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天樞先生
1957年秋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報到後不久就認識了蔣天樞先生。聽說先生秉性耿介🧑🏽🎤🍠、不喜交際𓀊,也沒有任何社會兼職,外界媒體對他的報道甚少,但在本系卻不斷有同學提到他的名字,介紹他的行誼風範與講課特點。蔣先生以教書育人為其天職,一直堅持守望在教學第一線,與學生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時候中文系經常有全系性的活動,無論是傳達文件、聽形勢報告🫰🏼,還是關於教學問題的辯論會,會址都安排在工會俱樂部小禮堂👨🏼🔧🙇🏽♂️,四五百人剛好坐滿,音響效果極好🔳。老師們都坐在前排,每次開會大家準能見到蔣天樞先生的身影⛽️,安靜地坐在那裏聽著別人發言🤹🏻💉。他給人的印象是略顯清臒文弱,頭發和頷下的短須也已經花白,起身行動則顯得有些遲緩👊🏽。其實蔣先生在我們系裏的老先生中算是年紀很輕的,當時他才五十四歲。
一
對蔣先生獲得較多的了解,要等到他親自給我們上課以後。1958年2月🎎😋,1957級進入一年級下學期🫄🏽,先生為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的先秦部分。彼時正值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復旦大學掀起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高潮,第一教學樓大廳及各個樓層的墻壁、窗戶上貼滿大字報,走廊裏拉起繩子掛滿大字報,內容主要是揭發和批判教師在課堂上散布的錯誤觀點🫚。在這樣的氣氛下,先生緩步走入1231教室✔️,他神情嚴肅地開始講課,竟然花了一節課以上的時間來談紅專關系,不過他的理解未必完全符合當時的宣傳口徑,原其本心還在強調青年人學習知識是為了努力報效國家,理應當作先生的肺腑之言看待。根據學校的統一布置🙏,要加強課程內容的批判精神🚣🏽♂️,先生著重講了一下譚丕模、詹安泰兩人因編撰文學史所引起的爭論,著重說明詹安泰(當時已被戴上右派帽子)是錯的一方🤹🏼♂️,簡單作些評論後即轉入原先確定的教學內容🏄🏽。
蔣先生早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研究院,嘗親身受教於梁啟超、陳寅恪諸大師座下,素以學行堅礪著稱,且長期潛心校讀三代兩漢之書,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執教東北大學時👨🏻💻,就開設過有關先秦文學的專書研究課程🦸🏻,1943年調入復旦中文系後🥷🏻,無疑成為本系主講“中國文學史”先秦部分的不二人選。他精心探研先秦文學原典,通過自己愜契融匯的講授,年復一年地引領青年學生跨進古代文學殿堂的門檻。他對這門課程的講授以《尚書》《詩經》《左傳》三者為重點,其方法則以引導學生精讀👼、理解原作為主軸,至於與此配合的論述介紹,則務求得其大體、要言不煩。他繹解先秦古籍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借助前人及自己的校讀成果🔭,刊正古書中的訛、錯、衍、脫👦;其二是投入較多精力開釋疑難,俾達成疏通全文之目的。譬如一向被學人號為難懂的《尚書·盤庚》,經由先生一番細心纂解,遽令聽課的學生隨之而達成較清晰的認知。該課程最能喚起我記憶的是先生講授《詩經》那一部分時🧑🧑🧒,竟帶領大家閱讀了五十五首作品。根據有詳有略的原則✊,主要精力側重在精讀若幹體製恢宏的名篇上,例如國風中的《七月》《東山》,小雅中的《采薇》《車攻》🕢,大雅中的《大明》和《緜》🕷,至於其他部分重點講的,我記得還有《左傳》中的《晉靈公不君》《楚靈王乾谿之難》📊,《孟子》中的《齊桓晉文等事章》🖐🏽,《戰國策》中的《莊辛說楚襄王》《魯仲連義不帝秦》等。

蔣天樞先生(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
