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維（教）
按🫸🏿：本文是張維同誌1999年所作。生前曾請原校工會常務副主席劉泰同誌閱🧑🏿⚕️，征求意見🧜♂️。張維同誌逝世後，劉泰同誌一直保存👲。不久前，劉泰同誌送交本刊編輯部👸🏼，今予刊登。
張維教授
張維教授與陸士嘉教授1945年與女兒張克群合影🧘♂️。
（一）向往
為什麽要去德國留學？回想起來👩🍳，似乎不是偶然的。
我的二叔父張仲蘇（早年名張謹）1905年被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選派，與顧孟余👮🏼、李儀祉同赴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攻讀法律。1913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他學成回國。先後任京師學務局（相當於今日的市教育局）局長🧛🏽♂️🏦，同濟大學校長，河北大學校長。由於父親英年早逝🙆🏿♂️，二叔對我們兄弟較為關懷♑️，時常對我們講述在德求學的情景，並對德國工業產品的質量交口稱贊👨🏽🔧。這使幼小的我對德國有了良好的印象。
1919—1929年🤟🏼，正值我上高小和中學。那時的中國，軍閥連年混戰，日本軍國主義等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壓迫日益加劇，更兼官員腐敗，經濟衰落，民不聊生，亡國滅頂之災似乎就在眼前🌘。救國成為我們那個時代青少年的共同願望。這一時期在我心中逐漸形成了科學救國，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思想。決心刻苦讀書🦸🏼♂️，不但要上大學，而且希望有朝一日到國外去進一步深造，求得更高深的學問回來報效祖國🧽⛵️。到哪兒去呢？因受叔叔的影響🙆🏽♀️，隱隱約約地把德國當做了第一目標🦻。
後來，我與父親的世交陸家的姑娘陸士嘉逐漸有了感情。她那時在北師大念物理。因對德國在物理學方面的貢獻十分景仰，很早就產生了去德國深造的願望🎠。我倆訂婚之後，更是誌同道合🤸🏽♂️，常常相互鼓勵，一定要實現留學德國的夢想。
因為父親去世較早，全家五六口人只靠一點遺產和哥哥大學畢業後的工資維持生計🎹，家庭經濟狀況屬中等偏下，自費留學絕無可能。可公費留學又沒有德國的名額👰🏿🤟，因此能否一起赴德求學便成了我們經常討論而又無可奈何的事🧖🏼。
1937年👨🏽💼，我有幸考取了中英庚款的留英公費生🦵🏿。與未婚妻士嘉同船出國。可惜一人留英，一人赴德📉。念到寒假，我便由倫敦去了德國，一方面看望半年沒見的未婚妻🪀🥭，另一方面考察德國在土木工程和力學方面的教學情況🏃♀️➡️👱🏽♀️，了解到柏林高工（今日的柏林工業大學）土木工程系水平很高，並設有薄殼理論等世界最先進的課程。這更加強了我要到德國深造的願望🤦🏼♂️。
回到倫敦後，經過一番努力和周折🩼，得到中英庚款管委會的批準，於1938年暑假轉學德國，從小留學德國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能與士嘉同在一國求學更使我高興🙇🏻♂️，雖然她去了葛廷根，我則留在柏林🌇。
（二）德國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精神
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我從德國學到了不少東西。
研究工作歸根結底就是追求（相對）真理和掌握規律👩💻。德意誌這個民族性格非常嚴肅認真，做什麽事都要求徹底和準確👨🏿🏑，這也體現在學術上。他們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事一件工作，研究一個問題都非常徹底🏢。這一點不但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還表現在德國學者善長撰寫的大部頭百科全書上。本世紀前半葉德國出版了很多各類成套的百科全書和手冊🐠。其數量之大，體材之廣，論述之精辟🤽🏿♂️，在其他國家是少見的。
