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張紹溥（1962工化）

1957年，我北京一中畢業，進入意昂体育平台。在美麗的清華園度過的六個寒暑，使我有幸受到國內最好的教育。清華給我知識、給我能力，也塑造了我的品德與性格。回首往事，學生生活這最後一站是我生命中最為愉快、最為重要、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段經歷，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改變誌向，走進清華

小學時，一篇關於我國鐵路建設先軀詹天佑事跡的課文，深深印在心裏，立誌要做像他那樣的人。論及上大學，就想要報考唐山鐵道學院。1957年4月高中畢業前夕,學校組織參觀意昂体育平台。一踏進清華大門,美麗的校園景色、“這裏是紅色工程師的搖籃”的巨大橫幅吸引了我。第一、第二教學樓關於清華各系、專業介紹的展臺令人目不暇接。來到工物系展臺，停下腳步，聆聽講解人的介紹。其中兩點令我興奮不已：其一這是尖端專業，為國家培養原子能事業人才；其二是學製五年半（後改為六年）。返回中學，立刻將第一誌願填上意昂体育平台工程物理系，並接連將電機系、動力系填為第二、三誌願；唐山鐵道學院則退居第四誌願（那年可填１０個誌願）。待到發榜那天，為了排解期待與焦慮的復雜心情，我到東單大華電影院，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上午電影。待趕回家時，見到清華工物系的錄取通知書，終於一塊石頭落了地。全家和鄰居都為我能進清華而高興。

人民助學金伴我清華行

我的家境貧寒，無力供我讀書。人民助學金製度使我得以完成學業。中學時，我享有每月７元的乙等助學金，這已超過我家的人均收入。到清華，在東區八號樓報到，填了一張家庭情況調查表，當即發給每月１２.５元標準的食堂飯票。爾後，對家庭困難學生，又區別情況另發給甲、乙、丙等助學金。我得到的是乙等（３元）助學金。這３元錢，我用於購買教科書、工具書、必不可少的學習和生活用品。我家住在城裏，一般每月回家一次，都是步行到清華園火車站，乘市郊列車到西直門，只需６分錢，再轉乘３分錢的公共汽車到家；有時汽車也不坐，步行回家。這樣，每月回家只需一角二分到一角八分錢。此外，從不敢亂花一分錢。自幼養成的節儉習慣完全可以應付學習、生活之需。到了冬天，還發了一套棉衣。我是完全靠人民助學金讀完了六年大學。

清華的同學友情

1957年，是以工物系名義招生的第一年，大約招了300人，編為物21到物29共9個班。物29為力學專業，在1958年轉到工程數學力學系。物21、22、23班（曾統稱物20班）為化學專業，共74人，1960年編到工程化學系，改為化3班。我們這一年級年齡小的多，以唐晉為最，只有16歲；17歲者約10人左右，我是其中之一。我被分在物23班，宿舍在平齋一層最南面的一排。同宿舍有尤廣巽、萬德南、陳昌圖和我，分住二個雙層床。尤廣巽是黨員、學生幹部，後來是“雙肩挑”幹部，經常不在宿舍。萬德南積極靠近黨組織，活動較多。陳昌圖和我屬於“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主，所以總在一起，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陳是福建省永春縣人，比我大兩歲，對我倍加愛護。有兩件事至今心存感激。一件是我有個患肺結核的遠房哥哥，因國產鏈黴素過敏而不能使用，以至病情日益嚴重。陳知道後，主動給他在馬來西亞做店員的叔叔寫信，定期郵寄英國產的鏈黴素，直至我的哥哥痊愈。其二是陳和他的好朋友（泰國華僑）都不時有些海外匯款。當時正處經濟困難時期，按政策依匯款多少,可在華僑商店特供一定數量的米、面、油、糖、肉類等食品。每到此時，都會邀我去享受一番。可能因海外關系，陳昌圖（還有陳振興）於1960年被轉到化304班（高分子化學專業），我被分到化302班（人工放射性物質工藝學專業），雖然不在一班，但仍情同手足。畢業離校前，我們倆再次遊覽了校園和頤和園並合影留念。畢業後，他分配到北京的機電科學研究院，在“文革”中又調到桂林。1976年四季度，他來到我家。不巧，我因出差在新疆核試驗現場而未能相見。1993年我曾利用開學術會議的機會專程去探望。退休後，他曾去加拿大的女兒處小住，還給我寫過信。遺憾的是幾年前，因中風而幾近失語，活動也不方便。2007年9月，化3班紀念入學50周年聯誼活動後，我曾打電話給他。他的聽覺尚可，可以聽明白我的話，而由他的夫人代為回答。

