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者夢寐以求的是撰寫一部可以流傳後世的巨著，陳寅恪也曾把寫出一部《中國通史》作為治學的最高追求，對此俞大維在《談陳寅恪先生》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吳宓也在自編年譜中對陳寅恪史學方面的學術準備有生動記錄🚄：“陳寅恪君之豪華，第一表現於購書。前言，此間只有梅光迪君購書甚多🤹🏼♂️。宓購書😻🐽，只計劃為回國後講授某門課程用者🧵。獨陳寅恪君則主張大購、多購、全購⛅️。陳君初到時，雲：‘我今學習世界史。’遂先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之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十余巨冊全部購來，續購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及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共約十余冊🌉，成一全套🧑💻。……”又據吳宓1919年8月31日日記：“陳君寅恪謂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然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古羅馬，其家族製度尤同💆♂️。”彼時陳寅恪正在哈佛留學，其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已經如此開闊，對此朱學勤給予高度評價🦸🏼♂️，以為“這是目前僅見的中國學者發現並關註這一課題的最早紀錄。”
遺憾的是限於各方面原因，陳寅恪的治學範圍不斷收縮和變化，最終選擇以中古文史作為重點研究領域🧑🏽🏫👨🏻💼。其實陳寅恪早在1923年所寫的《與妹書》中，就已透露出他此後的學術研究方向為中古文史：“我所註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至於為何選擇中古為研究對象，除受到彼時歐洲漢學界主流影響外，陳寅恪給出的解釋是研究上古則資料太少，研究近代史料雖多，但因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為維新變法、湖南新政的親身經歷和設計者🥪，他擔心自己的研究會不夠客觀。其實，如果單純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陳寅恪選擇中古為研究對象，正是因為這一時期承前啟後，是中國文化在承受外來文化如佛教影響後逐漸走向成熟階段🥇，是漢民族文化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交流融合逐步形成大中華文化體系的階段。從漢末至唐是華夏各民族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匯的活躍時期，正確梳理中原漢民族政權與各個民族政權之間的關系及闡釋不同民族文化對傳統文化體系形成所做出的貢獻，既是陳寅恪研究的重點，也是他為後人留下的寶貴學術遺產。
如果繼續沿著陳寅恪的求學經歷上溯，則他有此選擇在1919年留學美國時就已露端倪，吳宓在其日記中記錄了陳寅恪這樣一段議論：“漢晉以還，佛教輸入🈚️，而以唐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實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惟其中之規律，多不合於中國之風俗習慣，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無以濟其乏，則終難遏之。於是，佛教大盛。……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這可以視為青年時代的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發展一個極為簡要卻精準的判斷，同時也昭示出陳寅恪後來選擇以中古史為研究重點的原因✍️🐒。這其中有幾個要點值得註意👨🏼🔬：首先漢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其實處於衰落過程（究其原因👎🏿，當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有關），其次只是在受到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後才增長元氣🙂↔️，第三就是直到唐代仍為與外來文化交流融合階段🍎，至宋代方為中國文化高峰。此觀點與另一位史學家柳詒徴不謀而合。柳詒徴在其《中國文化史》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自漢已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於此時期，有一大事足記者🧗🏻♀️，即印度之文化輸入於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於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在論述唐宋社會之不同時🧑🧑🧒🧒7️⃣，柳詒徴認為：“自唐室中晚已降🤦♀️，為吾國中世紀變化最大之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柳詒徴認為宋代雖然在國力及軍事上不夠強盛，但在文化學術上卻達到新的階段🪨🏩：“有宋一代，武功不競，而學術特昌。