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6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帶領意昂体育平台和中國營造學社合組的建築研究所編寫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下稱《簡目》）曾下發全軍，要求全軍指戰員在解放全國各地過程中按此註重保護建築文物；1950年5月，它又下發各級政府，要求按此對各地建築文物進行保護。《簡目》編寫過程中，有哪些故事？ 成書後有哪些版本和內容？ 產生了哪些歷史作用？ 它的印行，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起步的“經典”標誌。

《全國建築文物簡目》印刷版

《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刻印版

緣起

1948年底，北平郊區解放後，北平城是戰是和？ 萬一要戰，那麽多建築文物怎麽辦？ 如何最大程度地保全？ 抗戰勝利前夕，梁思成為國民政府及盟軍編製了敵占區文物建築名單，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位置，同時建議美軍轟炸日本時註意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1948年12月的一天夜裏，老朋友張奚若帶領兩位解放軍來到梁思成家裏，轉達了中共中央的要求，請他們在軍用地圖上標明北平建築文物，以備解放軍攻城時加以保護。這讓梁思成林徽因大為感動，“看見他們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精神，耳聞目見，無不使我們心悅誠服而興奮。中國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敗的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裏拯救出來，前途滿是光明”（《凝動的音樂》，梁思成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北平和平解放，標誌著三大戰役勝利結束，解放軍開始向全國各地的大進軍。全國各地遺存著大量建築文物，同樣需要保護。中央再次派人找到梁思成林徽因二人，請他們“提意見、想辦法”，他們“慨然應允”，並立即帶領建築研究所同仁由“以飛快的速度”，僅用一個多月時間，編出了《簡目》。根據羅哲文回憶，領受任務後，梁思成、林徽因和大家一起動手，“從翻書查資料到刻鋼板、折紙頁、裝訂、包裱封面”“自力更生用手工勞動完成”，羅哲文“擔任了全書的鋼板蠟紙刻印工作。封面設計和書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導下，朱暢中同誌（現意昂体育平台教授）的手筆”（《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汪國瑜回憶，“那時正是隆冬，人民解放軍已在北平遠郊向北平層層收縮包圍，時時都能隱約聽到隆隆炮聲。就在這種情況下，梁先生親自帶領我們，組織我們按照他多年考察實例取得的資料，同時發動我們共同收集建築有關文獻記載，夜以繼日工作，在遠遠的炮聲回響聲中，整理編寫了第一份《全國建築文物簡目》。（上書第116頁）”從羅哲文、汪國瑜的回憶我們看出，梁思成林徽因他們對待這項任務是以極其慎重鄭重的態度來編寫。編寫完，不只是單純地抄錄一份報送了事，而是將之刻印出來，以方便印行。1950年5月再版印行時，訂正表僅五條，硬傷是第一條，將順德開元寺和邢臺開元寺弄重了，應合並。其余均是全國解放後區劃調整造成的建築文物屬地的調整和地名讀音問題。在那麽短的時間裏，能做到這種程度，足見他們編寫時的精益求精。

版本

由此可說，《簡目》共有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梁思成他們的刻寫本。封面書名橫向排列，漢隸，空筆，四周加雙框線，這使得所有字非常突出，儼如陽刻，漢隸的波磔亦如古建的飛檐，也與書名的指代相對應。框外環繞一圈不規則線條，又使得整個書名像從某處挖鑿下來的石刻，古樸渾厚。

刻印本報上去後，1949年6月，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圖書文物處（1949年6月6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成立，隨即北平市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並入該會，改稱圖書文物處）印行全軍，“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文物建築作參考用”。這應該是第二個版本。這個版本的封面作了更改，雖然內文編印說明仍然使用“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書名，但封面更改成了“全國建築文物簡目”。雖然丟掉了“重要”二字，但是不是可以說這是新中國在強調並不僅僅要保護“重要建築文物”，對建築文物要進行更全面更廣泛的保護。書名改成豎排，仍然使用漢隸，白底實心紅字，加上似斷實連的邊框線，碑刻味十足。封面上部，與書名十字交叉，貫通封面封底橫排一組漢樂舞陽紋石刻圖案，共八個畫面，前後各四，是連續的舞蹈動作。上下邊框中采用較為陡峭的鋸齒紋線條，轉折鏘然有力，很好襯托了舞蹈的力度感。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下設一廳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致函文化部，將前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所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等單位劃歸文化部領導。於是文物局接過了《簡目》，並於1950年5月再次印行，這次是印發各地新成立的各級政府。這就是此書的第三個版本。在此版本的“重印說明”中有這樣兩段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後，本局職司之一，即是保護全國的文物和古建築；但半年來屢接報告，各地古建築還沒受到應有的保護，甚或屢遭破壞；因此本局特將此簡目重印，普遍發給全國各級政府，使其知道各該管境內有些什麽古文物及古建築，以便加以保護”；“劃省分縣現在與前不同，而省縣名亦有更改，但此書一仍舊貫，原因是當時打有紙版，現在為了節省物力和爭取時間，姑照原版印出以應急需，另附對照表，以資參考”。戰爭期間保護下來了，政權建立後反而不重視甚至加以破壞，從這個說明可以看出當時文物保護的形勢相當嚴峻，雖然地區分屬名稱有的有所變更，但不得不“為了節省物力和爭取時間，姑照原版印出以應急需”。這應是第三個版本印發的根本動機與目的。這個版本內容與前面兩個版本完全相同，只是多了這個“重印說明”和說明中說的對照表。

