝謝錢先生來參加會👨👧。”有了錢先生的支持，我心裏更踏實了。這畢竟是件觸及敏感學案的大事。開會的前三天🚵🏼♀️，胡繩緊急找我到辦公室，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指著我👊🏿：“再復同誌🛂，你就是自由主義，開俞平伯的會，這麽大的事，通知都發出去了，我剛收到通知✴️。連個請示報告都不寫⬅️。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怎麽辦？”我知道一寫報告會就開不成🛢，但不敢直說，只跟著說了“怎麽辦🤠？”三個字🅿️。胡繩說，怎麽辦？我替你寫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就是了。聽到這句話我高興得連聲說“胡繩同誌你真好”，並仗著年輕和老朋友的關系硬是對他說🤸🏼♂️💎：“這個會，您一定要參加，還要講個話。”他沒有答話，等我告辭走到門邊，他叫住我，說了一句：我會參加會的👨🏿⚕️💂🏽♂️。
盡管我“自由主義”🎀，但沒有把胡繩的半批評半支持的態度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告訴錢先生。錢先生那種由衷高興的態度，完全出自他的內心。這種態度不僅有對我的支持，也有對俞先生真誠的支持。錢先生內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會，錢先生還參加了我主持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和“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兩個會規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個會，與會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觀者很多🤲，僅記者就有九十人🧚🏼🧑🏭。好幾位記者和外地學者問我哪一個是錢鍾書先生，有一位記者錯把張光年當作錢先生，要我和這位“錢先生”照個相🌠，我趕緊去把真錢先生找來👩🏻✈️，然後三個人一起照了個相。我知道錢先生最煩被記者糾纏及照相之類這些俗事，但為了支持我還是忍受著煎熬🧑🤝🧑。後一個會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的🙋🏽♂️，但籌備工作由文學所做，因此我請錢先生致歡迎辭👋🏿🥝，由我作主題報告。我還請錢先生幫我們審定邀請外國學者的名單🏝，他答應之後👧🏼，所科研處開列了一份二十個人的名單⛅️🫲。沒想到👏🏼💅🏿，他在每個人的名字下都寫一兩句很有趣的評語，例如“此人漢語講得不錯👩🏼🔧，但很會鉆營，有人稱他為尖尖鉆”。對於海外漢學家，錢先生多數看不上🍧，評語都不太好。讀了這份評語，我立即請科研處保管好🔑，不要外傳。當時管外事的副所長馬良春拿著名單和評語🕍，驚訝不已，我開玩笑說：“錢先生真把海外許多漢學家視為紙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過這個會，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到錢先生致歡迎辭🖇。致辭的前兩天💶，他把講稿寄給我讓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頁夾裏。
更讓我感動的是錢先生不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學術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對文學對思想的酷愛，無論自己的地位發生什麽變化🏌🏻♀️，頭頂什麽桂冠，我都牢記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學問。因此，雖然擔任所長🧑🏿🍳，但還是把心放在著書立說上🦕，而且盡可能“利用職權”推動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錢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總是為我擔心。1985年拙著《性格組合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後，引起了“轟動效應”，連印六版三十多萬冊。熱潮之中，我的頭腦也很熱🎲。但錢先生很清醒冷靜🤦🏻♀️。見到第六版🔻，他對我說，要適可而止，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聽了這句話，我立即寫信給責任編輯郝明鑒兄🎼，請求不要再印🚶🏻♂️➡️。《論文學主體性》發表之後，更是“轟動”，不僅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而且引發《紅旗》雜誌的政治性批判，特別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稱自己是用“馬克思主義大炮”來炮轟我📓。我對《文匯月刊》記者劉緒源作了訪談之後他更生氣，說要到法院告我。那時錢先生真為我著急，很關註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戲劇家魏明倫先生在《人民日報》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後竟高興得打電話給我👩🦰，問我看到沒有，說魏的文言文寫得好，當代很少人能寫出這樣的文體🧔🏿♂️。還有一天，他讓我立即到三裏河（他的家）🏂🏼，說有事相告。我一到那裏💆🏻，他就說，剛才喬木（指胡喬木）到這裏⛳️，認真地說，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先生顯得很高興🔣。其實在幾天前，就在八寶山殯儀館（追思吳世昌先生的日子），胡喬木已親自對我說了這些話🧑🏿💻，但錢先生不知道👨🏼💼。看到錢先生對我這樣牽掛，我暗自感嘆，困惑勝過高興❇️：這樣一篇學術文章竟讓錢先生這樣操心🧖🏽👩🏻💻。