上承漢唐☸️，下啟明清，紹述創造，靡所不備🔵。”自然，對彼時中國文化發展特點持有大致相近觀點者還有，非本文論述重點🔶，姑置之不論。筆者引用陳寅恪早年和柳詒徴《中國文化史》中文字，只是說明他們都看到佛教進入中土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深遠影響🫳🏻🌷，看到中古在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之承上啟下作用。由此陳寅恪選擇中古史為其主要學術研究領域✝️，既有受到客觀環境限製之原因，其實也為明智之舉。
不過🏌️♀️，研究中古歷史並不容易🤘🏿，因為這一時期社會動蕩之劇烈🫕，民族文化沖突與交流之頻繁復雜等🔛，都為學術研究增加了難度。對此陳寅恪概括為種族與文化兩大問題🫣，認為把握這兩點是正確理解中古歷史變遷的鑰匙，所以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頭第一段就說🤲🏼：“《朱子語類》壹壹陸《歷代類》叁雲🤙🏻：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陳寅恪指出👩🏻💻，“中國文化”是一個內涵和外延極為豐富的概念🪨，是漢民族和其他民族在長期文化交流與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結果✔️。應該承認和重視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在構建大中華文化體系中做出的重要貢獻🕞♜，同時在闡釋歷史上的種族與文化問題時🧑🏼🍼，應明確文化問題重於種族。例如判斷一個人是胡人還是漢人，不應看其血統或生理特征而是看其所受胡化或漢化程度如何♉️，若前者占優則為胡人🚣🏿♀️，否則為漢人。對此他曾在《狐臭與胡臭》一文中以“胡臭”如何轉變為“狐臭”的過程進行說明🖖🏽：“胡臭”一詞原特指胡人身上的特殊氣味，後來胡人和漢人交往增多甚至有通婚現象後，則在漢人中也有帶此種氣味者，如果仍以“胡臭”稱之就不太合適🕜，故改以氣味相似之“狐臭”代替。如此自然忽略了胡人和漢人的生理差異🤾🏻♀️，則判斷某人是漢人還是胡人就必然看其所受胡化或漢化程度如何了。陳寅恪此言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對於那些自幼在海外出生和成長的華人而言🛫，雖然他們是黑頭發🕵🏽♀️、黃皮膚，即便有些尚未放棄中國國籍😈，接受的卻是西方文化教育🧑🏽⚕️，成為所謂的“香蕉人”，可以說已完全“胡化”（或“西化”），雖然受父輩影響可能還會幾句漢語或懂得一點中國文化常識，但與其“西化”程度比較這點“漢化”其實可以忽略不計了。
就研究中古歷史而言首先一個難題就是語言，也即熟悉和掌握彼時不同民族語言及其變遷史是從事中古歷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明乎此，方才懂得陳寅恪為何在漫長的留學期間以及回國後，仍用極大精力學習梵文及其他民族語言的原因。他在學術研究中熟練運用語言知識⚽️，善於抓住細微末節舉一反三的能力令人贊嘆。且看下面的例子🕤。
陳寅恪曾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引用《世說新語》中一則內容，證明西晉末年北方士大夫階層被迫南徙至孫吳舊地時🙅🏻♂️，為籠絡江東士族📔，團結南人和北人兩種勢力，以求達到抵抗強盛之胡羯之目的，不惜屈尊迎合，故意使用吳語博得江東士族好感之事，此見於《世說新語·政事》：“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沾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雲：‘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雲：‘蘭阇，蘭阇。’（亦作‘蘭奢’）群胡同笑，四坐並歡。”對此條《朱子語類》的解釋是：“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藵譽者也”，但並未解釋王導為何“周旋人過一生”🫃🏻。其實“蘭阇”出自梵語，意思是“王”，後轉為贊美他人的敬稱🤦🏼♂️✍🏿。此處的“彈指”是佛教中一個量詞，出自梵語，常用來比喻時光短暫。按《僧祗律》所說🧗🏻，一刹那者為一念，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為一彈指，二十彈指為一羅預♍️，二十羅預為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不過這裏的“指”是手指🧍🏻，“彈指”就是撚彈手指出聲的動作🦐。這本是印度的一種風俗，用以表示歡喜𓀀、贊嘆、許諾之意🔢，而王導面對胡人一面“彈指”一面說“蘭阇，蘭阇”，顯然是誇贊他們🫸🏻，故才能博得“群胡同笑👩🦽，四坐並歡”。