內容

《簡目》列出哪些地方的哪些重要建築文物呢？ 兩個市：北平市（三版地名惟一改動，改作了北京市），南京市，外加全國二十個省；兩個市直接列出了需要保護的建築文物，二十個省分縣列出。北平市33處，河北省22縣65處，河南省16縣69處，山東省11縣42處，山西省13縣44處，陜西省12縣28處，南京市13處，江蘇省3縣14處，浙江省10縣26處，江西省3縣5處，湖北省2縣3處，湖南省1縣2處，四川省27縣64處，甘肅省2縣3處，西康省2縣2處，雲南省3縣12處，福建省4縣7處，廣東省2縣8處，遼寧省7縣12處，遼北省1縣1處，吉林省1縣1處，熱河省3縣1處。共2市20省145縣455處建築文物列入了“重要”“簡目”。

梁思成等人在最初刻印本的說明中說，“在項目之前以圈數表示其重要性，最重要者四圈‘OOOO’，通常重要者無圈。其間等次以圈之多寡表示之”；“凡在建築物名稱之後作‘*’號者，曾經中國營造學社實地調查。其他則為中外書籍中匯集所得”。這455處建築文物中有多少處是他們心目中的“重要者”和親自調查過的呢？ 總括來說，455處中加“O”重要者197處（其中加四“O”最重要者18處），沒有加“O”“通常重要者”258處，親自調查過的308處，沒有親自調查過147處。就縣來說，145個縣有56個縣沒有到過，89個縣調查去過。“戰前營造學社已經勘測了兩百多個縣近三千處古建築“（《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與母親》，梁再冰口述，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21年10月版），這還不包括戰時他們對四川、雲南等地進行的調查。此書所列舉出來的與此對比有很大差距。這說明，在此書中梁思成等人列舉出來的，應該是他們通過調查測繪和通過書本了解掌握到，留下深刻印象，具有典範意義的精品。

值得關註的是北京市33處。北京城全部、清故宮全部、景山、社稷壇、太廟、大高玄殿及角樓牌樓、三海全部、天壇、孔廟及國子監、馬嘎喇廟、雙塔寺、妙應寺及白塔、智化寺全部、隆福寺大殿、護國寺、東黃寺、西黃寺、法源寺、地壇、大正覺寺金剛寶塔、大鐘寺、天寧寺、天寧寺八角十三層磚塔、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白雲觀、東嶽廟、戒臺寺、八裏莊慈壽寺磚塔、碧雲寺大正覺塔、香山法海寺塔門及塔、臥佛寺、西山杏子口石佛龕。為什麽把這些單獨列舉出來，一是梁思成林徽因在軍用地圖上標明古建（或說繪製北平古建地圖）幫助解放軍可能攻城時盡可能保護古建，這些地圖已經不可見，當年他們標了哪些古建當然也不可考，那麽此書中列舉的這些地方應該能和他們之前標出的產生對應，或者說為我們留下了“憑證”；二是這33處只有5處沒有去調查過：馬嘎喇廟、雙塔寺、法源寺、白雲觀、東嶽廟，可以看出梁思成林徽因及營造學社同仁對北京古建調查得廣泛，以及情況的熟悉；三是梁思成林徽因將北京城全部列為保護範圍，這同他們認為北京城“是一個具有計劃性的整體”的觀點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正是由於如此全面廣泛的調查使他們產生了如此認識，這些認識反過來又成了他們提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和面對北京城墻以及有關古建拆毀或拆遷起而抗爭的理性和情感源頭。