柏林大學校長💩，普魯士王國教育部長，著名的威廉·洪堡的高等教育思想——大學必須是研究與教學並重——影響十分深遠，成為長時期德國大學辦學的指導思想👨🏻🎤，並對全世界高等學校的學術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我所受益的德國學術思想和治學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與我直接有關的老師接觸獲得的。
第一位學者是我的德語老師。
很早以前🕵🏼♀️，為了準備赴德留學，我就想方設法學習德語。我認為到一個國家去念書，必須先學會那個國家的語言。因為語言是掌握知識，交流思想，了解異國文化和生活的工具📷👰♂️。但是在30年代的北平買本德語文法書都很難🥩，更不要說找個正宗的德國人做老師了。有一年暑假🙅♀️，好不容易從北大物理系夏元溧教授的德國夫人那裏學了一點啟蒙的文法🌋。後來在唐山交大做助教時又跟一位在開灤煤礦工作的德國人Wolff先生每兩周一次學了點兒🔦🧝🏽♀️。直至到了倫敦又找到一位德國僑民繼續學德文。但這些零七八碎的努力全然沒有使我的德語水平超出啟蒙階段，即只知der,die,das的各格變化。等到了德國正式學習德語時，不消一周💹，已然超出在國內和倫敦努力的總合。
1938年夏我到柏林以後👩，根據陸士嘉的經驗🛣，我沒有參加柏林大學為外國留學生開設的德語班，而是請私人教師單獨授課🧑🚒。我的教師就是現在北京大學退休教授趙林克悌。她的德文名字是Starloff. Linke🖍。本來她在葛廷根大學學歷史，畢業後任中學教師。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瘋狂迫害猶太人。Linke小姐可能有1/8猶太血統，因此被免職，只好為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教德文。
Linke小姐的教學法靈活多樣而又要求嚴格。她每天早上來我住處一小時，先是改前一天的作業🐧，教文法🏊🏼♂️，隨後學新課文🐦🔥，再是十幾分鐘的會話，臨下課前留下家庭作業𓀝🪵。這些作業足夠我一整天去“摳”🫅🏼。就這樣我在她嚴格要求下緊張地學了三個月的基本文法，積累了一些詞匯，學校一開學，我便順利地註冊上課了😱，但德語課仍然每周兩次💄。如此堅持了一年🚄，打下了較紮實的語言基礎。
我的專業導師Friedrich Toelke教授是我在德期間接觸最多🧏🏽♀️，受益極大的德國學者🏃🏻♂️。他任教的全校工科各系的基礎課工程力學課分三個學期授課。在教學方法上，他授課內容系統清楚，講課生動👋🏽，語言精煉🐦⬛🧔🏻，字句清晰♢，既無廢話，也不重復🤽🏼，且深入淺出👱🏽，聯系實際。如果將他的講課錄下音來👇🏼，可以說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他還時不時地講個笑話🧓🏿，使我們緊張的情緒放松一下⚽️，效果很好。因此大家在他的課上時常跺地板（德國學生習慣不用鼓掌，而用此法表達贊賞）👰🏼♂️。
在研究工作方面㊙️，他善於從工程實際中提煉出力學的理論問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發展了理論。他的研究範圍涉及諸多工程方面🏄🏻♀️，如結構工程🍰，水利工程🗻，船舶結構，輸油管道的振蕩及石油勘探中的地震波。從他指導下的研究工作中，使我的眼界大大超出了原來在國內的單一的土木工程中的結構力學的範疇，研究的思路開了竅。
Toelke教授對研究生的指導方針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做。每隔三四周見一次面，聽他們匯報這段時間的工作進展和想法，然後加以指點。研究生自己找參考書🖥，想研究方法，聽補充課程🦸🏼♂️，他從不過問。這樣培養出的人才具有獨立的、創造性的解決科學技術問題的能力。我的第二位導師Franz Dischinger教授對研究生的要求更高，連博士論文的題目都要自己去選。他常說💡：“我這裏不開博士工廠🦡。不管出論文題目🌒。”從而拒收想跟他要論文題目做博士生的人。誰有了研究成果👩🦳，寫成論文，可以呈送給他🦹🏿♀️，請求答辯⛷。
