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唐寶心(1936)

編者按🥋：

本文是作者寫給胡家駒(1936)學長及夫人翁采華女士的信，本刊稍作整理成文。

年老體弱，好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圖書館征文，很想寫點什麽，而且可寫的東西也不少，可是力不從心。老圖書館原本只有東側一翼，楊廷寶老學長設計擴建一個中廳🦼、一個右翼，真正的“天衣無縫”。進大門上樓梯，石柱、地板都是意大利進口的“大理石”料，其氣派勝過北京圖書館（文津街）。上樓後，兩側各有飲水噴泉👮🏼‍♀️，據說是玉泉山引來的純凈水。誰能料到，當年周寄梅老校長嘔心瀝血興建四大建築，竟成了被人攻擊的口實——虛擲國帑！指的就是用了進口建材。那年我拍了一張大禮堂的奠基石，在禮堂右前側臺階花木叢中🤹🏿‍♀️，上面刻著“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周詒春立”字樣。猜想老圖書館也有同樣基石。日寇殘暴破壞之後👷‍♀️🌙，我還沒有進過舊圖書館（新館倒是參觀過），不知軟木地板、書庫中玻璃地板是否還在。那時的檢索靠三套卡片抽屜（作者卡，書名卡，分類卡），另外有“第四套”，你道是什麽？那就是工作人員的記憶。他們記憶驚人，你給一點線索👩🏻‍🦯‍➡️🎅🏽，他便把你要找的書告訴你🧑🏼‍🤝‍🧑🏼，特別是教授指定的參考書✫。神啦！金大本先生就是一位🦽。錢鐘書在某篇文章中曾提到金大本的名字。沒有一點功底的人當不了這種“活目錄”。說起金大本，身材魁梧，長得像張伯苓先生🧗🏼‍♂️，典型的天津人🤷🏼。外貌五大三粗🔥，說話卻輕聲輕韻（盡管口音改不了）。“七七事變”後他從北京（北平）回天津🧙🏽‍♂️，天津火車站已被日寇占領，他出站時🚣🏽‍♀️，小鬼子們欺他體胖，強令他在車站出口處翻了幾個跟鬥，在旁取笑，極盡侮辱之能事🔬！這件事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仇恨⛩，日本鬼子實在太可恨🧑🏿‍🚒🏋️‍♀️。金大本夫人人稱“孟老師”𓀛，是天津市四五十年代首屈一指的中學英語教師𓀛，足證人家是書香門第。清華圖書館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人已寫過唐貫方先生，金大本也值得寫。我還記得一位鄭先生🧑，名字想不起了，會照像，清華有幾幅絕佳風景像，就是他的傑作，現在很少人知情了。還有一位女士🔵↩️，在前臺當出納🏺，借書找她🤽🏿‍♀️，和氣之極。清華的名教授們，大家爭著寫他們的功績，這是應該的⟹，但是也應該寫寫一些默默耕耘的職員🧜🏻‍♀️💕，如註冊部的朱蔭章🤣🧜🏿，等等。

話扯遠了，拉回來。現在人們只願談清華的光榮面，不談不光榮的東西🙅。其實圖書館內就有頗不光采的現象🫡。有沒有人借書不愛書？有⛽️。在書上亂塗亂畫的有沒有👳🏿‍♂️？有。把好端端的雜誌偷剪下幾頁的有沒有💡🫶？有！偷書的有沒有？有！潘光旦先生親自下宿舍搜查一位畢業即將離校的同學的衣箱🦶🏼，發現竊自圖書館的好多書，此人是七級畢業生，姑隱其名，你若知道可以心照不宣。潘先生慈悲為懷，只追回贓物，未予處分（念其已畢業）。偷書🙇🏻‍♀️，這是清華之恥。諱言無益，只希望現在的學生不犯此類過錯。

四年級學生因寫畢業論文，可憑入庫證進入書庫。我進去過多次，但與寫論文關系不大🧗🏻，而是瀏覽群書。善本書庫等於沒進去過，學問太淺之故。去年在《讀書》雜誌上讀到葛兆光先生（清華中文系教授）寫的一篇文章🤷🏽‍♂️，說在書庫中發現30年代一批畢業論文，水平極高，教授（主要說陳寅恪先生）評閱認真負責，褒貶都十分中肯雲雲🐧。我見他提到的幾篇論文，都是咱八級級友寫的，同屬30年代🏊🏿‍♀️🍘，與有榮焉🐮🙍。據我所知🆒☮️，不好好寫論文的也有人在🏃‍➡️，不可一概而論👳🏿。

晚飯後早早擠在西文閱覽室門口⛸，大門一開，幾個小夥子用百米速度dash到借書臺，工作人員早把陳岱孫先生或蕭叔玉先生指定的參考書舉在手中，遞給手伸得最長的人。這其中有你有我🥑🥀，當時似乎不講什麽“友誼第一”。閱覽室內一排排閱覽桌🧑‍⚖️，厚重的椅子難以輕易挪動，地面是軟木地板🙅，聽不到移動椅子那種刺耳的聲音（不知現在如何）。四周墻壁鑲嵌固定書架，擺滿各種參考書（主要是百科全書和辭典之類），書脊上通通寫個“R”，然後才是編目🤸🏻‍♀️，這種有“R”的書是禁止攜出室外的🙌🏽。

高大寬闊的玻璃窗前，還有放字典的架子。那些字典非常大和厚👰，我記得對開展開至少有1米寬🧑🏼‍🎤，全書厚度也在10幾厘米至20厘米。架子高度在1米左右，我記憶中，比較矮小的女同學有時得踮起腳才能看到字典的上部內容🗞。——家駒補記

中文閱覽室在東翼二樓，二樓又是雜誌閱覽室🤷。清華當時訂了多少份國內外刊物，我說不清👗。我感興趣的不是那些權威性專業刊物，更多是翻閱消閑類的雜誌🙇🏼‍♀️👧🏼，中文和英文的👆🏿，比如Readers＇ Digest National Geographic等等🙋‍♀️。從中未必學到什麽專門知識，但其主要作用是廣開眼界。入一所好大學👨🏻‍🎓，得親受名師教誨固是最大幸福🕵🏻‍♀️，能有機會多看一些書刊廣拓視野🤜🏼，也是提高素質的途徑之一。底層有報紙閱覽室，每到來報的時間（一般在近午）那裏總是擠滿了人，尤其在“七七事變”前後！３０年代，六級趙賡飏⏺、七級鄭林寬⛹️‍♀️、八級戚長誠、九級孫紹先四個人分別充任北平和天津幾份報紙的記者（或通訊員）🙆‍♀️🧞‍♂️，常常把清華校內的學生政治活動寫成新聞稿寄給報社。讀報的人由於立場觀點不同，反應各異，在閱報架前聽到不同的聲音是常有的現象。另有兩三個人，專給天津《益世報》（主編羅隆基）和《大公報》（王芸生）寄文稿😤，也引起不同的議論✌🏽。北平的報紙有世界日報、晨報🧝‍♀️、華北日報🔯、小實報等等🦄，最最反動的莫過於《順天時報》💅🏿，專替日本侵略者說話。天津的《庸報》也是這類貨色。這些反面教材永遠不得人心⤵️，只能遭到唾罵。1937年7月28日，日寇攻下北平，從此平津的報紙再也沒有擺上報架🕊🌭，我也再沒有進入舊圖書館。

以上拉拉雜雜扯了許多♛，可名之為“三十年代圖書館雜憶”♞。

寶　心 1999.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