此書後面附了《古建築保養須知》。此文分“保養的重要性”和“保養的辦法”兩部分。第二部分又詳舉十三條：瓦頂拔草掃隴、天溝排水、地面排水、修剪花木、防止鳥害、禁止粘貼塗抹、整理茶座、廁所設備、嚴禁盜毀、防火設備、通風事項、整理廟會、其他事項（諸如古樹古碑及有價值文物）。由此可知，在古建保養方面，該須知考慮交待得非常細致，既有建築本身，也有附屬設施；既有周圍環境，也有人類影響，是一份全面立體甚至帶有前衛性的保護措施。在強調保養重要性上，須知提出，“北京自遼金以來即為建都的地方，已有悠久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偉麗的文物建築和完美的城市體型，在國際上稱得是一個可貴的孤例，我們不應該把他看作是專製帝王的遺物，相反的應該把他看作是人民血汗的結晶，民族藝術的大手筆，歷史價值特別珍貴”（該書第69頁）。通過這段話，完全可以推知這一須知應該是梁思成的“大手筆”。這個須知作者註的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1935年北平市政府成立了“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聘請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為技術顧問；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及其工程處正式更名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馬衡任主任委員，梁思成任委員。在這個一以貫之的“文物整理委員會”，梁思成一直是技術核心，起主導作用，且參與了該委員會組織的北平許多古建的調查測繪與實際修繕。以此名義起草推出且希望“各保管機關”“采擇實行”的須知，不可能不貫穿他的思考與觀點。

再看他1948年所寫且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印發的《北平文物必須整理與保存》，文中說，“北平市之整個建築部署，無論由都市計劃、歷史、或藝術的觀點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見的瑰寶，這早經一般人承認。至於北平全城體型秩序的概念與創造——所謂形製氣魄——實在都是藝術的大手筆，它燦爛而具體的放在我們面前”，“北平的整個形製是世界上可貴的孤例，而同時又是藝術的傑作，城內外許多建築物卻又各個的是在歷史上、建築史上、藝術史上的至寶”（《凝動的音樂》第294頁）。1952年他和林徽因共同完成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中說：“每一類、每一座，都是過去勞動人民血汗創造的優秀果實”，“這樣一個城市是一個舉世無匹的傑作”，“只有深入的認識和熱愛北京獨立的和諧的整體格調，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來作更輝煌的發展，為今天和明天服務”（《林徽因建築文集》，東方出版社2014年2月版）。兩相對照，可以說，這個須知是在梁思成指導下完成，或者來自他們的筆下。

而他們和馬衡1949年上半年見面次數似乎也能證明這一點。根據馬衡日記記載，馬衡與梁思成這段時間見面次數不多，一月份北平城還沒解放，梁思成在城外清華，馬衡在城內故宮，不可能見面，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 27日，兩人當年才第一次見面，“梁思成約十時半在團城（註：文整會辦公所在）相晤，同往谷九峰處，商文整會事”。由於《簡目》3月份交稿，如果此時才同馬衡商量此事並請文整會起草“須知”，時間應該來不及。即使抓緊時間起草，但也要再交到梁思成手中同前面的建築文物簡目合體，可直到5月11日二人才第二次見面。也許這第一次見面，梁思成已經拿出須知成稿，在商文整會事的同時將此須知向馬衡作了匯報並獲得了他的同意。

意義

《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隨新中國建立而產生，同時也見證或標誌著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的起步。它有哪些歷史意義呢？

一是對新中國建立過程中地面上的建築文物產生了權威的保護作用。這“建立”包含兩方面：解放戰爭最後向全國進軍過程和新中國建立後各地政權初建過程。汪國瑜先生回憶說：“《簡目》這本小冊子是解放初期中國建築文物的一部檢索，也是解放戰爭中各路解放大軍轉戰南北、對敵進攻、掌握情況、保護文物在戰火中免遭破壞的指令和依據。它在解放全中國的戰爭中確是起到重要的保護指導作用。（《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117頁））”羅哲文先生回憶說：“這份簡目雖然極為簡要，但是它卻包含著營造學社多年的成果。把它發到解放軍中之後，不僅對在廣大地區解放時起到了保護古建文物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開展古建文物調查、保護、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它已經成了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一個早期重要歷史文獻。（上書第139頁）”汪先生定位“檢索”，羅先生定位“重要歷史文獻”，評價之高，從個人的角度都是由衷贊美之言，從歷史的角度更可說都當之無愧。