1958年工物系宿舍從平齋搬到東區剛建成的五號樓，全惟俊、蔡川泰曾同我住過一個宿舍。1960年分專業，我在化302班，宿舍也做了調整，同宿舍有雷有余、徐惠國、付定逵。大約1962年搬到十號樓，我們4人仍住一個宿舍。雷有余家住北京，父親是高知，又是統戰對象，曾在魏公村附近的社會主義大學學習；其女友（現夫人）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臺柱子，因而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多，再加上他開朗的性格，在宿舍常高談闊論。徐惠國是上海市人，說話慢聲細語又兼有幾分幽默。他和我同歲，但辦事細心周到，長期擔任班的生活委員，對我也關照頗多。付定逵是湖南人，對茶喜愛有加，每逢假期返校都帶回一大包土茶，不僅喝茶，最後連剩下的茶葉也咀嚼下肚。他的濃重湘音，偶爾還會成為宿舍取笑的對象。我們同宿舍生活大約3年，相處十分融洽，畢業前夕，在校園內和天安門前的合影照，至今仍珍藏在像冊中。畢業後，雷、徐和我都在北京工作，仍保持交往。此外，我同孟祥發、徐進、阮振民、鐘守忠、楊國華、王景林也交往頗多，有許多共同語言。據我所知，現在一些同學對王景林同學已經淡忘。王景林是河北農村人，體較胖，膚略黑，綽號“МЕДВЕДЬ”（俄文“熊”）。他身體不太好，大約1961或1962年因肺結核病休學而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1963年2月17日歡送付依備老師的合影照和化302班畢業照中都沒有他的身影。以後他是否畢業、去向如何，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一個漆明遠同學，他本是1956年考入清華工物系，因病休學來到我們1957級。漆性格孤僻，言談舉止多有怪異。1963年7月20日在二校門拍畢業照已經結束，他才匆匆趕來，以至畢業照中沒有他的身影。畢業後，好像分配到沈陽蓄電池廠，後調到河北廊坊的中國石油管道研究設計院（權忠輿曾任副院長）工作。在2007年化3班籌備入學50周年聯誼會時，才知道他因病住進北京安定醫院已多年了。

清華的業余生活

學校的業余生活豐富多彩，它潛移默化，使我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受益匪淺。

清華註重德智體全面發展。入學後的第一次體育課由馬約翰教授親自授課，核心內容就是強調“動”。老教授滿面紅光，一年四季穿單衣，只有長短袖之分，冬季最多再加一件毛背心。體育課內容豐富，有田徑、體操、球類，夏季有遊泳課，冬季有滑冰課。體育館備有各種尺碼的冰鞋，供同學們選用。在“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號召下，群眾性業余體育活動蓬勃開展。每天下午四點半後，大家都自覺來到室外，開展以“勞衛製”為主要內容的體育活動，通過“勞衛製”標準的發給證章（書）。一些有特長的同學還參加國家等級運動員和裁判員的考核。記得班級還組織“象征性長跑”，從西校門到頤和園東門往返是5000米，到青龍橋是7000米。大家跑的距離加起來，很快就到了“莫斯科”、“平壤”。每年校慶都舉辦校運動會，暑假前後還有市高校運動會，好不熱鬧。中學時，我因體弱而免修體育課。到了清華，夥食好，每餐一葷一素，主食花樣多，日常堅持煆煉，我的身體變得健壯起來。日常堅持鍛煉的好習慣，我一直保持至今。現在我的健康狀況良好，為同齡人所羨慕。是清華給了我健康身體。

清華園的業余文化生活同樣豐富精彩。周末在校園西邊的音樂教室有名家的知識講座，有音樂和器樂欣賞。有特長的同學業余還聚在這裏進行演練。每逢假日，大食堂有交誼舞會，重大節日還有各種規模的文藝演出、聯歡晚會、燈謎會。“五一”、國慶節組織到天安門參加遊行和聯歡晚會。我沒有任何特長，只能充當群眾活動的參加者。

清華的社團組織陣容強大、實力雄厚。校文工團曾到上海訪問演出，在上海文藝界引起轟動，據說還打出“向清華文工團學習！”的橫幅。清華體育代表隊在歷屆高校運動會上都名列前茅。據說校籃球隊曾代表我國大學生隊去巴基斯坦訪問比賽。這其中不乏我們班級的同學。任豫生是籃球隊員、孫振庭是排球隊長、過孝民和權忠輿是田徑隊員、萬誌普是舉重隊員、廖玉和徐繼彰是自行車隊員；費維揚是器樂隊成員，魏金璽是京劇社成員；魏金璽和祝聖訓是校廣播臺的主播，自冠以“江南”和“言川”；李興漢是《新清華》編輯部成員。我既無藝術細胞，也無體育特長，只能成為看客，享受著他們給我帶來的快樂。