蔣先生講北方話,上課時學生都能聽懂,不過他說話帶有比較濃重的徐州方言特點🥴,大凡說到《詩經》裏面“狡童”“墻有茨”等詞兒👳🏻♂️,總不免讓人感到發音益發強硬🦶🏻。至於碰到古代作品中某些特殊字眼✮,如神話《鯀禹治水》中“化為黃熊”的“熊”🧞♂️,《詩經·伯兮》“誰適為容”的“適”🕷🧙🏼♀️,他亦逐一指出其準確的古音讀法👨🏿🍼。而先生授課最易引起同學興趣的一大特長是經常輔以吟誦,給我們講《中國文學史》先秦部分時🧑🦯➡️,第一次吟誦的是《易經》中的卦爻辭,“迍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於其高聲朗吟之際🚘,仿佛就在聽課學生的面前展現了一幅古代搶親的風俗畫面。講到《詩經》🤛🏼,則他幾乎每篇都要吟誦🟧。平時先生沉默寡言,頗為嚴肅,唯其談論文學作品時卻偶有情感之觸動😵。洵如他解釋國風《君子於役》裏“如之何勿思”一語,居然操著響亮悠長而誇張的腔調吐出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呢🏰!”頓時引起學生的哄堂大笑💇♀️🧍🏻♂️。別看他樣子清瘦文弱🙃,但吟誦時發出的聲音邈綿宏暢,極富藝術感染力度🚭🤾🏻。當時我們系裏還有幾位老先生亦善吟誦,但蔣先生的吟誦似更能讓眾多學子從中獲得強烈的感受。
先生對聽課學生極其負責📤,每個星期總會抽一個晚上去學生宿舍進行輔導。那時我們年級的同學住得比較分散,分別住在二號樓(今稱九號樓)🧑🏻🍳、五號樓(今稱十號樓)、六號樓三處,如是安排無疑給老師的輔導增加了難度。其時我住在六號樓204室,先生一學期就蒞臨我們宿舍兩次,而且每次都是耽至晚自修結束🚵🏻,直到打了熄燈預備鈴才緩緩離去👨🏼🚒。像我們這樣的低年級同學,彼時尚未形成晚上去圖書館的習慣,每個房間總有幾個人留下來看書👭🏻,先生的到來極受學生的歡迎🍂。有的同學會臨時翻閱課堂筆記,以便找些問題向老師請教,老師則順便征詢一下在場者對課程的意見,或者問問同學的基本情況♣︎,諸如姓名籍貫🎂、興趣愛好等等,師生之間的通問酬答♦️,很快就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了解。
1960年秋冬,我們已升入四年級,蔣天樞先生為我們年級文學專門化的同學開設“楚辭研究”這門選修課,上課的地點在第一教學樓的1226教室💄。這門課是復旦中文系的名牌課程,此前給1956級學長講授時即獲得熱烈的反饋,有位叫王祖德的學兄幹脆用“有貨”二字來贊譽。我們年級眾多學子選聽這門課程,亦很快進入了授課老師構築的歷史環境當中,不時為其嚴密的考證功夫發出驚嘆🤳🏿。該課重視古代文獻的征核,推尊漢代王逸《楚辭章句》的文本價值,註重援引先秦兩漢時代的原始記載。而令我感觸尤深者👩⚖️,是先生對屈賦中的“興托意義”付以極大的關註,“欲於此推求其興托之意”🧙🏽,“闡明其興托之境界”👁,“庶於屈子所托物象外”,“領會其所托之事”。並經常采用“屈文互證”和“以詩補史”的方法闡微發覆🫸🏿,由之著力開掘屈子生平與屈賦的意義,力求清晰地勾勒出騷人情誌與時代播蕩之間的密切關聯。先生課堂教學依據的楚辭文本,當然是《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註》,此外則較多援引兩部清人的相關著作🍴,一為王夫之的《楚辭通釋》,另一為蔣驥的《山帶閣註楚辭》,當時兩書均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刊出版👩🏽🦲,我都從校內的新華書店購得🍌😥,閱讀參考非常方便。
蔣先生研究楚辭這套方法之形成,有著縱深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2019年冬天,我在上海遇見曩昔先生指導過的副博士研究生周明(原名周鎮吳)🚴🏽,他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在給手頭所帶的幾位研究生上課時,曾同弟子們談及他涉足楚辭汲討之緣起,謂:“遊國恩研究楚辭是受了鈴木虎雄的影響🧛🏼,我則得益於王夫之思想上的啟發。”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大學問家,壯歲嘗舉兵起義抗擊清軍,終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思想,他所纂撰的《楚辭通釋》,為我國楚辭研究史上重要著作之一🤟🏿,主旨在強調運用“屬辭比事”的方法註釋楚辭,藉此實現表達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訴求。