不過🪦，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錢先生的溫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間仍有溫暖與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後就主體性的爭論，他談了兩點至今我沒有忘卻的看法👲🏿🌸。第一，他說，“代溝”是存在的，一代人與一代人的理念很難完全一樣。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應讓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說🤸🏼，“批評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是下邊遮羞的樹葉子👩👩👧👧。”聽到第二點，我想起了《圍城》的話👨🏻🎨：“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這第二點是犀利🙆♀️，而第一點是寬容。我將牢記第一點🧛🏼♀️，盡可能去理解老一輩學人的理念🍪，不負錢先生的教誨🛷。
不了解錢先生的人，以為他只重學術求證🩺，不重思想探索，其實不然👩🎨♠︎。錢先生當然是一等學問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對思想探索的價值和艱辛卻極為清楚也極為尊重。他兩次勸我要研究近代文學史中的理念變動🗄，對近代史中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這一思想脈絡也很敬重。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亦遠不會知道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思想探索的熱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作為一個弄潮兒👆🏿，一個探索者🛵，沒想到給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錢鍾書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輩兩輩的人，規勸者有之🧑🏿🦱，嘲諷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明裏暗裏給我施加壓力者有之🧑🏿💻。輕則說說笑笑而已，重則訴諸文字。可是錢先生卻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論的探索🙋🏿♀️，也支持我主體論的探索；既支持我傳統轉化的探索🏌🏿，也支持我變革方法論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生弄得走樣了🏂🏿➕。”聽到這句話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竟書生氣地回答說：“我沒有學生”，是後來才明白是什麽意思。當時我的提倡方法論變革☞，包括方法更新🗻、語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學界使用的概念）✊🏻、視角更新（哲學視角與哲學基點）、文體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稱作文體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傳文教的領導人決定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征文評獎活動🧙🏿♂️，其意旨是要改變歷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總是處於被批評的地位🧑🏽🦱，由國家出面表彰其優秀成果。這一思路當然很好。因為全國各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及大學都要參加競賽，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者也重視此事👱🏽♂️，他們覺得院內的幾個大所都應當競得最高獎（一等獎），因此，汝信（副院長🍭，也管文學所）打電話給我，說院部研究過了💁🏼♂️，文學所要重視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寫一篇🦻🏼。沒想到，這之後的第二天🙎🏿♂️，馬良春又告訴我：錢先生來電話說要你親自動手寫一篇。有錢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寫了👉🏽。大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寫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一文，並獲得一等獎⚓️。全國參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論文，二十二篇得一等獎🪵🧎🏻➡️，文學方面有兩篇。文學所總算把臉面撐了一下🤣。獲獎後最高興的事並不是參加了領導人的頒獎儀式👦，領了五千塊獎金和獎狀（頒獎者是胡啟立、芮杏文、胡繩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錢先生給我一封賀信，信上說：
理論文章榮獲嘉獎🔗，具證有目共賞，特此奉賀🚯🔺。
錢先生寫賀信，是件不尋常的事🌅，而“有目共賞”四個字，更是難得。有朋友說，這四個字，一字千鈞。固然，這可讓我產生向真理邁進的千鈞力量，但是，我明白，這是溢美之辭，錢先生對同輩、長輩，尤其是對國外名人學者，要求很嚴💆♀️，近乎於“苛”💫，而對後輩學子則很寬厚，其鼓勵的話只可當作鼓勵，切不可以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賞你。
2008年秋天於美國
轉自 東方早報 200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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