忘記了是哪一年的春天，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訪問意昂体育平台，通知我們去大禮堂前夾道歡迎。周總理不時招手，從我們面前走過。我有幸這麽近距離看到周總理。

順便提一件小事。大學一年級時，我看到有的同學在盥洗室洗衣服時，龍頭長開，水流不斷，便寫了一篇要節約用水的小文，交給了李興漢，居然很快就登上了《新清華》；編輯部還配發了一張漫畫。這要算我公開發表的處女作吧！就是它打開了我以後發表一系列文章的“閘門”。

大學一、二年級，我們還參加了校園東區建設等義務勞動。那時，主樓、工物系館尚在建設中，宿舍只有七、八號樓。其余是農田和野地。我們參加修路、植樹和工地的一些輔助勞動。待到畢業時，東區已初具規模，當初種下的楊樹苗已長成參天大樹了。1958年三、四月份，學校組織參加建設十三陵水庫的義務勞動，據說那裏風餐露宿，條件十分艱苦。我沒去成，而被安排參加三堡清華教工療養院的初建勞動，主要是附近山坡的綠化。每天日出上工，日落收工，挖樹坑、栽樹苗、澆水，勞動強度很大，以至勞動現場那頓午飯能吃下6個大饅頭。據謝建源回憶，他因小恙剛出院，正處於康復中而被留在學校，參加了荒島修建遊泳池的勞動。這次勞動安排了10天左右，稱得上人生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勞動。

經濟生活困難時期，糧食定量，實行勞逸結合，群眾業余文體活動受到影響。糧食定量初期，食堂並無糧票，要求大家飯後自覺登記吃了多少。據說有人吃多、記少，以至食堂糧食虧損；不久就改為憑內部糧票就餐了。看來餓著肚子提倡自覺性是有難度的。這一時期，采過野菜，培養小球藻，食堂搞過雙蒸法，都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大約1961年夏，午睡起床後上廁所，我昏厥在小便池旁；待同學把我抬出後醒來時，竟感到奇怪，不知是怎麽回事，隨後去校醫院作心電圖等檢查，也沒查出所以然來。到工作單位後又發生過兩次，其中一次摔破了頭，縫了好幾針。這是後事。到了六年級，因接觸放射性多，曾發給保健油、肉、黃豆。食堂給我們班級開小竈，每周兩次油餅，一次紅燒肉，每月2斤黃豆，對我們著實補助不小，也引起其它系和年級同學的羨慕。記得那時，廖玉同學把黃豆帶回家，煮成既綿軟又鹹甜可口的黃豆，帶回學校分給大家品嘗。那味道真是好極了！

清華的政治生活

清華的政治生活同國家的大環境息息相關，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縮影。剛入學時，正值反右派鬥爭後期——處理右派；接著是開展“紅專大辯論”；1958年9月下旬赴河南支援大煉鋼鐵；回來後就是教育革命、技術革命；1960年反右傾鬥爭。這不免對正常學習造成影響，但也使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學生接觸了社會，多少懂得了世事會是怎麽一回事。

參加反右派鬥爭。我在政治上比較單純，但也不求上進，屬於政治清白的落後分子。反正自己沒問題，就什麽也不在乎。處理右派時，曾有一段時間大字報到處貼，舊報紙成了搶手貨。我是一張沒寫。班幹部問我“怎麽不寫？”答曰：“沒的可寫”；讓我去抄黑板報，我說：“作業還沒做完呢！沒時間。”可能班幹部認為我年紀小，也不當回事。我也就“倚小賣小”，仍然我行我素。

開展“紅專大辯論”。這是一場引導同學們走又紅又專道路的思想教育活動。當時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堅持又紅又專，即所謂“東風派”；另一種實際上主張“先專後紅”或“只專不紅”，即所謂“西風派”。據我觀察，“西風派”觀點在同學中有廣泛市場。但反右鬥爭剛過，少有人敢亮出真實思想。這時物24班某同學自告奮勇擔任“西風團”團長。他是黨員，又有高幹背景，一時“西風派”聲勢浩大，各種言論紛紛登場：主要是，又紅又專雖好，但難以做到；紅要占用時間，會影響專；專了自然就紅，並以郭沫若為例，他是文學家、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然後就成了革命家；甚至有“專了大家為你服務，紅了你為大家服務”等等。針對這些模糊認識，“東風派”進行反擊，擺事實、講道理，以正反兩方面的事例說明，科學技術沒有階級性，但科學技術為誰服務是有階級性的；所謂“紅”就是要解決好為誰服務的問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我們又紅又專，只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就一定能做到又紅又專。這些大道理自然可以澄清許多模糊認識；但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我不敢妄加評論。作為這場大辯論的收官之作，1958年春，經物24班伍紹祖同學的聯系，我們物23班走訪了我黨的“五老”之一，時任內務部部長的謝覺哉。謝老的辦公室明亮、簡樸、整潔。片刻，謝老走進辦公室，經過簡短的寒暄後就進入正題。謝老以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親身經歷，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課，勉勵我們要繼承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並為我們揮毫寫下了“紅透專深”四個大字，鼓勵我們堅定地走又紅又專道路。