《楚辭通釋·序例》有雲🦸🏻:“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事者。”以故王氏所稱的“希達屈子之情於言意相屬之際”🦾,實與蔣先生說的規求屈賦之“興托意義”“庶於屈子所托物象外”“領會其所托之事”,不啻從大的思路上看是一致的,而且細察雙方之內涵👃,亦包含著息息相通的旨趣。蔣先生誕育於華夏積貧積弱之際,中歲值逢山河破碎、外敵侵淩,避亂蜀地又遇敵機轟炸,卒至慘遭家破人亡的厄運。為此,他極易產生像王夫之那樣去理解楚辭的思想基礎👮🏼,進而由思想上的溝通再達成研究和闡釋方法之認同👨🦱。我們通過以上先生言簡意賅的自述🧗🏼,就不難感知他在這門課程裏寓托的家國情懷。

《楚辭校釋》,蔣天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
“楚辭研究”課程的教材🖕🏿,由主講老師蔣先生自己編寫🧑🏼🌾🤼♂️,早已交付學校教材出版科,由其組織人力刻寫蠟紙油印後分發給聽課同學。因為我是“楚辭研究”課的課代表🩷,必須經常關註這類具體事務🧣🚴🏿♀️。到了期中因出版科刻印跟不上課程的進度🦦,怕上課時教材不能及時分發到選課同學手裏🧑🦯➡️,於是我約了一位同班學長👨🏻🦰,利用星期天一起去學校出版科刻寫蠟紙🎰,承蒙出版科的老師熱情配合🤾🏼、迅速油印🎢,得以比較順利地解決上課之急需🗽。課代表聽到同學有什麽反映,亦要及時與任課老師溝通。這個學期我嘗兩次前往第一宿舍(舊稱“廬山村”)11號先生家📨🙍,一次是期中收集聽課同學意見後,去向先生作簡要的匯報🛃。另一次是學期快結束時,將全體聽課同學完成的讀書報告交給先生🫴🏼。那天先生的心情頗好,說以後再給你們年級開“三國誌研究”。不過我們這一屆學生已到達四上了,以後的一年半內先生身體一直欠安,就沒有再給我們年級開設課程了♑️。
二
現在回過頭看🙆🏼♂️,五年本科漫長的學習生活仿佛就像一瞬間🐞😈,1962年9月我本科畢業後🧪,分配在本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教研室領導王運煕先生對我比較了解🧑🏿🚀,報到後旋即同我商量進修事宜🧈,他說要當好能夠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研究的老師🔆🛕,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知識結構💿。還說我們室裏朱東潤、陳子展、蔣天樞等老先生都很重視經、史的作用,建議我在近期將《詩經》《左傳》《論語》《孟子》四部儒家經典以及號稱“前四史”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通讀一遍,同時還要多讀些如《經學歷史》《廿二史劄記》《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等近人論著。王先生說上述要求參合了教研室內好幾位老先生的意見,其中蔣先生的意見占有很大的比重,目的是讓青年教師打好基礎,不要一開始就執著於自己的專業方向👩🏽🏫。
我到中文系履職後,每星期五下午都在教研室參加政治學習🧑🏿🦱,有的時候還安排教研室的業務活動💃🧂。那時劉大傑先生要參加市裏民主黨派的學習,這邊的活動他概不參加🕘,趙景深先生則在系裏掛點行政職務,故室內組織的活動參與稍多🍑。因朱東潤🧜🏿、蔣天樞兩先生住在學校附近,所以常能在教研室的學習會上見到他們。朱先生在會上喜歡發表意見,總是那樣談笑風生🤷🏿♂️、議論不絕🥍,蔣先生性格內向🧖♂️,只是端坐靜聽別人講話,卻殊少開口發言。

1953年9月🐵𓀆,蔣天樞先生在中山大學與陳寅恪先生及家人合影
左起:蔣天樞🪩📳、陳寅恪、唐筼👩🏽、陳美延
剛參加工作這一長段時間的讀書生活,令我頓生如魚得水的感覺。1962年10月下旬,王運煕先生又傳達系裏的一項決定🚴🏻♂️,為落實周揚同誌關於“搶救遺產”的指示🤱🏿,經討論準備派我去向陳子展先生學習《詩經》《楚辭》⚃,以“青老掛鉤”的方式由陳先生指導我的業務進修。很快與陳先生見面後,對原來的讀書計劃作了一定調整,確定將《詩經》作為近期閱讀的重點👩🦯,其他書籍的閱讀則圍繞此項重點做出機動的安排。陳子展先生和蔣先生都是老復旦了🚱,前者是復旦中文系的老主任,後者1943年自東北大學調入復旦,從那時候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們在本系合作共事已達二十年,第因兩人性格判然不同,陳先生狂狷剛烈,蔣先生耿介摯直🧗🏿,一言不合就容易發生沖突🕑,有些沖突又植因於學術觀點與師承源流之不同🙇。1951年冬🥷🏿,復旦師生赴皖北五河👨🦽➡️、靈璧兩縣參加土改,兩位先生還在農村住地大吵了一場。諸如此類由長期抵觸形成的心結,想要一朝開解談何容易🖖🏽。不過我同陳子展先生“青老掛鉤”一事,蔣先生看得很平淡,並沒有因此對我見外。那陣子偶爾在路上遇見🕶,他準會問問我最近在讀些什麽書🫸🏿,勉勵我要好好用功🤛🏼,親切和煦的關懷悉如往常。