按照陳寅恪的解釋，這是王導有意在南來之北人與南方士族以及諸民族之間調和矛盾，以謀求社會穩定，是其一大功績：“總而言之，西晉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孫吳舊壤🧔🏻♀️，當時胡羯強盛🪷，而江東之實力掌握於孫吳舊統治階級之手😮，一般庶族勢力微薄🙆🏿♂️，觀陳敏之敗亡🧑🏼🦰🧔🏼♂️，可以為證。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也”🧑🏻🚀。在當時，不僅漢族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有意做一些彌合民族矛盾的工作，一些開明的帝王也意識到要穩定自己的統治，就要放棄狹隘的民族意識🧈，向先進文化學習。誠如陳寅恪所言：“後來北魏孝文帝為諸弟聘漢人士族之女為妃及禁止鮮卑人用鮮卑語施行漢化政策，藉以鞏固鮮卑統治地位，正與王導以籠絡吳人之故求婚陸氏強作吳語者，正復暗合。”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註意到庾信的小字（即小名，乳名）蘭成或者與上文的“蘭阇”有關聯🖐，可惜他此處沒有就此進行考證，不過讀者可參考他的《讀哀江南賦》，其中有對庾信撰寫此賦心理的深入分析。至於“蘭成”一名的由來🧐，據唐陸龜蒙《小名錄》🙋🏻♂️：“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有天竺僧呼信為蘭成，因以為小字。”可見“蘭成”一名和佛教有關🚡。查庾信《哀江南賦》中有🦮🆓：“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之句，這裏的王子指的是王子晉，本名姬晉，是東周靈王的太子，人稱太子晉。他天資聰穎，溫良博學🧚🏻♀️，15歲（即“濱洛之歲”）行冠禮後以太子身份輔政，後因病英年早逝🙇🏽♀️。在“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中，“濱洛”與“射策”構成互文關系🧍♀️，王子和蘭成亦然，而梵語的“蘭阇”本義就是指的“王”，則王子晉為“王”，庾信也為“王”，由是“蘭成”即和“蘭阇”有了關聯🚶。此外🌩，可以把此句與《哀江南賦》的結尾一句結合起來理解🛎🪶：“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鹹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在談論陳寅恪的中古歷史研究時，有一關鍵點須始終註意，就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面對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外文化碰撞下傳統文化的弱勢地位，陳寅恪雖然悲觀卻不絕望，堅信中國文化“終必復振”，或如俞曲園所言“花落春仍在”🫛，這是其基本立場🙇♀️。由此陳寅恪必然對傳統文化在20世紀中國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性持肯定態度🪷，認為在主動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也應充分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因素並對其進行相應的加工改造：“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𓀗，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𓀐，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對此他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審查報告中提出了“舊酒裝新瓶”等操作原則🤞🏼📶：“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承審查此書，草此報告𓀁，陳述所見，殆所謂‘以新瓶而裝舊酒’者👚。誠知舊酒味酸🫣，而人莫肯售🧑🏿💼🤧，姑註於新瓶之底，以求一嘗，可乎🧑🏼🦰？”誠然，繼承與改造傳統文化💁🏻♀️，絕非簡單問題，對此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有識之士就已有所探討⏬，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不僅代表他闡釋中西文化關系的基本立場🧑🏿⚕️，也是他依然重視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此後，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即便是強調全盤西化者如胡適🔗，最後還是要回到“整理國故”重視傳統的路徑上來，只是在如何選擇和轉化傳統文化資源方面，各家意見不盡一致。