關於我在柏林高工土木工程系申請攻讀博士學位的事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按照德國學位法的規定，必須是獲得德國高等工業學校文憑工程師（Dipl.-Ing.）學位的人，或具有同等學力的人才能申請攻讀博士。我在中國已經獲得了工學士，又工作了四年🤴🏼，後又獲得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文憑（Diploma of Imperial College🙇🏽♂️，即DIC）👨👧，這在國際上相當於碩士學位，在德國相當於文憑工程師學位。不料導師把我的材料報到學校後🛠，校長就是不批準。從1939年一直拖到1941年。最後報到了當時的德國教育部，得到部長批準，我才正式獲得博士生資格🧘🏽♀️。其實在此之前教授已開始指導我的論文工作了。由於1942年2月我開始擔任助教工作，需要用較多的時間幫助教授工作，加上後來空襲日益增多🤽♀️，工作效率頗受影響🧖🏼♂️🤔，因此我的論文答辯一直拖到1944年10月才完成🫸。
德國治學精神方面給我更多影響的是葛廷根大學的Ludwig Prandtl教授和Ｒobert Pohl教授。Prandtl教授是陸士嘉的導師🧤，我和他直接接觸只有幾次，沒有更多的機會親聆他的教誨，然而他所代表的德國學術思想，以及他從他的老師August Foeppl（近代應用力學創始人）那裏繼承的治學方法對我影響極大。人們將它稱之為葛廷根思想（Goettinger Geist）🦹♀️🕵️♀️。什麽是葛廷根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論聯系實際。這個學派的研究工作既解決實際中的力學問題，發展了力學的基本理論⛅️，反過來又解釋並預測了自然現象，促進了生產🍳。他們往往從特殊著手發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這種循環式上升很符合辯證法⛎5️⃣。它對力學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德國國界🧑🏼🏫🌼。
Pohl教授在試驗物理方面世界馳名🤒。他的“大學物理”出版到十五版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其中許多插圖都是Pohl教授親自做的實驗照片。他常在課堂上實際表演各種物理現象✌🏿，學習氣氛生動活潑🧗🏻♀️🚀，並使學生從思想上重視觀察自然現象💆🏽，為日後的學習和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二戰期間在德生活
自1938年7月到德國至1945年9月離境去瑞士，我經歷了整個二戰🧙🏻♀️。這段生活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終生難忘☮️。
八年的留學生活變化很大🆕。戰前的一年和戰爭初期⛷，日常生活尚屬正常🧔🏿。在住的方面，當時德國大學極少有學生宿舍🧑🏼🪗，外國留學生根本住不進去👩🏻🦽。在柏林我們全是租房子住🍎。房東多半是退休職工，月租金在30~40馬克。而一般官費生的生活費每月110~140馬克（個別國民黨高官子弟情況不詳）。在食的方面呢，學校設有學生食堂（Mensa），午餐份飯70芬尼👨🏻🌾。而晚飯則往往到中國小飯館吃。一來德國政府為照顧中國僑民，配給幾個中國小飯館大米，二來在那兒能碰到同學，聊聊天📰，交換些大家關心的國內抗戰的消息😴。但因此說德文的機會就比在其他城市少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