支援河南大煉鋼鐵。1958年，全國都在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貫徹“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掀起大躍進高潮，號召當年實現產鋼翻番，達1070萬噸，15年超英趕美；一個號召，全國農村實現“人民公社”製度。正是在這個形勢下，在京大專院校支援全國大煉鋼鐵的學生們齊聚北京大學，周恩來總理和彭真市長在百忙之中為同學們壯行。我們物21、22、23班組成化驗隊於1958年9月20日離京，奔赴河南，遍布全省，支援大煉鋼鐵。我們物23班分配到南陽專區，隨行的有河南省委工作人員於文臣同誌。我們乘火車經許昌轉車。在許昌汽車站的那頓午餐真是實在，8人一組圍在空地上，中間放了一洗臉盆的豬肉燉粉條，其中夾雜著一些土豆、蘿蔔等蔬菜，饅頭隨便吃。酒足飯飽，登上西去的汽車，一路顛簸，天黑才到了南陽市。第二天上午，地方幹部給我們介紹任務和當地情況，還帶我們去參觀示範田，只見田地起伏呈波浪狀，據說可增加田地的面積；地裏的莊稼十分密集，據介紹可畝產千斤以上。到後來報紙報道畝產上萬斤，甚至有產量更高的“大衛星”，真是嚇人。我們物23班同北京化工學校混編的化驗隊遍布南陽、唐河、桐柏、鄧縣、新野、鎮平、內鄉、淅川、西峽、南召諸縣。尤廣巽、陳振興和我同北京化工學校的5人來到了桐柏縣毛集公社。尤廣巽是南陽專區清華化驗隊的總負責人，只呆了約一周時間就離開了。毛集是人煙稀少的偏遠山區，但因有優質鐵礦而修建了一座小洋高爐，還有許多土高爐，是南陽地委抓的一個點。參加煉鋼鐵的絕大多數是從人口密集的鄧縣、新野集體調來的公社社員。這麽一個山區村落，一下調來成百上千的人，生產、生活條件可想而知。當時，成年人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小孩集中在“幼兒園”，吃飯在公社食堂。我們化驗隊自帶幾箱儀器、設備和試劑，就在村邊的舊廟裏擺開了攤子。屋頂有破洞，可以望天；屋外木輪的牛車路過，震得天平咯咯作響。除日常化驗工作，也到高爐現場了解情況，參加一些勞動。那時，社員響應號召，遠離家鄉來煉鐵，表現了極高的熱情和幹勁。最使我感動而難以忘懷的一幕，是那些年僅幾歲的小孩，手提小籃，裏面裝有幾小塊鐵礦石、焦炭或木塊，在幼兒園阿姨的帶領下，排著隊，沿著山間小路運送煉鐵原料。那時，實行“大鍋飯”，不管走到那裏，只要是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此情此景令人難忘，心情十分復雜，既為其感動，也心生許多疑慮。如此興師動眾，耗費資源，既沒見出多少鐵，更沒見像樣的鐵錠；但報紙卻不時“鋼鐵元帥升帳”，一次就放百萬噸的“大衛星”。據說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完不成上級下達的鋼鐵指標就撤一把手的職。好像各個單位都“完成”了指標。這種形勢下，農業幾乎沒人抓。外縣來的社員，家裏農田沒壯勞力管；來到這裏，食堂所需糧菜全憑當地公社、大隊開個條子，到指定地塊自己收來吃。毛集這地方多種紅薯，真是大豐收；可惜沒有人去收，以至霜降一過都爛在了地裏。豐產不豐收，再加上敞開肚皮吃，待我們離開河南時，當地社員已經開始餓肚子了。