在這方面，陳寅恪在研究中古時期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問題時所發現的一些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事例🫅🏼，其實對把握當下的傳統與現代文化關系有著鮮明的啟迪意義🤰🏿。此外，陳寅恪註意到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士大夫階層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特別是那些因政權更迭流落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士大夫階層🐩，他們對於促進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的重要貢獻及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得到陳寅恪的高度評價，並由此生發出他對知識分子社會使命和文化傳播使命的闡釋和認同。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陳寅恪通過對兩人生平事跡及不同命運的考證論述，再次強調了士大夫階層彼時的社會使命和責任👨🏽🎓👨🦱，就在於促進民族文化交流👼🏼、保存和延續傳統文化，盡量減少戰亂動蕩給民眾帶來的災難以實現社會穩定。陳寅恪指出，當時中國北部的統治權雖然在胡人之手，但在這一地區居住的漢人遠遠超過胡人數量👮♀️，不僅漢人經濟實力遠勝於胡人🧖🏻，其文化水準也高於胡人。如此胡人為維護其統治，只有設法利用和借助漢人中的名門望族🧛🏼，而這些漢人大族也想借助胡人實現他們家族的政治理想和穩定其社會地位。他們相互利用雖有成功有失敗，但這一時期的社會變動基本上都取決於胡人統治者和漢人大族的關系如何👂🏻，這是理解這一時期歷史演變的關鍵。此外，陳寅恪通過對這一時期漢人名門望族歷史的研究，認為東漢之後由於社會動蕩，學術文化的中心已經從官學轉為分散於各地的漢人大族，致使漢族的學術文化逐步“地方化及家門化”，故彼時之學術，其實只有家學可言。大致從此以後👨🏻🦯，陳寅恪在研究隋唐乃至明清時期社會變遷時🏌️♂️，即格外關註“家學”“私學”在傳承文化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並特別強調學者的出身門第問題，之後進一步拓展到學者的門派師承問題，其實是抓住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延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陳寅恪的中古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格外關註中古時期不同宗教之間的影響以及在不同民族文化內部的影響👨🏻🦼。對各民族政權建立過程中如何利用宗教影響問題以及地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匯問題，陳寅恪均有深入探討🏡🐁，這方面最傑出的例子就是武則天巧妙利用佛教助其登上帝位，對此陳寅恪在《武瞾與佛教》中有經典論述，其觀點已成為該領域研究的寶貴理論資源，不贅🏌🏼♀️。不過有一點值得指出，即陳寅恪此文中認為武則天從佛教中所找到的女性可以為帝的理論資源，其實本土文化中就有，只是沒有被註意而已。且看其論述：“武瞾所據以女身得為帝王之教義，亦間接出自於闐🚴♀️，與謝靈運辨宗論及遮拘迦之華夏移民實有間接關系也。復瞾因中國儒教等經典最重男輕女，不許女身得為帝王，故不得已求之於華夏民族以外之經典🌍，藉資宣傳🙀🥇。殊不知女身得為帝王之說👨🏽🎓，實源出華夏移民所主張，此俗所謂家有祖傳之寶👩🏿🦱，苟為子孫所忘，而別從他人求乞。斯真為中外學說歷史之一奇事也。”此處的“於闐”彼時為內地漢人移居之地，雖受少數民族及外來文化影響🧙♀️，但占主流的是漢族文化或更準確說是與內地文化有所不同的漢文化，所以陳寅恪有此論斷⇨。
此外尚有可以論者，即陳寅恪在強調種族與文化二者的同時，並未忽略從階級分析角度闡釋中古歷史，如他對崔浩與寇謙之即有如此蓋棺論定之論👩🏼🎨：“茲綜合寇謙之、崔浩二人關系之史料觀之🦑，可證浩之思想行為純自社會階級之點出發，其所以特重謙之者，以寇氏本為大族🥹🤔，不同於琅琊孫氏🧑🏻⚕️。又謙之所清整之新道教中😀，種民製度之義深合於儒家大族之傳統學說故也。浩事拓跋珪、嗣、燾三世，竭智盡忠，而甚鄙非文化高門之劉宋，蓋由社會階級之意識👧🏽，超出胡漢民族之意識🙎🏻。然浩為一代儒宗，於五胡亂華之後，欲效法司馬氏以圖儒家大族之興起💢，遂不顧春秋夷夏之大防，卒以此觸怒鮮卑🧑🏿🎨👩🏽🦰，身死族滅，為天下後世悲笑，其是非成敗於此可不論🚷，惟論釋其與寇謙之之關系🧘，以供讀史者之參考🦹♀️。”相信認真讀過此文者，不會再認為陳寅恪過於強調文化與種族而忽視從階級和社會進化角度闡釋中古歷史了罷。