初抵柏林時，我的德語才是初級階段👰🚴🏻♂️。對於哥德體的花草字很不習慣🧗🏻♂️，因而鬧過笑話。那時為了省錢，我和士嘉往往去圖書館看書，中午啃面包，晚上自己做或吃中國小飯館。有一回我們想開開洋葷，便到一家德國小飯館去吃午飯。飯館的菜單是手寫的花體字⛔️。我的德語雖然初學☝🏼，但很想練練說話🤸♂️。也沒跟士嘉商量，就捧著菜單對女招待說我要“Kinderfleisch”🖖🏿。女招待笑瞇瞇地說🔳：“我們這裏不賣Kinderfleisch。”我再一看菜單🧘，原來上面寫的是Rinderfleisch👱♀️。我因不識花體字𓀂，分不清R和K，竟然把花體的R看成K。這樣，將“小牛肉”就說成了“小孩肉”🙇🏽♀️。這一道嚇人的菜令四座的顧客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紅耳赤☝️😎，好不尷尬。
這時德國已吞並了奧地利👨🔧，占領了捷克🤰🏿，實際上進入了半戰爭狀態。重要的食品已分別開始實行配給製🍠，憑票供應。黃油每人每月500克👟，這對於中國留學生還過得去。到後來食品供應一年緊似一年🤳🏼，黃油漸漸減到了每周250克𓀔，125克，乃至50克。肉的供應到了1943—1944年已減至每人每周５０克（一兩）🧑🏻🏫，連塞牙縫都不夠。德國家庭還多少有點農村親戚，而我們外國人就苦了🌭◀️。於是我們只好想方設法找點油水。1940年，我和士嘉聽說臨國盧森堡農村供應較好，就去那裏度暑假，其主要目的是想買點肉食🦇。費了半天勁🚇，勉強買了一條火腿。後來這條路子斷了🤽♀️，我們又利用存在瑞士的錢郵購可從境外寄到德國的“Liebespaket”🚚。那裏邊有黃油🧚🏿、熏肉、咖啡和糖。咖啡對我們不重要🤨，就送給房東🏃🏻♀️。
到了戰爭末期，因為柏林轟炸得厲害🍏，我便辭去助教的工作搬到葛廷根。這時我們已經結婚🧚🏼🅰️，並有了女兒克群🫠。從1945年初到5月德國投降，這幾個月的日子最為困難👩🏼🎤。每人每周只能買到一個兩公斤的褐色枕頭面包，裏面摻有大量的土豆粉。買來之後還必須放個兩三天👷🏽♂️，等到硬了之後再切，才能不粘刀子。一個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加上又沒什麽油水🤷🏽♂️🧦，每天晚上10點，我的胃就咕嚕咕嚕地響，比鬧鐘都準。幸虧士嘉通過Pohl夫人認識一家由幾個老姑娘開的面包房。那幾個人對中國人挺友好，常常暗中不剪面包票🧗🏿♂️，多賣給我們一個。這點東西可解決大問題了🩻。就這樣我們熬到了德國投降。盟軍過來的第一天給盟國的難民每人發了一個紅燒牛肉罐頭，我一口氣便把那個罐頭吃了個精光。這時候我一米七的個兒體重只有56公斤。
在柏林的那幾年除了上課和搞研究外，在生活上課余時間基本上是在中國同學中打圈子👉。有兩個活動值得一提。一個是德文夜🛋。另一個是健會🂠。
為了彌補在柏林說德文機會少的缺點，有幾個先來的同學在Linke小姐的倡議下組織了一個“德文夜”（Deutschabend）。每星期六晚７點到10點在謝家澤和周源禎同學住處聚會。參加者有十來個中國同學和幾位德國男女學生，當然還有Linke小姐🔄。每次有一個主題🙇🏿♀️，大家各抒己見但只許說德文。我因為跟Linke小姐學過德文，經她介紹便也參加了✂️，並覺得受益匪淺。這個活動堅持了兩年多，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局勢趨於緊張💂🏿♀️，就停止了🫸🏻。
健會是由一些愛好運動的同學自覺自願組成的，有十幾位熱心的參加者，大多是柏林高工的學生，還有幾個柏林大學的，我是其中之一。大家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練好身體報效祖國🚘。柏林西郊有個奧林匹克體育場，還附帶有室內遊泳館。健會會員們每星期六下午乘高架車（S-Bahn）到那裏遊泳或做其他體育活動。記得那時常常組織各種比賽🈵，文筆好的同學還把每次的賽事記錄在案。我雖然積極參加，無冬立夏每周必去練習遊泳，但是到底也沒學會換氣🧑🏼🍼。每次測驗都是勉強遊到25米處就完事了🪜。至今仍然後悔當初沒認認真真把遊泳學會。不過在網球比賽上還是小有成績的。這幾年的鍛煉對身體健康確實大有好處。