在河南我們受到了實際鍛煉。一是怎樣在簡陋的條件下開展工作。二是怎樣因地製宜培養人才。離開河南前，隊裏提出要留下一支“不走的化驗隊”，為當地培養化驗人才。毛集只有些小學水平人才，中學生很難找。只好自己編寫通俗、簡易教材，手把手地教。三是經受了艱苦環境的鍛煉。記得有一次，我受命單獨去桐柏縣城的隊部匯報工作。從毛集到縣城約110裏山路，當時沒有公路，多是山間小道，中途除路經3個居民點外，遇不到幾個人。在剛到南陽時，地方幹部曾介紹，在山區仍有國民黨殘余土匪活動，要註意安全。果不其然，一路上，到處是“提高警惕，嚴厲打擊土匪破壞活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投誠自首是唯一出路”等標語，使我毛骨悚然。偶爾遇見路人，卻心生疑慮，他是不是土匪！不由加快腳步。天亮出發，天黑到達，歷時十多個小時，第二天又原路返回。回到毛集，二腿一軟，倒在地鋪上，再也爬不起來，幾天後才緩過勁來。

12月22日返回南陽，次日遊覽了臥龍崗並合影留念；25日返回鄭州。清華同學召開小會、大會，個人談收獲體會，隊內做總結。省委組織歡迎歡送活動，白天“宴請”（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晚上看戲。戲是好戲，一場古裝戲“竇娥冤”，一場現代戲“朝陽溝”等；演員是省豫劇團，包括常香玉在內的一流名角。但由於長期勞頓和鄭州的密集安排，實在太困，不少同學都不想去看戲，想在招待所睡覺。但隊領導講：“這是省委招待的，不能不去。”結果，兩個晚上的戲都是身在劇場，人已進入夢鄉。12月30日返回北京，前後離開校園101天。

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從河南返校不久，學校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開展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我認為這是正確的；但具體貫徹落實措施有值得商榷之處。“真刀真槍搞畢業設計”是創造性地把黨的教育方針落實到了教學環節中，符合人才培養規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些做法欠妥，如曾一度要“學生評價老師”、“學生自編教材”、搞了一些對教學無關的生產勞動；把壓扁一端的銅管連上空氣壓縮機權當超聲波發生器，到處搞超聲波的推廣應用，企圖出現什麽奇跡。這都是不符合教學和研究的規律，只能浪費時間，勞民傷財，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

經歷反右傾鬥爭。1959年，廬山會議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黨內路線鬥爭，隨後全國開展了反右傾鬥爭。清華也不例外，主要圍繞對“三面紅旗”的認識，開展形勢大辯論。認為形勢好的是正確路線，認為不那麽好的就是右傾思想。我們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又經歷了河南大煉鋼鐵，耳濡目染，自然心知肚明。私下議論多不合時宜；到了會上或一言不發，或言不由衷，一時辯論會冷冷清清。這被認為群眾未發動起來，教育不能深入下去。後經反復啟發動員，一些同學的膽子逐漸大了起來，把私下議論的家鄉吃不飽、餓死人、公社的種種不是都端了出來。但幾個回合下來，諸如如何正確認識形勢，“主流與支流”、“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大道理一講，“右傾”的思想和觀點很快就敗下陣來。我記得當時講了真話的徐進同學被當成右傾受到批評教育。這曾使我感到困惑，但也從中似乎悟出點什麽。經歷是一種財富，它使我在以後的經歷中得以避免不必要的挫折與坎坷。應該說還是有正面作用的。

重視思想政治理論學習。如果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盡然。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還是有點自覺性的。對蔣南翔校長和其他教師講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共產主義，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來校作中蘇關系的時事報告等，我都認真聆聽。當時《人民日報》的第七、八版，《光明日報》第四版多是政治學術理論版，我幾乎都會瀏覽；一些好的文章，不僅要讀懂內容，還要對文章的主線、結構、層次的邏輯性、文章的前後呼應、優美的文字段落，甚至對標點符號都要反復琢磨。這不僅提高了思想理論水平，也提高了寫作能力。記得在畢業前，任豫生同我談畢業後去向時，曾向我提起，“滕藤曾問過張紹溥是誰呀！他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哲學試卷得了清華考區的最高分”。我想原因就在此罷。後來走上工作崗位，基本“不務正業”，絕大部分工作都離不開文字工作，在軍事醫學科學院有“第一筆桿子”之稱，被總後機關領導稱為“大手筆”，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整版的理論性文章。這都得益於清華對我的培養。

