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茂林(1963)

我是1963年從電子系畢業的，不覺離校將近40年了。今天我拿什麽禮物獻給您呢?!我很慚愧，沒有什麽驕人的碩果，獻給您的只是我一顆平凡而赤誠的心。

在校，我是學雷達專業的，可是畢業以後，一天也沒有同雷達打過交道，甚至同電子學的關系也越來越遠了。前不久，當我看到以色列取消了我國訂購的費爾康預警機合約的報道時，十分感慨。這是一種遠程警戒系統。當年，我的畢業設計題目就是:研製超遠程警戒雷達的發射機。四十年過去了，我在猜想:我國的遠程警戒系統是否還不夠完善?本來，我是應該戰鬥在這條戰線上的。可是畢業時，我卻以第三誌願被分到了二機部(即核工業部，當時這個名稱是“免提”的)，並且是直接到青海省西寧市XX機械實驗廠報到。真是晴天霹靂，我是一點兒思想準備也沒有，也不知去了會幹啥。60年代初，誰會願意去青海那個不毛之地呢!那年，我校的畢業生中，共有六人是直接去西寧報到的，而我是電子系惟一的一個，其他都是工物系。工化系和工程力學系的。後來我才知道，在前幾屆裏，我系也有一些人是分去二機部的，也先後陸續去了青海。當時我想:我是黨和人民一手培養的新中國的大學生，我是清華人，沒有理由討價還價或者當逃兵，只有堅決服從分配。一些親近的同學都替我惋惜，舍不得我遠去。大概我是班上分得最遠的了，也算是去遙遠的邊疆吧。也有鼓勵我的，至今猶記沈世豐同學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留言:“用你的光和熱，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爭一口大氣吧!”當時，我對這句話的含義理解也很朦朧，不久就明白了。可惜我的光和熱太小了，還起不到一顆螺絲釘的作用。在我離校去報到時，為了我的遠去，班上很多同學都到車站來送行。我真的很感動，那種惜別的深情，那份鼓勵，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我怎能讓他們失望呢!

如果你沒有到過青海，是很難想像出那個環境的，尤其在那個年代。地處32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氣幹燥。稀薄，初到會有明顯的缺氧感覺。好在，我們都很年青，還不太在意。如果你上了年紀，或者心臟有不適，那就負擔很重了。遠處峰頂上，總是白雪皚皚的，終年不化。年平均氣溫只有攝氏零度左右，有時六月也會飛雪，幾乎沒有夏天的感覺。但是陽光很充足，有強烈的紫外線。就是一片大草原，連樹木也不生。今天已是樹木成行了，那是基地建成後栽培的。我們吃的。用的。生活的一切，都是從全國各地調運來的。哪能同內地的城市相比哩，更不用說是北京了。這便是青海湖邊的金銀灘，我在那裏度過了七八個年頭。1992年該基地便“退役”了，1994年正式對外開放，叫西海鎮，現在州政府移居那裏了。一座25米高的退役紀念碑就矗立在市區中心，紀念碑的正面是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題寫的“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的鎏金大字。當年他是副總長，也是主管核武器研製工作的。

報到以後，我被分在實驗部門，搞專項電子儀器的研製工作。接受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研製一種國家實驗專用的測試設備，以取代蘇聯的儀器。我和一位早我兩屆的成電畢業生共同承擔，不管怎麽說，這工作還算是專業對口的。我們夜以繼日地幹，因為生活很單調。枯燥，沒有娛樂，也沒有去處。每天宿舍—食堂—辦公室，三點一線，和在學校一樣。而且和外界也沒有任何接觸和聯系，保密製度很嚴，寫信既不能談工作(不同崗位的，相互之間也不能交流)，也不能寫生活。地理環境。氣候。生活條件都會透露某些信息，家人根本就不曉得我們究竟在什麽地方。所以說許多老科學家和老學長都隱姓埋名“失蹤”了。據報道，當年美國搞“曼哈頓工程”時，也差不多是與世隔絕的。既然如此，就一心撲在工作上了。組織上也盡量創造各種條件，支持大家的工作(如提供夜餐)，所以工作進展很順利。大約一年時間，整個樣機就搞出來了，我的合作夥伴去接受新任務了，我就繼續完成整機調試和初步鑒定。為了配合國家實驗的急需，1965年去上海外協，突擊批量生產，僅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生產了二十多臺，並直接運往國家實驗場，投入使用。這些日子，我過得很充實，各方面都得到了鍛煉與提高。在上海外協時，我是單位駐外的獨擋一面的全權代表。協作廠很多人投來羨慕的目光，因為這儀器在他們廠也算得上是一個產品了，而我是剛離校才兩年的畢業生，能作為一個產品的設計師，難道還不幸運嗎?!其實，生活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報到後，不到三個月，我的肺結核舊病復發了，出現了吐血，或許是不適應高原氣候吧。跟我當年入校時一樣，體檢復查，我成了肺結核病患者。幸好，當時學校沒有讓我休學，校方結論是：保留學籍一年，跟班試讀。我感謝母校曾給我的那次鍛煉機會，使我有信心戰勝病魔。由於這次發現及時，醫療條件也好，並未造成大礙。我未住一天醫院，而是邊工作邊治療，有時適當休息一下。就這樣再次戰勝了疾病，也完成了工作。