就這樣，我們雖然生活在戰亂時期的德國，但在德國政府仍想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保持關系的情況下，中國留學生基本上還可以照常學習和研究💃。到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對蘇發動戰爭，中國政府對德宣戰後🤚🏿，我們的處境發生了變化。大使館撤走🌕，德國政府承認了汪精衛偽政權。這樣一來。我們的中國護照到期延長之事就只能寄到我國駐瑞士使館去辦🤴🏻。在德國我們成了無國籍的僑民了。幸而德國政府還不想為難這些人👩👧，警察局對此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戰爭期間最大的煩惱是跑空襲警報。戰爭初期英美還沒有製造出四個發動機的遠程轟炸機🦵🏽。從英國起飛的飛機也還到不了柏林，我們在柏林還能天天睡個好覺。到了1941年以後，情況漸漸有了變化。英美的轟炸機有時也光顧柏林👇🏻🍺，甚至到過德累斯頓🧑🏻。1942年2月的一次大轟炸造成了德累斯頓20萬居民的死傷。大家頓感緊張起來🧙🏽♀️。各個居民樓紛紛將存儲土豆用的地下室加以改建，以做防空之用🛂🫸🏽。
1943年11月，大規模的轟炸開始了。這類轟炸每次半夜12點左右進行，英美往往是出動2000架四個發動機的Lancaster轟炸機🐂。先是四架定位飛機投放照明彈🙆🏽♂️，隨後那兩千架轟炸機就向四邊形之內的地區投炸彈。俗稱地毯式轟炸。對於盟軍的轟炸，我的心情是復雜的：既希望他們狠狠地炸納粹，又盼望炸彈長上眼睛，別往我們頭上掉，我還盼著能安全地回家呢。
同在柏林高工學力學的劉先誌夫婦所住的樓房在一次空襲中被命中🐻❄️，上層塌下來將防空洞的幾個出口全部堵死。這還不說，因為地下室水管破裂𓀕，自來水大量湧出。電也斷了，人們站在漆黑一團的地下室裏，一邊被滿屋子的灰塵嗆得喘不過氣，一邊感到水在不斷地上漲，先是沒過腳面🧏，然後漲到小腿👨🏻🍼，眼看面臨著滅頂之災，地下室內一片哭叫。幸好有一個防空員摸到了通往另一棟樓房地下窖的臨時隔斷🐦，眾人將它推倒，人們才算撿了一條命。劉先誌夫婦吃了這回驚嚇，再也不敢呆在柏林了☔️，不久便轉學去了葛廷根大學。盡管那裏從未挨過轟炸💔，可他們倆已成了驚弓之鳥🧩。每晚一響防空警報😲，倆人就提著放論文的小箱子跑到附近小山坡上寧可凍著直到警報解除🛡，也不在家裏。防空洞是說什麽也不肯鉆了。
類似的經歷我也有過一回。1943年11月的一天夜裏🧔🏿，柏林受到第一次大轟炸，而且是兩千架飛機的大規模轟炸。刹時間全市的水、電🤸🏽、煤氣全都斷了，整個城市一片恐慌🕵🏼。次日🕵️♀️，中國同學們不約而同地來到康德大街的老於飯館👨🏻⚕️。大家經過分析，認為這兩三天裏還會有大轟炸🏃➡️，於是建議我和士嘉去西郊的好友孫德和家暫住💪🏻。我和士嘉趕緊回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兩個箱子。這時已是下午5點，黃昏的街道人煙稀少。我們提心吊膽地上了高架車，才走了兩站，到了西十字路口站，空襲警報刺耳地響了起來。車停了👩🏿💼♈️，我們提著箱子，跌跌撞撞隨著人流鉆進了一個臨時的防空洞。不一會兒，只聽見“咣！咣🏞！”的幾下爆炸聲🫳🏽，震耳欲聾🎂🎷，防空洞搖搖欲墜👨🚒🐨。解除警報後，我們爬出來繼續上車👨👦。第二天在老孫家見報，說日前西十字路口站防空洞被直接命中🗓👨👧👦，死傷甚多。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西十字路口站兩頭各有一個防空洞🦘，我們鉆的那一個僥幸沒被炸著，真可算是命大呀。
二戰到1945年5月宣告結束🧟♀️𓀐。此時的德國包括歐洲各國在內均遭到空前的破壞。德國的工業幾乎沒有了，煤礦完全停產，過冬的采暖成了大問題🧊。葛廷根的盟國占領軍司令部發給每家一張券，憑此可以自己去附近的山上伐一棵樹🤞🏻，當作冬季取暖的木柴👨🏿🦲。有生以來頭一回上山伐木🫴🏿，還挺新鮮的💁🏿♂️。我和士嘉拿著斧子🥘，跟房東Pohl教授一家一同上了山🚎，只見凡是達到可伐年齡的樹都已做了記號。於是花了半天功夫各自伐了一棵拉回家來🏌️。到了9月我得到瑞士一家機械廠的聘書🔨，並獲得批準可以出境，便把這棵樹送給了Pohl教授🆓🧎♀️➡️。他們一家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有了比別人家多一倍的柴火，冬天可以暖和一些了🖖🏿。