對我們班三位“雙肩挑”同學的認識。尤廣巽同學是我剛進清華時同宿舍的同學，原為留蘇預備生，又是黨員，自然德才兼備。對政治上不求上進又任性的我，他總像大哥哥一樣愛護、包容並給以耐心的引導和幫助，從不板著臉批評。曹曉文同學也是黨員，原留蘇預備生。我和他直接打過一次交道，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61年暑假，我去黑龍江舅舅家。他們是鐵路職工，國家供給糧食，同時又有無邊無際的荒地，可自種莊稼，糧食充足。臨別時，舅舅給我二百多斤全國糧票。在返京經停錦州車站時，站臺上討飯的人很多。其中一對五十歲左右的夫婦不停作揖乞討。我動了側隱之心，給了他們拾斤糧票。出於感激，那個男人當即脫下身穿的舊針織上衣給我；我堅決不要。列車開動了，他就把衣服從車窗扔進來。暑假過後，同學們來到大連化工廠實習。我同鐘守忠、楊國華還有王守忠在一個宿舍。業余時，大家各自談論暑假見聞，我就把上述經歷講給大家聽。到了1963年畢業前夕進行畢業鑒定時，曹曉文同我談話，說：“有人曾反映你經濟生活困難時期，立場不堅定，用糧票換衣服。”真是天大的冤枉，竟然如此歪曲我講過的話。我可以想到是誰告的陰狀。我認為曹曉文是愛護我的，一是同我見面，使我不再蒙在鼓裏；二是勸慰我不要放在心上，也不會記在檔案裏，接受教訓，以後講話要考慮後果。這同那種靠打“小報告”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積極分子”形成了鮮明對照。據說此人在“文革”中也是用這種方法對待在清華的六年同窗。任豫生是清華工農速成中學畢業的老黨員，畢業分配前夕，在提到哲學試卷成績後，緊接著對我講：“你家庭負擔重，就不要讀研究生了，組織準備把你分配到駐京部隊，一可照顧家庭，二是部隊待遇好些……”任豫生作為學生幹部給我考慮得多麽無微不至。我很感謝他們三位，會永遠記住他們。這三位“雙肩挑”同學，除了同我們一樣承擔著繁重的學習任務，做為輔導員還要關心同學們的思想進步和生活問題，為此註入了心血。他們不愧是黨的好幹部。

清華的學習生活

意昂体育平台名師雲集，師資陣容強大，學習條件國內一流，長期累積形成的良好學風，再加上優美的校園環境，使我們如魚得水，在這裏沐浴成長。

群英匯聚，學校如戰場。1956年黨和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1958年實行大躍進。這兩年，高等學校擴大招生。兩年之間的1957年成了招生低谷年，全國只招了十萬零七千人；再加上中蘇關系惡化，在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儲備2屆的留蘇預備生取消留蘇，全部保送國內重點院校，所以這一年要想考上清華，難上加難。我所在的北京一中在京屬中上等，按現在說法，應該是區重點，當年高中畢業6個班約300人，考進清華的只有2人。京外學校考入清華可能更難。應該說，凡能進清華的都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大家風華正茂、朝氣蓬勃、你追我趕、個個爭先，學習氣氛十分濃厚。早晨，聞亭鐘聲喚醒學子，晨煉、早餐、立即奔赴教室，周而復始，有所謂“教室、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說法。基礎課都是由各個系不同專業同學組成的一、二百人的大課。大家都想爭得一個離講臺近一點的座位。清華校園太大，前後兩節課的教室往往相距甚遠。當時，班內只有陳中平、謝建源、雷有余、廖玉等少數同學有自行車，其他人只能加快腳步，甚或跑步前往，有時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遇到教室臨時變動，情況更為狼狽。至今，還偶爾夢中重現此景，以至被急醒。上專業課前，各班都沒有專用教室，為了復習和做作業，晚飯後全校幾千同學急忙去公用教室或圖書館搶座位。整個清華園如戰場。

逐步適應新的學習方式。同中學相比，課程負擔重。系裏介紹前五年安排5500學時課程，基礎課按北京大學化學系安排，還要安排工科院校的專業基礎課，然後是專業課、畢業實習與畢業論文。每堂課講授知識容量大，許多內容點到為止，靠課下自學掌握，還要指定參考書。基礎課、專業基礎課雖有教科書和教材，但老師不按書講，課堂筆記就成為必不可少的；專業課沒有教科書只能隨課程進行隨時發講義。有些參考書是英文的。我們這一代學的是俄文，所以四年級又開了英語課程。好在大家的基礎好，又都很努力，逐漸就適應了這種學習方式，既得了“魚”也得了“漁”，對以後適應工作崗位大有裨益。

3分給我的啟示——這就是清華。很快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了。高等數學采用口試方法，主考老師是余湛先生。進入考場先抽一個考簽，給出考試的大致範圍，準備10分鐘後開始口試。先生問，我來答，也有一些討論，氣氛融洽，自我感覺良好。最後先生給了個3分，我大惑不解。先生看出我的表情，解釋道：“我們談了十幾個問題，總的答得不錯。唯有一處涉及極限概念的混淆，經指出你能糾正，所以給你3分；如不能自己糾正，只能是不及格。”原來並不按你對幾題、錯幾題來判分，這使我領悟到，這就是清華。這是我大學考試中唯一的3分；以後考試絕大多數是5分，也有不多的4分，畢業論文是優秀。但就這個3分成為畢業時沒有資格參評優秀畢業生的硬指標。這就是清華。