1966年初，組織上安排我去青海省互助縣參加農村“四清”工作，當了七個月工作隊員。那也是一次難忘的鍛煉，我們和當地貧下中農是實行“五同”的。通過這次鍛煉，我才真正對青海。對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有了一些了解。當地的農業生產是落後的，廣種薄收，勞動全靠肩挑人扛。終年的主食是土豆和青梨，一日三餐是談不上副食品的，有的甚至連鹹鹽都吃不起。哪裏還能講什麽衛生。我們全身長滿虱子，我們戲稱它為“革命蟲”。互助縣算是青海省的農業區，比較好的地方。就這跟我們“與世隔絕”的基地相比也有天壤之別，赫魯曉夫嘲笑我們，說我們幾個人合穿一條褲子，還要搞原子彈!?不就是要強國富民嗎!我們能不把“爭氣彈”盡快搞出來嗎!?就在我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第二天，那個嘲笑我們的赫魯曉夫也下臺了，好像是鳴禮炮為他送行。

1967年，我有幸參加了第一顆氫彈的國家實驗，用自己設計製造的儀器進行核測試工作。我們這個作業隊是處在最前沿的，爆炸前，我們是最後一批撤出現場的隊伍。爆炸後，又是首先進入現場取樣的隊伍。爆炸時，我們和親臨現場的聶帥站在55裏外的同一個“觀禮臺”上，當“比一個太陽還亮”(美國反映氫彈研製的小說書名)的火球閃亮時，心中充滿無比的興奮和激動。幾十秒鐘後，當我摘下防護墨鏡時，兩眼是昏天黑地，什麽也看不見。我不禁深思: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扔下的僅是兩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就奪去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如果是百萬噸或千萬噸級的氫彈，那後果將是何等可怕!我們掌握核武器，不是為了發動戰爭，是為了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不受核訛詐的威脅。沒有它，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真正站立起來，百年屈辱的歷史就有可能要重演!正如小平同誌在一次談話中所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後來，我又接連去過兩次國家實驗場，那是有關導彈核武器實驗的。三次執行任務，大約在實驗場呆有一年的時間，從冬到夏都經歷過了，所以對戈壁和大漠的風情，都曾有過感受。幾次飛越塔什拉瑪幹的上空，也喝過孔雀河的苦水。當大漠黃沙飛揚時，日月都無光了，太陽則成了灰暗的月亮。狂風襲來時，戈壁灘上的碎石都會被卷起打在臉上。有時也會風雲突變，大雨滂沱，只是少見而已。水也是積存不住的。中午的烈日下，氣溫可高達攝氏50度。一陣熱浪襲來，人像是在蒸籠中。四周的遠方，不時隱現海市蜃樓的幻象。但是，夜晚睡在帳篷裏仍然是要蓋棉被的。正是“早穿皮襖午穿紗，晚上抱著火爐吃西瓜”，我們真的是品嘗到了。

1975年，我由幹校返回單位，這是新建的基地，可我的工作又發生了新的轉向，開始搞核材料的同位素分析。這時用得最多的已不是電子學，而是理化方面的知識了。工作是生疏的，只好邊幹邊學，慢慢熟悉起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的工作就逐漸進入國內先進行列了，並開始與國外同行有一些學術上的交流。80年代後期，我們的一項分析技術，引起了歐共體聯合核子研究所同行的興趣。他們曾主動向我發出了邀請，希望到他們實驗室作一年的訪問研究工作。正值此時，由於政治風波，我們同西歐的關系一度受到了影響，因而未能成行。盡管如此，我們工作的信心更足了，證明我們也可以做與國外同水平的研究工作。而且從80年代末起，我就著手調研表面分析技術，準備在我們研究所建立表面分析實驗室。幾經論證，90年代初，工作基本就緒，資金亦已到位，恰恰就在這時，我已力不能支了。

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風雨歷程，經過工作。生活的鍛煉與考驗之後，我終於在1984年初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我入大學之初就申請入黨的夙願，這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其後，這激發了我以更加飽滿的熱情與努力去投入以後的工作，並連續三年被評為所“優秀黨員”。

命運註定我們這一代人是艱苦的一代。就在工作漸有起色時，而身體卻慢慢垮下去了。1994年10月，我就毅然提前退休了。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不認為我的病是和我所處的環境條件有關系，即使有關系，我也不後悔。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畢業後，我幹一行，學一行;幹一行，愛一行，並力爭幹好它。離開青海以後，我們又進入了另一個大山區，仍然遠離城市的繁華。我也不在意個人有沒有什麽成績，試想：從鈾礦開采開始，到製成原子彈，這中間要經過多少道流程，經過多少人的手，又有多少人為它服務?又何止千人。萬人呢?而是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的共同努力。這些人都是無名的幕後英雄!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員罷了。只要能看到集體的成功就夠了。如果，今天再讓我作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這個事業。現在，我的小兒子大學畢業後又回到了這裏，就算是子承父業吧。

* 作者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研究員。

(選自《電子工程系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