爰至1963年春,我差不多同時讀完《詩經》與《漢書》,準備轉入《左傳》與《後漢書》的閱讀,還想抽點時間再讀些近人的學術論著。某日上午在國年路上適遇蔣天樞先生➖,感到那天他的精神特爽👩🏻🌾,相逢衢路,一笑莞爾,對著我說:“你記住了,我推薦一本書給你讀讀🈸🐈。”先生所推薦的那本書,是清人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當天下午我即乘車去福州路古籍書店🪃,在店裏淘到一部此書的癸酉家刻本👩🏽🦳,其開本甚小宛如袖珍讀物,惟刊印之字跡清晰可觀🤾🏿♂️,刻書的時間為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是際值莫友芝氏歿後二載,乃由其次子名繩孫者承繼父誌集錄付梓。全書四冊前後厘為十六卷🍱,實則包括了莫友芝👯、邵懿辰🚴、汪鐵樵三家相關之著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從性質上看,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大致相仿👲,都是參照四庫體例敘錄“經籍刊板善劣時代”的👨🏿,其刊出的年代要比《書目答問》略早一點。按照我當時製訂的閱讀計劃🧑🏿💻🤵,屬目錄👰、版本🙎🏿♀️、校讎方面👩🏻🏫,最低的要求必須讀完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張舜徽的《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三書💝,而版本方面就只有《書目答問》一種。蔣天樞先生深知我們這些人在版本方面純粹一片空白♎️,單讀《書目答問》印象未必深刻👩🏽💼,故特意將此書鄭重地推薦給我🛑,俾與《書目答問》同置案頭一並閱讀,藉茲能夠獲得知識的互補而拓寬自身的認知範圍,並在科研實踐中逐步提高檢索材料的能力。他對後輩期望之殷由此益見🛀🏻。
1963年春、夏兩季諸事交集,我除了要繼續按計劃閱讀古代經史典籍🚵🏽,還必須完成一篇關於《詩經》的讀書報告。是際,我在陳子展先生指導下學習《詩經》快半年了,應該寫篇報告作為考核的依據請陳先生審閱。我整理了一下這段時間讀《詩》之體會👦🏽,覺得自己最感興趣且歷來爭論“猶如聚訟”者,是關於《詩序》的作者問題,故擬克服困難推考一下《詩序》作者究竟是誰🫗,定了個“《詩序》作者考辨”的題目。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歷來分歧甚大,曾被四庫館臣稱為“治經者第一爭詬之端”。緣此我向陳子展先生請教,蒙陳師匯總其長時期來形成的看法,作了如下詳明的回答😗:第一🏃♂️➡️,他原先認為《詩序》系東漢人衛宏所作,後來改變了看法㊗️,認定衛宏所作之《序》實別為一篇,絕非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也🤰🏼。第二,以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其每篇冠於詩首之二句,如“《關雎》,後妃之德也”“《葛覃》,後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此當為最初形成之古序🕟,而以下續申之辭則屬後人所逐次添加。第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首二句為毛萇以前經師所撰,而此下續申之辭為毛萇以後之經師所綴,陳先生認為《四庫提要》的說法基本合理🐓,倘將其間所說的“毛萇”改為“毛亨”,則庶幾全可信從矣。先生此期間還撰成《與友人論〈詩序〉作者書》一篇(該文厥後收入陳先生著撰的《詩經直解》),供我在撰寫讀書報告過程中研習參考🏊🏻♂️,從多個方面給予我啟示和鼓勵🙋🏿♂️🩶。
