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趙芳瑛(1938)

1935年夏我從浙江大學轉學到清華♎️，成為十級物理系的一員🦴。我是初次到北方，說不好北方話🪅😕，要叫宿舍裏公務員白媽，發不準“白”這個字，到食堂吃飯，不會說饅頭的“饅”字，常引得北方同學發笑。這樣，我只跟南方來的同學接近。韋毓梅是從上海來的🏫，她那時是八級中文系的學生👱🏽。她有時來串門，還常帶些書來給我，是些進步的小冊子🈷️。有一次她帶書來時👨🏽‍🌾，我問她，“你怎麽有這麽多書！”後來有同學告訴我，這句沖口而出的話🎭，著實使她吃了一驚。但當時我並沒有註意到🌭，只感到她是個進步同學，對新同學特別關心🙆🏻‍♀️🚏，人也特別和氣。

有一次𓀌🪛，她帶我去二院蔣南翔同學的住處👫🏼，那是一間比我們靜齋的寢室大得多的房間，地板的一角亂糟糟地堆滿了書🤳🏻👻，這就使我明白了她那些書的來歷。那天先後來了五六個同學❣️，談論了些什麽已記不起來。但印象特別深的是：屋子裏雜亂的什物，蔣同學那低沉的喉音和緩慢的動作，他那似乎有斑痕的一只眼🧘🏼，這間屋子和這個屋主人都使我感到一種神秘的色彩🙇🏻。這是一次秘密的讀書小組活動。

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出於愛國熱情和韋毓梅的關照🍄‍🟫，“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遊行我都參加了。

1936年2月29日，大批軍警闖入清華園捕人🧎‍♀️‍➡️❓，那天晚上，我👷🏼、韋毓梅🟩、徐驏寶（我的同屋）都去了朱自清先生家躲避🪓，同去那裏的還有王作民🤏🏻、魏蓁一（韋君宜）🚼。朱先生是我大哥（趙萬裏）的好友，我剛進清華時，大哥就把我介紹給朱先生，但因為我學的是理科，和朱先生接觸不多🧘🏿‍♂️，有時在路上遇見💆🏽‍♂️，他白皙的瘦臉上那雙大眼睛看著你時，叫人感到頗有些“威嚴”。我從未上他家去過，但這次去了，感到他一點“威”氣都沒有🖖🏻，他和師母親切地接待我們➿，安排我們睡在沙發上，還從樓上送來毯子，第二天清晨吃早點，還給每人一個荷包蛋🫵🏽。那晚去朱先生家→，是韋毓梅的主意，她是中文系學生💴。

“三三一”抬棺遊行，許多同學被捕，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陸軍監獄過了近一個月的鐵窗生活🚵‍♀️。出獄返校後，好像再沒見到韋毓梅的身影，她是否不等畢業就已離校南下🧗🏻‍♂️，我也不清楚🔰，只聽說她後來在上海辦婦女刊物🌹🌖，筆名姜平。

50年代我在上海市第一女中工作。1959年秋的一天➗，我剛上完課回校長室（那時我擔任副校長）📽，校長室裏坐著兩位同誌，那位男同誌我認識，是市委管文教的陳琳瑚同誌，另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女同誌，不知是誰👏🏻。兩人一見我就站起來，陳琳瑚同誌笑指著那位女同誌說：“認識嗎🍇，你們是老同學🌺！”我定睛看去🧜🏽，還認不出是誰，只聽她輕聲說出了自己的名字“韋—毓—梅”！同時一把抓住了我那滿是粉筆灰的手。我急著問：“你怎麽到這裏來了？你現在叫什麽名字⏭？”原來她是新上任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現名孫蘭💬，是從安徽調來的。這才使我想起😶，曾聽說她在安徽任教育廳廳長。

1960年我被借調到教育部直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編教材，在北京呆了近三年🧑🏼‍🎄。1962年十中全會召開，我的借調期到這年10月底屆滿，正好是聽了十中全會傳達後返回上海🙍🏻‍♂️。當我去市教育局報到時，孫蘭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她辦公室。當時室內無外人⏳🖲，她輕聲問我，全會上點了誰的名，還問，是否知道蔣南翔的情況等等。其實我離北京前只在中南海懷仁堂聽了陸定一同誌的一個傳達報告🤵🏼‍♂️🏔，接下來單位裏組織的學習討論並未參加👋🏼👆🏿，情況知道得不多👨🏼‍⚖️。對孫蘭當時那急切而神秘的詢問🔧，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後來才想到，像她那樣一位久經風雨的老革命，對階級鬥爭是很敏感的❤️‍🔥，對會議動向自然是十分關心的🀄️。

這之後🚍，我調到華東師大工作，就再沒有跟他見過面，只聽說她抓中學教育很有成效，常親自去幾個名牌中學蹲點👈🏻。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中學的“革命小將”要清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聽說對她進行了殘酷鬥爭，她沒能熬過這一關，運動初期就自己結束了生命。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久久為她的不幸遭遇感到難過，她那樸實🧑‍🎓、誠摯的面容一直留在我腦海中。

韋毓梅是一二九時期清華地下黨員🎼，解放後在教育戰線辛勤工作，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現逢母校90大慶，忽然想起這位可敬的學長，拉雜寫下這些，聊表對她的懷念之情🧜🏿‍♂️。