技術革新中的“小老虎”。1959年，貫徹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廣泛開展技術革新活動。開始時，全由同學自己找項目。我同陳振興等3人一組，生產可做為農藥的硫酸亞鐵。我們到實驗室和校西門外的化工廠收集廢硫酸，到金工車間和廢品堆中找鐵屑，把一臺棄用的電動機改裝成離心機，很快就搞出了晶瑩剔透的蘭色結晶。這時系裏決定搞一條聚四氟乙烯的試生產線。聚四氟乙烯具有良好的絕緣、抗腐蝕、抗輻射、耐老化等性能，被稱為“塑料王”。當時國內尚無產品，我們能搞成嗎？靠著“敢想、敢說、敢幹”和“填補我國科技空白”的精神，硬是上了馬。在老師的帶領下，二、三十名同學從選擇合成路線、單元反應器和工藝流程設計、跑材料和設備，到施工、安裝、試生產，終於在化學館東面的三排平房建成了生產線，生產出了聚四氟乙烯樣品，並在校的技術革新成果展覽上展出。在建生產線的過程中，同學們不怕困難、勇於實踐、加班加點、日夜奮戰。在這個環境激勵下，我同樣表現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創新精神，被同學們稱為“小老虎”。經榮樹新和陳振興介紹，我“火線入團”。可惜，他們兩位已經做古。

真刀真槍做畢業論文。清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提出“真刀真槍搞畢業設計”，取得了豐碩成果。給我印象深的有：國慶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築中美術館、軍事博物館、北京火車站和部分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國內的水庫和水電站建設項目；自控銑床和微型汽車的研製，校內土發電廠的建設等。

我校南口的200號工程是由工物系和工化系的老師和歷屆同學共同參與建成的。由於高度保密的原因，每個同學所承擔的部分工作在整個工程中的作用，大家並不清楚；但加合在一起對國家的貢獻逐步得到顯現。為從“燒”過的鈾棒提取核燃料鈈所開展的溶劑萃取法研究，先後有120專業老師和同學200多人參加，並取得成功，為國防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初，化302班所有同學的畢業論文都是圍繞這個任務而展開的。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鋯的水溶液化學”，內容是硝酸鋯在硝酸水溶液—TBP溶劑萃取體系中的化學行為，以獲取有關化學反應平衡常數和萃取率方面的數據。在研究中曾遇到一個問題，即萃取前後，水、油兩相都發生了體積變化，影響了兩相中相關物質濃度的計算。當時化0（後改為化1）班的毛復興學長向我介紹了一本俄文專著中對此有所涉及。參考原著，結合我的實驗工作，推導出一個計算體積變化的方程式，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令我喜出望外，也為我的論文增色不少，得到了論文評閱老師徐誌固先生的好評。這得益於毛復興學長的指點。由於保密的原因，同學之間不知彼此的工作。由於我同全惟俊共用一間實驗室，所以知道他的題目是“釕的水溶液化學”。印象中，他遇到了在操作過程中釕丟失的麻煩，發現是由於釕的吸附性太強所致。怎麽解決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化302班同學的論文以及先後各年級同學的論文結果，經老師們的審核、檢驗、補充、加工、提高，最後組裝成了萃取法提取鈈的最終成果。

此外，我們還曾利用假期，參與了用於放射性物質操作的設備（手套箱、溫室、熱室等）的設計和製圖工作。我參加的是溫室部分工作。

在實踐中，我體會到“真刀真槍”有諸多好處：使畢業論文（設計）從消耗資源變為創造價值；理論聯系實際，增長了才幹，提高了動手能力，有利於培養高質量人才；在老師指導下，在校學生成為一支重要的科技力量，對於建設研究型大學，發揮大學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的老師。清華六年，學子成長，源於諸多老師的諄諄教誨。

基礎課有兩位老師給我印象深刻。高等數學的孫念增教授，言談舉止像個老學究，待同學和藹可親，講課條理清晰、循序引導、邏輯性強。特別是先生的板書堪稱一絕，左一行定義，右一行公式，在黑板的不同處跳躍出現；但一堂課下來，黑板上“漫不經心”寫下的內容，竟然是邏輯很強，一氣呵成的課堂筆記的範本；再加上那勻稱秀氣的硬筆書法字，給人以美的享受。普通物理學的何成鈞副教授，在課堂上精神飽滿，聲如洪鐘，精煉並兼有肢體語言的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給人以語言享受。很可惜，兩位先生都剛當過“右派”，不知是怎麽回事。