陳先生申述的這些說法🫎💅,讓我覺得合情合理,《詩經》在古代長期被當作教科書來使用,歷史上的經師又世代相承課授生徒🛣,誠然會針對課本在講解時一點一點漸次寫上自己的體會。於是我利用復旦圖書館有關《詩經》藏書較為齊備這一條件,搜集抄錄了不少材料,讓讀書報告要寫的內容有了粗略的輪廓。我的作業不是直接的考證👈🏽,而是從問題的源頭講起🚣🏼♀️⇾,“稽索其爭論始末”,對論爭過程中曾經出現的說法逐一“較其得失疑似”,試圖從辨析源流過程的探汲中來弄清問題。全文的觀點延續了陳子展先生的新認識,主要工作無非是為他這些說法找到證據。毛詩《詁訓傳》的作者是毛亨而不是毛萇,說明《四庫提要》所說之“毛萇”確實應改為“毛亨”。至謂東漢衛宏撰作之《毛詩序》實別為一篇♝,非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我嘗努力爬梳漢魏六朝文史資料😠,羅列出七個證據👶🏽,著重說明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決非如範曄《後漢書》所記載的那樣為東漢衛宏所作✍️。看起來好像理由已經很充分了,但這些材料都只能從證偽角度提出反證👩🏿,尚不足從正面為證明上述觀點提供有力的支撐。讀書報告到學期結束時要交給陳先生,眼看已到四月中旬,滿心以為必能找到的正面論據𓀋,虛無縹緲還不知在哪裏呢,我心裏真的有些著急了。
然而事情很快就有了轉機♖,一天上午我在學校1100號樓文科閱覽室看書👨🏼🦲,信手翻閱四部叢刊影印本(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無意中檢到該書的最後幾頁有對齊💯、魯、韓、毛四家詩的傳授淵源譜系的記載,其中關於毛詩的那一條記述,開頭嘗雲“孔子刪《詩》授蔔商,商為之《序》”🧑🏻🏭,而其結尾處又雲,“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自蔔商至於衛宏,中間差了好幾百年🈲,今觀上引文字所具列之內容,既雲蔔商(子夏)作《序》,又雲衛宏作《毛詩序》,顯而易見這裏所講的《序》和《毛詩序》🦡,本應是分屬不同時代和不同作者的兩篇文章。《陸疏》以上載述確是一條正面的論據🤙🏻,無疑能給我想申述的觀點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此際我的心情異常激動,轉而又生怕這段文字不是原始記載,由此讓人感到說服力不強。故又參詳丁晏🎶、羅振玉🏢、余嘉錫諸家所作的考訂,斷定今所見之《陸疏》確為三國時人陸璣之原作🍠,上面所征引的這條材料又確屬陸氏所著之原文。如是新材料的發現,頓時給我帶來無比的快慰,覺得那篇讀書報告現在可以動筆了🐂。
那天午前,我返回宿舍時↔️🏂🏿,在校園裏碰到蔣天樞先生,他剛從第一教學樓內的新華書店出來,與我同路歸家。我想先生對先秦兩漢的文史資料極其熟悉,正好就上面所說的問題向他請教。我簡單地講了一下事情的由來,旋即問他🩰,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末後關於毛詩傳授源流的那條記載🂠,既雲蔔商作《序》,又謂衛宏作《毛詩序》🥼,一者稱為《序》👐,另一者又稱為《毛詩序》,此二者是否可理解為原本就是不同的兩篇?先生聞言不假思索只說了兩個字🤵🏽♀️,“可以”,他說話時並未停下腳步。接著我又問,《陸疏》那一條記載從文字上看是否可靠💇🏽♀️,回答同樣只是說了兩個字,“可靠”,語氣可謂斬釘截鐵。先生的反應如此敏捷🏄🏼♀️,見識又如此透辟🏄🏻,令我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想不到此期間我幾經周折查證得來的結果🧖🏿,竟盡在先生的掌控之中。事實說明他對以上議題確曾做過細致的考察,所獲得的認知又盡儲腹笥之中從不聲張,治學果能臻於此境非常值得敬佩。雖說在《詩三百》的研究領域中,陳子展先生號稱傾向三家,蔣先生則標榜獨主毛傳,過去因對《詩》學的某些問題理解不同,乃至發生爭執各不相讓。但現今面對《詩序》的作者和時代問題𓀄,兩位前輩老師竟不謀而合地想到一起去了,從中所表現出的實事求是、服膺真理的精神🪓,顯得尤為可貴→。我深幸能在學風如是良好的環境裏成長,對自己學業上的進步充滿信心。以後完成讀書報告一路順暢,終於得到陳子展先生的認可和稱許🧚🏼♀️。
