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張定華

　　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母校的感激之情越來越深。母校西南聯大教育我增長知識，鍛煉能力，最重要是教導我培育我學習做人。聯大校訓“剛毅堅卓”，要求我們做一個有人格的人。

　　當年戰爭歲月裏，教科書、參考書缺乏，在聯大學習主要靠教師上課講授，學生當堂筆記。老師們學問淵博，研究深透，思路清晰，講授認真，課堂生活豐富充實，興味盎然。上課引發了青年們最大的樂趣，倍加熱愛學習，深受教益。有些教授如聞一多、羅庸、潘光旦、陳岱孫先生的學識淵博口才好，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使講課成為一門藝術。做他們的學生是有福的，在課堂使你開闊眼界，得窺知識海洋如此浩瀚美麗；使人思想升華，體會人生是如此豐富多彩；也使你領悟到學習可以使人達到一種特殊的精神境界，從而必須終生堅持學習。

　　對我正式授業的恩師們給予的關懷、教益與教誨，更是銘刻於心，永遠難忘。

　　雷海宗先生是我們歷史系主任，是聯大的名教授之一。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精通多種外語，不僅兼通古今中外的歷史，而且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科技等等方面都有淵博的知識和精辟的見解。雷先生講課精力充沛，聲音洪亮，內容豐富，生動活潑。他講授的“中國通史”總是學生人數最多，最“叫座”的課。我們上課之前必需先去占位子，不然只好站在窗外聽課。雷先生記憶力極強，上課從不帶片紙只字，他講授“西洋中古史”內容浩繁，頭緒紛紜，他卻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人名、地名、年代，他一邊講一邊寫在黑板上讓同學記錄，脫口而出從無差錯，令人嘆服。雷先生的為人受到學生們的敬佩與尊重。他的教學加深了同學們對歷史課的重視與熱愛。歷史學成為他們終身從事的專業。即使是不以歷史為專業的人，在工作中也獲益匪淺。離校後，我在大公報等單位擔任編輯、記者，當年雷先生講授的國際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知識，為我采訪編寫工作打下基礎，增強了能力，深感乃雷先生教導所賜。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特務開列黑名單抓人，聯大地下黨決定讓我立即離昆轉移香港。1941年冬，日軍占領香港，組織決定我仍回昆明復學。當我從香港脫險趕回昆明時，聯大已經開學，系裏三青團負責人某某又以離校未辦休學手續來阻撓，辦不成復學手續。我非常焦急，就去北門街家中找雷先生。聽我說明情況後，他親切地說：“戰時特殊情況嘛！九死一生奔回學校，怎麽能不讓上課？”在他支持之下，我辦妥復學手續，免遭失學之苦。我對雷先生的感激銘刻心頭，永遠難忘。

　　皮名舉先生也是我們系受歡迎愛戴的教授之—。他講授西洋通史，踩著上課鐘聲，風風火火大步流星地走上講臺，立即開講。正課之前，先講五分鐘國內外形勢，非常精彩。他特別關註抗日戰爭局勢，對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深惡痛絕，嚴詞諷斥，憂國憂民的言論，使課堂充溢著愛國主義情緒。皮先生教學嚴格，不時小考，經常留大量作業，判分極嚴，學期考試時一起計算成績。他說不這樣記不牢。同學們上課絲毫不敢疏忽。那時我正參加聯大劇團演出陳銓先生改編的抗日救國話劇《祖國》。一天皮先生去看戲，休息時他到後臺，看見我伏在京劇大衣箱上做作業。他跟陳銓先生說：“她的字寫得太壞，我本要在總成績中扣十分，現在不扣了。不過你告訴她字要寫清楚，不然對人對己都是不負責任！”皮先生的教導我牢記心中。至今，字雖仍寫得不好，但必定一筆一畫寫清楚，不敢潦草。

　　孫毓棠先生是知名的歷史學家，也是傑出的詩人和戲劇家。上世紀30年代即以長詩《寶馬》馳譽文壇。在西南聯大任教時，他導演過大量反映抗日救國的劇目如《祖國》、《妙峰山》、《黑字二十八》、《霧重慶》、《刑》等在昆明市內公演，觀眾踴躍，反應強烈。他還親自參加《原野》和《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擔任重要角色常五伯和陳瘋子，演技高超。孫先生不僅為聯大的學生劇團擔任導演，也為昆明其他業余劇團導演排戲。他懷著愛國之心、報國之忱，不辭辛苦從郊外聯大校舍到城裏來回步行十余裏，費時間耗心血，不取任何報酬，支持他們的抗日救國戲劇活動。孫先生為西南聯大和昆明愛國進步戲劇運動的開展做出巨大的貢獻，產生了強烈而深遠的影響。

　　孫先生有深厚的戲劇藝術修養與才能，導戲認真細致。在他的指導下我演了一個個大小劇目，不僅發揮我的表演潛能，增強了我對戲劇的熱愛，更使我逐步認識到戲劇也是一門高深學問，值得終生鉆研。這為我以後從事戲劇工作打下基礎，開拓了眼界。孫先生也是第一位談及“做人”這個重大問題的老師。

　　1938年底，聯大劇團的成立大會上，導師聞一多、陳銓和孫先生相繼發言，給予指導和鼓勵。孫先生發言中說：參加劇團，開展愛國的戲劇活動，不僅要認真演戲，首先要認真做人。他的提醒、警示使我懂得了必需自重自律。

　　離開母校，進入社會，幾十年中，道路崎嶇坎坷，屢遭挫折與磨難。但即使在最嚴酷艱辛的歲月中，母校的教導也常給我以力量和鼓舞：做人必需保持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誌，堅守人格，堅忍前進！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