（四）納粹的獨裁統治
1933年1月希特勒獲得了政權🏃🏻➡️🤢，立刻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法西斯統治和鎮壓🧻。他對於德國知識界和學術界實行的排擠和迫害真是史無前例👩🏻🔧，慘無人道的。凡是稍有不贊成納粹的，或三代之中有猶太血統的知識分子一律開除公職。我的德語老師Linke小姐就是一例👹。
德國傳統上每年出版一本全國學術界的名人錄👰🏻，叫Minerva🛞。1933年的Minerva一下子比1932年的少了1/3。就是因為希特勒一上臺，首先就在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裏對不贊成法西斯的人士開刀，將他們抓的抓，趕的趕。也有些人看不過納粹的獨裁統治，主動離開他們的祖國😂，到外國流亡。我所在的教研室前任主任Hans Reissner教授就因為是猶太人而被免職，被迫去了美國。他與錢學森同誌的老師Theodore von Karman教授當年在德國是齊名的。von Karman教授有先見之明👯，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離開了德國，而H . Reissner教授則是在1933年被解職以後不得不離德去美。可惜他在美國不被重用🔳🕡，在一個不出名的大學裏默默無聞地去世了。
希特勒在德國實行法西斯統治12年（1933—1945），最殘酷的罪行莫過於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了🏙。希特勒上臺伊始，先是排擠猶太人💤👩🏻🔬。大中學裏猶太血統的教師、教授紛紛被迫出走，大多數去了美國。這對德國學術界是個極大的損失🕕。自由職業中猶太血統的醫生和律師也被禁止開業🌪。有辦法的人逃離了德國⚒，沒辦法的或留戀德國的便失了業在家閑住。後來均被弄到集中營殺害了。開始時部分小販還被允許開業，戰爭後期也全被殺害了👨🏽🏭。
由於猶太人出生時均在猶太教堂受洗禮並登記在冊💄。納粹政府按冊搜索他們，非常容易👩🏻🦳。自1941年以後所有還留在德國的猶太人胸前必須佩帶黃色五角星以明確身份。公共汽車上不許猶太人坐👉🏼，食品配額也少於一般居民🚽。1943年以後，猶太人開始大批地被送往集中營，後來聽說全被瓦斯熏死。我在柏林先後住過的幾家猶太房東竟無一幸免。連被德國占領的國家的猶太人也在劫難逃🕊。
納粹對於中國采取了狡猾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因為中國在戰爭初起就站在英美一邊🚷，因而對我國采取不友好態度👩🏼🍼❗️。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幻想蔣介石與日本講和，好讓日本騰出手來向蘇聯的遠東進攻✬。所以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很長時間仍呆在重慶不撤🥲。直到蘇德戰爭打起來📫，因我國向德國宣戰🏓，他才不得不撤回國。
但是納粹黨徒們對待中國留學生基本上是歧視甚至是敵視的。士嘉就曾受過這種敵視。1943年因柏林常受轟炸，她就辭去了工作回到葛廷根。經她導師Prandtl介紹，到了著名的空氣動力學試驗所（Aerodynamische Versuchsanstalt，簡稱AVA）🦕。該所當時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先進的空氣動力學試驗中心。那時的所長是Ｂｅｔｚ教授🫁，但實際管事的是秘書長Dr.Riegels。那家夥是個頑固的納粹黨員🚣🏼♀️。在士嘉拿著Ｐ教授的介紹信前去商談工作問題時，他反復詢問士嘉對日本侵華的看法。士嘉自然是表示義憤📭☀️，因此被拒之門外🎪🐐。
