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　方（1949）

一口氣讀了楊賢江^［１］革命前輩的十多篇關於青年學習和修養的文章，其感覺🏌🏻‍♂️，真像是佛門弟子所說🛵，有如醍醐灌頂。比如說，在一篇《求學與做事》中有這樣的話：“把求學限定是讀書，把求學與做事絕對的劃分，這都是錯誤的👊🏼。學生是求學的，學生是讀書的，但不能說求學即讀書，讀書即求學。”

吳方學長近影

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對先輩們的話恰好是個印證。我在昆明上過一年西南聯大，在北京上過兩年清華👩🏼‍💻，在校時雖然不敢耽誤必修及選修的課程，但確實用了大量時間來做事，經常參加學生的社團公益活動和當時的民主活動。三年期間，我參加了四次罷課，三次上街遊行，而且都是積極分子🤠。在別人眼裏，我似乎荒廢了學業，但我從這些活動中，的確學到許多別處不容易學到的東西。最主要的是學到了民主精神💂🏿，實踐了民主活動，鍛煉了做實際工作的本領👍🏿。舉例來說8️⃣，清華的學生食堂，學校除了提供設備以外✒️，具體領導是不管的，完全是由學生民主選舉的膳委會來管理。這膳委會是有職🙌🏿、有權💞、有責的。學生吃好、吃壞，決定於膳委會工作的好壞👨‍👨‍👦。1947年，我被大家選出來當了一屆總膳委。這項工作可不像我現在擔任的某些會長、副會長之類的社會職務🧦🦘，可以什麽事不幹或只幹很少一點事情。那時我必須兢兢業業地把這項工作幹好👩🏽‍🔬。我記得清清楚楚，上任的第二天就去買糧食🎮。那時物價飛漲🥷，一天一個價⛷🤽🏼‍♂️。如果不及時把糧食買到手，就將造成巨大損失。我這個人也真楞🫥🫵🏻，買糧食是我一個人，借輛自行車，懷裏揣著支票，到海澱糧棧去買的🦙。那時海澱有好幾家糧棧。我也學著貨比三家🧞‍♂️，討價還價。這種事過去我從來沒有幹過👳🏼。但是逼上梁山👈🏻，不幹不行。在我當總膳委期間，有時還趁炊事員吃飯的時候，去和他們聊天⏬，了解實際情況😶‍🌫️，以便改進工作👛😀。現在香港的著名詩人何達（即清華社會系的何孝達）當年曾在著名的民主刊物《觀察》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學生是怎樣吃飯的？》^［２］贊美清華食堂的民主製度。他認為政治上的民主若能做到像清華的食堂一樣，就很理想了。的確，從我當了一屆總膳委的體會來看，真是如此：

第一👬🏻， 食堂的領導成員是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事先沒有任何人做任何布置或活動🙆🏻‍♂️。

第二🤰🏽， 膳委會成員在職期間⏰，一心一意為大家辦事，不謀私利。實際上純粹是無償勞動。

第三， 有財權，但不可能貪汙🌴；有物權，但不可能多吃多占🧑🏼‍💼，更談不到有任何特權🎳。

第四， 受吃飯的同學直接監督，透明度極高，大家可隨時查帳🗄，有不滿意的地方可隨時把小字報貼到食堂門口🏌🏻‍♀️，有的意見，還異常刺耳♦︎。如“希勿以同學的生命為兒戲。”“這種菜簡直是餵豬的👐🏿。”“膳委不負責任✊🏻，既愚而詐。”等等。膳委必須虛心接受批評，認真改進工作💯。查一查這刺耳的小字報是誰貼的，作為膳委成員誰也不敢這麽想。