最後兩年的專業課，都是國際上高度敏感的機密技術，國外對我實行技術封鎖。汪家鼎、滕藤、朱永jun（貝＋睿）、秦建侯諸先生參照有限的文獻報道（如英國哈威爾實驗室、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片斷知識和工藝流程），主要依靠長期積累的相關知識和經驗，自己編寫講義，給我們開出了高質量的專業課。這些課程並非采用傳統的章節教法，而是直入實質核心，類似於專題學術報告，使我們得以動態地掌握當時國際上最新的科學知識。上專業課時，實驗課較多。實驗前，楊錦堂技師給我們準備好實驗條件、講解實驗方法和註意事項，既周到又認真，是我們實驗室的“大管家”。何介玉、吳蓓琦也給我們以具體的輔導與幫助，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每當回憶起清華的學習生活，對老師的尊敬和感恩之情，由然而生。

離開母校 走向社會

1963年畢業前夕，蔣南翔校長在大禮堂為應屆畢業生做報告，有三點一直銘記在心。一是要註重思想政治上的進步。他說，清華畢業生因業務跌跤的可能性不大，要防止政治上跌跤。二是要謙虛謹慎，不要去推銷“清華香腸”。三是要愉快地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七月初，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北京應屆畢業生到人民大會堂聽周總理的報告。周總理引用了毛主席1950年在莫斯科對留蘇生講的一段話，“你們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激勵我們要胸懷大誌，報效祖國。去大會堂前，發給每人一張淺粉色的入場卷，上面寫著“報告人：周恩來”。可惜這張極具意義和收藏價值的入場卷不知放到哪裏去了。

1963年8月，同學們陸續離開清華，滿載著清華六年沐浴的雨露，承載著周總理和蔣校長的殷切囑托，滿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離開了教我育我、終生難忘的清華園，離開了朝夕相處、情同手足的同窗，奔向祖國的四面八方。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麽？！機遇與挑戰同在，順利與坎坷相隨，成功與失敗共享，歡樂與痛苦雜陳。

這就是生活，我們共同經歷過的現實生活！如今，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留下的只是抹不去的記憶。感謝生活曾經給予我們的一切美好和煩惱，並從中汲取教益。我們已經走過了青年、中年和壯年，正在步入老年。讓我們心態平和、順其自然、互道珍重，走好今後的路，以良好的身心狀態，去迎接2013年畢業50周年的再相聚。

寫於2008年國慶節

作者啟事：

此文所及內容，在時間、地點、人物和情節上，或許會有不準確之處，懇請有關當事人或知情者，不吝予以斧正。順致敬意。

2008年10月8日

作者致謝：

此文承蒙任豫生、尤廣巽、謝建源審閱，並對相關內容予以訂正。特致謝意！

2009年1月9日

附作者張紹溥（化302班）簡介

1963年8月離校後，始終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1969年底轉做科研管理工作；1983年任訓練處（後改為研究生處）處長，創辦了夜大學兼任教務長。1987年晉升為副研究員，任基礎醫學研究所副所長。1988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89年2月任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改為文職幹部。1992年晉升為研究員。1994年任情報研究所所長。1995年2月創辦了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兼任社長。1996年3月免去行政職務，專事編輯出版工作。2000年4月退休。

自1977年起，在科研管理工作之余，在科學學、人才學和管理學領域作了一些開拓性工作，發表論文30余篇，是國內最早涉入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1982年12月在全國第三次科學學與科技政策學術討論會（南寧）上報告，首開用數學模型方法對人才隊伍進行定量研究之先河，引起了轟動和認同；1983年7月發表了“科技勞動的特點與按勞分配”，首次提出並建立了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評價科技勞動的指標體系和方法，這一思路和方法，後來被延伸到各個領域，成為對人才和單位的績效評價方法；1993年在全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學術討論會（北京）上，大會報告了“人才隊伍發展趨勢預測與對策研究”，首次用數學模型和計算機模擬方法，揭示了人才隊伍結構隨時間的演變趨勢與人才政策的聯系，為製訂人才政策和人才規劃提供了科學方法。

獲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曾擔任的主要學術兼職有：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科技管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和科技人才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科學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科技情報學會理事、中國國防科技情報學會理事、國家衛生部醫學信息工作管理委員會委員、全軍醫學情報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總後衛生部科技查新咨詢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解放軍醫學情報》雜誌主編、第四軍醫大學客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