接下來的漫長歲月,坐下來安靜讀書的客觀條件大不如前,繼而又完全停下課程搞運動了🫰🏻。不過我還是願意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盡量多讀些自己尚未接觸過的文史類基本古籍。這樣的閱讀在1967、1968兩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特別是1971年3月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後,個人的讀書環境有了明顯改善。洎於我的住址靠近第一宿舍,以故茲十余年間仍有面聆先生教示的機緣📕。譬如有段時間我想讀點清人的學術筆記,原先教研室為青年教師開列的書單上有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陔餘叢考》、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等三種,唯因能夠投入的時間不多,希望先生給我擇定一種先行閱讀🏌🏽♀️,先生沉思片刻告訴我說🙇🏽♀️:“你首先讀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其余兩種不妨留待他日再讀。”另一次話及清代的《詩經》註釋本📹,我說以往只讀過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和姚際恒的《毛詩通論》🛩,先生提醒我說🫄🏿🥖:“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把陳奐《詩毛氏傳疏》認認真真通讀一遍☢️,《詩毛氏傳疏》在《詩》學中的地位極高,如將此書真正讀通,那就不必再去讀其他的書了。”先生在此特殊時期申述的以上論學主張🎼,對我們這些渴望提高自己業務能力的後輩來說,乃恍如《莊子》裏面提到的“足音”🕵🏿♂️🎥,聞之輒即“跫然而喜”焉。
三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向不被媒體關註的蔣先生,緣其接受老師陳寅恪先生的托付,為此擱置自己的研究計劃🤾♀️,不顧老年體弱多病,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陳寅恪文集》的搜輯、整理和編校工作,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配合下,將陳氏這位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學術大家的成果,完整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一下子成為各種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可謂進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時刻。當於此際,他在清華研究院學習時的老同學姜亮夫先生就說:“蔣天樞先生完成了義寧陳先生文集的編輯🍚,是我們這些同學裏的貢獻最大者。”
蔣先生編輯寅恪先生文集的具體任務💂🏽,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付諸實施,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的材料搜尋和文稿的勘定工作🔹👧🏻。自1973年起,則集中精力轉入論著的整理和編撰。有鑒於當時復雜的政治形勢,該項工作完全是在不事聲張的情況下悄悄進行的,1977年因大環境的改善遂得以公開📌。至於蔣先生主動跟我談起《陳寅恪文集》的事情,那已經是1981年的3月份了。一個洋溢著暖意的春日下午,我在復旦大學校門口遇見先生🈚️,他的精神狀態顯得異常放松✋,並告知我《陳寅恪文集》業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消息👨🏽💻,該書的各個分冊亦將陸續刊布發行。先生帶著欣慰的語氣對我說:“以後讀陳先生的論著就很方便了🆑🦯。”寅恪先生是我國文史學界之巍峨巨擘,我自昔年入籍復旦就讀以來👤👶,經常能從前輩老師口裏知道一些有關他的傳奇故事💣,對於他所取得的那份獨特的學術成就,我也一直心存傾慕,經蔣先生這麽一說🖕,立刻激起了我求購與閱讀《文集》新書的熱望🍏🦹🏼♂️。