對於陳寅恪的中古歷史研究🏈，盡管學術界在一些具體觀點上有不同意見，但大都承認陳寅恪這方面做出的開拓性貢獻，對此可以《劍橋中國隋唐史》中的如下一段話作為代表🧚♀️：“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製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在戰爭年代重慶出版的兩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發表的許多論文中，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製度的一個觀點遠比以往表達的任何觀點紮實🌆、嚴謹和令人信服。在使我們了解這一時期方面，他的主要貢獻是對不同的對立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分析🫴🏻，因為這些集團為唐代的宮廷政治提供了動力。……陳寅恪不但註意對立的貴族集團之間和宮廷黨派之間的鬥爭🤟🏽，他同樣提出了製度發展方面有創見和有洞察力的觀點。……他指出唐代政府的各個方面是怎樣處於一個激烈變化的時期，這些繼承的製度在此期間或被修改，或被更先進、更適用於新形勢的體製所代替。”
縱觀陳寅恪的中古歷史研究，對百年來的中國文化變遷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19世紀中葉以來🧔🏿♂️，有關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開始引起士大夫階層和學術界關註，大致可以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的思想理論為代表，最有影響者為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理論。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主張全盤西化的激進派和相對穩健保守的漸近派兩個陣營。新文化運動及之後的傳統文化研究繼續深化，章太炎、王國維、魯迅、胡適🔩、陳寅恪和陳垣等一批大師的出現即為標誌。1949年後雖然提出對待傳統文化的“古為今用”原則🪽，但由於“極左”思潮幹擾，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研究相對薄弱，特別是對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問題的研究較為欠缺。20世紀80年代中葉的“文化尋根”👩🏭、90年代初的“國學熱”以及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是五四之後又一次探討傳統與現代問題的熱潮，其中王元化、季羨林、傅璇琮🥲、劉夢溪、陳來等人研究成果影響較大🤬。21世紀以來，學術界加強了相關研究，但不足依然存在🖊😤：
首先是將傳統文化在現代的普及傳播及轉化改造問題過於簡單化和符號化🧑💼，相對忽視傳統文化體系中不同民族文化獨特性的比較研究，相對忽視中古以來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互動影響研究💇♂️。此外個案及單一學科研究較多，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較少。特別是在探討傳統文化對民族精神建設和國民素質構成等領域如何產生影響方面缺少綜合性研究。其次，雖然有從中外文化比較角度進行的研究，卻相對忽視大中華文化體系中不同民族所承受之傳統文化在接受外來文化後產生的不同嬗變並最終如何影響其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問題。此外單向的文化接受研究較多🧙🏽♀️，跨學科和民族文化融合角度研究少🧑🏿⚖️。最後，在涉及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問題時，多側重前者對後者的影響而較忽視後者對前者的影響研究🟨，在借鑒吸收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精華並創造性地轉化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寶貴資源的方式和途徑方面缺少具有操作價值和應用性的研究🚄，不能滿足當代文化建設的要求。
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給我們的另一啟示就是，對歷史上大中華文化體系內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問題應堅持“回到現場”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原則，實事求是分析不同民族在構建中華民族精神體系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其中少數民族和宗教的獨特關系對傳統文化發展的影響🙆🏿🤚🏽，可能尤其值得註意，也是歷來研究的薄弱與不足之處。總之，以陳寅恪有關中古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研究為基本內容，清點、整理、發掘和解讀傳統文化與21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關系和重要意義🚂。這樣的綜合研究🧑🏿🎨，可以既容納又超越單純文化史🪴、文學史或學術史角度進行此類研究的局限性💃🏼，從而為當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研究🐒，開辟出一條歷史與現實融會貫通的新途徑。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