我的導師也是一個納粹黨員，他經常在聽完我的工作報告後問我中日戰爭如何了？蔣介石為何還不與日本講和？我就給他講一番日本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等等📠。兩個人各持己見♣️，誰也說不服誰。最後🏊🏽♂️，他總是說👸：“好了，今天不談這些了。”兩人握手再見🧑🦳。過了幾周我再次匯報工作時👨🏻🚒🏀，後半段時間又如此這般地重演一遍。不過倒也還能“和平共處”🧟♂️。
中國同學在戰爭年代在德國一般來說在政治問題上不主動表態🙋🏻♂️，因此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也有例外。據我所知👩🏿🎤，有一位叫翁真的同學🧘♀️，他肄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在柏林高工學電機工程，平時不問政治。一日忽然失蹤🐿，據與他接近的同學說是被秘密警察（Gestapo）抓走了。原因是他有一德國女友🧑🏽🚀，那女孩因為什麽事被捕，Gestapo在她的筆記本上看到翁真的名字和地址，就將他也抓去了。當時大家曾努力想營救他🏄🦹🏼♂️，但我國駐德使館業已撤離💁🏿♀️，無法可想。以後再也沒人聽到過翁真的消息。估計他已在集中營裏遇難了。對於納粹分子不友好的挑釁行為，我們則均予以反擊🏋🏻。讓那些家夥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是好惹的。
（五）別了，德國
1945年1月，我搬到葛廷根🫳🏻，與妻子女兒團聚。那時我們已看到納粹的末日即將到來，於是就整日去數學研究所的圖書館閱讀文獻，一方面是等待解放👩🏽🚒👩🏻⚕️，同時也想多帶點知識回國去🌡。
5月2日，美軍占領了離葛廷根僅50公裏的卡塞爾。又過了一周終於進軍葛廷根。那天早晨我們聽到隆隆的炮聲，心裏高興極了。出於安全考慮😙，還是與Pohl一家到地下室去躲避🧑🏽✈️。不一會兒，由低矮的窗口看到端著沖鋒槍的美軍士兵緊張的身影。Pohl教授吐了一口氣說：“這下好了，我們解放了！”大家立刻歡呼起來。二戰對我們來說終於結束了🔪！我的聲音尤其大🍄🟫👨🍳，因為想到可以回國了🪚。Pohl教授招呼我：“張先生，咱們到地下室酒窖，挑一瓶好酒來慶祝勝利吧🤱🏽🧙🏿！”我喝著在德國生活八年以來第一次嘗到的有名的Mosel葡萄酒，百感交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了。
結束語
戰爭結束了🧪，我們的心思立刻轉到回國的問題上來了。這時歐洲與亞洲的交通無論是經由蘇聯的陸路還是走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的水路均不通🧲👄。戰爭雖已結束，回歸祖國之事卻仍是遙遙無期✅。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期刊上獲知瑞士蘇黎士的Escher-Wyss機械廠承擔了我國東北小豐滿水電站的水輪機的製造。想到學了水輪機的設計技術，回國後可以為國家的水電建設服務，就請導師Toelke教授寫了一封推薦信。等了幾個月一直沒有回音。7月的一天在路上巧遇瑞士駐柏林領事，得知他與該廠總經理相識，於是請他代詢究竟🔭。不久收到該廠來函，聘我任工廠研究工程師。有了在瑞士工作的證件，盟軍司令部才批準我們離境，瑞士政府也才同意簽發入境證。就這樣🥘，我們一家三口和季羨林🐤🪆、劉先誌夫婦共六個人由盟軍派了一輛中型吉普，由一位美軍少校護送，一位法軍上士開車👨👩👦👦，將我們送到德法瑞邊境的巴塞爾城🪫，從此結束了我留德八年的充滿了酸、甜、苦、辣的生活🚶♀️。
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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