我購買《陳寅恪文集》所刊的新書,並沒有全部買下,因為我此前曾聽王運煕先生的介紹⏬,1961年買過一本《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將它陸續讀完。陳寅恪先生探汲唐代文學,最關心的乃是中唐而不是盛唐👠,且又以韓愈🙆🏿♀️、白居易等大作家為重點👩🦯➡️,這一突破口的選擇對我有顯著的影響。約在1974年有個偶然的機會,繼而得到一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此書屬已故王欣夫先生之遺物🔑,欣夫先生專長研究目錄版本👨🏽🍼,由於藏書甚多💆🏽♀️,家裏放不下⛹🏻,有一架書是寄放在系裏一個空閑房間裏面的。這個房間後來系裏說要用了,就只能將這些書賣給古籍書店,那時單位或個人的書,賣出來的收購價是很便宜的🥕。徐鵬老師是王欣夫先生的傳人,他受王欣夫先生家屬的委托在那兒料理,我剛好從房門口走過👩🔬,他說:“老陳,你來🧑🍼,看看需要什麽就挑幾本。”我想拿得太多不好,所以隨手挑了兩本🚣🏼,一本是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另一本是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述論稿》薄薄一本,我用兩天時間把它讀完了,使我心裏感到特別震撼的是它最後一個部分,講到唐王朝跟北方少數民族👈🏿、跟西北少數民族,它們之間攻防、勝負、利害、盛衰的連環性關系🧝🏻,陳先生把事理演繹得如此透徹,真可說是抵達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的《陳寅恪文集》,我先後購得《寒柳堂集》和《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三種♏️。另有一種作為附錄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則是蔣天樞先生送給我的。某日,我看《金明館叢稿初編》裏的《書魏書蕭衍傳後》一文,發現該文所轉引的《顏氏家訓》一段文字的標點有些失當🧑🏻🚀,本來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我想蔣先生在這方面的要求很高,應該讓他知道一下🕸。我在校園裏碰到章培恒先生,同他說了這件事,章先生說蔣先生不會搞錯的,但章先生回去還是跟蔣先生講了👩💻。大概隔了一個星期,蔣先生跑到第八宿舍來找我。因為我住在四層樓上,當時先生年齡已交八十,爬四樓一定很累🧰👄。他帶上一根黃藤杖,還背了一個藍布包,一進門就講:“聽說你看到這個書上有個錯誤🧖🏻,拿來給我看看。”我急忙把那本《金明館叢稿初編》找了出來,蔣先生一看說那確實是錯了,即隨手在自己書上做個記號,然後定了定神對我說👩❤️💋👨:“《陳寅恪文集》已經出的幾本書我也在核對,我把校對所得的結果依次抄寫在一張紙上了🏓,你可全部抄錄下來,或則再過錄到《文集》的原書上去。”我心想蔣先生這麽認真,不敢不照他的意思做。先生所作的校勘記,計有《寒柳堂集》六條🤾🏻、《寒柳堂集》附錄《詩集》五條,《金明館叢稿初編》四條,《金明館叢稿二編》三條,加起來一共十八條。我一一抄錄下來以後把那張紙還給先生。先生嘆了一口氣說⛔️:“這樣的書現在讀的人越來越少了。”臨走時,他贈我一冊《哈佛亞洲學報》的英文抽印本,其內刊載陳寅恪先生所撰《韓愈與唐傳奇》論文一篇,這也許是蔣先生對我的獎勵吧。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天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北京有個《文獻》雜誌,主編是陳翔華同誌🧑🧑🧒,杭州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的。他來上海找我,希望我當他們的外聘編輯,負責去約復旦那些老先生的稿子🦟👇🏼。書目文獻出版社準備編一套《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傳略》,復旦文科很多老師他們要約請寫的,比如我們系郭紹虞🤹🏼♂️、朱東潤、劉大傑先生,歷史系譚其驤🟡、蔡尚思、王造時先生👨🏽🎓,外文系伍蠡甫先生,經濟系的吳斐丹🧑🏻🚀、蔣學模先生🩰,都撰寫了文稿寄給他們輯入這套叢書的。