二是在廣大指戰員和政權建立初期各級領導幹部心目中樹立了“文物”意識。《簡目》下發後，根據老一輩回憶，在解放各地的過程中，解放軍廣大指戰員都樹立了文物意識，《簡目》中列舉的建築文物得到99%的保護，對沒有列入的建築文物和其他方面的文物也盡可能避免傷害。政權建立後，由於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廣大基層幹部，沒有經受這方面的教育，相反出現了一些傷害文物的現象。一些公用機關占用古建用來辦公辦學辦工廠，隨意將裏面的構件雕塑拆毀。浙江拆毀了龍泉塔；察哈爾省大同縣遼代所建下華嚴寺的海會殿為借用之下寺坡小學拆毀；甘肅省山丹縣唐、宋所建之廟宇及其中唐、宋佛像很多被借用廟宇者損毀；湖南南嶽祝融峰上封寺被全部燒毀。面對這些問題和惡劣事件，中央一方面抓緊時間起草出臺有關文件和法規加以製止和懲戒，一方面在文件和法規未出臺之前立即再版《簡目》下發各地（《簡目》再版說明中所說再版動機也概括地點 出 了現實中 出現的這些問題）。隨著《簡目》的下發，各地廣大幹部群眾基本上產生了文物意識，通過《簡目》中列舉的古建　　和保養須知，他們基本上明白了什麽是古建以及文物，也知曉了如何具體地保護古建。加上隨後中央出臺了有關文件法規，加大了對破壞文物事件嚴肅追責、對盜墓事件嚴厲打擊的力度，有人說，正是這些，使新中國建立“前三十年，文物走私、盜掘基本控製住了”（《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謝辰生口述，文物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11頁）。

三是開啟了新中國文物規劃化法治化保護的先河。新中國建立後，針對文物工作，中央的重點，一是對內防止破壞，一是對外禁止出口。為了落實這兩項重點，中央於1950年上半年和年中一口氣推出了四個文件：《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以上兩個都是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征集革命文物令》（1950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1950年7月 6日）。從時間上說，1949年6月推出的《簡目》，拉開了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過程中規範化保護文物的序幕，是這四個文件的先河。再具體說，四個文件各有側重，第四個的側重點就是古文物建築的保護，它出臺的時間相對較遲，而現實中又出現了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於是在文件一時還沒有出臺之前，再版《簡目》以期較早進行遏製，由此又可說再印《簡目》是第四個文件的前奏；此文件共四條：“一、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及有關革命史實的文物建築，如：革命遺跡及古城廓、宮闕、關塞、堡壘、陵墓、樓臺、書院、廟宇、園林、廢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以及上述各建築物內之原有附屬物，均應加意保護，嚴禁毀壞。二、凡因事實需要，不得不暫時利用者，應盡量保持舊觀，經常加以保護，不得堆存有容易燃燒及有爆炸性的危險物。三、如確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時，必須經由當地人民政府逐層呈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關批準後始得動工。四、對以上所列文物建築保護有功者，得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構予以適當之獎勵。盜賣、破壞或因疏於防範而致損壞者，應予以適當之處罰。”這四條相對概括，恰是兩個月前下發的《簡目》為具體實施這一文件提供了相對明確的目標。同時《簡目》還為後來開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確立和保護方式提供了“藍本”和“範本”。有人說，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很多就是依據《簡目》來確定的。《簡目》“於每項目之後加註”，分四個方面，“甲、詳細所在地點；乙、文物性質，如佛寺、道觀、陵墓、橋梁......之類；丙、建築或重修年代，以朝代及公元表示之；丁、特殊意義及價值。”我們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說明也采用了這四個方面。對這些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們現在都要“劃定必要的保護範圍，作出標誌說明”。這些要求應該來自於《簡目》“保養須知”裏強調的對環境及附屬設施也要進行保養的啟發和影響。

四是中國共產黨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弘揚的“典型例證”。平津戰役緊急關頭，中共中央要保護北平的建築文物，請梁思成在軍用地圖上標註，以便讓炮火避開；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再請梁思成林徽因帶領建築研究所同仁編訂《簡目》標明各地所要保護的“項目”。從黨和政府的角度來講，這種做法，這種對文物保護的重視應該為之後這方面工作起了好頭，邁了好步，起了示範表率作用。從繼承弘揚的角度來講，中國共產黨確實是忠實的繼承者弘揚者，《簡目》就是這一“忠實”的典型例證。

《簡目》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對文物保護功不可沒，它為我們樹立起了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起步的“經典”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