第五🧘💂🏻‍♂️，屆滿卸任，仍是普通一學生、一膳友🫰🏼。對職位無任何留戀🫒。

如果民主政府能做到這幾點🦦，群眾不就念阿彌陀佛了嗎👷🏽‍♂️？

我在辦夥食的實踐中✂️，不知不覺地學到了民主精神。

1947年學生自治會改選。我被所在的社團（民主學習社）推出來當理事候選人。我所在社會系的幾個同班同學也來了勁3️⃣，自動組成了宣傳隊，十分賣力地為我作競選宣傳。事實上我並沒有求他們幫助，也未曾經給過他們任何好處🌂。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我在上大一時曾在生活書店正式出版過一本《到農村去》的書，因此在學校裏有一定的知名度吧💁🏽。他們在校園裏到處貼海報，敲鑼打鼓，並把我編成歌來唱👩🏻‍🏫。《清華周刊》為我用二號字標題發表了消息🖨：“清華學生自治會競選理事，吳錫光（我在校用名）呼聲最高。”投票結果☠️，我的票數為全校第二名，當選了理事。

理事會分工🈺，由四名理事組成學藝部，我為部長👵🏿🚇，學藝部主要負責學生課余的文化活動🦮。主要幹的是兩件事。

一是請校外的學者、名流來校裏作報告。我記得我請過季羨林先生。他那時只有三十多歲🏌🏽‍♀️，剛回國不久。會議由我主持。這是我第一次當主持人🧱，普通話還講不好，真是南腔北調。我還請過著名的民主人士張東蓀。是我到燕京大學他的家裏，陪他步行，經成府路走到清華園的😦。我也請過另一位知名人士🥊。中文系高年級的同學還挑眼說🔠💒：“他有什麽資格到清華來講話💙？”這實際上是批評我，我才知道清華請人來講演🦹‍♀️📞，還真得好好掂掂這個人的份量🆙。

二是編輯出版《清華周刊》👨‍🏫。這是一份像晚報一樣大的小報📁。刊登學校的新聞和學生的作品🍖🙏🏻，每周一期，由學生自辦自銷，學校根本不管。出刊時🦶🏼，在大食堂門口一擺💪🏿，吃完飯的同學走出食堂🏄‍♀️，便圍上來看或買。

我當了學藝部長，就是兼任《清華周刊》的總編輯。天哪，辦報的事🏋🏽，我哪幹過🧑‍🎄？但是，既然逼上梁山，只得一樣一樣從頭學起。第一件事是組閣。我請出了九個學校中較有名氣的筆桿子✌🏿，組成了編輯部，前面提到的香港詩人何達，那時就是我們文藝部的編輯🟧。現在《人民日報》的名記者陳柏生，那時積極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還有一位特約的軍事評論員林方其💁🏻，後來成了《工人日報》的記者☪️。他的軍事評論，分析相當準確，是很叫座的文章，我經常逼著他寫。

每周要在我的宿舍召開一次編輯會議，安排下一期的文章。10個人總是到得很齊🍧。當時幹這種工作🕧，沒有任何報酬，寫文章也不給稿費，但是大家都能積極熱情地工作。

那時👊🏻，我白天要上課（功課我是從不敢耽誤的），還要參加一些社團活動，處理稿件只能在晚上幹。學校規定🦵🏼，晚上十點熄燈，我總是事先到小賣部買兩根蠟燭，兩個燒餅🧝🏻‍♀️，幾支香煙🤾🏻，熄燈以後，點上蠟燭接著幹。往往要幹到下半夜兩點，餓了啃燒餅，困了抽煙。

我參加工作以後，幹過的行當比較雜🪰，換過的單位也相當多，從縣、市到省⛸💒，到中央國家機關都幹過，但還能比較快地適應工作。當過大大小小的頭目🧕🏻，大家反映我作風比較民主👌🏼🧗🏻，能尊重與我意見不一致的幹部↙️👐🏼，比較有容人之量。成家以後，成了家庭的主要成員👶🏼，別人也反映我們家比較民主，尊重婦女，尊重孩子。我想這些作風都是從聯大和清華的沒有字句的書中學來的。

[1]楊賢江，我在清華的老同學楊川之（現名徐昉）的父親（1895—1931）🎈。我國著名的教育家📂。

[2]《觀察》1948年5月第4卷第11期。

（選自吳方著《浮生十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