大概在1983年,陳翔華同誌來信🍟,讓我去問問蔣天樞先生🏃🏻♂️➡️👶🏽,希望他能夠寫一篇陳寅恪先生的傳略😢。我去蔣先生家傳達上述意思後,蔣先生一口答應🚴♀️,我很高興♝。過了一個月左右,路上碰見先生,他說你要的那篇傳記已經寫好了,你什麽時候拿去。我拿到稿子即刻展讀,先生寫得非常認真,全稿均為工整的繁體字,采用灌註藍黑墨水的自來水筆書寫。我讀畢覺得有兩處印象特深:其一🎆,該傳轉引寅恪先生寄自德國之《與妹書》原文🧜🏼,強調語言學研究上有印歐語系及漢藏語系之分🏤,“如以西洋語言科學方法為中藏之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以上說法實則體現傳主在中外文化交流大格局下所持之治學理念。其二,茲傳話及寅恪先生當年留德之情況有雲:“昔年先生嘗語樞,在德時曾讀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或謂先生不讀馬列書者🐃👷🏼♀️,誤也。”以書面形式道及陳先生曾讀德文版《資本論》一事,要當以此篇傳記為時最早👟。該稿不久即由北京圖書館《文獻》雜誌發表🐦,至於它被收入《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傳略》十一輯⛹️♂️,那應該算作蔣天樞先生之身後余事矣🏌🏽♂️。
經過多次接觸,蔣先生大概覺得我還可算作《陳寅恪文集》的熱心讀者🤵🏻♀️,故較樂意同我說起陳先生的一些往事。有一次📐,談起陳先生曾在好幾個國家留學,說你們不要看他一會兒在這個國家,一會兒又到那個國家𓀔,好像風光得很,其實他這種流寓生活可謂備歷艱辛,特別是有段時間官費停了,連解決衣食問題都很困難🚴🏻♂️,倘無毅力是堅持不下去的🛏。在談到寅恪先生個人的興趣愛好時,又說陳先生有一特點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情趣的人🌨,每到一處總是註意考察當地的風土人情,後來他給門下弟子轉述這些經歷🤹🏼,頗能讓聽者產生仿佛身臨其境的感受👨🏻🏭。那天蔣先生很高興,還談到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蘇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會談,席間斯大林曾提到過陳寅恪先生🗓,當問及陳先生現今在何處,周恩來總理是知道的,就說他在嶺南大學💂🏽。我自1957年考入復旦😢,屢聽前輩老師們道及此事🚋,彼時只是將其當作一般的傳聞看待,現在聽到與寅恪先生關系甚密切的蔣先生也這麽講🧿,始信其必有確實的根據🈳。
對於陳寅恪先生學術上的殊勝成就🦩,蔣先生仰之彌高、鉆之彌深,成為他一生向往和努力實踐的終極目標。每當他談及陳先生治學做出的貢獻,感佩推美之情總是溢於言表。第因十多年前我曾聽他說過,熊十力先生是很有學問的人🏷🥑,所以在他談到寅恪先生時,就問他熊十力的學問應作何種評價🚵。蔣先生聞言正色斂容,嚴肅地說🧙🏼:“熊十力怎麽能同陳先生比,陳先生開始做學問的時候,熊十力還在當警察呢👩🏼🦱!”後來他又提到陳垣先生🏂🚘,說援庵先生誠然是一位大家,但是跟寅恪先生比較,在治學特點上有明顯差別,從兩人各自能夠達到的高度來看🐼🖕🏿,認為還是寅恪先生要更加高遠些。這樣講或許會引起爭論,但我仍傾向認同蔣先生的說法,陳垣先生作為一位史學大家🛌🏼,在乾嘉諸老成就的基礎之上🫶,將舊學中的考證方法發展到了極致🐀,自始至終貫註著嚴格的科學態度,俾其成果足以充當實證研究的典範,並由此拓展出了史源、辨偽🏌️♀️、史諱🙅🏿♀️、紀歷等多門具有系統性的學問。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研究,除了具備嚴格的科學態度外,同時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精神,他的論著才氣橫溢又引人入勝,由之達成巨大歷史內涵與哲理、詩情的結合,就像四季蓊郁的常綠樹一樣,枝枝葉葉都透現出生命的光彩。如是境界絕非單純操持考證一法所能致達,而就中能夠起到主導作用的🎢,則是先生天才的預判能力和過人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