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馬福林，1968工物

物804班幾乎每個人都有個外號，諸如“總統老倒”，“耗子黑貓”，“阿福阿炳”，“大面菜包”，“金胖喇叭”，“包奇大寶”，“翟兄薛大”，“狗頭超腦”……而“超腦”便是周長熙的綽號。平日裏大家都以外號相稱，日子久了，真實姓名倒常常被忘記。

“超腦”曾是留蘇預備生，俄文早已過關，英文也學得不錯，又長了一副善長邏輯思維的腦子，有什麽數理難題，一到他手裏便迎刃而解，因此便得了這樣一個名副其實的美稱。

常言道：“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盡管“超腦”精通數理化，但對社會政治、世俗險惡卻偏於幼稚。記得“文革”初期，工作組進校，按其謹小慎微的個性，“超腦”本屬於保守一族，可是陰差陽錯，不知什麽緣故，“6.24辯論”之後，他對蒯大富的造反理論大肆贊美起來，於是惹惱了工作組。那時人們被劃分為四個類別，班裏正愁找不到四類分子，“超腦”卻自投羅網，被工作組硬塞進四類即反動學生堆裏去了。

我和“超腦”在四清時一直廝混在一起，又一塊兒辦過小報，深知其為人，我那時又恰巧忝充班頭，便在工作組面前力保，處處為他說好話，一有風吹草動，便暗中向他通風報信，使他有所準備。因此，自始至終“超腦”都沒受什麽影響。對此“超腦”一直非常感激。從此以後，把我視為至交、兄長(盡管他長我四歲)，對我無話不談，把他的出身家事、個人隱私都如數家珍，袒露無遺。

畢業時他分到國防科委719所，先到丹陽湖接受再教育，我則分到六機部6848廠，直接到廠鍛煉改造。本以為天各一方，再也見不到面了，想不到兩年之後又重聚葫蘆島。一個在設計所，一個在施工現場，幹的卻是同一件產品的同一個專業。我因為已經幹了兩年，業務比較熟悉；他初來乍到，還比較陌生，偏偏室主任分給他一項施工設計任務，令他手足無措。於是我花了兩個通宵，替他完成了草圖，他看也沒看便簽上了我倆的名字。

在當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日子裏，設計單位和施工單位往往矛盾重重，遇到設計上的問題，工人便把設計者臭罵一通；設計人員也常常對工人指手劃腳。而我和“超腦”的關系則大不相同，他的設計我可以隨意改動，對我的改動他一律開綠燈。每當遇到難題，我們倆總是一起解決，甚至攻關、出差、開會、遠航，我們也總是形影不離。

我生於東北黑土地，喜歡豬肉燉酸菜；“超腦”長在南方魚米之鄉，偏愛清淡甜食。愛好不同，性格迥異，差異雖大，卻也相得益彰。記得在旅途中兩人買一只新鄉燒雞，雞胸雞腿歸我，雞頭雞翅雞屁股則被他一掃而光。光顧北京烤鴨店，也是我吃鴨肉，他喝鴨湯。在生活小事上，他總是像一個婆婆媽媽的大嫂，對我關懷備至。

有一次漫步西安街頭，突然下起雨來，我們都沒帶雨傘，匆忙間躲到大雁塔避雨。登上大雁塔頂，煙雨朦朧中眺望長安古城，別有一番風味。觸景生情，“超腦”心血來潮，有感而發。對他的文采雖不敢恭維，但真情所至，卻也不無動人之處。後來借出差之機，曾一同遊覽過山西晉祠、四川樂山以及秦始皇陵、西安丈八溝等名勝，卻總不如雨中雁塔的詩情畫意令人難以忘懷。

當時遼寧每人每月僅供應三兩豆油，魚肉蛋一年到頭也見不到半斤八兩，於是我們這些常出差的人便成了搬運工。有一次出差歸來，兩人各背了半只生豬，累得半死，下車時又因超重被罰，我們已身無分文，只好忍痛從背負中各割去一塊肉買路。

“超腦”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只身來到東北，身處異鄉，舉目無親，於是我便成了他唯一的傾訴對象。當時的葫蘆島還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有一首順口溜：“葫蘆島，巴掌小，狐狸野兔滿山跑；和尚多，尼姑少，見個母豬也當寶。”那一年，號稱“和尚島”的葫蘆島來了一批人稱“女道徒”、從農村抽上來的女徒工，便成了莘莘清華學子們的追逐目標。“超腦”經人介紹，認識了描圖員小侯（隱去真名）姑娘。“超腦”個子不高，板寸頭，說話時露出兩顆門牙，且已過而立之年，常常自嘆“馬相”不佳、青春難駐，頗有悲秋之感。因此遇到小侯便一見傾心。小侯姑娘年方十八，玲瓏乖巧，她對“超腦”的學識人品十分傾慕，但對年齡長相不太中意，故而猶豫未決。小侯家中只有一位母親，母女相依為命，家境十分貧寒。侯母一心想找一位能“倒插門”的養老女婿，見“超腦”孑然一身、了無牽掛，又畢業於名牌學府，入得門來，不僅光耀門庭，且能下廚勞作，連稱：“真吾婿也！”不久，兩人步入婚姻殿堂；又不久，相繼生下一對聰明伶俐、人見人愛的“小超腦”。

“超腦”喜歡熱鬧，童心未泯，無論村婦少兒、各色人等都願意和他開心相處，玩耍嬉戲。在八億人民八個戲的年代，我們這些“單身貴族”常聚在一起打牌，煮方便面。“超腦”雖是有家室的人，也常常放下家務活趕來湊熱鬧，打起牌來比誰都專心。他住在“筒子樓”的單身宿舍，長長的走廊，樓梯上下相通，小侯一聲斷喝，那清脆的女高音響徹全樓：“長熙，孩子醒了”，“長熙，飯糊了”，“超腦”便顛顛地跑回去繼續做他的模範丈夫。

後來“超腦”舉家遷往武漢，我也調離葫蘆島，從此音訊渺茫。“超腦”曾有一個心願，想邀請我去他老家揚州，動手為我蒸一尾瘦西湖的新鮮鰣魚，炒兩個時令菜蔬，這個夙願一直未能實現。

光陰荏苒，轉眼到了1998年畢業30周年前夕，我終於查到他的通訊錄，給他打了電話，約他一同回母校參加校慶。接到我的電話他異常興奮，一口答應回校相聚，同時，又向我講訴他最近的三件喜事：其一評上了正研；其二官升室主任；其三，兩個兒子老大畢業於華中名校，分配到同一個研究所，父子雙雙效力於海軍建設，老二剛剛考上重點大學。其喜悅自豪之情浮現在我的眼前。

校慶那天，他因所裏有緊急任務未能成行，我深感遺憾，但和那麽多同學在分隔30年後重聚清華園，那種極度的歡悅稍稍抹去了未能見到“超腦”的一縷思念愁雲。本以為將來會有機會相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校慶過後不久便傳來“超腦”積勞成疾，因病去世的噩耗，不由得淚如雨下。回想“超腦”一生勞苦，半世坎坷，剛剛生活安定，事業有成，卻不幸英年早逝，怎不令人扼腕！

（轉自《清華意昂通訊》復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